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柔柔：華人蔘政不如猶太裔，不能忽略這三點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苗柔柔】
看過陳平老師的《華人有一點，遠不如猶太裔》一文，對文章中的觀點大多認可，尤其是華人支持政客時喜歡跟風，懷有僥倖心理等，筆者在法國也能體會到。不過在華人的政治影響力為什麼遠不如猶太裔的問題上，筆者覺得應該還有其他相當重要的原因。
中國人和猶太人經常被拿來做比較，從智商到經商，從讀書到政壇，林林總總的觀點不少，但是很多時候大家往往會忽略以下三點：
一、中國人有家，猶太裔在很長時間裏沒有家園
自從公元70年羅馬大軍攻破耶路撒冷，拆毀聖殿以後，猶太人被羅馬帝國禁止進入耶路撒冷，直到1948年以色列建國，在約1900年的漫長時光裏，猶太人沒有自己的家，他們只能是流落異鄉的寄居客。
而中國人從未失家，即便是在被異族統治的時期，中國人依然居住在自己的家園裏。
有家和沒家，在很多時候對很多人來説似乎並不重要，但是它對個人、對族羣的心理影響恐怕遠遠超出人們的“自以為”。
危難才見真相，就像今天新冠在各國肆虐，男女老少，中國籍、非中國籍，都在忙不迭地收拾行囊，千迴百轉、千辛萬苦、甚至撒謊瞞報都要回國一樣。因為家才是你最後也是最大的底氣，有家可回，心裏就不慌。即使身在海外，依然會分出一部分心思關注家鄉，因為很可能某一時刻就會牽扯到自身的利益。
另外，人類最基本的生存手段是勞動生產，但是在第三產業還沒有發達的時候，勞動生產是緊緊依附在土地上的。有了土地，才能進行農業和工業生產，一旦農業和工業在土地上落户，便很難隨時遷移。所以只有在自己的家園裏，在自己的土地上，一個民族才能實行穩定的物質生產，而這又反過來幫助這個民族更加穩定地在土地上生存發展。
土地越多，佔據時間越長，越能造就規模龐大和全面的物質生產體系。中華民族自炎黃以來，一直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直至今天我們才能成為人口十四億、國土近千萬平方千米、擁有最完整工業體系的大國。
而猶太人自從被羅馬驅逐出耶路撒冷以後，流落在異鄉各地，在很長的時間裏，歐洲各國都不允許猶太人置辦自己的不動產，他們只能通過租用、借用等手段使用一塊土地，還要時時冒着被驅逐的風險，那麼就決定了猶太人不可能從事工農業等行業，他們只能從事脱離了土地束縛、隨時可以帶着財物逃離的行業。
他們找到了，那就是商業和金融， 尤其是以銀行放貸為代表的後者。
基督教教義禁止教徒有息放貸，有息放貸等同於偷盜。從公元332年開始，教會正式禁止有息放貸，違犯者死後會被打入煉獄的底層。而猶太教沒有這麼一條，從公元四世紀開始猶太人就是歐洲各地唯一能合法從事有息放貸的羣體。放貸目標是需要用錢的小業主、小商户，尤其是歐洲各國的王公貴族，以至於當時出現了一個新名詞：宮廷猶太人，指歐洲中世紀時期的猶太銀行家，他們向國王貴族們放貸換取政治特權和地位，從而成為猶太人中的特權階級。
中世紀的歐洲商業並不發達，流散在四處的猶太人憑藉族羣關係比較容易形成一個互相信任、互相幫助的商業網絡；而歐洲當時使用差不多幾百種貨幣，混亂的系統提出了龐大的兑換需求，手續費在5-15%之間，可想而知能為坐地分金的操作者帶來多少利潤。所以猶太人最後集中在商業和金融領域就毫不奇怪了，這是歷史環境下被迫的選擇。
一千多年來猶太人不斷地磨鍊本領，創新手段，積累人力財富資本，為後來憑藉鉅額資本插手國家政治奠定了基礎。
二、歷史上猶太裔一直在接觸政權，但只有在新國家成立時他們才真正有機會插手
猶太人被迫害並不是從二戰才開始的，歷史上他們一直在遭受敲詐勒索、驅逐和屠殺，他們也一直在和政權接觸。
中世紀的宮廷猶太人經常出入國王貴族的庭院，債主若無錢，甚至可以用領地的收税權頂替還債。猶太人還參與制幣和設立貨幣，英國的英鎊、法國的法郎、意大利的佛羅倫金幣，都與猶太人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但是，他們沒能真正插手政權，這一點和中國歷史上的商人別無二致。不同的是，中國皇帝整治起商人來尚要顧慮子民之份和自己的名聲，不能幹得太絕，但歐洲國王們卻沒這個束縛，錢多而沒有國家為後盾、沒有武力為支持的猶太人在他們眼中無疑是必須清除的債主和可以殺雞取卵的財源，歐洲大國多次在搜刮完之後把他們驅逐出境。
但是隨着歷史發展，社會進步和思想解放還是改善了猶太人的境地。十八世紀以後，猶太人活躍在各國的金融政治舞台上，神聖羅馬帝國的大多數公國以及波蘭和丹麥等地，都出現了宮廷猶太人，為維也納教堂和美泉宮提供貸款，為鑄幣廠提供金屬，為奧地利軍隊提供運輸，承擔商業和外交任務以及調查，為法蘭克福或漢堡等的商業中心促進貿易和工業，許多人還被授予了各種尊稱頭銜。
他們當中的傑出代表當屬羅斯柴爾德家族，第一代梅耶·羅斯柴爾德開始在漢諾威的歐本海默家族銀行當學徒，後來回到法蘭克福刻意結交宮廷人物，經馮·伊斯托弗將軍引見，認識了威廉王子，1769年9月21日，成了威廉王子指定的代理人。梅耶在自己的招牌上鑲上皇室盾徽，旁邊用金字寫上：“M·A·羅斯柴爾德，威廉王子殿下指定代理人”。
