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之萊茵日記：德國醫療企業的預警郵件，衞生部已讀不回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3月25日（週三）
近日有一個標題為“謝謝你，新形冠狀病毒”（THANK YOU, CORONAVIRUS）的英文短視頻，從另一個角度詮釋了這次的“全球災難”。
其中有一段台詞説：謝謝你讓我們去感恩有富足的生活，豐富的產品、自由、健康……終於明白，我們以為這一切都是理所當然。謝謝你讓我們停下來，讓我們看見如何迷失在“忙碌中”，沒有時間去做最基本的事情。謝謝你允許我們把所有問題放一邊，那些我們原本以為很重要的，但你讓我們看到什麼才是最重要的……
的確，德國人平時很少把“英雄”這個詞掛在嘴邊，但這次，那些最平凡最普通的人卻被譽為“日常英雄”（Helden des Alltags）：
在不久前的“告同胞書”中，默克爾專門感謝堅守崗位的超市員工們；勞動部長海爾（Hubertus Heil）在採訪時首次提出“日常中的男女英雄們”；財政部長朔爾茨（Olaf Scholz）宣佈，將給那些疫情“奉獻者”獲得的特別獎金予以免税。
德國漢堡的日用品超市（Drogeriemarkt ）圖片出處：Christian Charisius / DPA
疫情中，許多企業商家損失慘重，但也有像食品超市這樣的少數行業收入可觀。據説，雷弗連鎖超市（REWE）總共發放了2000萬歐元的獎金，南部奧樂其（Aldi Süd）聽説也在考慮採取類似的獎勵措施。
根據聯邦統計署的信息，上述行業的員工均屬於社會低收入羣體（只有醫院職工情況稍好些），其中收入最差的當屬零售業員工。他們當中即便教育水平較高的，月收入也要比德國平均工資少750歐元（20%），更不要説沒有受過職業訓練的那部分人了。另外，零售業中，非全職員工比例較高，因此員工的實際收入比上述還要低。
因此，對於這些人來説，發獎金當然好，但提高工資或許是更實惠的“獎勵”辦法。社民黨籍的勞工部長海爾認為，對他們的讚美不應只停留在口頭，而應長期落實到工資單上。他説：“這個社會的棟樑不只是西裝革履的人，還包括超市收銀員、在醫院加班加點或繼續清理垃圾的那些人。”
不要提前樂觀
德國的感染人數在持續增加，但死亡人數（149）似乎還不算太高。對此，“羅科所”所長魏勒爾提醒大家不要被這個“假象”所矇蔽，因為“我們尚處於開始階段，疫情的發展走向不可預測。”
與以往不同的是，作為抗疫專業的最高官方機構的代表魏勒爾，首次為口罩“正名”。他明確表示，具有其他病史的高危人羣和確診者應該佩戴口罩，因為“口罩能夠在病人打噴嚏或咳嗽時阻擋飛沫，從而有效阻止病毒的傳播。”
雖然他這次只説“有病史的高危人羣和確診者”應該佩戴口罩，但既然肯定了口罩阻止病毒擴散的“功能”，就等於承認人人佩戴口罩的必要性。問題是，在“一罩難求”的今天，即便官方正式鼓勵和支持百姓們戴口罩，恐怕也難以實現，因為眼下連保證醫院的需求都做不到。
德國人（專家和百姓）一直對本國的醫療體系感覺篤定，頗為自豪，習慣用病牀和呼吸機的人均高配率以及高檢測率來説事，可是，堤壩再堅，潰於蟻穴。病牀和呼吸機這些“大硬件”固然非常重要，但如果醫護人員缺乏口罩，就等於為病毒敞開了醫院的大門。
很多人（特別是華人）不明白為何德國人如此牴觸口罩，其實我們從中也可以看出，德國人是相對容易管理的族羣，因為他們非常相信本國“權威”的話，“權威”包括領導、專家、媒體等。對口罩功效的質疑，恰恰來自這些“權威”。
