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之萊茵日記：我們離意大利的局面有多遠？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最近兩三個月裏，新冠病毒在全球的演變，有時給人一種“穿越劇”的感覺。
病毒在各地區流傳的先後次序不同：中國不幸首當其衝，獨自面對這“飛來橫禍”，緊接着是東亞地區，現在已擴散至全球，而歐洲竟成為新的“重災區”。
換而言之，昨天你或許還是個遙遠的“觀望者”，今天突然就有可能已是“劇中人”。
儘管疫情在各地的發展階段不同，但卻有着不少相同的軌跡，所以，人們似乎有了某種“預測”未來的能力：昨日的中國、韓國、日本，就是今日之意大利、西班牙、法蘭西；而今日疫情明顯好轉之中國，已成為歐美企盼的明天。
現在有些華人判斷歐美的疫情，甚至到了“能掐會算”的地步，為何？
因為中國剛剛經歷了一波，而且是在無所借鑑的情況之下。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當華人前一段看到德國政府在疫情防控中，以慣有的冷靜和謹慎，三思後行地邁着小步時，會心急如焚，甚至心慌意亂。
德國政府此前“不緊不慢”的防疫節奏，其實也是因為其國內感染和死亡人數還沒有高到“火燒眉毛”的地步。如果感染和死亡人數在短期內已經或預期將快速飆升，那麼，公共健康制度再優越，國家提供的資金支援再豐厚，恐怕都難以避免程度不同的醫療擠兑現象出現。
生活在德國的筆者，願將自己在這裏的所見所聞，陸續用“夜話”的形式記載下來，和觀察者網的讀者聊一聊。
3月17日（週二）
默克爾（Angela Merkel）在其15年的總理生涯中看似順風順水，其實卻經歷了兩個“大坎”：第一次是2015年夏末的“難民潮”，讓她從此戴上了“難民總理”的帽子；第二次無疑就是這次由新冠病毒引發的“大瘟疫”。
此前，在黨務上已經退居二線的她，出鏡率大不如前。除了年初的“利比亞問題”柏林峯會外，幾乎沒有什麼大的建樹。疫情開始初期，站在第一線指揮的一直是德國衞生部長施帕恩（Jens Spahn）和他的專家組。
直到上週末，默克爾才“千呼萬喚始出來”。她要麼不出來，一出來就頻頻亮相，幾乎天天召開新聞發佈會。這意味着德國的疫情不容樂觀。
默克爾：新冠肺炎是德國二戰以來的最大挑戰
本週末以來，德國政府開始採取大範圍的嚴厲措施，讓人真切感覺到德國的疫情正在發生變化，防控到了關鍵時刻。聯邦內閣與各州政府和專家顧問日前協商後達成一致，決定採取以下措施：
除了維持日常生活必需的行業（食品超市、醫療機構、司法警務、錢莊銀行和貨物運輸等）之外，其他所有領域都進入“休克”狀態。
出入德國的航運停止，與法國、瑞士、奧地利、盧森堡和丹麥的邊界關閉，各州的學校、幼兒園、圖書館、博物館、影院劇院、遊藝場所和旅遊景點等統統關閉，養老院禁止或大幅縮短親友探視，所有的餐館酒吧縮短營業時間，就連德國人最為鍾愛的足球比賽也已告停，電視播報中幾乎每天都有的體育新聞全部消失……
關閉邊界，停止航空客運，這無異於“封國”；社會生活全面壓縮，個人自由大打折扣；每天早上醒來，周圍的世界彷彿已變了樣；打開手機電腦，有關疫情的各種信息躍入眼中。
根據最新統計，中國以外地區的感染者人數已超過中國本土的感染人數。到今天為止，德國的感染人數已達6012，比前一天增加了1100例。
德國正經歷着二戰以來從未遇到過的緊急狀態。
有鑑於此，德國羅伯特-科赫研究院（Robert-Koch-Institut）已將德國的疫情風險調至“高危”，並警告局部地區有可能達到“極高危”。它要求各地醫院最起碼要加倍提高重症監護能力，並提醒國民目前採取的強力措施必要時將維持兩年。
德國此前“不緊不慢”和“步步為營”的做法，很多人將其歸於民族性格中的理性成份，其實，它也與其“聯邦制”的政體有關。
