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諾·馬賽什：你相信美國在緊急情況下會做正確的事情嗎？
【文/布魯諾·馬賽什 譯/李泓翰】
在過去的兩個月時間內，我一直在進行環亞洲旅行，從巴基斯坦到菲律賓，途徑印度、尼泊爾、新加坡、馬來西亞以及越南等地。也正是在這幾個月裏，新型冠狀病毒的流行從每日新聞中的零星出現，發展到可能成為我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至少它現在已經成為谷歌趨勢歷史上的最熱門事件。
旅途過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疫情在短時間內便在整個亞洲爆發。在歐洲和美國，至少在政治階層中，新型冠狀病毒一直被視作為玩笑亦或者是調侃對象，但是當諸如意大利這樣疫情加劇的國家出現時，這種情緒已然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
亞洲國家應對疫情有着自己的方式。新加坡依賴技術，並建立了一個龐大而有序的系統來應對緊急情況，同時也要求公民儘自己的一份力；越南和菲律賓雖然面對疫情的回應並非有條不紊，但人人自危；而在尼泊爾和印度，即使是最貧窮的人力車司機和最超凡脱俗的朝聖者，他們的行為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而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應對疫情依靠的是在2003年非典爆發時的形成性經歷。對許多人來説，那感覺就像是死裏逃生。即使受害者人數有限，但是非典對於地區經濟影響嚴重，因此每個人不禁聯想：若病毒的傳染性更強的疫情爆發了怎麼辦？一語成讖，科學家認為此次新型冠狀病毒攜帶者釋放的最大病毒量是SARS感染高峯期的1000多倍，因為非典病毒僅僅潛伏在肺部深處，而新型冠狀病毒卻存活在喉嚨裏。
同樣，這次疫情爆發也暴露了其他的分歧。當我乘坐日趨空蕩的飛機旅行時，一個想法不斷浮現：我們都暴露在疫情面前是一件多麼值得注意的事，並且每個社會似乎都以自己獨特的方式應對這種流行病。主要分歧之一是發生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這也解釋了亞洲疫情的嚴重性。如果貧窮和疾病每天都伴隨着你，亦或者發生在你的子孫後代身上，你就會傾向於接受自己世界隨時都有可能崩潰的事實。而美國人和歐洲人需要捫心自問的問題是——這怎麼會被允許發生？而非提出如何生存和保護你所愛的人這一類問題。
政治氣候的微妙變化與政治思想家們筆下的社會習俗突然變得密切相關。
我想知道社會習俗是否解釋了為什麼一些國家而不是其他國家成為了疫情感染的爆發區。當聽聞來自武漢的消息時，我不禁想起了那座以前去過的城市：供應小龍蝦的擁擠餐館、暢談人生的火鍋宴、公共生活，以及混亂的海鮮批發市場。不只是中國，南歐人打招呼時會用一兩個吻表以問候，伊朗人做禮拜時會擠在一起。也許這些都是社會習俗，但人們的反應卻會受到這一類文化差異的影響。
目前，關於我們擁有戰勝疫情能力的最振奮人心的消息，來自於我們大致可以稱之為“儒家世界”的地方。新加坡一開始曾遭受重創，但很快就恢復了；越南則向世人展現了其非凡的控制疫情傳播的能力；而韓國已證明其有能力每天進行多達1萬次的檢測，並建立了能在10分鐘內診斷新型冠狀病毒病例的診所。這些事實是否可以説明道德體系的好處，即強調義務優先於權利，並高度重視由更廣泛的社區所定義的習俗、措施和規則的適當性？
就在昨天，我收到了一封來自中國一所大學的郵件，郵件內容通知我原定於5月舉行的會議仍將如期舉行。這封信的作者意在指出，到會議召開的時候，中國將比歐洲或美國安全得多，並由此做出結論：中國模式要優於西方模式。在一個大國競爭的時代，這場疫情為新一輪的文明衝突充當了近乎完美的背景板。
過去幾年，人們普遍認為中國將慢慢接受西方的價值觀，但現在他們意識到，中國當局堅定地致力於另一種模式，而且實際上正試圖將這種模式輸出至世界各地。我們都知道關乎模式之間的一場全面競爭早已打響，但從來沒有人清楚這場競賽發生的背景是什麼。它會發生在根據西方的規則建立起來的全球金融貿易體系內嗎？對於該問題的肯定猜想致使許多美國人相信，他們能夠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而新型冠狀病毒的出現為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略有不同的答案。當代文明的衝突，就像過去類似的衝突一樣，從來都不是一場知識的戰爭，也不是一場思想的戰爭。最終的勝利者是那些掌握了技術並對自然力量更高層次掌控的人。
