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暴眼中的金銀潭醫院院長：全院21人感染 一天50多個衞生員辭職

如果説武漢是這場疫情的中心，那麼中心的中心，就是金銀潭醫院。作為武漢市傳染病專科醫院，這裏是最早打響這場全民抗“疫”之戰的地方。在與死神較量的正面搏擊中，身為一院之長的張定宇，他拖着身患“漸凍症”的病體，還要默默承受妻子也感染新冠肺炎的巨大打擊。來武漢這麼多天，我一直在想，一定要採訪張定宇。但可以想見，這段日子他有多忙、多累。採訪約在了疫情稍微平穩一些的時候。原定的採訪本是前一天，距離採訪前一小時，他突然出現了房顫，我聽後非常擔心，他真的是太累了。沒想到，他把採訪又約在了第二天下午，而且一談，就談了兩個多小時。他記憶力超好。他對事件的還原，足以記入這段歷史。

1月27日晚，張定宇協調危重病人轉運。圖丨湖北日報

12月27號，同濟醫院説要轉來一個病人

我叫張定宇，今年56歲，我是武漢市金銀潭醫院的院長。

我是2014年1月2號來的金銀潭醫院，在這工作已經超過6年了，我想，剩下的時間我也會在這裏待下去。

我們醫院以前有三個名字:武漢市醫療救治中心、武漢市傳染病醫院，還有武漢市金銀潭醫院。後來把第一個名字給去掉了，武漢市金銀潭醫院、武漢市傳染病醫院，這兩個名字保留使用。

説起這次疫情，最初大約是2020年1月3號前後，媒體對武漢的關注度就比較高了。但其實更早一點，2019年12月27號晚上6點半左右，我還記得，那個時候武漢天黑得很早。那天，我，還有黃朝林院長，都在辦公室。黃院長接到同濟醫院一位教授打來的電話，説要向金銀潭轉診一個病人。我們問是什麼病?對方説是冠狀病毒感染的一個病人，沒説肺炎。

這是什麼病?我當時並不瞭解，包括我們醫院這些人當中也沒有誰接觸過冠狀病毒是怎麼回事。於是我們馬上就打電話給北京地壇醫院的專家，問“這個病人我們應不應該收?能不能收?”地壇醫院的專家馬上就回復説，“你們應該收，金銀潭是傳染病醫院，這個病人你們要關注。”於是我們馬上就又打電話給同濟醫院，讓他們把病人轉過來。

但是，這個病人本來是從武漢市二醫院(武漢市中心醫院)轉診到同濟的，讓他再轉到我們這麼一家機構，他不願意。一邊同濟給病人做工作，同時我們也開始做準備，要了解冠狀病毒是怎麼回事。

作為醫生，實際上心裏是比較敏感的。我們想的是，首先得把病毒的基因序列拿到，所以打電話到第三方檢測公司。實際上這個公司也是很謹慎，他們第一次給的報告上面並沒有指出是“冠狀病毒”，只説“RNA病毒未檢測”，但他們在電話裏和同濟的大夫説了。我們就告訴第三方公司，你既然做了測序，這個序列必須給我們，因為這個病人到時候要轉診到我們金銀潭來。

這樣，我們把基因序列拿了過來，找到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當天晚上病毒所就比對出來了。當時是27號晚上大概10點多。比對出來最像什麼?叫做“蝙蝠來源的SARS樣冠狀病毒”，吻合度非常高。當時病毒所也是在電話裏跟我們這樣説了，沒有出報告。

第二天28號，我們就追問同濟病人轉診的事情，那邊説病人家屬不樂意，不願意轉。我們也就不能強迫。

29號是星期天。下午稍晚的時候，黃朝林副院長打電話報告我，説要帶一個醫生去新華醫院(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會診，討論的是羣體性感染的7個病人。他去的時候省疾控中心的專家也在，討論的結果就是:往金銀潭轉診。

根據之前瞭解到的信息，我們已經有了警惕性。所以29號去新華醫院轉診的時候就已經全套防護了。但在心理上還覺得，這是一個孤立事件。當時馬上就元旦了，春節也快到了，我們希望趕快把它解決掉，幹完就完了。

就跟2017年的禽流感一樣，當年禽流感也是在這個季節，大概到3月份就結束了。那次禽流感全省總共二十來個病人，絕大部分都轉診到金銀潭來了。所以當時我也是這種心態:集中精力把這幾個轉診來的病人救治好。