德國由16個州組成。各州有自己的憲法和政府機構，除了外交和國防這兩個領域外，其他均為“州事務”，譬如，教育，衞生，警務等。聯邦和各州之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中央”與“地方”，而是一種平等協作的關係。
正是出於這個原因，德國的決策體系具有“平等協商，各司其職”的特點。具體到政治架構中，德國的各個領域都有“聯席會議”這樣的機制。譬如，聯邦的內政部長與各州的內政部長會定期召開“內政部長聯席會議”，協商涉及全國內務部門的各類問題。同理，其他領域職能部門，如衞生，教育等，也設置了同樣的機制。
有人或許會擔心德國這種體制在危機中是否能保持足夠的行動力，畢竟“協商”比中央發佈指令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而且，決策完全有可能因為各地的“本位主義”而拖延，效率不是很高。在2015年“難民潮”中，這個協商機制暴露出不少“軟肋”，當時的協調工作就不是很成功。
儘管如此，我們不能籠統地説德國的聯邦制缺乏行動力。譬如，同樣都是危機，這次面對“新冠病毒”，德國的行動力與“難民潮”時期相比，真是雲泥之別。這裏有一個特殊的情況不能忽略：
2015年，各州面對的是分攤難民問題，也就是誰付出更多的問題，這時候人們思考權衡的基礎更多的是利益。這次的疫情則不同，因為它涉及的是“生存”問題（生命以及公共衞生、經濟、金融、社會等各種體系），所以，面對病毒這一“共同敵人”，各州還是能精誠團結，迅速達成共識並採取行動。
具體到現實中，由於衞生屬於州事務，因此，在處理公共衞生問題時，第一線的地方衞生部門經驗豐富，行動力強，不需要等待“上方”指示就能靈活主動地進行處理。
這個特殊情況，在這次的疫情防控中反而顯示了聯邦制的優越性。聯邦政府雖然無法對各州“發號施令”，但“聯席會議”一旦達成共識，各地的執行是相當有效的。
德國各州的發展水平不等，富裕程度也不同，但獨立性是相同的。
昨天，巴伐利亞州宣佈進入“災難事件”（Katastrophenfall），將防控權力集中到州府手中。為何？因為惟有宣佈啓動這種應急機制，信息的收集才能集中，政令的下達才能通暢，資源的分配才能不混亂。
今天，州長徐德（Markus Söder）再次召開內閣會議，他在隨後的記者招待會上説：面對目前的疫情，我們“沒有理由恐慌，但有理由擔憂”。他呼籲民眾不要搶購，不要去銀行過度提款，雖然行動受到限制，但要儘量維持正常生活。
的確，如此規模的疫情，對每個國家和地區都是考驗“動員力”和“行動力”的時刻。
徐德對巴伐利亞的防控措施作了新的補充，其中包括從其他政府機構緊急調配四百名工作人員給衞生部門；各大學醫院放緩科研任務，承接一線醫治工作；各醫院將緊縮或推遲執行非緊急醫療業務（如整容、換關節等），緊急“徵用”五百至五千名醫科學生來支援各醫院，各康復中心將提供更多重症病牀。
聯邦衞生部將在醫療物質方面（口罩、呼吸機和檢測儀）提供幫助，警務部門將加大打擊偷盜醫療物資的犯罪行為。
鑑於全球對口罩等物資的需求激增，州府將支持國內廠家生產，擺脱對國外供貨的依賴。此外，州府還將對各經濟領域進行財政支援，包括注資和減税等措施。
巴伐利亞州府在德國16個州里實力最強，也一直自詡是德國的“火車頭”，它的作為在全國具有一定的模範表率作用。此外，該州也是這次新冠病毒在德國的“首發地”，而且又與歐洲“重症國”意大利很近。
州長徐德年輕有為，能力超強，其地位在執政的聯盟黨（Union）中似乎越來越重要，也是未來德國總理的熱門人選。這次疫情為他提供了展示能力的極佳機會。
説到這裏，我們不妨可以談一下這次疫情對德國政治的側面影響。
