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者網評論員：抗擊新冠病毒的過程是一面照妖鏡

【文/ 觀察者網評論員】

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使之成為了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危機。應對這場危機，各國都拿出了自己的方案，而透過這些方案，以及對這些方案的不同評價，人們意外的發現，如何抗擊新冠病毒疫情是一次測試，測試的不僅僅是各國政府的治理能力，還對人權觀的核心，即如何看待和理解生命的價值，進行了一場測試。

測試的結果，是以頗為戲劇化的方式，凸顯出了新自由主義框架下，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人權觀存在某種內生性的缺陷，即程序化的包裝-表達形式與實體性的價值取向，兩者之間的張力，已經到了讓人有些瞠目結舌的地步。

根據西方政治學的源流，在希臘城邦國家時期，就有了探討如何平衡個人與集體關係的研究和探索。近代以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以及在全球的拓展，同時支撐起了一套以經濟理性為核心，持續不斷凸顯個體中心地位，尋求實現普適性話語框架的人權觀。將對個人政治與社會權利的極度尊重和極度重視作為具體個體的生命價值，儘可能約束集體對個體權利的管制和侵犯，並相信依靠單獨個體的能動性，就可以建設出理想化的世界，甚至是迎來歷史的終結，這可以看作是90年代冷戰結束後，新自由主義人權觀在全球拓展的鐵律。

這種認知，通過張揚個性、強調生命價值的影視作品，如《拯救大兵瑞恩》、《鋼鋸嶺》、《鋼鐵俠》等，在全球進行了高速擴散，並對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大國和發展中國家的精英羣體，構成了堪稱“啓蒙”的神奇洗腦效果，被當成了事實上的標準，並努力加以付諸實踐。

當然，與之相悖的價值觀，無論是出現在諸如《流浪地球》、《戰狼2》這樣的影視作品裏，亦或者是出現在突發事件或者重大危機的實踐中，比如此次抗擊新冠疫情中採取的封城策略，歐美主流媒體的批評指責當然無需多言，本土精英羣體，以及以普世價值人間守護者自居的各路媒體，無需華盛頓發出的具體指令，都會自發自覺地從學理、情感、價值、事實等多側面同步發動自組織的協調行動。

然而，在抗擊新冠疫情的過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出現了：

2020年3月11日，瑞典公共衞生部門出台新政策，停止統計新冠肺炎確診數字。瑞典的國際形象歷來是主打人權和民主的，根據經濟學人信息社編制的民主指數，2019年瑞典得分為9.39分，排全球得分第三，僅次於挪威和冰島。民主榜的探花率先停止統計新冠肺炎確診數字，這個衝擊有多大呢？以民主聖鬥士自居的香港暴徒及其擁踅都看不下去了。

在主要由“港獨”和“台獨”等用户組成的境外某網站上，有使用簡體中文的用户對此新聞的真實性表示懷疑，但網站管理者於3月14日將其轉移到“水區”，確保此消息在首頁上看不見，理由是“事實錯誤：含有大量事實錯誤”，後來有一個用户用英文原始報道確認了消息的真實性後，有用户稱“瑞典確實是民主國家中的恥辱，給民主抹黑，但瑞典發展成這樣也不是民主自由的問題，而是本國政黨過於左傾”，接着發泄了對瑞典移民政策的不滿，留下了依據“我個人也認為歐洲疫情的發展將可能讓人扼腕嘆息”的結論之後，就讓這個戳疼他們肺管子的新聞在水區裏水去了。

特朗普11日宣佈，美國將於當地時間13日起暫停除英國外所有歐洲國家前往美國的旅行，為期30天

不過事情沒有就此打住，差不多兩天後，3月13日，英國政府健康顧問等人提出，應該採取“羣體免疫”的防護策略應對新冠疫情。這個策略的理論基礎，是借用接種疫苗中的所謂防疫牆，即無需對人羣中的所有人接種疫苗，而只需達到一定比例之後，就可以確保即使存在被感染的病患，也無法在人羣中實施有效傳播。這個理論在理論上是可以自洽的，也是有充分科學依據的，但是在執行層面面臨的核心難題是，當下新冠病毒並沒有疫苗，這個羣體免疫力怎麼獲得？

説到底，在執行層面中，這個方案的潛台詞是，用一些温和的增加社會距離的手段，比如確認檢測陽性的輕症患者自己在家隔離7天，然後再去醫院或者後續處置，確保這個傳染數温和的增長，覆蓋到一定數量的人羣，然後這些被感染的人羣會經過一輪物競天擇的淘汰，活下來的那些人就會可能因此獲得抗體，然後只要這些人達到總人口比重的一定比例，新冠病毒的傳播就可以被“防疫牆”阻斷了。

且不説得過新冠又活下來的人是否一定可以形成有效的抗體不被重複感染，這個完全建立在達爾文主義以及具有鮮明馬爾薩斯人口論的方案，在政策倫理上實際是具有某種極為犯忌諱的內核的。這事兒在英國本身經過一段時間發酵之後，3月15日，英國衞生大臣明確出來闢謠了，説這不是英國的政策目標。英國這頭先不説什麼，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國內的輿論生態。

最具諷刺意義的就是，國內某些商業媒體和部分精英羣體第一時間以極為正面和支持的態度，開始了一輪非常詭異的“合理化”操作，就是論述英國這種政策的內在合理性；其中的詭異之處在於，因為是就新冠病毒這個具體案例引發的對策探討，人們發現，這與他們此前在認識、理解和評價中國抗擊新冠疫情各個階段，包括早期應對中出現的疏失等，使用的標準截然相反：在評價中國的對策和舉動時，他們的標準是“一條生命都不可以被忽視”；在評價英國的對策時，他們的標準是“為了達成目標，犧牲若干百分比的人口是可以被接受的，有科學依據的，合理的，符合英國國情的。”這是極具戲劇性的場景和畫面。

