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茵日記：“自由”與“生命”之間的平衡與抉擇-揚之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3月21日（週六）

病毒不認國界，感染不分年齡。

慕尼黑市施瓦賓區傳染病醫院（Klinik für Infektiologie in der München Klinik Schwabing）主任醫師温德納（Clemens Wendtner）證實，他所在的醫院收治的最年輕患者才20歲出頭。他認為，無論是政界還是科學界，開始都低估了新冠病毒的危害性。

世界衞生組織（WHO）總幹事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昨日提醒年輕人：對新冠病毒而言，你們並非不可戰勝。

病毒不僅不認國界，不分年齡，也不會因為你經歷過磨難和麪對過死神而手下留情。以色列傳來消息：該國第一位新冠病毒死者是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88歲的阿里·埃文（Arie Even）。

有“觀察者網”讀者提出這樣的問題：在本次疫情中，德國是否也可以做到“一方有難，八方支援”？還是“全國有難，各自為戰”？

鑑於各州的發展不平衡，以及存在“貧富”差別的事實，德國的聯邦制在太平年代的確有 “周急濟貧”的設計安排，譬如《財政平衡法》（Gesetz über den Finanzausgleich zwischen Bund und Ländern）就有這種相互幫襯的功能。

在防疫工作中，聯邦和各州雖然在“聯席會議”機制中協調行動，但在疫情全面爆發，各州醫療人力和物資又都短缺的情況下，各方首先會想到“自保”（這也是一種生存本能），而很難做到“八方支援”。

這也是目前德國面臨的“窘境”：由於德國人（特別是年輕人）對政府這幾天採取的嚴厲措施重視不夠，聯邦和各州本週末集中商討是否應該進一步擴大對出行的限制。

從現階段的情況看，德國會把精力集中在“限制措施”，而非“八方支援”上。

寫到這裏，筆者想起一個有關“文明標誌”的故事：

曾有一名學生問美國人類學家馬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文明的標誌是什麼。對此，米德闡述道：古代文化中文明的第一個跡象是股骨（大腿骨）骨折的癒合。因為在動物界，如果摔斷腿，就會死亡，就意味着無法逃避危險，不能去河邊喝水或狩獵食物，也很快會成為四處遊蕩的野獸的盤中餐。一般情況下，沒有動物在斷腿的情況下還能存活足夠長的時間來等待骨頭的癒合。如果斷裂的股骨能癒合，説明有人花了很長時間與傷者呆在一起，為其綁住了傷口，並將其帶到了安全場所，直到其慢慢康復。因此，米德認為，在困難中幫助別人才是文明的起點。

幫助他人是文明的起點和做人的美德，德國雖然無法做到忘我地支援他人，但也在力所能及地提供援助，譬如，與法國接壤的巴符州已接受了法國阿爾薩斯地區（Elsass）的病毒重症患者；當中國疫情嚴重的時候，德國也向中方提供過物資援助；以往世界各地遇到任何災情，德國的機構和個人捐款都名列前茅，因為他們有這個傳統。

國情不同，體制不同，傳統不同，人們的行為也不盡相同。

受到西式民主和聯邦體制的制約，政府在宣佈措施時措辭謹慎，經常使用諸如“建議”、“應該”、“希望”等非命令式的語句。為了給民眾示範，默克爾本人甚至親赴超市購物，希望通過這種以身作則的行為來提醒民眾不要搶購，同時起到一定的鎮定作用。

雖然人們都知道這是“宣傳”，但在推特上還是收穫了不少好評，截圖自推特

再譬如，目前口罩和呼吸機緊缺，聯邦衞生部正在緊急增購調配，但德國“聯邦制”這個政體決定了聯邦政府無法“下達命令”，特別是“行政命令”，惟有形成法律才對各方具有約束力。

通過這次疫情，我們可以看到，危機處理與戰時措施有類似之處，要求一定程度的“集權”，而權力的集中又是西式民主體制的一大“忌諱”。

因此，目前德國圍繞是否應該實行全民“禁足”（Ausgangssperre）的討論，引發了另一個“雙重”自相矛盾的問題：1）民眾一方面要求政府的執行力必須強大，同時又擔心權力過於集中；2）政府一邊要求民眾服從和遵守限制措施，同時又擔心違背自由和西式民主原則。

所以，疫情不僅考驗着醫療體系的抗壓能力，也考驗着西式民主體制的應變能力。

人們發現，“民主”似乎不是為“緊急狀態”，起碼不是為較長時期的“緊急狀態”設計的。“民主”的要素是質疑和啓蒙，可質疑和啓蒙均需要時間，而面對新冠病毒這樣的疫情，時間絕對是生命。