前不久的“圖林根危機”導致基民盟（CDU）黨主席克蘭普-卡倫鮑爾（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宣佈辭職，引發黨內爭奪黨魁的鬥爭。參與競爭的有前聯盟黨議會黨團主席梅茲（Friedrich Merz），年輕有為的衞生部長施帕恩，黨內實力最強的地方黨部、北威州州長拉舍特（Armin Laschet）以及聯邦議會外交委員會主席呂特根（Norbert Röttgen）。
常言道，亂世出英雄，危機見能人。可惜，梅施二人似乎沒有等到“疫情紅利”：
與施帕恩一樣，梅茲也是第二次競選黨主席。可是，在這次疫情中，他還沒怎麼發聲，即被病毒擊倒。今天傳來消息，他的檢測結果呈陽性，故而不得不在家自行隔離，大有“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的感覺。
施帕恩這次雖然是抗疫“紅人”，也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能力，並受到包括政敵在內的社會各方的褒讚，可是，在競爭黨主席這件事上，他似乎也是個“倒黴蛋”。不久前黨內報名競選時，“新冠病毒”的威脅離德國還相當遙遠，施帕恩再機靈，也沒想到展示才能的機會即將來臨，所以過早宣佈以“副手”的身份與拉舍特聯袂競爭。君子一言，駟馬難追，估計他現在為自己當時的決定悔青了腸子。
當然，危機也是淬鍊人心的時刻。
這次疫情中，特別是社會生活嚴重受限的情況下，同事之間，鄰里之間，主動出手相助的人越來越多。網絡上，海報中，常能看到各種提供免費服務的廣告。
這應該是病毒激發出來的正能量吧。
3月18日（週三）
根據德國《每日鏡報》（Der Tagesspiegel）的報道，為了更好地掌握疫情傳播的情況，德國電信（Deutsche Telekom）決定將手機信息免費交給這次抗疫的技術指導機構“羅伯特-科赫研究所”使用。首批信息5千兆（5 Gigabyte ）已經提交，後續還將不斷跟進。
雖然德國電信提供的是匿名信息，但對於非常重視保護私人隱私的德國來説，此舉非同小可。據説，奧地利的手機供應商A1也向政府提供了類似服務，但遭到了數據保護人士和反對黨的批評。
以上趨勢反映了兩點：第一，收集信息對各類監控非常重要，必要時也可以突破法規的束縛；第二，歐洲疫情已經發展到必須窮盡技術手段的地步，新冠病毒危情可見一斑。
截至今日10點30分，德國已證實的感染人數達到8198，死亡人數為12例。羅伯特-科赫研究所所長魏勒爾（Lothar Wieler）宣佈：“我們已經進入疫情快速增長期，這個狀態將持續數週和數月。”
德國人好旅遊，目前約有十萬人不幸趕上各地區針對疫情采取的禁航令。面對散落在海外無法回國的德國遊客，外長馬斯（Haiko Maas）宣佈政府將注資五千萬歐元，租賃漢莎等航空公司的飛機，前往各地接人。
德國外交部首次發出全球旅行警告，外交部危機事務特派員哈特曼（Frank Hartmann）在接受《明鏡週刊》採訪時説，這次採取行動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很多地方開始禁航，全球旅遊業幾乎崩潰；第二，相關旅遊地政府要求來自高危地區的德國遊客本週末前離境。
和法國不同，德國目前還沒有動用國防軍。據哈特曼介紹，軍隊將用於從危機地區撤僑的任務。
這兩天，德國天氣轉暖，外面春暖花開。走在田埂上，聽着周圍的鳥叫聲，根本感覺不到疫情帶來的“風聲鶴唳”。
目前，德國的防控節奏在迅速加快，力度也相應增強。所有措施是否見效，兩週後即見分曉。
這個世界正在經歷着角色輪換。中國不僅不計成本地防控疫情，並獨立取得了抗疫的階段性勝利，而且還正在積極為全球做出貢獻，向有些國家輸出物資和專業人士。