匈牙利詩人曾經因為要保衞自己的國家，留下了著名的詩篇：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後，尤其是從中國擴展到全球之後，無論是中國大陸的媒體或者是部分精英，亦或者是歐美主流媒體，以及這些國家的政府，整體表現出一種令人感到迷惑的操作，那就是寧可讓歐美民眾保持所謂的自由，而暴露在新冠病毒的威脅敞口中，也不願意讓民眾用暫時的不便和代價，去交換更高的安全保障。

這裏面的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不過至少可以從三個維度進行觀察：

在公務員隊伍構成的執行維度，極為經典的英劇《是大臣》用英式幽默展現了官僚主義應對危機處理的四階段標準作業流程：第一階段，宣稱什麼事都沒有發生；第二階段，説也許有事發生，但是我們最好靜觀其變；第三階段，説也許應該行動，但我們什麼都做不了；第四階段；説也許當初能做點什麼，但現在已經太遲了。

客觀地説，這不是英國獨有的特產，此次新冠病毒疫情的爆發，在不同國家，都有所體現和反應。在中國，疫情早期處置不利中，此等推卸責任的油滑作風佔據了相當顯著的位置；在全球，擁有發達醫療技術，更加充分的數據和信息的歐美發達國家，並沒有做好充分應對新冠病毒威脅的衝擊和挑戰，相當部分的原因，顯然也在於官僚主義的發作。

在政治領導的戰略維度，基於個人政治前途的算計被精心置於國家利益之上，是導致發達民主國家缺乏擔當，失去行動機會的關鍵。主流媒體關於新冠病毒疫情擴散的報道，無一例外的都提及歐美民眾“不好管”，對自由的有訴求，然後將防控不利的責任，要麼推給病毒太厲害，要麼推給民眾不好管，要麼歸結為本國特色的文化。但真正的問題是，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領導核心，從民眾的切身利益出發，實施有效的管制。中國對新冠病毒的有效管控，在具體執行層面，並沒有現成方案，而是快速摸索完善的；但是在此過程中，政治領導的取向是非常明確的，就是不惜一切代價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維護人民健康利益。

為人民服務，而不是用最低的成本為選票服務，導致了在戰略意志和領導力方面的重大差別，導致了在方案選擇方面的顯著差異，與政績相關的市場信心、股票指數乃至選舉造勢需求，在很多標準的西方民主國家，被置於民眾的安危之上，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觀念和認知層面，所謂民主和自由觀念的異化，是誘發充滿荒誕的魔幻現實主義行徑，包括英國的達爾文主義驅動的羣體抗疫，和中國部分媒體和精英以近似多重人格分裂的方式去讚美這種荒腔走板的達爾文主義政策的關鍵原因。異化的意思就是，在歐美，對程序和形式的關注超越了對實體和內容的關注，民主和自由變成了一種哄老百姓開心的遊戲，哪怕這種遊戲最後的結果會導致民眾在新冠疫情中失去生命，只要失去生命前繼續在形式和程序上是開心的，那就沒有問題；

在中國，對民主和自由的追求，隱含着近代史以來被殖民者內置的思維鋼印，即作為野蠻落後的中國，必須得到歐美發達國家的承認，西方代表先進，先進的國家出個什麼你看不懂的東西，一定是你自己不夠先進導致的；反過來對自己所有不同於西方的做法，則用一種近似自虐的方式橫挑鼻子豎挑眼，最大的理由就是，為什麼居然敢走一條不同於西方的道路。

在新媒體輿論場上，這種分裂和病態，表現為簡單粗暴的逢中必反與跪拜西方。從某種意義上來説，這個過程一如抗擊新冠過程中梯次消化累計確診病例一樣，逐漸成為歷史上被翻過去的一頁，是某種必然。

援意中國抗疫醫療專家組舉行當地媒體見面會 圖片來源：意大利紅十字會

在抗擊新冠疫情的過程中，迄今為止，中國的救治方案和策略，堅持踐行了“人的生命是無價”的這一原則，這是最大的人權。中國貢獻了一套方案，顯示在沒有特效藥和疫苗的情況下，通過有效的組織和動員能力，可以實現對病毒傳播的有效控制，而且，中國願意將自己的方案、經驗與世界共享，因為在新冠病毒面前，人類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只有共同戰勝新冠病毒，整個世界才能真的安全。

在這種級別的危機面前，要做的是正確的選擇，而非容易的選擇，中國已經創造出了管控的奇蹟，就此過程拯救的每一條生命而言，所有支付的代價都是值得的。這些被挽回的潛在損失有多少？如張文宏醫生介紹過的，英國曾經有模型估算，僅上海一地，不採取措施可能有80萬人感染，控制好可能有8萬人感染，而經過各種努力，截止3月16日，現在整個中國的累計確證病例是81062，累計治癒67023。

後續，抗擊新冠病毒的工作依然是艱鉅的，在嚴格防止境外輸入，維持內部安全的情況下，有序恢復生產，不僅讓中國的經濟重回正常軌道，而且還關係到為全球抗擊新冠疫情提供有效支援的戰略任務，而在此過程中，中國付出的種種努力，都是為全球的安全與健康，做出的實實在在的貢獻。顯然新冠疫情的爆發，以及抗擊新冠疫情的實踐，不僅檢驗各國的治理能力，也提醒人們思考，如何在無法後退的全球化世界裏，以更加有效的方式，實現更好的全球治理，讓同處於命運共同體內的人類，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從而維護和實現真正的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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