但是，前面説是7個病人，實際上後來轉診來了9個病人。為什麼是9個?有兩個一起來的家屬説自己也有症狀，不肯走，也要住院。所以第一次是9個病人，當天晚上就住院了。

12月30號，做了最正確的一件事情

12月30號是週一。上午科室醫生在病房裏討論完病人情況，我也去問了一下。他們告訴我，病人都做過了咽拭子檢測，但檢測出來結果全部是陰性。當時也有一個試劑盒，裏面可以檢測到32種病毒，涵蓋了SARS冠狀病毒。

別人基因測序説有，我們為什麼沒檢測到呢?沒檢測到，那就有問題嘛。我就跟黃朝林副院長説:“不行，我們得把所有的病人做肺泡灌洗，先進行支氣管內鏡檢查，之後再做肺泡灌洗。”

下午2點鐘，內鏡科主任帶着護士進去了，大家也是防護得非常好，用上了正壓頭套。

這是個有創的檢查，轉來的9個病人裏有兩個人拒絕籤知情同意。

到下午4點，7個人的肺泡灌洗全部做完以後，我們把樣本分成四份，一份交給武漢市疾控中心，一份交給中科院武漢病毒所，另外我們自己留兩份，考慮到以後可能會用得着。

大概4點多鐘的時候，樣本已經全部準備好了。武漢市衞健委的一位分管領導帶着疾控中心的人也到了金銀潭，這時候疾控中心的人告訴我，他們做過了32種病毒羣檢測，這32種病原體什麼也沒有。

我告訴疾控中心，我們的7份樣本全部在這了，請疾控中心儘快把它檢測出來。

同樣我們和病毒所也説了。很快，他們連夜就做了檢測，兩個和SARS冠狀病毒相關，測出來是陽性。因為它和SARS冠狀病毒同源性很高，所以會呈陽性反應。這就更加讓我相信，肺泡灌洗這個措施應該來説非常及時。

我的一個判斷是，病人是下呼吸道先感染，直接感染到肺泡，逐漸發展到把肺泡佔滿了，然後從肺泡漫出來，之後咽拭子才能夠檢測得到。這是我自己的觀點。

到31號下午的時候，國家隊的專家還有省內的一些專家就過來了，坐滿了我們的大會議室。當時已經不是9個病人了，30號接着在收病人，31號也在收病人，大概已經有20多個病人了。大家把所有病人全部過了一遍。説完以後得出結論:首先，這些病人畫像畫完都是一個樣子，所以肯定是同一種病;第二個結論:他們説這可能是病毒感染，不是其他感染。

當天晚上，就開了一個跨年的工作會議。到1月1號凌晨兩三點鐘的時候，武漢市領導決定:關閉華南海鮮市場。

我現在並不知道國家衞健委為什麼派專家來，可能是30號晚上我們這兩個陽性結果已經報到國家去了，也可能是網絡上的輿情引起了國家CDC的警惕。

但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給病人做肺泡灌洗是早期我們做得最對的一件事情。我做醫生、做醫院的管理者，至少這個關口我沒鬆掉。萬一鬆掉了，那我就是罪人。所以，我們這家醫院具備這個能力，你就必須把這些做掉。核心就是你要守土有責，每一件事情都要守土有責。

第三方檢測公司當然也是可信賴的公司，但是你作為一家醫療機構請到了CDC和病毒所來檢測，得出這個結論印證第三方公司的檢測結果，這個證據鏈就是很強的。

元旦過後，金銀潭成了風暴之眼

接下來病人逐漸開始增多，1月2號、3號不停地有病人來。

境外的媒體也在關注。有同事發圖片説CNN、《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都報道了，並且把我們醫院的照片作為背景放在報道里。

媒體的關注也讓我提高了警覺。那個時候我就跟大家説，我們現在是在“風暴之眼”，是世界媒體關注的地方。當時我本人也感覺到，這個事情還可能會比較重大。一個是病人增加的速度比較快，到了2號、3號的時候，已經有四、五十個人。病人越來越多，政府關注也越來越高，每天都有彙報、報告。也有很多專家過來，包括疾控方面的專家、病毒所的專家，還有醫療的專家，比如李興旺教授和曹彬教授，大家聚在一起討論，希望可以集中力量打個殲滅戰。

