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之光：我們撒謊我們欺騙我們偷竊，西方抗疫再次印證了蓬佩奧的話

【文/殷之光】

隨着中國國內新冠疫情逐漸得到控制，各省各地區相繼有序準備開始復工。然而與此同時，疫情在中國之外的地區卻出現了爆發的態勢。從現階段情況來看，疫情很可能會在全球範圍內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並在疫苗成功研發並大規模投產之前，持續對全球的公共衞生安全造成威脅。

與中國不計成本，大規模進行飽和救助的動作不同，歐美國家對疫情采取的態度則全部側重於保護現有醫療資源，維持經濟與社會穩定。因此，雖然中國在疫情前期為全世界爭取了寶貴時間與經驗，但是，歐美國家卻無一例外，採用了拖延的辦法。一方面試圖平復社會情緒，儘可能地讓社會經濟生活照常進行；另一方面，希望通過減少收治病人、提前讓病人出院等方式，試圖釋放本已有限的醫療資源。

然而，目前的情況看來，這種方案並未成功。由於未能及時採取隔離、取消大型活動、鼓勵戴口罩等被中國實踐證明有效的手段，意大利大量人口感染新冠，其北部主要城市的醫療體系率先被擊穿。在造成大量病死之後，不得不採用封城、封國的措施。

3月8日，意大利宣佈對倫巴第區及其周圍14省封城，此時距離意大利1月30日發現兩例確診已經過了一個多月。從時間上，甚至比武漢從發現疑似病例到宣佈封城還要慢上一週多。相繼包括西班牙、法國、德國、奧地利、瑞典、塞爾維亞等歐洲國家也紛紛開始採取類似於中國方案的嚴格措施。並相繼也向中國提出了求援請求。

封城後的意大利，許多人前往超市採購

相比之下，英國的行動卻顯得讓人不解。目前許多輿論討論都集中在3月12日的新聞發佈會上提出的“羣體免疫”問題上。忽略了發佈會上理解英國當前政策原則的另一個重要信息。在3月12日的發佈會上，政府表示，英國距離意大利式全面爆發還有4星期左右時間，因此目前還不到採取嚴苛措施的時機。這實際上表明瞭英國乃至絕大多數西歐國家，在抗疫問題上的政策出發點與中國根本不同。前者工作以經濟為重心。因此，正如鮑里斯一再表示的，只要到了疫情全面爆發，醫療體系瀕臨崩潰的那一刻，才有可能採取全面停工停學等嚴厲措施。

西方這次面對疫情所進行的社會制度安排，主要圍繞着保存諸如醫療病牀、口罩、醫護人員、以及生活必需品等生存資源展開。也正是在這種原則下，一切對於社會生存必須資源可能造成浪費的人與行動，都可以相應被捨棄。這也就是為什麼，無論是德國、法國還是英國、美國，在處理疫情信息時都強調，此次病毒攻擊的主要人羣是老年與具有基礎病的人羣（弱者），因此普通人沒有必要過度擔憂。在英美的媒體上，更是出現新聞評論員，甚至政府公務員公開表示，病毒傳播可能是件好事，能夠緩解醫療體系的壓力。英國首相鮑里斯則更是強調，沒有必要採取激烈的手段組織病毒傳播。病毒傳播可能會對社會有利。在制定抗疫政策時，需要以經濟發展為前提。

但是，這種政策面臨兩方面的巨大困境。一方面，長期奉行新自由主義經濟原則的西歐（包括美國）國家，不但國內大量與醫療相關的基礎產品產能出現了巨大漏洞，同時，由於長期在和平安定環境下，各類基礎物資依賴“全球化”市場自由調配，在遇到危機時，甚至連基本的物資供應也出現了問題。早在疫情出現苗頭的2月份，英國的免洗酒精洗手液就開始出現了緊張，經過幾次民眾搶購囤積之後，至今為止，英國市場上的免洗洗手液仍舊缺貨。

口罩作為重要防疫物資，供給更是無法跟上，這也就造成了為什麼歐美公共媒體不斷宣傳口罩無用論。其目的也是為了最大限度保障國內醫療機構口罩供應。然而，在疫情下，歐洲各國開始自保。口罩、消毒液等重要防疫物資在西方內部也被禁止跨國流動。繼德國攔截了瑞士購買的24萬隻口罩之後，英國媒體爆出了法國公司取消英國公司口罩訂單的消息。德國不僅拒絕了意大利提供醫療器械的請求，而且扣留了運往瑞士、奧地利的口罩。同時加強了對口罩和呼吸器等醫療器械的出口限制，以便將其留給本國公民。而德國媒體也在不久前揭露，美國趁疫情，大挖德國生物製藥公司牆角，重金購買疫苗專家，幫助美國開發疫苗。

資料圖 圖自新華社

在現有西方國家的“躺倒”式、“保經濟”式抗疫模式下，海外華人受到的心理壓力與衝擊巨大。一些海外華人團體發出了希望祖國儘快“出手”救助全世界的華夏兒女，而另一些海外華人則選擇了回中國“避難”，客觀上也給中國現階段的防疫造成了巨大壓力。

實際上，海外華人大量因恐慌湧回國內的現象，與抗疫初期，大量湖北、特別是武漢居民湧向全國各地“逃（離病）毒”的現象有一定相通之處。都可以被理解為在缺少基層組織影響下，出現的集體性恐慌。這種無組織的集體性恐慌也是各國在面對疫病、戰爭、自然災害等大規模公共安全危機事件時所面臨的首要挑戰。這種恐慌會造成物資供應短缺、銀行擠兑、社會公共服務體系崩潰，進而造成無可挽回的經濟損失、社會危機、甚至會引發國際秩序的巨大變動。此次疫情，論其影響範圍早已超出一國範疇。對21世紀之後的世界格局而言，這場全球性疫情也可能會成為世界秩序的轉折點。

