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托利亞：疫情當頭，德國為何交出“風險平攤”的抗疫作業？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伊斯托利亞】

新冠疫情在世界各國的發展，超出了許多人的想象。傳染病猶如現代社會的達摩克里斯之劍，我們剛為國內形勢的好轉舒了一口氣，沒想到海外卻開始打起了噴嚏。德國、俄羅斯發佈醫療物資出口禁令，法國政府宣佈徵用全國的口罩，世界衞生組織也越發緊張，呼籲各國企業和政府提高醫療防護裝備的產能。

儘管德國是歐洲較早發現冠狀病毒的國家，但當時身在德國的我沒有過多緊張的情緒。出現的14個病例是在慕尼黑一家公司中發生的，傳染源可查可控，因此周圍的德國人很少有為此感到焦慮惶恐的，也基本沒有人會戴口罩。戴上口罩的亞裔面孔反而會惹來異樣的目光。

當時柏林就發生了新冠病毒相關的排華事件，兩位女留學生遭到了歧視與暴力。幾乎與此同時，《明鏡》週刊也發文鼓吹“中國製造病毒”。但就現實生活而言這些僅僅是極端情況。由於德國政府在病例出現之時積極進行了信息公佈，專家也及時發聲，所以普通人的情緒還算穩定。

本輪疫情暴發前收治人數最多的慕尼黑施瓦賓醫院，門口便是德國衞生部門最倚重的手部消毒設備，圖自中新網。

身在德國的這段時間，我也觀察了一下德式抗疫。下面就先簡單梳理一下德國在抗疫初期的表現——

德國首位冠狀病毒確診患者是Webasto公司的德國籍員工，這一病例也是亞洲以外發生的第一起人傳人病例。Webasto在國內有多家分公司，商業來往十分密切，這也是疫情首先出現在這家公司的關鍵原因。

2020年1月16日，該公司的中國籍女性員工在上海接待了來自武漢的父母，後於1月19日從上海返回德國，隨後在德國參加了公司內部會議，在此期間感染了某男性德國同事。這位女士1月23日飛回中國之時，在飛機上產生了不適症狀，25號左右進入醫院並且確診染病。而她的德國同事於26號感到不適，在家中休息一天，但是27號該男子已經覺得身體並無大礙，遂返回公司上班。

27號當天，當天公司接到中國女員工的確診消息，立刻通知了巴伐利亞州衞生部，並且將該患者送至施瓦賓醫院隔離，當晚德國衞生和食品安全辦公室負責人瞭解了德國首例確診病人之後，在午夜前後發佈公告，立刻鎖定與該男子密切接觸的四十個人送去隔離，隨後瞭解到其孩子在幼兒園上班，但是由於其子並沒有任何症狀，所以沒有將幼兒園關閉，僅僅是密切監控。隔天下午也就是28號，該公司取消了所有與中國的出差往來，並要求該公司的千名員工在家中進行辦公，並要求員工推遲所有的商業會談。

在德國有四例新冠病毒確診病例的時候，德國官方迅速做出了反應。德國聯邦衞生部長JensSpahn對空中交通提出了嚴格要求，所有飛行員應該對機上乘客的健康情況提出瞭解，每位乘客應該提交一份健康審查表格，另外航空公司必須將這些信息提供給德國當局，並且註明座位。除了空中管制之外，德國衞生部長還要求所有醫院將疑似病例信息提交。這一舉動也體現除了德國對於自身國家安全的敏感性。要知道在第一例新冠病毒患者確診之時，官方僅僅需要醫院提供確診病例。

接下來，衞生部長還協調了各聯邦州的各種意見，並且讓德國柏林的Robert Koch Institute（羅伯特•科赫研究所）統一協調管理新型冠狀病毒的發展勢態，該研究所與聯邦健康教育中心共同創建了一個網站，迅速提供所有的冠狀病毒相關信息和一手資料。

與此同時，德國的保險公司還提供了免費熱線電話，所有的國境內的人都可以致電諮詢有關醫療報銷的問題。衞生部長也發表講話，希望民眾保持心態穩定，巴伐利亞州的患者症狀非常輕微，所以大眾不需要過分緊張。

隨後，在中國的一百多位德國公民被接回國，繼而被安置在某軍營中進行隔離。這也並沒有引起德國人的恐懼，德廣聯當時的民意調查顯示，八成德國人認為目前的情況已經得到了良好的控制。

值得注意的是，雖説沒什麼太強的恐慌感，但是德國各大藥房的口罩還是被搶購一空。其中有不少是海外華人集資購買，將之當作救援物資捐贈到國內各大醫院。這些舉動也引發了德國本土醫療衞生部門的警覺，以至於一部分藥店規定每人只得限購兩隻口罩。

面對大量採購口罩的情況，德國傳染病協會主席立刻向大眾宣稱，德國目前的情況下，口罩實際上並不能夠起到很好的防護作用，一是德國人口並不密集，不存在廣泛傳播的必要條件，只建議有病症的疑似患者佩戴口罩，達到杜絕病毒傳染的目的；二是他認為更重要的是消毒措施，呼籲民眾一定要勤洗手，保持衞生。

此外他也建議人們應該接受流感疫苗的接種，因為如果能夠避免感染流感，也可以防止因為出現一些流感症狀就懷疑自己感染新冠病毒，避免不必要的恐慌。

SPD的健康專家卡爾·勞特巴赫也在第一時間發聲，表示德國醫院已經為防止冠狀病毒傳播做了相當充足的準備，他認為即使在歐洲冠狀病毒在歐洲蔓延，也不會採取極端的強制措施。

