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若麟：特朗普及西方政客們熱衷炒作“中國病毒”的真正目的
【文/鄭若麟】
應該引起我們高度警惕的是，歐洲和美國的某些勢力很有可能為了掩飾其執政者應對新冠病毒不力的事實，而掀起一場將疫情在西方大範疇爆發的罪魁禍首歸咎於中國的大規模輿論攻擊，以轉移西方民眾對其無所作為或反應遲鈍造成損失巨大的不滿，代之以針對中國而引發的仇恨。
儘管沒有使用“封城”（法語是confinement）一詞，但法國總統馬克龍在16日晚間新聞節目黃金時間發表有關新冠病毒疫情的第二次講話時宣佈，法國封城至少30天（即關閉歐盟和申根區邊境），關閉一切非必需場所，限制公民出行15天，並推遲原定22日舉行的市政選舉第二輪投票……與法國一樣，部分歐洲其他國家也採取了同樣的措施。這證明，歐洲已經開始真正意識到他們面臨的是一場多麼嚴峻的挑戰……
歐洲在新冠病毒的猛烈攻擊下，在度過了早期安然自若、穩如泰山的一段時期之後，突然表現出某種“失控”的局面，令人倍感詫異。事實上，歐洲正在面臨新冠病毒爆發高峯期的到來。估計下週末至兩週後，歐洲很有可能會遭遇新冠病毒的大規模來襲，而出現一場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危機……
令人不解的是，歐洲一方面有中國成功抑制住病毒的例子和榜樣，用流行的話來説可以“抄作業”一番，按照中國的做法不就可以有效控制病毒的擴散嗎？中國在武漢之外地區成功地控制了病毒擴散的做法不是為歐洲提供了一個非常難得的防疫模式嗎？另一方面，就在中國為應對這個突如其來的流行病、付出經濟上的沉重代價全力封城以遏制病毒的擴散之際，歐洲本來似乎應該有足夠的時間（從一月底到三月初，至少有一個半月的時間）來進行必要的準備，比如建立一定數量的救護中心、囤積一定數量的疫情醫療必用品、建立監控病毒傳播的信息反映渠道……但歐洲似乎一切都沒有做，當意大利出現疫情失控的現象時，歐洲其他國家才都表現出一片緊張景象。
意大利到3月16日夜24時，確診人數已經24938人、死亡人數為1809人、治癒2335人；西班牙確診人數9428人、死亡335人、治癒530人；德國確診人數6924人、死亡14人、治癒59人；法國確診人數6633人、死亡148人、治癒36人……連瑞士這樣一個人口僅八百多萬的小國，確診人數也已經2217人、死亡14人……
最重要的是從歐洲各國確診人數增長速度（這一增長還明確不包括疑似病人和無症、輕症病人，因為他們沒有資格接受核酸檢測）來看，歐洲峯值尚未到來。以法國為例：
法國新增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一直在增長之中：
11日：新增497人、死亡48人；
12日：新增595人、死亡61人；
13日：新增785人、死亡79人；
14日：新增708人、死亡91人；
15日：新增923人、死亡127人；
16日：新增1632人、死亡21人 ……
顯然，今天的法國與兩週前的意大利非常類似。而意大利從確診人數上萬到翻倍超過兩萬僅用了幾天時間。歐洲的疫情已經接近、甚至從人口比例上而言已經超過中國武漢和湖北最高峯時的情況。而意大利一天死亡人數（368人，死亡率高達7.3％）已經超過當時武漢死亡人數最高峯時期（254人）……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
措手不及、束手無策還是應對失誤？
一個疫情從爆發到最終結束，大致可能經歷潛伏期、遏制期、爆發期、擴散期、高峯期、治療期、衰退期、結束期等多個階段。
中國因為疫情爆發初期對病毒的認識尚處於非常缺乏的階段，因此而錯過了在潛伏期、遏制期就做好應對的策略；因此當病毒突然爆發之後，中國不得不宣佈於1月23日武漢封城。當時湖北省確診人口444例，全國也就571例，死亡僅17例。
然而問題是，今天歐洲幾個大國幾乎都已經超過了這個數。由此可以説，今天歐洲之疫情已遠比當時的中國和湖北要嚴重得多。
但從1月23日至今，歐洲應該説有着足夠的時間來準備應對新冠病毒必然會發動的對歐洲的猛攻。然而從1月23日中國武漢封城到3月10日世界衞生組織終於宣佈大流行病在歐洲已經全面爆發，整整一個半月時間，歐洲似乎並沒有做好應對新冠病毒來襲的任何準備。