如今，口罩成了“洛陽紙貴”般的緊俏產品，原先幾毛錢的東西現在價格翻了十多倍。德國人抱怨目前口罩貿易中不守約不規矩的行為太嚴重，談好的價錢和供貨到最後關頭都會變卦。辦事“死板”的德國人並非不知道，這種時候應該先把錢拍那兒才更有可能拿到貨，也許他們是不想改變習慣性的“貨到付錢”做法。
面對疫情，各種失誤在所難免
除了目前求大於供的市場因素外，有人也將造成德國口罩短缺的責任歸咎於現任衞生部長施帕恩的“疏忽和瀆職”。
施帕恩是位“80後”政治家，學歷普通，高中畢業後經過職業培訓成為銀行櫃員。從政後利用業餘時間上了函授大學，拿到政治學學士和碩士學位。2002年後被選入聯邦議會，2015至2018年曾任財政部國務秘書（相當於副部長）。本屆大聯合政府中，他擔任衞生部長，並先後兩次競選基民盟黨主席，一直被認為是未來總理的熱門人選。
他在這次疫情中的表現相當出色，獲得了包括反對黨在內的一致好評。但這兩天，他在一次訪談節目中被問及是否沒有及時對某些企業的“提醒”作出回應，施帕恩坦率承認了此事，並對此表示遺憾。
事情經過是這樣的：
3月19日，德國《明鏡週刊》發表文章，嚴厲批評施帕恩的疏忽。文章寫道：不久前，衞生部長就新冠病毒一事還在信誓旦旦地對媒體説，“我們已經準備就緒”。用他的話説，似乎一切盡在掌控之中，即便大流感到來，德國也有足夠的隔離站、病房，以及充足的裝備和儲備。現在真相大白了：不僅超市中麪粉、罐頭和手紙被搶購一空；數週來，醫生、護士和護理人員工作所需的基礎物資同樣短缺。
《明鏡》繼續寫道：數週前，聯邦政府答應提供幫助，但至今沒有下文。法定健康保險醫師協會（die Kassenärztliche Vereinigung）主席普拉斯曼（Walter Plassmann）抱怨道：“什麼都沒兑現，我們連一隻口罩都沒見到。”他警告稱：“如果我們的防護物資用完了，那我們大家也就都完了。”
針對施帕恩的直接指責，是來自一家專門生產和銷售口罩、防護服等醫療產品的德國企業“弗朗茲·門施（Franz Mensch）股份有限公司”的總經理泰勒先生（Achim Theiler），他對《明鏡》説：”我們早就發出過預警，但無人理會”，並認為相關部門數週內無所作為，“這是嚴重疏忽，不必要地加劇了危機。”
根據泰勒的描述，早在2月5日，他就給衞生部長施帕恩寫了郵件，指出不久將出現醫用口罩供不應求的局面，呼籲要為此提前做好準備，檢查各醫院、急救中心以及其他相關部門的醫用物資儲備情況，必要時趕緊向生產廠家訂購。
泰勒這麼呼籲並非沒有原因：1月底，正值中國疫情嚴峻之時，來自中國的訂單（口罩、呼吸機和防護服等產品）非常多，而且多數都是受中方之託的新客户，一個月的存貨一天之內即被“吃掉”。泰勒在給施帕恩的郵件中寫道：“不僅我們這裏如此，所有其他我們聯繫過的歐洲進口商無一例外。”
通常，像口罩這類簡單的醫療產品，醫院平時不會儲存過多，而97%的口罩又都產自中國，再加上中國政府在1月中旬禁止該類產品出口，所以泰勒預見德國將面臨醫療物資短缺。他在郵件中寫道：“我呼籲您，千萬不要低估病毒帶來的這個問題。”
但是，郵件發給衞生部長後，杳無音訊。2月10日，泰勒再次給施帕恩發郵件，並附上《明鏡》1月7日刊登的消息：世衞組織負責人警告全球將出現防護物資，特別是口罩的短缺現象，多家德國廠家已無法供貨，譬如斯圖加特的“Gehe Pharma Handel GmbH”公司也證實，目前對各種型號口罩的需求特別高，即便他們儲備再多，也已無法滿足需求。