反觀美國，特朗普不僅把國內疫情的嚴重化怪罪到別人頭上，以掩蓋自己的誤判和行動不力，日前更是做出了令人瞠目的事情來：他試圖以高資買斷一家德國研製新冠病毒疫苗的公司，想讓產品只服務於美國。該公司已經拒絕了美方的購買嘗試，德國政府也已介入。外長馬斯在電視節目中談論此事時，用詞中表現出了相當的“鄙視”。
本次疫情對經濟和金融領域的衝擊非常大。剛剛進來一則消息，歐洲央行行長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預計歐元區內的經濟增長將驟降百分之五或者更多，損失多少，取決於目前歐洲範圍內採取的“休克”措施需要持續多久。
其實，現在任何舉措都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效應。
德國前一陣遲遲不採取關閉學校幼兒園的措施，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孩子尚小的家長需要工作，而這次孩子又不能交給屬於高危人羣的祖父母們代管。家長無法工作，就會影響收入，也影響經濟和社會的正常運作。為此，政府已作出反應，在勞動法和財政方面採取特殊政策，以減緩個人和單位的壓力。
的確，我們正在見證一場席捲全球的大災難。
今晚，默克爾在電視上發表了其總理任期內的首個“告全國同胞書”。她字斟句酌，娓娓道來，宗旨就是呼籲全民共同積極參與防控措施。
按理説，德國人屬於比較好管理的族羣。他們傳統上敬畏權威，尊重知識，崇尚理性，在動盪和危機中比較聽從指揮；但是，二戰結束後，他們一直生活在自由自主的體制中，不習慣被束縛；加上這次疫情開始時官方和半官方都傳遞着“每年的流感病毒造成的死亡都比現在多”的信息，影響了一些民眾對新冠病毒的重視程度。
所以，在此防疫關鍵時刻，政府和專家不得不反覆苦口婆心地告誡民眾積極配合。現在最流行的一句話是：“保持距離即是最大的關愛”（der Abstand ist die größte Fürsorge）。默克爾在“告全國同胞書”中也説：“局勢嚴峻，切莫輕視”（Es ist ernst, nehmen Sie auch ernst）。
網上流傳的德國硬核防疫標語，什麼意思就不翻譯了
3月19日（週四）
意大利又一次傳來“噩耗”：新冠病毒造成的死亡人數（3405）首次超過中國。人們一直在問，為何偏偏是意大利受災最重。歸納起來大概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意大利屬於“長壽國”，國民的年齡中位數為46.3，人口總數六千多萬，其中兩千一百萬人超過65歲。老人抵抗力較弱，屬於高危人羣。
第二，意大利感染密集區在北部，那裏是工業重心，空氣污染嚴重，屬歐洲之最，很多老人患有呼吸系統疾病；加上人口密度大，40%的意大利人生活在那裏，病毒容易傳播。
第三，意大利人原本一直為本國的醫療保障感到驕傲，但是，以往的金融和經濟危機使該國債台高築，政府不得不緊縮開支。在過去十年中，科研經費減少了21%，不少科學家移居國外，人才流失嚴重。
第四，意大利的家庭不少多代同堂，老少成員生活在一起。這無疑增加了老年人被感染的風險。
第五，意大利是首批對中國實行全面禁航的國家之一。現在看來，這個措施有一個很大的缺陷，那就是失去了防控的主動權：來自風險地區的遊客轉道巴黎、法蘭克福和蘇黎世，不經檢測就進入了意大利。
據報道，摩納哥國王阿爾貝二世（Albert II）確診感染新冠病毒，成為全球首位被感染的國家元首。
疫情尚不嚴重的荷蘭也決定封閉邊界，禁止非歐盟公民入境。首相呂特（Mark Rutte）的“羣體免疫”政策在議會中遭到批評，社民黨主席阿舍爾（Lodewijk Asscher）表示，許多國民感覺自己成了某個大試驗的對象。