相對而言，俄羅斯就在此期間依照中國的寶貴經驗，在距莫斯科60公里處的一個地方建立起新冠病毒防護醫院“新冠疫情遏制中心”，嚴陣以待。我相信，一旦俄羅斯進入新冠病毒爆發期，一定不會如歐洲那樣束手無策。
歐洲從意大利開始，已經深陷新冠病毒高峯期，而法國、德國、西班牙乃至英國等其他幾個主要歐洲大國則正在爆發過程之中，很有可能將會在一週或兩週內達到高峯期。歐洲的未來前景非常令人擔憂。
種種跡象表明，歐洲目前面臨的主要問題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歐洲各國當局針對新冠病毒的防控處於逐漸失控之中。無論是法國還是德國、西班牙等歐洲的主要國家，都沒有建立起對新冠病毒擴散的有效防止和監控系統。
二是歐洲、特別是法德西等多個歐洲大國，其社會民眾和高層政府普遍對這次疫情來襲的猛烈程度心理準備不足，兩個極端均在同時出現：一方面超市搶購囤積物品已經開始；而另一方面滿不在乎繼續在曬太陽、聚會的也大有人在……這種兩極態度將很有可能會造成在未來幾周內疫情在法國和歐洲其他大國形成燎原之勢，以至於出現大量感染和死亡事件。
三是法國和歐洲大多數國家應對新冠病毒的手段如此之匱乏，包括口罩、測試劑、呼吸機、病牀數量、醫護人員等幾乎所有應對大規模疫情的手段都宣告不足，也令人難以置信。
出現這三大問題，似乎是因為歐洲各國應對新冠病毒來襲時，由英國領頭，法、德、西等國政府尾隨，均採取了一種非常特殊的策略，即所謂的“羣體免疫”策略。
對輕症、特別是無症狀者基本放任不管，讓出現發熱現象或早期感冒症狀的患者首先聯繫自己的家庭醫生，看是否需要入院治療；而大多數家庭醫生在患者尚不需要使用呼吸機之前，都是告誡患者自我隔離在家，既不去做新冠病毒檢測，也不做任何特殊治療；只有待到病重危機狀態時，才能夠撥打電話緊急求援。
這時病人才有機會得到新冠病毒感染檢測。據透露，這種策略的潛台詞是新冠病毒可以實現自愈，而一旦自愈便會產生免疫力。當這類免疫羣體逐漸擴大至一定程度、達到人羣的70%左右時，新冠病毒就將無法流行而自行消失。
英國政府首席科學顧問特里克·瓦蘭斯表示，六成英國人感染新冠病毒，以使英國人享有“羣體免疫力”。
這一策略實在是令人驚訝，但事實上歐洲法、英、德等相當一部分國家卻似乎都在普遍採取這種策略。正是這種策略使這些國家不但已經失去對疫情擴散的控制，甚至其衞生當局都已經不清楚自己國家究竟有多少確診病例。放任輕症、只關注重症的做法，使很多潛在的病毒攜帶者名曰“自行在家隔離”，實質自由散落在社會、社團間，事實上導致了疫情的失控。
意大利已經發生的事，目前正在歐洲其他國家發生，只是存在着一個時間差。今天正在意大利發生的一切，一至兩週後的法國、德國、西班牙和英國等國家均會隨之發生。
確實，採取這樣的措施有其合理的一面，比如可以使非新冠肺炎患者減少在醫院候診時發生交叉感染的概率；可以將有限的醫療設備和材料用於真正需要的重症病人身上，特別是呼吸機。要知道，維持感染新冠病毒病人生命最重要的醫療設備就是呼吸機。一旦病人無法自主呼吸後，呼吸機是維持病人生命的唯一設備，以呼吸機來延長病人的生命，來等候病人的免疫系統對病毒產生抵抗力而逐漸恢復。德國之所以死亡率遠遠低於歐洲其他國家，特別是低於意大利，德國有能力生產呼吸機是一個重要因素……
主張採取這種策略的歐洲病理專家認為，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本來就是歐洲各國無法徹底阻止的，要做的僅僅是延緩疫情擴散峯值的到來；而期盼的正是在峯值到來之前，因自愈而產生免疫力的“免疫羣體”就已經足夠強大，足以抵禦病毒的擴散。
但問題是，這樣做卻增加了無症狀和早期輕症患者傳染其身邊人員和社區、社團的概率。而這似乎正是歐洲目前正在發生的事。僅僅收治重症和危急病人固然能夠將有限的醫療設備和材料用在關鍵之處，但如果病毒擴散概率擴大、患者大量增加的話，不同樣會造成重症病人也會大幅增加的現象嗎？
令人倍感驚訝的是，歐洲一部分國家竟對中國在短短兩個月內便取得遏制疫情的巨大成功視而不見，而採取上述與中國完全南轅北轍的做法。當我們深究時，可以發現最主要還是源於對中國防疫取得成功的某種輕視甚至是蔑視原因而導致的。