值得注意的是，這也是歐洲內部版圖頻繁變化的時期。猶太人獲得的機會，與戰爭、與大小國家的興衰有很大關係。
18世紀的法國猶太人，圖片來源：jewishbusinessnews.com
而美洲開發給猶太人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1654年9月7日的一份荷蘭文獻記載，“老少23（猶太）人”踏上北美大陸，1776年美國獨立時猶太移民已有2500人，1841年進入美國國會，南北戰爭時有15萬猶太人，1880年猶太人達50萬人。
雖然美國仍有歐洲歧視猶太人的慣性，而且延續的時間不短，甚至像亨利·福特這樣的著名人物都是排猶主義者，但總體而言，猶太人在美國的地位與他們在歐洲受壓迫受欺凌已經大相徑庭。美國是靠各族移民建立起來的國家，而且有廣袤的西部可以“轉移矛盾”，內部矛盾相對和緩，相對寬鬆的宗教和政治環境給了猶太人自由發展的空間。
在美國開國的艱難（也是商業空白的）時刻，猶太人憑藉他們的聰明才智為國家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Levis牛仔褲和梅西百貨公司都是猶太人的創造，1860年猶太人創建了374家商號，1870年則擴展到1714家。1885年前，紐約有241家服飾工廠，234家歸猶太人所有。
從十七世紀中期到十九世紀中期近200年裏，正是美國形成的階段，猶太人的早早到來、族羣擴大和他們積極參與美國經濟的建設，使他們成為美國的建國族羣之一，雖然仍會受到一些白人的歧視，但還是給自己的社會地位打下了基礎。
十九和二十世紀歐洲的反猶運動，在美國掀起了幾次猶太移民遷徙高潮。納粹統治下的猶太人的悲慘遭遇，使得美國社會更生同情，加上大批猶太精英帶着鉅額財富遷移到美國，既幫助了美國發展，又為自己帶來新的發財機會，猶太羣體成為了美國的支柱羣體之一。從南北戰爭到二戰，猶太人迅速地聚集財富並且壟斷行業，前總統羅斯福曾感嘆：“影響美國經濟的只有二百多家企業，而操縱這些企業的只有六七個猶太人。”
所以，猶太裔大規模參政是美國的特有現象，在英法德和世界各國都沒有。因為隨着歐洲大國格局逐漸明朗，以及民族主義的興起，即使在如德國、意大利這樣相對較年輕的國家，經過歷史長期錘鍊的主體民族，也已經較為穩固地掌握了政權，形成了固定的統治階層。雖然商業資本一直在侵蝕政權，但一個外族異教的商業羣體“明目張膽”地插手政體還是很難的。只有新建美國這樣的特殊情況，尤其是美國是一個資本立國的國家，才會出現猶太人與美國人共同開創、共同建設，並利用其雄厚財富壟斷美國經濟的現象，從而也有機會發揮其政治影響力。
三、猶太裔的利益已經和美國利益捆綁在了一起
全世界1400萬猶太人中，600多萬人在美國，以色列只有500多萬。
美國100多名諾貝爾獎者，一半是猶太人；400大富豪排行榜中，一半是猶太人；美聯儲之前連續三屆主席都是猶太人：格林斯潘、伯南克和耶倫。華爾街的各大金融公司和投資銀行，大部分屬於猶太財團。好萊塢六大電影公司幾乎全是猶太人掌控，美國五大軍工也大部分被猶太人掌控。猶太人還佔名牌大學教授近1/3，律師的1/4，大學生的1/5，猶太人的產業從百貨、服裝業延伸到鋼鐵、石油、化工、軍工、電子、餐飲、娛樂業等。
時至今日，美國已經和猶太裔緊緊地捆綁在了一起。以色列既是美國猶太裔的心靈家園，更是美國安插在中東的棋子，是制衡阿拉伯世界的工具，是美國財團發財的渠道，是美國的自家人。在這個前提下，才有以色列在美國遊説的長勝局面，才有美國堅定支持以色列的基礎。沒有這個前提，任何遊説和輿論恐怕也只是機會主義性的曇花一現。
再看華人，華人大規模出現在美國已經是十九世紀後期的事了，美國建國已經完成，中國正是最貧困最積弱的時候，大批華工被迫、被騙甚至是被綁去了美國做苦力，絕大多數是文盲，華工的價格遠遠低於黑奴的價格，是各種苦力中最廉價的。1863- 1869年建成的太平洋鐵路，被英國BBC評為自工業革命以來世界七大工業奇蹟之一，全長2000英里，被形容為“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有一具華工的屍體”，換來的卻是1882年的《排華法案》，它是美國歷史上唯一一個針對某一族裔的移民排斥法案。
從一開始，華人和猶太人在美國的地位就不一樣。他們的出身太低了，既沒有與美國開國者同甘共苦的資歷，也不是具備高素質的社會精英，更沒有千年鍛煉出來的商業金融手段和參政意識。而後來新中國的建立，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的對立，乃至今天中國的強大，都不能根本改變美國人對華人的態度，某種情況下甚至會加強其防範心理。即使現在第二三代華人開始試圖進入政壇，恐怕首先都要撇清與中國的關係。
所以華人的政治影響力不如猶太人，是長期的歷史因素造成的，而且在當前的國際環境下也沒有什麼改善的可能。因此，在影響美國對華政策的問題上，指望華人蔘政遠遠不如“以我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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