在戴口罩上街被視為“異己”的歐洲，口罩如今成了“緊俏商品”。捷克政府做出決定，不戴口罩者不得出行。為了照顧老人，政府還將上午10點至12點定為65歲以上人員的專設購物時間。
截至今日13點45分，德國的感染者首次逾萬。羅伯特-科赫研究院院長威勒爾發出警告，如果不立刻有效減少人員接觸，感染人數到5月或6月時有可能達到一千萬。這將嚴重威脅本國的醫療體系。
南歐和北歐人的民族個性區別，我們可以從以下例子中體會出來：意大利市民會用“陽台音樂會”的方式來自娛自樂，緩解“封城“帶來的鬱悶；德國人雖然也打開臨街的窗户或站在陽台上，但他們不會用歌聲，而是發出掌聲和歡呼聲，他們不為自娛自樂，而是感謝醫務人員的付出。
這次德國採取的防控措施，最終拍板的雖然是聯邦和各州政府，但所有決策都離不開專業部門提供的諮詢和建議。聯邦衞生部下有以下幾個重要的研究機構：
羅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Koch-Institut），保爾-埃裏希研究所（Paul-Ehrlich-Institut），德國醫學文獻和信息研究所（Deutsches Institut für Medizinische Dokumentation und Information ），聯邦健康教育中心（Bundeszentrale für gesundheitliche Aufklärung）和聯邦藥品和醫療器械研究所（Bundesinstitut für Arzneimittel und Medizinprodukte）。
其中，“羅科所”和“保埃所”最重要。前者是德國的傳染病研究和諮詢中心，出現“大流感”情況時負責信息提取分析相關信息，並提出預防、診斷和技術措施建議；後者負責引購和使用疫苗以及評估藥物不良反應等問題。
除了這些機構之外，獨立的病毒學家也是政府的重要“參謀”。這次有三位學者的出鏡率較高：柏林夏利特醫院的德羅斯滕（Christian Drosten），哈勒威滕堡大學的凱庫勒（Alexander Kekulé）和漢堡大學的施密特-卡納斯特（Jonas Schmidt-Chanasit ）
德羅斯滕由於其冷靜、專業和客觀的分析而成為“網紅”，他的言論也會引起爭議，但他本人始終保持不介入紛爭的姿態。後兩位學者則有點“針鋒相對”的味道：凱庫勒較早提出諸如關閉學校等建議，也因政府沒有馬上採納而一直抱怨頗多；施密特-卡納斯特則對這位同行頗有微詞，並認為他的有些言論頗有“危險性”。
總之，這次危機凸現學術精英的作用。面對複雜的疫情，專家們有不同意見也很正常。
譬如，內科大夫沃達克（Wolfgang Wodarg）近日在網上和採訪中發出不同聲音，認為冠狀病毒早就存在，並會不斷變異，產生新型病毒，但這不等於新型病毒就一定比其他類似病毒更危險。他批評目前採取的防控措施“太誇張”（völlig übertrieben）。
專家就採取何種措施意見不同，但疫情在日趨嚴重是不爭的事實。
由於擔心新冠病毒在本國蔓延，沙特阿拉伯今日宣佈停止信眾前往聖地麥加和麥地那朝拜。美國總統特朗普也開始緊張了，為了防止病牀短缺，他考慮將郵輪當作海上醫院來使用。
週三是德國疫情爆發第16天，全國感染人數為12327；意大利疫情爆發第16天時的感染人數卻只有10149。這説明，德國感染人數的增長速度從週三開始已超過意大利。
鑑於目前的緊張局勢，德國國防部長克蘭普-卡倫鮑爾已宣佈國防軍將提供必要的援助。
3月20日（週五）
原本在防疫措施方面比較“從容”的英國也開始沉不住氣了。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今日宣佈，從午夜開始關閉所有俱樂部、酒吧、影院、健身房和餐館。
病毒無情人有情。今年的戛納電影節因新冠病毒而宣佈取消，但當地政府決定為無家可歸者提供電影節場館，以此作為“團結象徵”。