德國隨後又增加了2名冠狀病毒的確診患者，但是可以確認的是他們都與Webasto公司有關。病毒的傳染路徑能夠得到完美再現，在德國人看來，這情況屬於在源頭上控制了傳染源。那位返回中國的女士表現得誠實，她在第一時間通知了自己的武漢接觸史，並且向Webasto公司通報自己的病情。公司也進行了及時的隔離處理。在政府層面，德國衞生部當晚就接到了關於這一案例的通知，並且連夜做了應對措施。所以，在這整個階段，德國人對於新冠病毒還是很淡定的，對於政府的應對也比較滿意。

可從上週開始，德國的防疫形勢開始惡化。隨着意大利輸入德國的病例不斷增加，位於德國西部、擁有約1800萬人口的北威州已經淪為重災區。很多人在假期中到意大利滑雪期間感染病毒，並且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回到德國，傳染給周圍人。同時，意大利到中國之間的航班停止運行，導致很多往返意大利的乘客選擇在德國轉機，這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德國的疫情。

北威州是德國人口最稠密的州，也是外國企業最集中的地方。民眾的焦慮感可想而知。為此，RKI不斷更新數據，各大醫院都開會討論疫情爆發的應對機制。上千名可能與確診患者有接觸的人被要求居家隔離，一些學校和幼兒園也宣佈暫時停課。

這些措施看似與我們國內的操作大同小異，其實不然。

在具體的抗疫操作中，德國選擇了與中國不同的道路。中國選擇將病毒堵在武漢，堵在湖北，儘量避免湖北省外的人羣被病毒感染，然後集中全國的醫療資源救治湖北的患者；德國到目前為止卻並沒有選擇對疫情比較嚴重的北威州等地封城，也沒有呼籲全民戴口罩，而是讓各聯邦州各顯神通，着力救治重症患者。

正如在媒體採訪中，一些德國的醫學專家強調的那樣，中國的防疫工作效果顯著，但並非所有措施都可以在德國直接被套用。任何選擇都是基於國情產生的。面對疫情，德國與中國交出的兩份“作業”，更像是電車難題中司機面臨的情況，中國選擇了“先中心後邊緣”的策略，把病毒控制在特定區域內，集中救治；德國的選擇則更傾向於讓所有人平攤危機，使得輕症在家中隔離，重症患者得到優先救治。

很多人費解以德國為代表的歐洲做派，認為不戴口罩、不關邊界等等輕視疫情的行為是非常愚蠢的。説實在的，這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各個聯邦州都擁有自己的權力，政府很難統一調配資源，所以只能發揮各個州的主觀能動性。就連RKI也只有建議的權力，而沒有命令的權力。

更關鍵的是，德國的口罩大部分產自中國，很難在短時間內獲得供應國內需求的口罩，故而官方只能呼籲大家在室內辦公，少出門，將有限的防護物資留給醫務工作者和病人。當然除了安撫公眾情緒外，德國救災部門也沒有坐以待斃，他們為德國人準備了應急物資列表，號召大家理性增加危機意識。

從新冠疫情披露直至現在，無論是國內的擴散還是現在世界各國的嚴峻形勢都讓我們切實感受到了疫情的嚴重性，也更讓承平日久的我們意識到人類與病毒的戰役是長期的。

儘管國內的疫情發展已經進入了平台期，但是“輸入性”病例卻在增加。比如日前從意大利回到中國的華裔中餐館老闆一行幾人，一路上重重關卡也並沒能排查出他們中有人已經感染病毒的實情。據報道，他們一行人在2月16日就已經有人出現被感染的症狀，而中國的相關機場在2月初就已經規定出入境需要填寫健康聲明，他們為何能如此順利回到家鄉，他們的健康聲明是否如實填寫，我們尚不悉知。

“輸入性”病例的增加讓我們意識到即使國內疫情得到控制，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失控，都有反噬國內的危險。在全球化時代，病毒是人類共同的敵人。

德國目前看來在信息披露上做得很到位，可在具體應對中卻又不能完全做到“集中力量辦大事”。可以説，疫情不僅為中國提供了一場大考，也是一次對世界各國治理體系的大考。在這次大考中，德式抗疫交出了一份聯邦制的答卷，由此也凸顯出西方政治應對突發性公共衞生事件時的得失利弊。

如果我們重新審視國內，可以發現自從鍾南山院士宣佈冠狀病毒可以人傳人之後，各地政府的反應都是及時的、高效的，尤其是十天之內火神山、雷神山兩座醫院的建立，得到了全世界的稱讚。當時，德國的網友紛紛稱讚中國速度。要知道，在幾百米鐵路都要修上兩年的德國，想要建造這樣兩座醫院，從招標到實施再到完工，可能也要花上幾年時間。

2月2日無人機拍攝的武漢火神山醫院，圖自新華社。

但在此之前呢？疾病源頭撲朔迷離的説法、地方行政的官僚主義與形式主義、國內傳染病信息上報的效率、各部門間的溝通協調等等，都有值得反思的地方。更關鍵的是，在“人人皆可自媒體”的時代，如何更及時地為大眾提供一手資料與疫情訊息？這次的抗疫戰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教育。我們不必妄自菲薄，也不應沉湎於取得的成績，認真對待疫情中暴露出的治理問題，汲取經驗，化危為機才是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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