三十、五十，然後八十、九十、一百……病人逐漸就漲到這個數字了。當時就聽到專家們説，外面哪個醫院哪個醫院現在也有很多病人。實際上當時我們在醫院裏消息還是很閉塞的，因為大量的精力都投入到了醫療救治，忙不過來，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事情。在醫院裏面清楚的是什麼?是我這裏病人很多，病人很重，我們要不停地準備，把病人接納下來，讓病人能夠得到安置。

可能每次我們的動作都比事件發展稍微快了半拍，一拍都沒有，只能快半拍。怎麼快半拍的?病人突然要增加的時候，我們已經清空了一個樓層，準備接病人來了。樓層不是清完了就可以住病人的，清完了以後還要做徹底的消殺，地面、物表、牆面、空氣，統統要做消殺。消殺完以後，要把所有的單元，牀、牀頭櫃、凳子等等準備好。

反正先準備吧!因為已經感覺到外面病人在增加。當你準備好了以後，“譁”一下!這個樓面又滿了。還沒住滿的時候我們就又馬上準備下一個樓面，一個樓面一個樓面地展開。

剛開始的時候不是開的ICU，是普通的隔離病房。包括我們6樓、5樓、4樓，當時都是普通隔離病房。後來大概是十幾號以後，重症病人增加得非常快，而且省衞健委組織了同濟、協和、省人民醫院的 ICU團隊來支援我們，要求他們一人對應一個樓層的ICU病房。這個時候，我們就把南6樓、南5樓改造成了ICU病房。

大概也就是1月3號到5號的時候，我們就開始緊急採購呼吸機、監護儀、輸液泵、體外的除顫設備還有心肺復甦設備等等。每個樓面大致按照25台呼吸機、25個輸液泵這樣來準備。其實準備好以後也還是有點顧慮:是不是開口開太大了?準備這麼多，萬一沒用呢?萬一買多了平時又用不了，這50台呼吸機怎麼辦呢?

實際上到了十幾號以後，所有的呼吸機都用上去了，該上ECMO的也上了。

當時倒也沒有感覺是在作戰，只覺得事情很緊迫。當時我也跟我們的同事反覆強調:要保衞我們這個城市，保衞武漢的人民，我們不希望把武漢人民困在這裏，如果我們很快地把疫情控制住，大家春節該幹啥幹啥。

因為思想動員做得比較充分，所以每個樓面開展起來還是比較順利。我們醫生護士沒有一個人牴觸，有時經常是晚上突然通知他們樓面要清空，要轉運其他的病人，他們就得把在院的病人轉到另一個樓面，然後把樓層清空做消殺做處理，第二天早晨再收其他的病人。這套流程我們做了很多次，雖然很忙，但還是比較有序。

當時病人每天逐漸在增加，我們整個三幢樓，南樓、北樓包括綜合樓已經全部清空了。當時我們還有一個GCP(藥物臨牀試驗)病房，它佔了一層樓。本來我們過完年後還有臨牀試驗要進行的，到了臘月二十七的時候我已經下決心要關閉了。GCP是我最後關的一塊，目的就是讓我們的同事全身心地投入醫療工作。

所以為什麼我説每次都要快半拍，是因為我自己首先心理上做好了準備，我們同事也做好了心理準備，而不是等到局勢逼我，要我們做這個決斷。

封城是幾號我不知道，説實在的沒有太多的印象。只是覺得每天都很緊張，每天都有大量病人要收進來，每天有那麼多重症病人要搶救，要氣管插管，有的病人要上膜肺，還有一些病人在死亡……

因為不停地有病人進來，就必須有病人出去才行。有的病人一待二十多天，怎麼得了?那醫院就堵成“堰塞湖”了。當時的出院標準一是持續10天不發燒;二是症狀消失，症狀改善;第三是肺部的影像吸收，因為當時沒有別的檢測方法。1月1號到1月31號，我們將近有三百多個病人出院。

