胡善聯:以快速著稱的傳染病直報系統,這次表現如何?
觀察者網:我們都知道,在“非典”之後,中國建立了一套可以從地方直通中央的傳染病網絡直報系統。在您的觀察中,這套系統近年來發揮了哪些作用?而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又給這套直報系統的運作,提供了哪些經驗教訓?
**胡善聯:**直報系統其實在2003年以後就建立起來了。當時“非典”帶來了慘痛的教訓,大家就開始思考怎麼樣能夠更快地把基層的一些信息傳遞上去。
基層傳染病信息的上報一般有兩種辦法,一種是通過衞生防疫系統的固定監測點上報信息。比如説在流感高發季到來之前,就會在很多醫療機構設定監測點 (發熱門診),當發生流行性感冒、發熱病人大量增加後,就需要警惕可能到來的流行性感冒疫情。
第二種就是在“非典”之後建立起來的直報系統。我們國家在沒有發展起這套信息系統最早的時候,以上海為例,每個傳染病人都要填寫一份紙質的傳染病報告卡,由各個區域的衞生防疫站送到市衞生防疫站,再由市衞生防疫站統計了以後,逐級上報國家衞生部。這整個過程耗時是比較長的,差不多每個月到月底的時候才能夠彙總全月的發病情況。
在網絡直報系統建立了以後,基層發現了某種傳染性疾病以後,就可以直接報到當地疾控系統,然後省市疾控系統又可以快速地向上報告。所以,在2016年11月舉辦的第三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上,當時的國家衞計委主任李斌就在“互聯網+智慧醫療”的分論壇上介紹,我國已經建立起了全球最大的傳染病疫情和突發公共衞生事件網絡直報系統,疫情信息從基層發現到國家疾控中心接報,時間從5天縮短為4小時。
應該説,這套覆蓋全國的網絡系統起到過很好的作用,為傳染病的快速上報、疫情的分析研判提供了保障。比如當我國出現H7N9禽流感病毒時,基層就很快地進行了報告。相關農業部門也在第一時間展開行動,捕殺活禽,禁止活禽交易。
還有一個例子是我親身經歷過的。作為國家消滅脊髓灰質炎認證專家組的成員,我們在青海地區發現了兩例從印度傳入的小兒麻痹症病例。發現情況之後,地方立即上報,中央很快就知道了,於是便在當地佈置應急免疫接種工作,採取了讓兒童服用糖丸疫苗等防控措施,這樣有效地把輸入型脊髓灰質炎控制住了。此外,最近在北京還出現了兩例從內蒙古自治區輸入的鼠疫病例。像這些疾病都是可以通過直報系統迅速瞭解情況的。
**當然,我們也要看到直報系統一般報的是已經明確的法定傳染病,比如鼠疫、霍亂這類甲類傳染病,還有是非典型肺炎、病毒性肝炎、脊髓灰質炎等乙類傳染病。**這次的疫情剛開始表現為不明原因的肺炎,面對這樣一種新型疾病,需要一定的時間評估、核實,整個申報程序就表現得比較緩慢,包括行政部門在實際響應過程中間也表現得比較猶豫。
總的來説,這套網絡直報系統還是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經過這次疫情之後,如何提升直報系統的效率,改善上報、監測機制,更及時地上報彙總各地疫情信息,更好地實現一線醫生的直報,是我們日後需要在現有基礎上改善、加強的地方。

2月4日,醫護人員將患者轉運至武漢火神山醫院病房。新華社記者肖藝九 攝
觀察者網:我們注意到,在以往的報道中,您多次呼籲公共衞生重在預防。包括像這次的新冠肺炎病毒,也有觀點認為可能會在未來與人類長期共存。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具體該怎樣在日常生活中落實衞生預防呢?