面對醫療必需品短缺的局面，各方施以援手。據報道，世界第一汽車製造廠“大眾”打算用3D打印機為醫療技術製造和提供組建件。公司發言人今天表示，大眾在獲得相關參數和要求之後即可開始生產。
對於美國總統特朗普來説，這場波及全球的疫情或許是他謀求連任的最大“障礙”。但他依然保持着“奇葩”風格，把抗瘧疾的藥物當作抗新冠病毒的藥物，遭到藥管局（FDA）局長福熙（Anthony Fauci）的否定。
當記者問及此事時，他顯得有些語無倫次：“我相信人們會感到驚訝，該藥或許有用，或許沒用，我感覺不錯。”當記者繼續追問他有什麼話要對害怕病毒的美國人説時，特朗普突然失態，認為該記者不懷好意，釋放“很壞的信號”，要他為自己的做法感到羞愧。
美國對伊朗的制裁絲毫沒有放鬆，所以，這次的疫情對伊朗而言可謂雪上加霜。據伊朗官方媒體報道，伊朗總統羅哈尼（Hassan Rohani）呼籲美國人民能促使特朗普政府對伊朗解禁。從目前的情況看，華盛頓方面尚無鬆動的跡象。
與其他國家相比，德國的死亡率還不算高，所以國民中的“輕敵”思想還有市場。對此，“羅科所”所長魏勒爾在今日的記者發佈會上再次告誡全社會不能掉以輕心。他説：“我們只有遵守遊戲規則才能減緩疫情的蔓延。”
到目前為止，全球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數已經超過二十萬，數千人死亡。那麼，為何每個國家公佈的受災程度不同呢？死亡率究竟是多少？這也是世界各國的科學家正在試圖解答的問題。
要知道死亡率多高，首先要知道真正有多少人被感染。而這恰恰是問題的難點所在。
羅伯特-科赫研究所的研究表明，實際感染人數要比記錄在案的人數高出4至11倍。目前能肯定的就是，檢測越多，發現感染人數越多；發現感染的基數越大，實際死亡概率就越小。
根據3月18日的數據，意大利此前一共檢測16萬5千例，其中包括上週的9萬例；德國每週就能檢測16萬例，相當於千分之一點九；韓國是中國以外檢測率最高的國家，達到千分之五點六，因此死亡率才1.1%。
各國數據以及結果的不同還有其他原因。再以意大利為例：有專家認為，新冠病毒在該國的傳播早於公佈的時間數天甚至數週，這就能解釋為何意大利的死亡人數那麼高。根據科學研究結果，從初現症狀到死亡大概需要18.5天。這意味着，三週前發現疫情的德國，死亡人數不久將大幅提高。
意大利和德國的疫情區別還有一個現象比較特別：意大利被傳染的更多是年齡較大的“高危”人羣，患者的年齡中位數為63歲；德國被傳染的相對年輕，根據“羅科所”的數據，患者的年齡中位數為47歲。這也是意大利死亡率較高的另一個可能的原因。
歐洲的感染高峯還沒到，但對醫療體系的考驗現在就顯現出來了。德國最早處於 “準封城”狀態的海因斯貝格鎮（Heinsberg）行政主管稱，口罩和防護服短缺為德國疫情重災區的“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ferse）。
德國目前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部分居民的不配合導致疫情防控收效不高，這反過來又迫使政府採取更加嚴厲的措施，其中一個選項就是所謂的“宵禁”。譬如，巴伐利亞已在全州內實施“宵禁”，除了上班、食品採購和就醫，其它一律不能離家外出。
可是，這裏就涉及到了法律問題：雖然其他歐洲國家（意大利、法國、西班牙等）都已全面或部分實行，但在德國這麼做合法嗎？