這樣，醫生臨牀的工作量就會非常大。我們整體的醫務人員有限，而且他們又是在穿防護服的狀態下來做這些工作，所以做起來就非常吃力。到了春節前夕，確實有點吃不消了。

當時也已經有媒體過來了，我們也沒太關注，完全沒有心思跟媒體打招呼。一直到大年三十的時候，有人説央視春晚上面有你們醫院的鏡頭，我當時也覺得很意外。

1月9號之前，已經把病人的餐飲全部承擔起來

最早我們病人是收費的，兩千、三千，有些搶救的病人交一萬、兩萬都有。媒體在報道中提到治療費用後，政府很快給了指示:不要病人交那麼多錢，交個門檻費就行了。

所以大概是1月5號的時候，我們就只收醫保的起付線。

大約9號之前，我們就已經就把病人的餐飲全部承擔起來了。為什麼呢?因為3號、4號我去病房查房的時候，看到了很多病人自己定的盒飯，中午吃的晚上吃的，都沒收拾完，堆積了很多。因為是他自己掏錢買的，我們也不好處理，他説他還要吃你怎麼辦?發現了這個現象，我就下決心了，每天吃飯的費用暫時不要由病人付，我們先承擔下來再説。

當時給病人的餐飲是按一天90塊錢準備的。到了1月9號的時候，市委市政府明確説了，病人費用一分錢不要收，已經收費的統統退還。既然政府已經説到這個份上，我還是比較敏感的，那就病人和醫務人員應當同一個餐標，統統按120塊錢準備。

這時候病人飲食也得到改善了。雖然知道盒飯難吃，但病人也會體諒我們:這份餐食是由醫院代表政府提供給大家的，而且標準又和醫務人員一樣，他們吃什麼我們吃什麼，這樣做下來以後，整個病房氣氛就比較平靜，不會再為吃飯的事情發生爭執。

春節前我們還啓動了一項工作，就是克立芝的藥物臨牀試驗。

最早也就是1月5、6號的時候，中日友好醫院的曹彬教授跟我們提到了克立芝，他把文獻給我們看，説在2003年SARS末期的時候，香港的袁國勇院士用這個藥治療了一部分SARS病人，通過和歷史數據對比，可以看得這個藥能夠抑制SARS冠狀病毒。

既然有證據，而且這兩個病毒又比較靠近，我們為什麼不用?而且我們有一個先天的優勢，因為克立芝是抗艾滋藥，我們醫院是管艾滋病的，全省的艾滋病藥全部在我們這。

當時想着一個病人按14天來算，大概是需要56顆藥，一瓶藥120粒，可以給兩個病人吃。按照這個算法我們大概有1000人份的藥。所以我們很快在臨牀展開了，鼓勵一些科室主任，如果有重病人的話，趕快給這個藥，説不定有用。

用了大概五、六天的時候，有個主任打電話給我，很興奮，他説，“張院長，那個藥好像真的有效!”我説怎麼有效呢?他説他把吃了藥的幾個病人的片子拿起來對比了一下，好像確實肺的吸收要快一些，病人的病灶區全部在往吸收方面好轉，這給了我一個很強的信念。

再往後，我們就嚴格按照臨牀試驗開展了。2月2號，整個臨牀試驗入組完成。現在來看，臨牀試驗效果是好的，不能説是特效藥，但是是有效藥。 “我們既要在疫情這塊要打勝仗，科研這塊也要打勝仗。”這兩塊現在已經顯現出來了。

曹彬教授作為第一批來的醫療專家，他為前期的病情診斷和病人救治做了很多很多事情。印象最深的還是，他每次看病人不僅僅是聽彙報，他要穿上防護服到病人跟前去一個病人一個病人地看，看完了以後他會給一些醫囑，或者基本的判斷，比如呼吸機該怎麼調整等等。

有一次我跟他進病房，當時有個女病人，也就三十五六歲吧，情緒非常不穩定。她一直在ICU裏面哭，吵着説我要回家。其實她當時已經缺氧很厲害了，用的高流量給氧裝置，但還是在不停的哭鬧。曹教授來了以後，我就跟她介紹説，這是北京來的中日友好醫院的曹彬教授，他是國家醫療隊的專家，特意來看你。曹彬教授非常體貼地跟病人溝通，告訴她現在得安安心心在這治療，有這麼多人在關注她、幫助她，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把病要治好，病人逐漸也就安靜下來了。

春節前，衞生員和保安突然辭職了

前面説到元旦前我們開了一個連夜的跨年會議，我和我們院王先廣書記是凌晨三點多會議結束後回到醫院的，當時想在對面的酒店找個牀睡一下，但是沒牀，王書記只好睡在躺椅上，我睡隔壁一個沙發，睡了幾個小時。早上六七點鐘，我們就讓院辦通知所有職能部門以及科主任、護士長全部到崗。當時覺得也就是要取消一個元旦假期，後面可能還有一個週末，並沒有覺得全部假期要砍掉，後來是一個一個取消的。再往後一點，就沒有考慮過春節休假了。