泰勒的公司向衞生部長指出問題緊迫性，並表示願意提供幫助。他在2月5日的那封郵件中寫道：為了保證本國需求，他的公司不再對外出售儲備的150萬隻口罩和20萬套呼吸面罩。他請求將這個信息轉交給相關部門，但“無任何反饋”。
在《明鏡》的追問下，衞生部證實收到了泰勒的郵件，並回複稱：“由於防護物資的採購由聯邦國防軍的採購局統一協調，所以這些信息都轉交到那裏去了。這種做法符合正常程序。鑑於我們在特殊情況下對各種任務作出了優化處理，因此沒有回答眾多的供貨提議，而且，當時衞生部已經與一些廠家和國家就供應情況進行磋商。”
《明鏡》在文章結尾時引用了施帕恩3月4日發表的抗疫施政聲明中的一段話：“……醫護人員是最早發現問題和知道如何解決問題的一批人，所以他們及時反映問題非常重要。”
顯然，泰勒的郵件石沉大海，並非因為他不屬於“醫護人員”，而是官僚辦事作風的一個體現。正如筆者在此前的“日記”中曾指出的那樣，“一旦關注防疫細節，就很容易發現許多疏漏和錯誤，無一國例外。”
德國衞生部長施帕恩3月24日接受蘭茨採訪 圖片出處：德國第二電視台ZDF
德國電視二台（ZDF）訪談節目主持人蘭茨（Markus Lanz）對受訪者一向以“不依不饒、窮追不放”而著稱，但這次對施帕恩，他沒有這麼做。或許是因為他知道，疫情中，形勢變化多端，千頭萬緒，一個部級單位無法處理每天進來的每封郵件，也在情理之中吧。
德國人比較討厭兩種人：事後諸葛亮（Klugscheisse）和凡事他人過（Schuldzuweisung）。追究責任是必須的，但追究責任不能變成尋找替罪羊，因為“尋找替罪羊”本身，就是不願承擔責任的表現。
德國這次抗疫中做得最成功的地方是，及時告誡民眾不要恐慌，不要遇到不適就往診所跑；如果出現症狀或去過“感染危險地”，先在家裏自行隔離，然後與家庭醫生和衞檢部門取得聯繫，再採取下一步行動。這種做法，很大程度上幫助醫療體系避免了過早承壓。
當然，德國也有德國的問題。譬如，今年一、二月的時候，疫情雖重，但畢竟遠在中國。德國的有關部門（政府和科研單位）應該是密切關注中國疫情的，但還是低估了疫情的傳播速度以及危害性，同時又高估了本國的防疫能力。
這次出現口罩短缺，還有一個原因是沒有將這個“不起眼”的產品當作“戰略物資”來儲備。另外，全球化帶來了更加細緻的生產分工，市場起的作用過大，沒有充分考慮到“風險分攤”，生產過於集中在少數地方，一旦這些地方出現問題，很快殃及全球。
施帕恩在採訪中也抱怨稱，生產口罩的材料很多來自德國，生產口罩的機器很多也來自德國，但口罩的產地卻在別國他處，一旦需要，德國鞭長莫及，望洋興嘆。也正是這個原因，德國政府開始採取措施，鼓勵和支持這些產品的生產儘量“德國化”，省得到時“抓瞎”。
目前，中國國內的疫情有所好轉，開始逐漸增加對國外的援助。但是，歐洲總有一些“敏感”聲音，質疑中國“慷慨解囊”背後的真實動機。所以，為了避免“好心當成驢肝肺”，中國最好不要介入那些無謂的爭執（譬如“新冠病毒”的源頭問題）以及與美國打口水仗。不然，歐洲人會認為中國的援助並非人道當先，而只是為了和美國較勁，把美國比下去。
德國人是非常理性的，他們有自己的原則，更有自己的觀察力。雖然難免存在傲慢與偏見，但總體還是比較客觀的。無論在這兩年的貿易戰中，還是美國對盟友的態度上，德國人對特朗普的表現相當不齒。因此，中國要避免與美國不必要的糾纏，讓德國和歐盟感受到中國是可以依託的朋友。
今天傳來消息，英國查爾斯王子被確診；默克爾總理第二次檢測也出結果了：還是陰性。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當天則表示，新冠病毒是對全人類的威脅，所以需要全人類共同抗疫，各國單獨應對已經不夠了。可是，某國仍然堅持對病毒做錯誤的“冠名”，甚至為此不惜致使G7聯合聲明的流產。