中國成功地控制住了疫情所採用的封城、高速建立醫院和隔離區、通過社區要求民眾“宅家”、外出戴口罩等多種付出慘重代價換來的有效經驗完全被歐洲忽略。因為在歐洲媒體和輿論中，中國始終是一個衞生條件極其落後、醫療水平與歐洲不可同日而語的國家。這部分歐洲輿論相信，發生在中國的一切，是因為中國自身的原因，絕不會在歐洲重複。因為歐洲“有着世界上最先進的醫療體系”……這儘管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偏見，但卻是非常現實的事實。
法國巴黎最重要的一家醫院院長在被問及“關閉學校是否能夠有效防止病毒傳播”時竟完全無視中國的經驗，説“不知道，因為歷史上沒有任何先例可供參考”；另外一位政治家在談到如何控制疫情傳播時，竟説“韓國、日本等亞洲國家的經驗對法國沒有示範作用”，似乎中國是完全不存在的……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就是因為談論中國的防疫成功在法國（在歐洲）是“政治不正確”的……
歐洲各大國目前都已經出現病毒流傳失控的苗頭。多國數十位內閣成員或議會議員已經中招，其中包括法國文化部長、英國衞生副大臣、西班牙兩名內閣大臣，以及多達十二名法國國民議會議員等。新冠病毒如此迅速地入侵歐洲社會高層，讓我們懷疑歐洲社會實際上感染人數早已大大超過公佈的數字。
歐洲一向在談到中國疫情，特別是涉及中國的統計數字時，必然要加一句：根據官方數字……言下之意當然是持懷疑態度的。而今天我們也完全有理由懷疑歐洲的統計數字裏排除了部分無症和輕症感染者在內。
歐洲媒體也在中間起着某種“輕視病毒”的作用。歐洲媒體反覆向民眾灌輸新冠病毒只是一種流感，而且98%的患者都會自愈，是使歐洲民眾普遍不重視這次疫情的重要原因。
歐洲民眾並不是真的不怕，而只是沒有認識到這次疫情的嚴重性。當法國總理3月14日宣佈全國疫情進入第三階段，因而採取關閉所有非必要場所、禁止百人以上的集會等措施之後，法國超市也發生了搶購各類日常用品的浪潮。當16日晚法國總統馬克龍事實上宣佈法國封城之後，很多法國人也“出逃”自己在外省或鄉下的別墅……這證明法國人也是害怕疫情真正擴散的。只是他們目前不相信會失控而已。
我們不得不指出的是，在歐洲，除了針對中國政治體制（因此中國採取的措施不能夠在歐洲複製）之外，另外一個潛台詞（無法明説，但在法國媒體的字裏行間或政客、輿論專家甚至包括部分醫護人員的口中經常可以聽到蛛絲馬跡）則是新冠病毒死亡者絕大多數都是60歲以上已經患有各種其他疾病的老人，因而對社會並無大礙。
法國一名著名的媒體人、《快報》週刊的總編輯甚至公開在電視節目中説，我們值得為一批老人的生命而犧牲我們的自由嗎？在這樣的心理指引下，法國民眾普遍對疫情的嚴重性估計不足。
各種民調都表明，超過50%以上的法國普通人都“不怕新冠病毒的傳染”……正因為這種輕視，導致法國在疫情已經達到每天感染人數（還不包括沒有接受檢測的無症狀和輕症病人）已經達到6633人、死亡148人（週一16日公佈數據）時，依然維持法國15日星期天舉行的市政選舉。而這一選舉雖然投票率超低（不到45%），但也將會成為新冠病毒加劇流傳的契機；因此，法國新冠病毒流傳的高峯值很有可能是在下一輪地方選舉投票日22日前後，這是令人極其擔憂的。
幸好法國總統馬克龍宣佈推遲下週22日法國市政選舉第二輪投票，否則將不可避免地為下一輪新的感染峯期製造新的契機。其前景令人不寒而慄……
本來，歐洲在醫療領域處於國際領先地位，無論是其醫療水平還是醫療體制，都是屬於高水準。如果歐洲國家接受中國爆發疫情而為歐洲提供的寶貴的一個半月的時間差、接受中國提供的寶貴的經驗，在此期間生產大量必要設備、建立大量醫院和病牀、培訓大量醫護人員，來應對即將到來的新冠病毒的攻擊，歐洲應該可以從容應對的。就如中國湖北以外的各省區市的情況一樣。但是，對中國的蔑視和無視，使歐洲失去了這寶貴的一個半月的準備期……
國際關係大變局前夜
正是由於歐洲出現疫情失控的局面，美國總統特朗普於3月13日宣佈在30天內中止美歐之間的人員交往。這標誌着美歐關係很有可能緣於此次新冠病毒疫情而產生新的變數。疫情的進一步發展將很有可能會嚴重改變現有國際關係格局。
