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之萊茵日記：啓蒙和懲戒，國家兩手抓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3月24日（週二）
今天，德國的感染人數達31991，死亡人數為149。
懸而不決多時的2020年東京奧運會問題，今天終於劃上句號。國際奧委會經過與東京奧委會以及日本政府和東京都政府的討論和協商，決定將今年的夏季奧運會推至明年舉行。
如今，體育盛會更多是經濟事件。疫情在德國出現後，各類體育比賽仍照常進行，後來日趨嚴重，又在無觀眾的境況下繼續進行，官方很晚才宣佈取消所有賽事。這一切，與這次東京奧運會難產一樣，都與經濟利益密切相關。
這些天，還不時傳來各種反差很大的消息：
譬如，在歐美各國開始紛紛禁足封城之際，新冠病毒疫情始發地中國武漢和湖北卻傳來“解禁”的消息；偏偏在“一（口）罩難求”的今天，卻獲悉比利時在疫情暴發前數月剛銷燬了2009年為預防豬流感而囤積的六百萬只“過期”口罩，而且因為節省開支沒有準備新貨。
鑑於默克爾總理已經自我隔離，還有國會議員被確診，德國聯邦議會（Bundestag）未雨綢繆，將於本週臨時修改對投票表決最低人數的限定，以防出現表決人數不夠而無法形成決議的局面。按照現有規定，709名議員中必須50%參加投票，決議才有效。現在計劃將這個半數底線降為25%。
另據德國《商報》（Handelsblatt）報道，德國政府打算加強對“臉書”這類社交網站的管理。內務部國務秘書凱伯（Markus Kerber）在闡述理由時説：“國民的信任基於客觀的信息，我們將竭盡全力讓互聯網公司明白，應該給可信的信息留下足夠的空間。”看來，針對網上的各種謠言和假新聞，國家已到了不能坐視不管的地步，但政府具體會採取什麼干預措施，目前還不清楚。
危機中對個人行為的觀察
根據最新的民意調查，18至29歲的人羣中，61%認為沒必要在目前的疫情中改變自己的行為；令人費解的是，60歲以上屬於高危人羣，但即便他們中17%的人也覺得可以一切照舊。
雖然大部分人已慢慢開始重視政府頒佈的“規定”，但依然有一半以上的德國公民對新冠病毒不擔心或不怎麼擔心。在媒體上疫情信息“鋪天蓋地”的今天，居然還能有那麼多人表現得相對“漠然”，的確令人匪夷所思。
仔細觀察，我們會發現，這些行為反映出三個不同的心理階段：第一，抗拒（“新冠病毒不過就是一種流感而已”）；第二，否定（“中國離我們很遠”）。以上兩個階段出現在疫情初期。等病毒已在身邊就在眼前後，第三種心理機制就出現了：分裂。它的具體表現是，這些人雖然認可科學家和政治家的警告，但對此的反應或漠然，或迴避，或排斥。這導致他們對身邊發生的、本該令人不安的事情視而不見。
再到後來，當人們看到感染人數，特別是死亡人數迅速增加，看到電視上意大利軍車搬運棺材的畫面時，又出現了另一個反應機制：“邪惡是外部敵人的一種投射”。
拿美國總統特朗普為例：他先是抗拒和排斥本國有疫情存在的説法，繼而對疫情熟視無睹，到最後開始大談“中國病毒”或“外國病毒”。
年輕人相對漠視的態度倒未必是因為在否認疫情，或許，他們壓根兒就沒有什麼害怕之心，因而也就不會考慮“危及自身”和“危及他人及體系”之間的區別。
還有一個原因也不可忽視：年輕人過於自信身體的抵抗力，因此並不怎麼害怕被傳染；他們即便知道有風險存在，也容易將此當作“冒險”，而敢冒險，反潮流，不守規，抗權威往往被他們視為“個性”和“獨立”。
老年人則認為自己經歷得多了，有時也有“倚老賣老”的心態在作祟；另外，暮年中的他們，對生命有着相對務實的認知。與年輕人相比，他們會表現出另外一種“無所謂”。
疫情中和“禁足”後，德國如何進行啓蒙
德國在疫情“啓蒙”這方面做得還是不錯的。
一週以來，第一和第二電視台幾乎每天在黃金時段的新聞節目後安排“專題報道”；訪談節目的話題基本集中在“新冠病毒”和防疫措施方面。各級政府和“羅科所”經常舉行新聞發佈會，介紹疫情發展情況並反覆呼籲民眾配合；專家們也紛紛在各種媒體上回答社會各界的問題。
全民“禁足”後，還有媒體專門介紹如何應對新情況下的日常生活，信息豐富，相當全面。譬如，《南德意志報》的這類文章中包括以下內容：
健康
新冠病毒感染有哪些主要症狀？/ 我覺得被傳染了，然後該怎麼辦？/ 是否已有針對新冠病毒的有效疫苗？/ 為何控制住病毒傳播速度至關重要？/ 有哪些與新冠病毒有關的專業概念？/ 我們需要更多的“羣體免疫”嗎？/ 如何洗手？
社會
德國實行了哪些限制措施？/ 疫情中如何加強自己的心理素質？/ 如何識別假新聞？/ 謠言和半真半假新聞的危害性？
