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諾·馬賽什：新冠只在中國而不是“我們這樣的國家”流行？啊我的臉……

【文/布魯諾·馬賽什   譯/胡海娜】

世界衞生組織上週宣佈，歐洲現已成為新冠疫情的中心。該消息宣佈之後，非洲和亞洲許多國家開始嚴格管制來自歐洲的航班和乘客。這就像是超級歷史大反轉，充滿了諷刺。突然間，歐洲人竟然被拒之門外，在這之前，他們可都是強化自我邊界的一方，抵禦來自發展中國家所有真實或想象的危險。

歐洲的冠狀病毒是一場公共衞生危機，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嚴重，但它也反映了歐洲大陸看待自己的方式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其中的許多變化早已發生。比如，之前發生的債務危機或難民危機，與正在蔓延的流行病，其實都是歐洲更大問題的一部分，只不過冠狀病毒使這一切更加明顯，當然也更加悲慘。在我看來，病毒在歐洲爆發的程度似乎與文化認同的微妙問題直接相關，這也正是我接下來想討論的。

在昨天發表的一次採訪中，馬德里一家醫院的院長異常的坦率，他承認“我們犯了太多的錯誤”。正如他所解釋的，西班牙的每個人都認為像新型冠狀病毒這樣的流行病可能會在中國這樣的地方傳播，但“在我們這樣的國家”則不會。這種觀點真實的存在，因為歐洲人仍然認為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當武漢爆發疫情的消息傳開來時，他們想象中呈現的是骯髒的中國市場和醫院，人們在隨地吐痰，醫院又缺少醫生，這不禁讓他們打了個冷顫。當然，他們擔心的是中國人民，而不是他們自己。這種看法解釋了為什麼，當主流輿論譴責中國對疫情的管理不善時，卻很少有人擔心管理不善會對歐洲和其他發達國家造成影響。事實上，他們沒有任何計劃或準備。

在這裏我要指出的是，那些對世界面臨的危險表示警惕的人，包括對歐美缺乏嚴肅性越來越憤怒的人，幾乎都是對當代中國有一定了解的。如果你知道中國已經取得了什麼進展，知道中國在現代社會的各個方面是如何領先於西方的，那麼當中國當局封鎖一個大都市時，你就不太可能對此不屑一顧。

這很嚴重，但歐洲沒有人認真對待。無法承受的生命之輕。一週前，西班牙政府積極鼓勵所有西班牙人走上街頭，參加數十場爭取兩性平等的大型遊行。當被問及感染危害時，一位部長公開大笑。這些遊行的畫面如今變得如此扎心、恐怖。你可以看到他們的遊行背後是數百人的死亡，遊行隊伍中的笑聲、擁抱和拍手聲是人類愚蠢行為的永久紀念碑。

西班牙並不是唯一一個這樣做的國家。同樣在一週前，法國一個自治市組織了一個藍精靈大型集會，藍精靈是一種生活在森林中蘑菇狀房屋裏的藍色小動物，聞名於比利時的連環畫。據大會舉行地小鎮的鎮長説，我們認為，在這種時刻一點樂趣會對我們大家都有好處。”所有參會者都在本地區的商店都、買到了他們想要的服裝。最近，總統馬克龍公開建議法國人在日常生活中要更加小心謹慎，但沒有做出任何改變，直到濱海廣場的擁擠不堪迫使政府實施了強制關閉。

在馬德里遊行和藍精靈大會期間，我從亞洲長途旅行回來，難免會有所對比。在印度、新加坡或越南，人們為了應對冠狀病毒，急速地改變了自己的行為。他們儘量會少出門，避開人流，輪流上電梯，當然，他們都戴着口罩，即使這讓他們看起來不那麼優雅從容。在這個時候，通過組織藍精靈大會來找點樂子的想法對他們來説足夠荒謬。

當然，這些都不算什麼，這可能是一種文化差異。但問題是，這可能解釋了為什麼歐洲而不是亞洲現在是流行病的中心。這對在非常規時期未做好充足準備的歐洲來説，恐怕是一種不祥的徵兆。

我相信，這種文化差異的原因可以通過歷史和心理學來解釋。過去兩個月裏，我在亞洲看到的人類生活的不確定性和脆弱性，這意味着，貧窮和疾病在過去的兩三代人之間每天都在上演。這種歷史經驗在公共機制中也有所體現：缺乏先進的社會保障和公共醫療體系，這迫使亞洲人在日常生活中不得不思考他們的世界可能會突然崩潰。

在歐洲，一般心理學也常常與發展的意識形態相聯繫，認為對個人幸福最致命的威脅已經不存在了。如果你有優秀的公立醫院，或多或少都是免費的，為什麼還要擔心傳染病呢？沒人想到的是，病毒會擊垮這個完美的體系。

當然歐洲人也有自己的噩夢和魔鬼。但請記住，世界大戰的悲劇是用政治術語來解釋的。它們提醒我們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危險。我們近代歷史的實際意義在於，我們要堅信自己的價值觀是正確的，而不是強迫我們懷疑自己。

即使是歐洲20世紀的血腥歷史也沒有改變這樣一個事實：我們看待世界的眼光，是從我們認為的其他人只能嚮往的中心位置（歐洲）開始的。歐洲人被現代史的整個過程所教導，他們認為他們可以引導，或者至少可以影響世界的其他地區，但卻不會受到其他地方發生的危機的傷害。新型冠狀病毒將構成一個具有空前意義的事件，因為它將證明這種世界觀將是不可持續的，難道不是嗎？

3月5日，在伊朗德黑蘭，一名商場員工戴着口罩工作。新華社發

現在一切看起來都不一樣了。也許它們不是返祖現象，而是進化上的本能，幫助人類在敵對的環境中生存。相信我們曾經一勞永逸地征服了大自然，也許還為時過早。認為科學可以被後現代主義所取代，這是一種危險的錯覺。無論哪一種技術都有其不可靠性，應當一直抱有懷疑。

就在兩天前，意大利記者馬蒂亞•費拉雷西（Mattia Ferraresi）發表了一篇精闢的文章，他認為意大利的失敗的根源並不是檢測試劑的缺乏或政治行動的緩慢，而是社會和集體的失敗：人們只是沒有認真對待冠狀病毒，甚至沒有稍微改變他們的習慣。為作者勇敢地説出自己的觀點點贊。比起冒着被吐槽地風險責怪受害者，批評政府作為或不作為要容易得多。

但讓費拉雷西無法容忍的是：部分意大利公眾對疫情的嚴重後果沒有絲毫防備，所有人對此都有所輕視，直到局面失控，才發現為時已晚。“我和其他許多意大利人只是認為沒有必要改變我們日常生活，以應對我們看不到的威脅。”儘管他已經積累了大量關於病毒的信息，馬蒂亞寫道，他缺乏所謂的“道德知識”（moral knowledge）。他知道病毒，但這並沒有影響他的行為。

冠狀病毒已經表明，我們需要重新學習如何生活在這個世界上。這將是一個痛苦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