本來，歐洲通過預防、截堵和重點保護三個階段來應對新冠病毒應該是行之有效的。但是歐洲第一階段即預防階段本來是做得很成功的。當時歐洲主要預防方向集中在中國。從中國撤回的歐洲僑民幾乎沒有一個成為歐洲大型新冠病毒的傳染源。法國撤回的武漢僑民基本上都沒有構成任何發病原。但是歐洲卻完全忽略了從其他方向傳染到歐洲的病原，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包括夏威夷。
最關鍵的，則是幾乎所有歐洲國家最終引爆病毒大規模傳染的病原都無法確認源自中國。正是部分來源不明的病原，使得歐洲各國在截堵階段遭遇失敗，導致歐洲只能放棄對無症和輕症病人的檢測，最終導致了新冠病毒的大規模擴散。歐洲儘管媒體上着墨不多，但其高層應該是心中有數的。
特別需要強調指出的是，法國媒體和歐洲其他國家一樣，對一些非常可疑的跡象基本不提。比如法國媒體對美國德特里克堡生化基地的情況不報道；法國民眾對這個基地在去年2019年9月突然關閉當然也一無所知。
其他一些關鍵性的信息比如美國疾病控制與防疫中心（CDC）主任羅伯特·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在美國眾議院監督委員會上承認一些以為是死於流感的美國人在屍檢中發現新冠病毒呈陽性這一令人震驚的事實，法國媒體和民眾也都視而不見……
美國CDC主任羅伯特·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2020年3月13日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的講話中，事先根本沒有與其歐洲盟國商討，便單方面決定向歐洲關閉美國邊界，禁止歐洲人前往美國。據法國國際關係戰略專家們分析認為，這是自尼克松單方面宣佈美元與黃金脱鈎以來，也是蘇聯垮台、冷戰結束以來美國最嚴重的一次完全基於美國一國私利的單邊主義決策，對歐洲的衝擊是非常巨大的。而且今年正是美國輪值G7峯會主席國的一年，美國竟完全把歐洲盟國拋諸腦後而不顧，也令歐洲戰略家們倍感震驚。
這表明美國已經淪為一個完全自私自利的國家，已經完全不將歐洲的利益納入其決策的因素之內……這將必然會對今後歐美盟友關係產生巨大的衝擊。
歐洲、特別是法國總統馬克龍已經多次表示，要在一系列問題上與美國拉開距離，因為美國已經無法承擔起西方國家“領袖”的角色，其中包括對俄羅斯的關係，當然也包括對華關係。可以預測，疫情過去以後，美歐之間再也不會有過去的關係存在了；歐洲將必然會修正其對俄、對華關係。一個新的歐洲正在通過新冠病毒而出現在地平線上……
選舉體制面臨“切爾諾貝利”？
在中國爆發疫情後，西方一批反華學者都情不自禁地歡呼“中國的切爾諾貝利”來了。他們認為中國體制是無法挺過這場疫情的嚴峻考驗的，就像當年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泄漏事件後而最終成為導致蘇聯解體的導火索那樣，新冠病毒也將會成為中國政權“垮台”的導火索……
但是他們沒有想到的是，中國政府和人民卻在短短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裏就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特別是當新冠病毒開始在歐洲國家猖狂肆虐之際，中國卻開始穩步恢復生產。當中國以外發生的新冠病毒患者確診人數很快就超越了中國本土時，一切都發生了逆轉。
法國哲學教授布魯諾·季格（Bruno Guigue）在日前發表的一篇題為“Covid-19：一個體制的崩潰”的文章中就提出，在疫情的衝擊下，確實有一個體制正在崩潰，但卻不是人們以為的“中國”，而是西方。
中國在兩個月內成功地阻止了疫情的發展，“中國的社會主義證明了其優越性。因為與這樣一場疫情作鬥爭，國家機器是不可或缺的。問題是，我們的國家機器呢？它在哪裏？公眾健康是它關注的優先領域嗎？它有能力建立新的醫院嗎……”這位曾經擔任過法國高級公務員的學者問道。
季格教授説到了西方統治模式的實質。當我們決心要“透過現象看本質”的時候，便可以輕易發現西方國家政權的構成是以“投票選舉”為其核心利益之所在。