家庭
如何與孩子談論新冠病毒？/ 學校和幼兒園關閉後家長有哪些權利？/ 如何一邊在家工作一邊照看孩子？/ 我不是老師，如何在家裏給孩子教課？/ 我和生活伴侶現在經常吵架，如何緩解？/ 如何避免久困之後情緒失控？
業餘活動
哪些電視劇能打發時間？/ 哪些電影能給我正能量？/ 哪些遊戲能驅趕無聊？/ 有好書推薦嗎？/ 如何在家觀賞音樂會、舞台劇和藝術？/ 如何用囤積的食材做飯？/ 在家期間如何健身？/ 多少運動是合適的？户外還是户內？/ 眼下的特殊情況讓我心緒不寧，如何讓自己安靜下來？/ 打掃衞生的頻率？
職業
僱員應該注意什麼？/ 如何更有效地在家工作？/ 在家工作如何加強自覺性？
旅遊
外出旅行應該瞭解什麼？/ 全球旅行警告意味着什麼？/ 我在國外“擱淺”了，如何回國？
這類啓蒙對新形勢下的德國人無疑是有幫助，也有必要的。德國家庭部長吉菲（Franziska Giffey）預計，隨着全民“禁足”措施的落實，家庭矛盾和暴力現象也將有所增加。德國刑警聯合會（Bund Deutscher Kriminalbeamter）也表示了類似的擔心。
醫護人員的呼籲：“我們為你們留在崗位上，你們為我們留在家中”，圖片出處：Krankenhaus St. Barbara Schwandorf
按照政府頒發的最新規定，公共場所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不能少於1.5米。為此，許多商家已經採取相應措施，譬如，控制一次入店人數，收銀台前排隊保持間距等。
今天是德國全民“禁足”實行第二天，總體執行情況良好。對政府規定不以為然的人當然還有，但真正敢於“逆流而行”的人並不多，畢竟，違者會被罰款。
譬如在災情最嚴重的北威州，兩人以上聚會者，私自進入養老院和醫院者均處以200歐元的罰款；野外聚眾燒烤野炊者，罰款250歐元；酒吧、俱樂部舞廳繼續營業者，罰款甚至高達5000歐元。國家不動真格的，就會有人繼續隨心所欲我行我素。
昨天，有兩則自媒體新聞引起熱議和爭論：先是杜伊斯堡（Duisburg）的政治學家駒佩裏（Ismail Küpeli）在網上寫了這麼一句話：“我大概能知道，如果實施禁足，哪些族羣會經常遇到檢查和麻煩。”
隨之，一個叫“新德國組織”（Neue Deutsche Organisationen）的發言人阿塔曼（Ataman）依樣畫葫蘆地來了一句：“我大概能知道，如果醫院出現呼吸機短缺的情況，哪些族羣的人會被優先救治。”
在對排外和仇外相當敏感的德國，這樣的聲音立刻就會被聽到。
德國《世界報》（die Welt）為此採訪了阿塔曼女士，問她是否真的害怕大夫會根據種族來決定救治的先後順序。阿塔曼回答説：許多有移民背景的人害怕這裏的種族主義，在目前的疫情和緊急狀態下，自然也會有這種擔憂。
有擔心正常，但渲染這些擔心，會起到相反的效果。身處疫情中，我們更有理由去多看正面的事物。
德國外長馬斯（Heiko Maas）昨日在歐盟外長視頻會議上，呼籲激活聯盟條約中的“互助條款”，以便更好地應對眼下的“新冠病毒”危機，更加有效地利用各成員國現有的人力和物資。的確，苦難時刻彼此幫襯很重要。
德國也在力所能及地這麼做：繼巴符州為法國患者提供緊急救援後，德國薩爾州（Saarland）和萊普州（Rheinland-Pfalz）也做出了同樣的決定。東部的薩克森州（Sachsen）昨天決定收治來自意大利的病人。
疫情會帶來損失和傷害，但也會促使人們轉識。
商店裏的上架員、收銀員，醫院和養老院裏的護理人員，辦公樓和其他地方的保潔員，維持秩序的男女警員，救護和消防人員，還有垃圾工，貨車司機，農民們……
他們雖然不屬於高收入羣體，不享受很高的社會地位，可是，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結果難卜的疫情，人們突然發現，他們才是確保系統正常運轉的“攸關”因素。
的確，他們滿足着大家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食物、健康和安全。如果這三方面出現短缺和不足，社會就會變得動盪。沒有這些人的付出和堅守，文明社會難以存在。
德國人現在開始思考，今後是否應該給予這些羣體更多的尊敬，更多的薪酬。有些超市的僱主已在考慮對疫情期間堅守崗位的員工進行獎勵。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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