在預防羣體性恐慌形成方面，此次疫情為我們很好地揭示了中國與西方社會兩種完全不同的方式。西方社會實際上此次採用的手法，主要反應了西方政治精英在危機公關與選舉媒體傳播中積累的經驗。通過話語術、信息差、乃至造謠（misinformation）的模式，將民眾注意力轉向某個無關緊要的固定話題（類似於這次英國媒體對“羣體免疫”的討論），或是拋出“替罪羊”（例如將中國視為所有危機的源頭），其目的在於使一部分民眾的心理壓力找到一個釋放點，並藉此來達成對羣體意見的引導乃至“控制”。

而與之相比，中國的危機處理則更集中於危機本身。無論是1998年抗洪、2003年非典、2008年汶川地震，還是這次新冠疫情，中國社會從上至下絕大部分人都能在極短的時間內，形成一種眾志成城的合理，共同面對並致力於解決危機。這也從另一個側面顯示出了中國那種生命至上，團結互助的生命觀與秩序觀。

在此次全球性疫情面前，西方注重公關手段與話語術的危機處理模式正在經受一次巨大的合法性挑戰。以筆者工作的大學以及社區周圍的鄰居為例，幾乎所有人在談及此次英國政府處理疫情態度時，都表示自己被政府欺騙（UK government is lying to us）。這種強烈的不信任感，也從一個側面顯示出了少數掌握話語權的政治與文化精英與社會中下層的嚴重斷裂。而一個脱離基層並造成社會基層渙散的政治結構，在危機面前很難長久維持。

事實上，重新發現並走進基層，不僅僅在中國新冠抗疫中被證明是最有效的社會動員、社會組織原則。在處理防控海外輸入性疫情、協助各國抗疫、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系列短期與長期的任務時都有着極為重要的指導性價值。

對海外華人而言，恐慌的重要因素在於不確定感。此次疫情為中國改變海外僑務工作思路提供了一個很好地契機。對此次疫情而言，那些持有中國護照的海外中國人是構成輸入型疫情壓力的主要來源。這類海外中國人除了大量留學生之外，還包括在海外工作的中企員工，以及海外長期定居但仍舊持有中國護照的人士。除了本來組織性就很強的中企員工之外，連接其他人羣的主要組織包括各地學生學者聯合會、同鄉會以及商會。在全球疫情重心轉向中國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區時，中國各地使館可以考慮與這類組織加強信息溝通，發揮這類基層組織的作用。其工作可以包括：

一、提供物資，提早防禦。華人組織之間還可以通過使館搭橋，一定程度上於所在國形成互助網絡，調配防疫物資。隨着國內防疫物資產能迅速恢復，我們可以有計劃地在所在國疫情未到爆發點之前，利用時間差，適當調配口罩、消毒洗手液等防疫物資。形成海外華人自救互助團體。這種建立在華人團體之間的聯繫，由於其非官方的色彩，還能充分參與到所在國所在地區的社會活動中，對所在當地的社區形成影響，通過協助當地居民防疫抗疫，向地方捐款捐物等，加入當地互助組等形式，融入到所在社區的社區互助工作中。發揮民間外交、公共外交的積極作用。

意大利米蘭中國留學生收到華僑鄰居送來的物資和字條。圖 /@Federica_sy

二、連接個體，安撫情緒。通過微信羣等手段，傳播中國防疫措施、政策，調動每個地區積極分子，鼓勵各地華人社區內形成互助。避免大批恐慌回國，對國內疫病防控形成輸入型壓力。此外，由於疫情影響，海外華人也遭遇到了種族主義、排華情緒的威脅。此時，如果國家能夠通過海外基層組織，為華人提供協助、疏導、支持、保護，則更能創造一種心理上對羣體的歸屬感以及對中國身份的文化認同感。

此外，越來越多的國家邀請中國抗疫經驗“走出去”也為新時期中國的公共外交創造了重要機遇。向疫情嚴重的歐洲國家提供必要抗疫物資、抗疫經驗、乃至派遣醫療隊已被實踐證明是具有良好社會國際影響的工作。而隨着疫情進一步擴大，西歐之外，廣大不發達或欠發達亞非國家也將面臨疫情的考驗。這類國家中，基礎醫療設施較差，醫護人員欠缺。針對這種情況，除了派遣醫療隊支援之外，還可以考慮通過建造醫療船海上“方艙”的形式，直接將設備與人員投入受援國，直接向社會的弱者、受疫情折磨的普通人提供必要的幫助，凸顯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精神內涵。並同美國通過航空母艦的構成的世界霸權秩序形成鮮明的對照。

發揮基層作用，是這次中國抗疫中凸顯出的重要經驗。每一個守在病牀前的醫生、護士，每一個保證街道清潔的環衞工人，每一個奔跑在路上為你我送飯送藥的快遞員，每一個晝夜加班不顧個人安危的建設者，每一個堅持維持社會秩序的警察、社區工作人員，那許許多多的普通人們通過自己的行動，保護着每一個與他們一樣的普通人。正是這種基層的血脈聯繫，才使得中國在此次全球抗疫中交出如此英雄的答卷。這一強大的基層的網絡，以及這種網絡中凸顯出的互助精神不但將連接全球每個角落的中國人，也將連接全球每個角落的所有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