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弗裏德曼：世界正面臨新的紀年法，新冠元年前和新冠元年後-托馬斯·弗裏德曼
【文/ 托馬斯·弗裏德曼】
在新冠病毒危機爆發之前，我正在醖釀一本關於21世紀政治黨派的書。但隨着新冠肺炎疫情演變為全球性的大流行病，無論你在寫什麼非小説類的書，很明顯都得放下了。當今世界將面臨新的紀年方法——新元前（新冠肺炎元年之前）和新元后。新元后的世界將會是怎樣，我們還不太清楚，但以下是我正在關注的一些趨勢。
《紐約時報》3月17日刊文《我們新的歷史劃分——新冠元年前與新冠元年後》
未知的未知因素
2004年我寫了一本有關全球互聯性日益增強的書，書名叫《世界是平的》。從那以後，世界變得更為平坦，聯繫更為緊密。見鬼，當我剛開始寫那本書的時候，“臉書”才剛剛推出；“推特”還只是鳥兒的叫聲；“雲”還是天上的雲；4G是指你家樓下的停車位；“領英”是一家監獄；提到Applications，大多數人會認為是向大學提交的申請材料（而不是軟件應用）；看到Skype，還以為是哪個單詞拼錯了；“大數據”聽起來像是饒舌明星的名字；蘋果手機還只是喬布斯秘密孵化的愛寵項目。
2004年之後，所有這些互聯的溝通工具真正連接了世界，更不用説全球貿易和旅遊了。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今天的世界不僅相互聯結，而且相互依存——在許多方面甚至相互融合。
這極大推動了經濟增長，但這也意味着當一個地方遭遇麻煩時，這個麻煩會以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成本傳播到更遠的距離、更深的層次。比如，一隻攜帶病毒的蝙蝠在中國咬了另一種哺乳動物，這種哺乳動物在武漢野生動物市場上出售，然後把一種新冠病毒傳染給了一家小餐館。幾周後，我附近所有的公立學校都停課了。我會和貝塞斯達居民區的每個人都保持至少六英尺的距離。
尤其可見，這場病毒危機遠未結束。太陽微系統公司（譯註：一家軟件公司，已被甲骨文收購）的聯合創始人、計算機科學家比爾•喬伊對我説：“前幾周，這場大流行的蔓延其實看起來相當正常，也在意料之中。但如今我們已經到了這樣一個階段，我們聯鎖系統中各個系統都有自己的反饋迴路，在以不可預知的方式關閉。”這將不可避免地製造一些難以預測的混亂情況，比如醫務工作者無法照顧孩子。
指數的力量
對人類來説，最難掌控的事情之一就是指數的力量——一種持續不斷地成倍增長的力量，就像大流行病一樣。隨着新冠疫情在美國不斷蔓延，如果我們現在不封城，確診病例數可能由5000例爆炸式增長到100萬例的速度不是我們大腦能夠運算的。
可以用一個簡單的辦法來解釋我們面臨的指數級威脅——像特朗普這種經常破產的房地產開發商應該可以理解。比爾•喬伊也提出了這種辦法：“這種病毒就像高利貸，每天收取25%的利息。起初我們借了1美元（相當於此時出現第一例新冠感染者），然後連着40天我們虛報開支，到了現在欠了7500美元。要是再等三個星期才還款，我們就要欠將近100萬美元了。”
這就是為什麼，爭取現在每天的寶貴時間盡力減緩傳播速率、儘可能給每個人做測試才是唯一決勝之道。輸了這場戰役，就輸了整個戰爭。
這也是為什麼，我現在唯一關注的數字不是美聯儲的利率，而是美國新冠肺炎病例數與須用於治療這些患者的綜合醫院和重症監護病房的牀位數之比。在疫情高峯時期，如果牀位數足夠容納所有病例，我們就會沒事；如果無法容納，我們除了迎來了大流行病，還將迎來一片混亂。
指數的優勢
不過，還有另一個最終可能拯救我們的指數定律：摩爾定律。該定律由英特爾聯合創始人戈登•摩爾在1965年提出，他假設：隨着集成電路上可容納的晶體管數量穩步增多，電腦的速度和性能每兩年就會提升一倍。
為了解釋摩爾定律的力量是如何能讓方方面面的事物更好、更快、更智能地發展，英特爾讓工程師對1971年的大眾汽車甲殼蟲進行測算，如果從1971年開始就以微型芯片同樣的指數級速度增長，到今天將發展到什麼程度。據英特爾工程師估計，最樂觀的情況是，今天的大眾甲殼蟲每小時能跑30萬英里，每加侖能跑200萬英里，且只要花4美分。
這是指數定律能在工程領域發揮的積極作用，或許這種指數的力量也能很快為我們帶來新冠肺炎治療方法和疫苗。
正如位於印度班加羅爾的獨立研究中心塔克希拉研究所長尼廷•派3月15日在livemint.com網站上所寫：“計算機技術和合成生物學的進步徹底改變了病原體的檢測和診斷以及疫苗的研發流程，使它們按摩爾定律式的週期發展。從非典到H1N1流感，從埃博拉到寨卡（Zika），直到今天的新冠肺炎，近幾十年的流行病將為生物學和流行病學領域帶來更多人才、創造更多智慧。”
但這會足夠快嗎？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公共領導力中心研究員高塔姆•穆昆達指出，即使在超級計算機時代，“我們仍然沒有疫苗可以預防艾滋病或瘧疾——這是人們多年來與之抗爭的兩種廣泛傳播的重大疾病。毫無疑問，科學將會達到能夠快速開發新疫苗的發展階段；但問題是，目前來説這仍然非常、非常難。”
這場大流行會徹底改變美國的文化或政治嗎?