因此，病毒侵害的不僅是人的健康和生命，而且也將“民主”的瓶頸暴露無遺。意大利的情況告訴我們，到了關鍵時刻，人們面對的選擇往往不是“民主”or“集權”，而是要“民主”還是要“生命”。

目前的德國各級政府，實際上正行走在這個“雷區”內，稍有不慎，就會引爆輿論的抨擊和民眾的反彈。

根據美國約翰·霍布金斯大學的統計，德國今日感染人數已達21828，昨天為19848，增加了1980個新例。與週四到週五的新增病例（4500）相比，德國的感染人數雖然略有減少，但無人敢樂觀。

在政府出台新的措施之前，德國利奧波第那科學院（Deutsche Akademie der Naturforscher Leopoldina）的16位科學界領軍人物集體上書政府，要求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三週的“停擺”（Shutdown），以免醫療擠兑導致整個體系的癱瘓。

在跟蹤疫情、感受措施的過程中，筆者有以下兩點體會：

1.大規模的疫情實際上就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考驗的是每個國家的動員能力和執行能力，體現的是所在國的綜合國力和把控能力。

2.一旦關注防疫細節，就很容易發現許多疏漏和錯誤，無一國例外；只要聚焦每個患者和亡者，就會被他們後面的各種慘劇所牽動。我們當然應該關注和珍惜每個生命，但也不應忽視大局的走勢和整體防控的效果，因為這是保護更多生命的根本標尺。

目前，全球範圍內的疫情雖然還在蔓延，但各受災國到目前為止的考試成績，大家有目共睹。

3月22日（週日）

在我第一篇《萊茵日記》後面，有位讀者調侃道：默克爾不出來則已，一出來就隔離了。仔細想想，還真是那麼回事，呵呵。

背景情況是這樣的：聯邦衞生部長施帕恩呼籲60歲以上的人打肺炎球菌免疫針（Pneumokokken-Impfung），因為該菌對肺的侵害很大，如果加上目前的新冠病毒，老人會很難抗住。

66歲的默克爾自然也屬於需要打疫苗的對象。不料，昨日給她打針的大夫被確診為病毒感染者。所以，默克爾今日宣佈“禁閉”自己，在家辦公。

這事也引起筆者對德國要人安保的思考：作為一個平民百姓，如果我去打疫苗，自然無法、也無權去了解給我打針的醫務人員是否健康無恙，可作為政府首腦的默克爾，安保部門在此疫情之下，事先調查如此靠近她的人是否帶有病毒，應該是最起碼的吧？

關鍵是，該醫務人員據説是在默克爾（週五）打完疫苗，且（週日）開完新聞發佈會之後才確診的。

在德國，一般三種情況會去檢測：第一，自己有症狀，第二，身邊有確診的，第三，去過風險地區，雖然沒有症狀，但為了心安去檢測。如果這位醫生是這三種情況，從安保角度看無疑風險很大，為何還是要選擇他？

如果這位醫生是打針後才檢測，這無疑是安保的重大失職。如果事前出於安保原因檢測過，照理説，不可能在沒有確認陰性時就安排給默克爾打針。當然，這位醫生也可能是前後檢測了兩次，病毒依靠潛伏期就輕易“突破”了德國總理的安保。

不管怎樣，默克爾在進入“Home Office”模式之前，還是促使聯邦政府和各州就如何進一步實施“禁足”達成了一致。各方協商的結果如下：

1.原則上禁止兩人以上的聚會，家庭成員和同居人員除外。

2.儘量減少與他人的接觸。

3.在公共場所，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保持1.5米。

4.餐飲業全面停業，但允許送餐業務。

5.之前被允許繼續營業的服務性行業（如理髮館、美容院等）停止營業。

6.違者將受到監管機構和警務人員的懲罰。

7.企業應恪守衞生條例，為員工和客户提供必要的衞生條件。

8.上班，幫助他人、鍛鍊身體，野外活動等不在禁止之列。

9.以上措施暫定為期兩週。

以上措施顯然是各方妥協的結果。根據媒體披露，有些州對巴伐利亞、薩爾、巴符等州的“超前”做法表示不滿，擔心德國正在出現某種“比學趕超”極端措施的局面。

也正是這個原因，決議除淡化了“戒嚴”的意味之外，還在最後加上了“為期兩週”的限制，它表明國家很清楚自己的決定已涉及到了公民自由的若干領域。

這次各方的爭論主要集中在“是否允許公民出户”這點上。

以巴伐利亞州長徐德為首的一方認為，鑑於意大利的局面，除個別情況以外，應該讓民眾留在家裏；以北威州州長拉舍特為主的一方則認為，應該允許民眾出門，不然規定很難持久生效，也不利於民眾的身心健康，但在外期間，大家必須遵守相關規則。