3月26日（週四）
德國進入全民“禁足”的第四天，總體情況平靜安好。
德國人是個精於計算（不是算計）和未雨綢繆的族羣。譬如，休假的話，會提前好幾個月、甚至一年做計劃，計劃確定了一般不喜歡再改動；請人來家吃飯，主人會先確定來客的人數（這個正常），但在採購時的計算卻比中國人“精確”得多——如果來五個人，主人會備足六個人的食材，更多就沒有了；如果臨時加人，場景或許就會比較尷尬。這不是因為德國人“摳門”，而是他們秉持不能浪費的新教傳統。
反映到防疫措施中也是如此：根據模式評估風險，採取相應措施，但不會冒進，一般是到什麼時候説什麼話。這一方面顯得很從容，但也容易讓百姓無所適從，畢竟百姓是需要引領的。
這次疫情中，筆者對兩件事情始終不能理解：第一是搶購手紙（為何偏偏是手紙，邏輯在哪裏？），第二是規定禁止1000人以上的聚會（999人和1000人的傳染風險究竟有多大區別？）。
關於第一點，至今仍無人能理解；至於第二點，恐怕是因為，任何禁令都有“副作用”。政府可以一聲令下禁止，但直接承擔損失的是活動舉辦者；限制措施、經濟損失，當然還有生命安全，這些都是政府決策的權衡關鍵。
德國政府前一陣子之所以“一步一回頭”，就是在權衡這三者的利弊得失：防控如果失敗，生命健康就會成問題，經濟也會崩塌；但如果措施過度，同樣會影響經濟，繼而直接威脅到百姓和國家的生存。
現在，德國政府還在“精打細算”：通過空前的限制措施放緩疫情發展的速度，以免擠兑醫療體系；以空前金援規模扶持大中小企業，以確保經濟能安度未來幾周。政府希望限制措施14天左右能明顯見效，但這種計算是否又一次體現了德國式的過度“精確”呢。
專家説，目前的措施如果持續兩個月，會對經濟造成7%的損失；如果超過兩個月，損失説不定會達到20%以上。問題是，兩個月疫情即便好轉，也無法保證不會有隨之而來的第二波，到時候又該怎麼辦？
施帕恩今天説：“現在還是暴風雨之前的平靜，沒人知道幾周後的情況會如何。”
德國決策者的沉着冷靜一方面給人安全感，同時也讓人時不時捏把汗。但是，作為外行和普通百姓，或許相信專家和自己的直覺是最好的選擇。寫到這裏，筆者又想起德國人的另一個特質：聽天由命， 隨遇而安。有句德國名言説：下雨了，我很高興，因為如果我不高興，老天照樣會下雨……
世界醫學專業雜誌《柳葉刀》（The Lancet Public Health）今天公佈研究結果，確認武漢採取的“封城”措施有效制止了疫情蔓延，為醫療系統爭取了寶貴的時間。一句話：武漢封城慘烈，但勢在必行。
英吉利海峽彼岸，英國查爾斯王子的檢測引起了爭議。他的症狀很輕，而比他症狀嚴重的病人卻因試劑盒有限都沒有輪上，為此英國政府不得不派衞生部國務秘書出面解釋，稱查爾斯本人並沒急着要求檢測，但沒有透露具體細節。
歐洲的“重災區”目前基本還是在南歐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國，不過據數字顯示，瑞士的情況也不容樂觀。仔細想想也不奇怪，意大利北部是疫情“震中”，連不與之接壤的德國巴伐利亞都遭到重創，與之直接相鄰的瑞士恐怕更難以脱身。
那麼，歐洲之外的重災區在哪裏呢？各種跡象表明，美國將成為世界疫情的新“震中”。美國準備好了嗎？特朗普有妙招嗎？我們拭目以待。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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