我很肯定在今年的競選活動中，共和黨政客肯定不會講一個梗。他們為了讓觀眾發笑，會説： “嗨，我來自政府，我是來幫忙的” ，以此來抨擊深層政府的官僚。
里根有句名言：”英語裏最恐怖的9個詞就是——我來自政府，我來幫你。”
但是，將幫助我們度過這場危機的是我們深層政府、大政府裏專業的人才，以及他們無私的奉獻。這些人是科學家、醫療專業人員、救災專家、環境專家——都是特朗普想試圖“剔除”的人。現在，我支持大政府和大醫藥來拯救我們。
在這場危機結束之前，我們的政治文化可能就會改變。馬里蘭大學教授、我的好朋友米歇爾•蓋爾芬德著有《規則制定者，打破規則：嚴厲和鬆散的文化如何連接世界》一書。
在上週《波士頓環球報》的一篇文章中，蓋爾芬德回憶説，幾年前自己和同事發表在《科學》雜誌的一篇論文中，他們根據“規則”高出“自由”的程度對不同國家進行分類：“嚴厲”或“鬆散”，其中寫道：“像中國、新加坡和奧地利這些“嚴厲社會”有很多規定和懲罰措施來約束社會行為。這些國家的公民習慣了政府旨在規範良好行為的高度管控。像美國、意大利和巴西這些鬆散文化比較寬容，規則也更寬鬆。”
蓋爾芬德認為，這些嚴厲性和鬆散性的差異並不是隨機產生的：那些法律最為嚴格、懲罰最為嚴厲的國家往往經歷過饑荒、戰亂、自然災害，還爆發過流行病。”幾個世紀以來，這些災難頻發的國家吸取了慘痛的教訓：只有嚴格的規則和秩序才能拯救生命。與此同時，那些幾乎沒受到過威脅的文化——比如美國——有幸能保持社會寬鬆。”
蓋爾芬德説，在這次新冠疫情中顯而易見，“應對最有效的就是那些眾所周知的‘嚴厲社會’，比如新加坡和香港。”
與此同時，我們白宮在協調方面的缺陷和行事魯莽的公眾人物——比如拉里•庫德洛（白宮經濟顧問）、肖恩•漢尼提（福克斯新聞主播）、勞拉•英格拉姆(保守派廣播脱口秀主播）、拉什•林堡（保守派廣播脱口秀主播）、凱莉安•康威（特朗普發言人）、德文•努內斯（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和特朗普本人——他們有的把新冠病毒的潛在影響説得很低，有的還質疑那些拍桌子叫板要採取抗疫行動的人政治動機不純——結果反而讓我們所有人面臨的疫情風險增倍。
所以蓋爾芬德總結説：“儘管有許多不確定性，但我們要記住新冠疫情發展至今的路線既受到病毒本身性質的影響，也受到所處文化環境的影響。接下來，我們的‘寬鬆’文化的程序設定需要做出巨大修改。”
這一點，美國“最偉大的一代”在二戰中做到了。我們現在也可以嗎?
只有慷慨才能拯救我們
有數以百萬計的公司老闆和僱主用貸款投資了他們認為會增值的長期資產——股票、公司、住宅、餐廳、商場。他們現在無力償還這些貸款。
因此，我們不僅需要美聯儲為銀行提供支持，防止全面崩潰；不僅需要銀行重組債務；還需要給所有工人的口袋注入現金，讓他們在用完最後一筆工資時還有錢吃飯。令人鼓舞的是我們看到政府和國會正在迅速採取行動。
越是讓我們的文化變嚴厲，越是讓人們的錢袋子變寬鬆，我們的社會在“新元后”才會變得越強大、越友好。
（觀察者網凱莉譯自《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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