也有媒體報道，徐德和拉舍特均為聯盟黨下屆總理候選人的熱門人選，兩人現在的分歧其實是在為各自的政治仕途較勁競爭。由此可見，利用任何逆境來為自己造勢，是政治家的“本能”之一。

今日德國的感染人數已達23921，死亡人數為92。

3月23日（週一）

德國暫時鬆了一口氣。

總理默克爾的首次檢測結果出來了：陰性。至於14天內是否還有變化，目前不得而知。政府發言人透露，總理狀況良好，未來幾天還將接受進一步的檢測。

最近這些天，“緊急狀態”這個概念相當熱門，口語中，它意指一種非同尋常的情況，默克爾在五天前發佈的“告全國同胞書”中正是如此描寫當前局勢的。但這個概念含義複雜，使用起來一定要慎重。

對於政治學者來説，“緊急狀態”意味着給國家機器“鬆綁”或“釋放”，換言之，國家權力必要時可以超越法律的束縛，一切都為這個“緊急狀態”服務。

這裏的危險伏筆在於，把國家權力放出“籠子”容易，但要把它再送回去就會很難。在世界歷史中，要恢復“非緊急狀態”，也就是“常態”，往往需要藉助特別的力量：要麼外部力量介入，要麼內部變動。

當然，現在的德國距此還很遙遠。放眼四顧，尚無跡象表明國家權力正在步出“籠子”，但隨着“緊急狀態”這個話題的熱議，譬如，巴伐利亞就已宣佈進入“災難事件”狀態，人們突然發現，關住權力的籠子並不嚴實牢靠。

太平年代，所謂的《警察法規》和《感染保護法》被人束之高閣，知之者寡；但危機中，特別是這次瘟疫到來後，人們驚訝地發現，這些法規是可以合法大幅度限制個人自由的；而且，此時一旦發現法律不符合“緊急狀態”的需求，便可以“驚人”的速度加以“改變”或“補充”，雖然這些“加急”行為目前涉及的都還是對經濟、社會和百姓有益的部分。但是，又有誰能保證，走出或有可能走出籠子的權力，只會“為民服務”呢？

據説，鑑於這次疫情防控出現的問題，聯邦政府打算在今後幾天內修改現有的《感染保護法》。根據修改草案，聯邦衞生部今後在確定出現疫情的情況下，被授權可以不經聯邦參議院（Bundesrat）的同意，直接通過頒佈“條令”來確保藥物、康復物資和人力資源。

由此可見，修改現有法規不僅是“與時俱進“的做法，也暴露出一個問題：聯邦制雖然有協商平台，但存在着難以及時和有效抗疫這個較為嚴重的短板，包括聯邦與各州的權力之爭，各州之間的利益之爭等。

本來，這種“制衡”機制，是當初聯邦制的設計者們刻意安排的，它在和平年代或許能促進良性競爭，但在危機中卻“貽害”有加。所以，該草案意在加強聯邦在“緊急狀態”中的權力，也就是要實行一定程度的集權。

這種給國家權力逐漸“鬆綁”的跡象和趨勢，對德國政治體系的整體影響究竟有多大，目前尚不可測，但這個被標為“新冠病毒與國家政體”的話題已經引起了媒體和學者的“警覺”。

換一個話題。

經過聯邦政府與旅遊公司和漢莎航空公司數日的共同努力，目前已有十二萬散落在世界各地旅遊的德國人被接回國。

這次有史以來最大的“接人”行動始於上週二，總共出動了40架次客機，前往這個季節德國人喜愛的度假地，如：埃及、阿爾及利亞、阿根廷、智利、哥斯達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國、厄瓜爾多、岡比亞、印度、摩洛哥、墨西哥、新西蘭、秘魯、菲律賓和突尼斯。

“羅科所”根據電信公司提供的個人手機信息進行了分析，發現人們的外出活躍度雖然減弱，但與防疫要達到的目標相比還不夠。所長魏勒爾表示，希望聯邦和各州週日頒佈的“規定”能起到更好的效果，他本人對此持樂觀態度。

到今天為止，德國的感染人數在22672至26000之間（結果出處不同）。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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