同樣，發生的背景也不是固定的，甚至是不穩定的。從最初的新技術發展，到全球權力分配的變化侵蝕現存權力體系，再到如今出現的氣候變化和流行病，一系列都標誌着這場衝突將在諸多領域展開。
與中國製造業實力或數字技術所構成的威脅相比，美國現在面臨的威脅更加微妙和危險。新型冠狀病毒打亂了人們的預期，並暴露了超出人們認知的弱點。在某種程度上，它迫使美國在中立的立場上與中國競爭，而這對於美國的社會穩定是一種嶄新且意想不到的技術和政治威脅。
試着想一想：在中國，疫情爆發後有一座擁有數千萬人口的城市被封鎖；當中國達到美國現有感染統計數字時，已經有三所新醫院建成。即使這樣，仍然有人認為政府反應較為遲緩。因此，是什麼讓美國人相信他們比當時的中國有着更好的處境？我聽到的唯一解釋是，美國和中國有不同的政治價值觀，但可以肯定的是，價值觀可以保護您免受世界影響這一説辭，是宗教的定義，而非科學的生活方式。
在這裏，可能會回到上面關於疫情嚴重性的討論。迄今為止，美國在該流行病中最令人難忘的不是新建起的醫院，而是眾議院議員馬特•蓋茲（Matt Gaetz）戴着巨型防毒面具嘲笑新型冠狀病毒。而中國民眾察覺到這一點，並藉此展開宣傳戰。
眾議院議員馬特·蓋茲戴着防毒面具嘲笑新型冠狀病毒
在此我想表達的是：你能相信美國在緊急情況下會做正確的事情嗎？
在過去的幾個月和硅谷精英們的幾次對話中，我試圖想説明美國已然忘記了一個關於現代社會本質的重要教訓，即技術的誕生是一個集體的努力，不可能僅僅通過個人的創造力來引進新的、革命性的技術。如果我們要充分利用新技術的好處，就必須改變體制和規則，改變社會習俗，並改變整個社會面貌。從某種意義上説，這意味着社會需要團結起來。當社會試圖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流行時，關乎技術的重要教訓不僅可以解釋泰勒•考恩(Tyler Cowen)和彼得•泰爾(Peter Thiel)所描述的“停滯”，同樣也能被證明其與應對疫情相關。但是，美國能作為一個整體行動嗎? 集體肌肉是否已經萎縮到不再按需要工作的程度了呢？
我的回答有所保留。因為我確信，我們仍然遺漏了美國社會真正的獨特之處。單憑無能似乎並不能解釋為何美國當局缺乏適當回應，這背後或許有其他原因。
在所有關於歐洲價值觀的討論中，意大利似乎借鑑了中國對冠狀病毒的大部分應對措施。這個國家採取了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其他歐洲國家從未採取過的“限制人口流動”措施。意大利人只有在“緊急、可核實的工作情況和突發事件或健康原因”的情況下才被允許履行這一措施。
為了鼓勵人們待在室內，酒吧和餐館只允許在白天營業，而且顧客之間必須保持至少一米的距離。”所有的博物館和文化場所都關閉了，與此同時，夜總會、電影院、劇院和賭場也自週末以來一直關閉。
走在已實施宵禁的空曠街道上，意大利巴里市長迪卡羅落淚
中國和意大利都試圖將社會穩定置於一切之上，這讓他們驚訝地發現彼此擁有一個共同的文化底藴。而美國似乎正在朝着不同的方向前進。特朗普總統正在進行一場豪賭，他假設美國人在應對高風險時是與眾不同的。他的計劃是控制疫情，而不是阻止它。
與充滿危險和矛盾的社會和解，而放棄一切改善社會的計劃，可能會暴露出一種極度保守、甚至返祖的性情，但也許美國人已經不再將社會視為一個家了。在經典的美國西部片中，時常出現的鄉鎮並沒有為牛仔們提供一個家，它不像歐洲城市那般給予浪漫的漫遊者安全而便利的體驗，而更像是一個充滿敵意的地方。
就目前而言，中國似乎在地緣政治博弈中處於領先地位。在最初的猶豫不決之後，中國政府已經表明，它可以採取大規模措施應對疫情，並獲得公民的高度忠誠。隨着武漢市感染人數持續下降，市內所有14家方艙醫院均已關閉。但這場博弈已經結束了麼？若作出肯定回答，無異於犯了兩個月前那些認為中國無法戰勝病毒的評論家們所犯的錯誤。
許多問題仍然沒有答案。中國可能已經快要戰勝疫情，但他是在極端條件下做到的，而且他已經為未來樹立了一個先例。但是即使有了這個先例，如今能夠解除對社會生活的限制嗎?若病毒死灰復燃怎麼辦？因為一旦採用這個先例，便意味着同樣的限制措施將被重新實施，而到那時，將為中國經濟復甦帶來挑戰。
不管怎樣，我們才剛剛進入隧道的另一端，世界註定會與之前的不同。
翻譯文章：
Bruno Maçães, Coronavirus and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National Review, March 10, 2020
網絡鏈接：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2020/03/coronavirus-and-the-clash-of-civiliz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