所有護士的正常休息也取消了，甚至下夜班的休息都不能保證他們了，這是最痛苦的時候。因為我們的人手已經到了極限，每個病區的人手根本就拉不開。我們一個病區也就是十五六個護士，而管理的病人是三四十個。穿防護服進去一干就是4個小時，4個小時換一下，再進去幹4個小時，每天8個小時在裏面。

大概是1月12號到15號之間，有一天突然走了50多個衞生員。他們看到病人來得那麼多，醫護人員防護這麼緊密，很害怕。雖然我們對衞生員也是要求全部做三級防護，就像對自己的員工一樣，因為他們污染了也會污染我們的同事嘛，但有些人還是很害怕。我們總共一百多個衞生員，走了一半。還有當時臨時聘用的18個保安，有一天突然全部不來了。

唉呦，可把我們搞慘了!

我們所有的行政後勤幹部職工都要上病房去，送餐。你不會看病人，但是送個餐食應該是可以的，是吧?衞生員走了以後，我們的行政人員也要進去。所以衞生員的工作基本就是護士還有行政人員在承擔。大家也沒有什麼怨言，還是把這事情做下來了。這也是當時碰到很棘手的狀況，你平時覺得一個衞生員怎麼會是個事情?在這個狀況下就是個事情。

本來ICU護士還是配得比較充足，後來實在沒辦法了，臨牀其他科室護士不夠，只能削減ICU的隊伍去滿足其他的隊伍。因為普通樓面的病房裏面也有很多重症病人，普通病房的工作狀況可能不比 ICU要好。所以當時那些護士在裏面的工作時間非常長，做得很苦。

到了大年三十，解放軍的醫療隊、上海的醫療隊進來以後接管了我們四個樓層，極大地緩解我們的壓力。你就覺得這個事情有希望了。而且你會感覺到我們不是一個人在戰鬥。後來解放軍醫療隊走了，福建的醫療隊過來了，這也是特別能戰鬥的一支醫療隊，他們管理的兩個樓層收治病人和出院病人都非常多。他們在的兩三個星期，收治病人是一百九十多，出院病人一百三十多。

當然從一開始我們也不是一個人在戰鬥，一直有湖北省和武漢市的醫療機構抽人在這裏支援。

1月14號，我愛人也出現了症狀

我愛人是1月14號前後開始有症狀的。她以前是武漢市第四醫院的護士，後來在醫保辦公室工作。他們醫保辦在門診大廳有個服務枱，她要在那兒回答病人的一些問題。

14號的時候她就有點發燒，在家有點低熱。那段時間我偶爾還能回家，大概是18號晚上回家的時候，已經十一點多、十二點了。她給我準備了吃的，我就跟她説説工作上的事情，我説醫院的病人很多都有氣短、胸悶、喘氣的症狀。

她説，“我也有點喘氣”，當時我實際上不太高興，因為我每天工作忙得不得了，現在我説病人病情的時候，你跟我説你也喘氣?你為什麼先不跟我説?多多少少有點責備她吧。但心裏又放心不下，我説明天一定去做一個CT掃描。結果第二天上午一掃CT，她的兩個肺體就是很典型的改變。我説做完CT還不行，趕快再做個血常規，一查，很明顯的淋巴細胞降低。

她19號上午做的這些檢查，中午我就抽空回去一下，給她採個痰，同時給我自己也採一個，因為我還要工作，如果我感染了我也得隔離。採兩份痰，兩份肛拭子，送到醫院來做檢測，當天下午就得到結果:她的兩個都是陽性，我兩個都是陰性。沒得説了，她得去住院，當時是住在四醫院，她的工作單位。

我有壓力，因為我知道這個病是怎麼回事。她反而沒有太大的壓力，她説身邊包括他們同事也有人在生病。

大概20號還是21號晚上，也是很晚了，我自己一個人開車回家，那時候我已經看到了很多死亡，而且不知道那些重症是怎麼發生的，不知道怎麼就朝着那個方向走了，我就感到很恐懼，開着車，眼淚就奪眶而出，很害怕，因為你不知道你的親人會發展到什麼程度。