這就是為什麼疫情再嚴重，法國政府卻一方面呼籲法國民眾要“宅在家裏”、非必要不要外出，甚至關閉了除藥房和超市外其他所有的商店和電影院、戲院、餐館、咖啡館等娛樂場所；但另一方面依然維持3月15日週日舉行的市政選舉，呼籲法國選民不要怕新冠病毒傳染，前往投票站投票。
這種自相矛盾的做法充分展現出西方民選體制國家政權合法性來源的重要意義。在中國武漢疫情爆發後，湖北省委書記和武漢市委書記均已被撤換。這是中國共產黨的決定。但在法國，卻沒有任何地方官員或政府官員會因疫情爆發而丟官。因為在民選機制中，一名官員的合法性源自於民選。票選產生的官員當然也就僅僅對選票負責。
法國專家們透露，如果推遲這次選舉的話，將會對執政黨極其不利。這就是為什麼法國堅持投票的原因。對於法國政府而言，投票結果有利於執政黨高於一切；而政府對疫情的應對是否得當，則不會成為任何政治家的責任。相反，現在無論做得如何，等下一屆政府上台之後，一切就都將劃上句號。這樣的體制決定了政權對執政能力和效益的考慮，遠遠抵不上對如何成功當選的考慮。
西方民選體制能否順利運行，取決於兩個先決條件：
第一個是民選體制國家經濟必須處於持續上升狀態，無論誰上台都不會影響其經濟的增長及其帶來的民眾生活水平的提升；
第二個先決條件則是民選體制國家的生活水平要遠遠高於周邊其他非民選國家。
然而今天西方民選國家面臨着這兩大先決條件都開始出現分崩離析的可能性。我早就在去年的文章中預測，西方、特別是歐洲民選體制國家正在開始進入面臨危機的歷史階段，原因就是因為中國的迅猛崛起，大大沖擊了歐洲民選體制國家能夠順利運行的上述兩大先決條件。
令人未曾預料到的是，新冠病毒的爆發，同時衝擊中國和歐洲。而歐洲至目前為止的應對策略和效果都遠遠不如中國。這進一步在瓦解上述民選體制正常運行的兩大先決條件。這對歐洲民選國家的衝擊是非常大的。
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去年的一次內部會議上就已經宣示，西方霸權的歷史性終結可能已經到來。沒想到新冠病毒很有可能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我們拭目以待的，是歐洲在未來數週內出現大規模患病高峯期的時候，各國政府將如何應對這個嚴峻的局面。很有可能歐洲民眾會起來進行某種意義上的“造反”，屆時歐洲會發生什麼樣的情況，我們很難預測。唯一可以確認的，是歐洲正在通過新冠病毒而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一個很有可能是危機的歷史階段……
尋找“替罪羊”
應該引起我們高度警惕的是，歐洲和美國的某些勢力很有可能為了掩飾其執政者應對新冠病毒不力的事實，而掀起一場將疫情在西方大範疇爆發的罪魁禍首歸咎於中國的大規模輿論攻擊，以轉移西方民眾對其無所作為或反應遲鈍造成損失巨大的不滿，代之以針對中國而引發的仇恨。
我們看到，疫情在歐洲爆發時，部分歐洲輿論便已經開始出現反華、反華裔和華人的浪潮。緊接着便是一波又一波展開對中國的種種“批評”：中國延誤遏止新冠病毒蔓延的時機、中國封城是反人權的不民主不自由之舉、中國鎮壓“吹哨人”等明智之士、中國虛報數字試圖隱瞞真實死亡人數……
當這些對中國的攻擊都被事實一一擊潰之後，今天在西方媒體和輿論中，正在悄悄地坐實中國是疫情產生的原始發源地的説法。一些媒體人和政客、學者開始堅持在公開場合將新冠病毒加上“中國”“武漢”等前綴，試圖將中國説成是新冠病毒的始作俑者。全然不顧中國學者鍾南山清楚表述的“疫情首先出現在中國、但卻不一定發源在中國”的觀點，硬要將這個“鍋”扣到中國的頭上。
雙方顯然在圍繞着“誰是病毒發源地”而進行輿論交鋒戰。一些所謂的病毒學專家甚至將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的發源地也説成是中國，以從西方民眾心理上來印證“中國是一切災難之源”。這種做法是非常陰險的，但卻很有可能也同時是非常有效的。我們必須打贏這一場新的疫情輿論戰。否則對疫情之後的國際關係格局中的中國會非常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