胡善聯:“預防為主”是我國衞生工作方針中間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儘管我們國家在不斷修改衞生工作方針,但“預防為主”這一點一直是得到強調的。透過這次疫情,我們也已經可以看到預防的重要性了。如果我們從源頭抓起,做好早期預防工作,那麼疫情可能就不會產生像今天這麼大的影響。防患於未然,正是這次疫情為我們總結的一個教訓。
我們常説:“財神跟着瘟神走。”2003年,在經歷了“非典”之後,國家在公共衞生方面的投入不斷增加,取得了成績。但隨着“非典”淡出記憶,大家在衞生預防上就又有些大意了。在這次疫情發生後,習近平總書記也強調今後在這方面要更多地投入。所以,我相信經過此次疫情,我們的公共衞生防疫體系將更完善,更現代化。
一種病毒能否成功地繁殖取決於它的毒力情況和它的傳染力。這次的新型冠狀病毒患者有20%左右是重症和危重症,其他一些輕症患者就慢慢依靠自己身體的免疫力得到了治癒。目前我們是把這種病毒控制住了,但這並不等於説病毒就被徹底消滅了。像SARS的話,在第二年就沒有進一步發生病例。所以,**這次的病毒是否會與人類長期共存,我們還要觀察明年、後年的情況。**在這個觀察的過程中,也要加強防範、監測,甄別“新冠”和普通流感。
最近,我們國家也通過立法全面禁止野生動物的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的陋習。我相信以後病毒再從動物中間傳染的機會將大為減少,接下來的防控還是要落實在人傳人上。
觀察者網:從數據顯示的情況看,目前疫情的發展可能已經到了一個較為穩定的平台期。有條件的省市已經開始復工復產了,學校在不久之後也將迎來複學。在這樣一種狀態下,您覺得我們在下一階段防疫工作的重點是什麼?
**胡善聯:**傳染病的流行主要依賴三個基本環節——傳染源、傳播途徑、易感人羣。現在我們大規模地救治確診病人,隔離疑似病人,希望達到的目的就是控制傳染源。我們現在呼籲全民戴口罩、勤洗手、不要去人羣密集處,就是在切斷可能的傳播途徑。目前,我們在保護易感人羣的環節上目前沒有太有效的辦法。這個疾病現在是人人易感,所以在疫苗問世之前,我想重點還是要做好傳播途徑的控制。
注意體温檢測、戴口罩、勤洗手、發現發燒病人立即隔離,像這些做法在復工復產復學之後,也應該繼續堅持。現在各地開會,大家都會儘可能隔開坐,保持一定的距離。在學校、工廠也要注意這一點,在食堂等人多的地方儘量不要聚集,錯時就餐。大會、運動會、文藝典禮之類的集體活動也不宜再舉辦。

2月3日,快遞站點在開始配貨前集體測量體温。 新華社記者 劉瀟 攝
觀察者網:有人認為,這次的疫情為我們的醫改事業指明瞭方向,告訴了我們大力扶持公立醫院的重要性。比如,武漢的醫療資源面對疫情時捉襟見肘,一大原因就在於武漢公立醫院佔比明顯低於全國水平。對於這個觀點,您怎麼看?
**胡善聯:**很多人提到這個問題,從現在的情況來看是有一點關係的。
如果我們查閲一下2019年的《中國衞生健康統計年鑑》會發現這樣幾個數字:
在醫療機構的設置比例上,2019年湖北民營醫療機構所佔比例是59.3%,公立醫療機構佔比是40.7%;至於病人看診,有89.3%的病人是到公立醫療機構去看門診的,10.6%是到民營醫療機構去看診。
對此,我們可以與上海的情況做個對比,因為我們知道上海的公立醫療機構力量是比較強的。上海公立醫療機構的佔比是50.6%,至於門診就診的話,92.5%的病人選擇去公立醫院看門診,去私立醫院看病的病人只佔7.5%。
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老百姓還是普遍更信任公立醫院的。而從現實的情況來看,在這麼大的疫情之下,湖北的公立醫療機構確實是不堪重負了。畢竟忽然湧現了這麼多的病人,而且還有不少重症患者,這對任何一個城市的醫療系統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戰。
在這次的抗疫戰中,公立醫院最早響應國家號召,起到了骨幹作用。在所有支援武漢的醫療隊中,我發現沒有一支隊伍是民營醫療機構派出的。那麼為什麼民營機構不出徵呢?首先,民營醫療機構大多規模較小,沒有很強的呼吸科、重症科設置。而且民營機構都是趨利的,他們所涉及的專科範圍主要是在中醫、美容、齒科、眼科這些科室上,並沒有ICU急救的能力。因此,這次他們沒能發揮作用。正如你所説,這次的疫情給我們提供了教育,告訴我們今後從國家角度出發還是要加強公立醫療機構的建設,特別是加強公立醫療機構在公共衞生事件發生以後的應急能力。
當然,我們也要注意公立醫院、私立醫院之間的平衡,畢竟我們國家目前的政策還是鼓勵民營醫療機構發展的。未來應該思考的是如何平衡兩者的關係,使得私立醫院至少在全科、常見病和高端醫療上可以解決一部分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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