幸運的是，她很快就轉歸，大概一兩週就康復了。出院回家也是她自己回的，我沒時間去接她。

實際上我幾乎就沒怎麼照顧她，住院期間我就去過一次，陪她在牀邊坐了一會兒，聊會天，拉拉手，給她一些鼓勵。

我一直覺得對她有愧疚，在她最艱難的時候沒有照顧她。我們兩個人感情比較好，她也説她對我有愧疚，在我工作最忙的時候沒給我幫上忙。

後來，因為我可能在媒體上有一些影響，就跟她聊了一下血漿捐獻的事。她説，正好他們有幾個同學，包括一些同事也願意參加血漿捐獻。她是主動的，其實不應該説是我動員的。我説，“等我們採漿點準備好了，你就到我們這邊來獻漿算了。我在媒體上説過了，你也支持一下。”她説，“不是要支持你，我本身就應該做這件事。”我妻子還是蠻勇敢的。

一開始我的防護也做得不是特別好。幸運的是，可能我們院感控制做得比較好，辦公區域一直都是清潔的，所以反而沒出太多事情。

我們全院感染21個人，現在都出院了

總共我們全院感染是21個人，有8個是行政人員，另外大概有9個護士。8個行政人員有一個很明確是在華南海鮮市場感染的，完了以後又感染了我們另外三位同事。真正在病房裏面感染的，就一個醫生。另外有一個醫生是在檢驗科，因為要給病人做血常規、生化常規，開蓋的時候可能會有小的氣溶膠“嘭”一下懸浮在外面，檢驗科的同志可能是這麼感染的。另外一個就是我們黃院長，可能跟他經常在病房、在門診，跟病人接觸比較多有關係。

現在，我們所有的醫務人員都出院了。恢復得都不錯，有的已經來工作了。

而那些罹難的醫生，無論是中心醫院的、漢口醫院的，還是武昌醫院的劉智明院長，我們大家都是非常好的朋友，聽到這個消息還是很傷心。他們是自己的同事、同行，感情上確實也受不了。我們每天都在救別人，你對自己的同行同事卻完全手足無策，幫不了他們。你會覺得很沮喪，很沮喪。

災難醫學這一塊，它是需要擴充的，我們要做好這種物質上的準備和思想上的準備。思想上有準備，事件來了，你就能夠很正常地應對它，不會很慌亂，不是這個事情“譁”一下砸到你頭上。你平時沒有積累，這次我們肯定會垮掉。你個人很浮躁，就會帶動你的團隊也很浮躁。雖然我脾氣很急，但實際上我是一個偏安靜的人，我願意一個人或者兩三個人這樣坐着聊聊天，説點事情。首先第一個是你要安靜，他會給你蓄積這些能量;第二個，平時也要很敏鋭，要觀察事情，你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事情。

這次的災難，我想給我們國家、給我們醫療專業的同事包括衞生管理部門，也會提供一些其他的啓示。

我們國家發展到今天，為什麼醫患矛盾這麼尖鋭?為什麼現在(疫情期間)就沒有這個矛盾?醫生護士和大家一起共對災難是一方面，那如果我們要收費呢?現在是國家很強大，把這個全部包住了。但是我自己的一個感受，如果以後我們的醫療能夠保證那些最低端的邊緣化的人羣，能讓他們享受一些免費的醫療，就能讓我們整個社會心理得到安定。如果你需要更好的醫療，你就要努力地工作;如果你實在是條件很差，現在還有一個最基本的醫療在這。應該有個性化的、高端的服務，也應該有方艙醫院這樣平民化的東西，讓平民百姓能夠得到一些免費的醫療，基本的救助。因為資源永遠是有限的，你不可能把資源配置到無限的狀態。

要説這次疫情最大的感受，還是祖國的進步、國家的強大。1999年我在阿爾及利亞曾經看到為應對一場疫情，他們一個醫院可以一下子拿出六七十台呼吸機，當時很震驚，因為那會兒整個武漢市，包括同濟、協和，也沒有一家醫院可以同時拿出那麼多台呼吸機。現在我們要申請呼吸機，國家很快組織恢復生產，其他的救助設施，像ECMO、CRRT，包括救治人員調動，也是一樣。

我還是覺得，這次這麼大一個災難，中國人民和武漢人民做出了自己的犧牲和奉獻。封城，雖然是很痛苦，但是也是非常英明的一個決定。包括我們後來的方艙醫院，多大的設想?所以除了佩服，還是佩服，佩服我們的國家，佩服我們的人民。