根據德國《感染保護法》（Infektionsschutzgesetz）中明確規定，為了抗禦公共危險，《基本法》中確保的以下基本權利可以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生命與身體之不可侵犯（Recht auf körperliche Unversehrtheit）；個人自由不可侵犯（die Freiheit der Person）；集會自由（die Versammlungsfreiheit）；書信和郵件秘密（das Brief- und Postgeheimnis）；遷徙自由（die Freizügigkeit）；住所不得侵犯（das Grundrecht der Unverletzlichkeit der Wohnung）等。
德國《基本法》（憲法）中雖然沒有“宵禁”這個概念，但在有些特殊情況下不排除採取限制人員活動自由的可能性。戰時宣佈此類措施的權限在聯邦，和平時期在各州政府。
問題是，“禁令”一旦發佈，誰來監督執行？如果有人違反，會受到懲罰嗎？如果有，會是哪些懲罰？
根據《感染保護法》的規定，違反政府特殊時期頒發的“禁令”屬於“輕罪”（Ordnungswidrigkeit）。但是，罪雖輕，罰款是免不了的，譬如，巴伐利亞的罰金可以高達兩萬五，情節嚴重的可以處以兩年以下的監禁。
疫情能阻止犯罪嗎？據説“伊斯蘭國”前不久宣佈疫情期間不實施恐襲。前幾天，網上還傳播一則消息，説美國鹽湖城的警局發了個公告，提醒犯罪分子在疫情期間不要犯罪，如果可以犯罪了，警方會另發通知（這後半截也許是警局的“黑色幽默”吧）。
今天德國媒體報道，黑森州警方成功破獲一起襲擊列車未遂案，有人在科隆至法蘭克福的高鐵路段某座橋樑上鬆動了80米導軌的螺絲。如果作案成功，後果不堪設想。看來，指望罪犯顧及疫情而不動手，是個天方夜譚。
疫情不能制止犯罪，倒能暴露平時難以發現或視而不見的問題。譬如，學校的數字化設施。
據説，中國疫情期間，學生們雖然在家，但不耽誤上課。老師通過網絡進行授課，現實中的課堂搬到了網上，也算是新的體驗和新的可能。中國尚能如此，科技發達的德國按理説更應該不在話下。
可惜，這次疫情把德國數字化設施的“落後”暴露無遺。根據德國“教育協會”（Verband für Bildung und Erziehung）今年一二月（也就是在疫情爆發前）對全國1300多名校長的調查，許多地方的情況相當糟糕：
大約三分之二的校長反映，他們學校的無線網絡尚無法覆蓋所有教室，也不能保證寬帶網絡，關鍵是，與去年相比，情況絲毫沒有改觀。
不到三分之二的學校裏，平板電腦和智能手機不在教具之列。只有三分之一的學校使用這些現代工具，而且也不是每個班都如此。
即便使用平板電腦和智能手機，也不是每個年級都有。每個年級都使用的學校只佔2%。文理中學（Gymnasien）相比其他形式的學校裝備要稍好些。
由此可見，德國學校的數字化的確是落後了。
這次疫情讓網絡顯得更加重要。如今，許多人不得不呆在家裏，實行宵禁後更將如此。那麼，大家如何打發時間或繼續工作？網絡。
大家集中使用網絡，給網絡造成了相當大的壓力。據説，上週意大利的網絡流量增加了70%。據此，油管、亞馬遜和奈飛等公司根據歐盟提出的願望，宣佈降低傳輸質量。儘管如此，局部地區和居民樓還有可能出現網速受阻的現象。
春天到了，春耕時節也來臨了。
原先，德國農民這時候都僱用東歐人來幫農，可是，疫情導致國界封鎖，勞動力無法到位。怎麼辦？
危難之時會激發人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德國農業部長科呂克納（Julia Klöckner）提出了一個“妙招”：讓失業者和難民們來幫助農民度過此難關。她話音剛落，工會立刻羣起攻之：農民的難處可以理解，但政府不能濫用危機，破壞社會福利的基本標準。農民可以僱人，但要比平時出錢更多才對。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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