坦然接受了漸凍症的事實

“漸凍症”這個名字翻譯得真是好，就真的像凍住了一樣，你走不開。當你走開了以後反而稍微好一點。你走不開的時候，就只能就一點一點地磨嘰。特別是天冷的時候，晚上我想去病房，又不願意同事看到我這種慘狀，我就趁沒人的時候，自己慢慢過去，看一看。

其實2017年7月份的時候，我就覺得自己要麼膝關節要麼髖關節有什麼問題，走路有些緊繃。最後確診，應該是2018年的10月份。四個節段都有問題，頸段、胸段、腰段、骶尾段全部有問題。我沒怎麼告訴同事，主要是跟我們的黨委書記王書記説了。因為身體疾病也是一項很重要的個人情況，你需要跟黨委報備一下。共產黨的基層領導幹部，基本素質還是應該有的。

我不能因為我自己生病了，然後賣慘。這次這個事情是我主動説的，因為來了這麼多媒體，基本的尊重應該有，你不能人家走，你在這裏坐着。但起身對我來説，這個動作啓動比較困難，我真走開了以後沒什麼事，但啓動是比較困難。第二個是送專家，你總是比別人晚一點，別人會説你，“這是哪裏來的一個院長，這麼大個架子?最基本的禮貌都沒有嗎?”

別人不會怪你，但是你自己覺得還是過意不去。而且來的很多都是我很敬仰的一些專家或者領導，你這基本的禮貌要有。所以後來我想，這個事情還是我主動説好，説了以後別人也不會怪我。

幸運的是，我的身體情況沒有影響到我的工作。同事們也給了我很多的幫助，我現在下樓的時候他們只要看見了，都會過來給我搭把手，稍微讓我扶一下。所以也非常感謝我們同事。

這個疾病晚上它會抽筋，突然一下。這段時間，晚上抽筋又有增加，特別是大肌肉抽搐，要站起來才可能把它壓制住。幾乎每個晚上都要抽筋，一個晚上抽幾次，非常痛苦。倒不是這個疾病走路跛行讓我痛苦，是晚上睡覺睡不了，抽筋可以讓你抽醒。比如這隻手指頭這麼抽筋，上肢有時候也會，我就悄悄地趕快立一下。這段時間也可能是跟勞累有關係。

還有一個就是房顫，昨天搞了一天的房顫，好難受。我愛人都説晚上你説什麼夢話，下回你再説夢話給你錄音錄下來。我昨天就感覺自己説夢話會把自己説醒，關鍵是心裏總有事情。這段時間我就趕快吃抗房顫的藥，今天就好一些。所以昨天為什麼後來我不能接待你，跟這有關係。

昨天下午完全不行，今天還挺好的，今天心裏就不一樣，嘣，嘣……我能感覺非常明顯的。昨天搞了一天了，難受，我晚上睡一覺，就過來了，那挺好的。

對我來説，(患漸凍症)這個事情已成現實，我也就很坦然地接受了這個現實，不覺得有多恐懼。以前我還每天騎自行車，後來專家就建議，不要騎自行車了，容易摔跤，要是摔骨折，那完了!因為本身骨折以後肌肉容易萎縮，你再加重它怎麼行?反正你就不要騎自行車了。

我最長的騎行距離是70公里，在武漢環一整圈，我蠻喜歡一個人揹着水騎行，感覺很青春!有時候上班也騎自行車過來，就蠻舒服的，沿路上有很多風景。我還徒步走到過醫院，從家過來15公里，三個小時，包括生病確診以後也走過。

武漢確實還很美的，特別是我們現在做了綠化步道，很漂亮，看着蠻舒服。我現在也還能走，但是上台階下台階害怕，我就像老頭老太太那樣舉個枴杖上下。登山杖我已經用了很多副了，最近他們説國博要徵集文物，我還開玩笑説，乾脆就把我的舊登山杖給他們算了。

口述時間:2020年3月12日

“我們經歷着生活中突然降臨的一切，毫無防備。”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用來形容這些天，是那樣的貼切。

在突然被按下暫停鍵的危城武漢，既有個人的茫然無助，也有凡人的挺身而出。恐慌，痛苦，感傷，感動……災難之下，再剛硬的人也變得柔軟。

我們想通過十個人的講述，記錄這段歷史，記錄2020年這個春天的武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