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我曾預測中國在2015年超過美國，當時他們笑我太樂觀
【文/ 林毅夫】
視頻前的高三同學們，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今天非常高興來和各位談談我倡導的新結構經濟學，以及大家會有一個非常好的時代，因為這將是一個經濟學的大師在中國輩出的時代，這是我想講的主題。
我知道現在大家在家裏抗擊肺炎疫情，同時又非常辛苦地準備高考。大家是年輕人，毛主席説你們像早上八九點的太陽，你們是國家未來的希望。高考對你們來講是人生非常重要的選擇，你們的選擇不僅會決定你自己的一生，而且也會決定國家的未來。
每年有將近1000萬人準備高考，我知道有超過100萬人會進入到經濟管理學科。當中單單學習經濟學的，大概就會有25萬人。我恭喜這25萬人，因為你們抓住了一個大好的時代，你們當中有很多人將來可能會成為引領世界經濟學理論思潮的大師。
我想各位知道，經濟學是在1776年亞當•斯密出版了《國富論》以後，才從哲學當中分離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社會科學。從亞當斯密1776年一直到1930年代，就是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世界上著名的經濟學大師，凡是你能想到的基本上不是英國人，就是在英國工作的外國人。這些大師當中像亞當•斯密、李嘉圖、馬歇爾、凱恩斯都是英國人。咱們的馬克思是德國人，他是在英國工作。
英國人、英國人、英國人、英國人、德國人在英國
到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上著名的經濟學大師，你能想到的基本上不是美國人就是在美國工作的外國人，著名的像弗裏德曼、薩繆爾森、科斯、哈耶克都是來自美國。
美國人、美國人、英國人在美國（1951年移民）、英國人在美國（1950年到美國）
為什麼這些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大師的出現會集中在一個國家，而且集中在一個時代，這是經濟學作為社會科學的本質決定的。因為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每個理論都是幾個很簡單的變量之間的因果邏輯體系，而且這個邏輯體系是越簡單越好。
既然這個理論、邏輯越簡單越好，怎麼能説這個理論是重要的理論，那個理論不是那麼重要？決定因素是這個理論所解釋的現象的重要性，一個現象越重要，解釋這個現象的理論就越重要。什麼叫重要的現象？發生在重要國家的現象就是重要的現象。
我們知道工業革命發生在18世紀末的英國，也就是亞當•斯密發表《國富論》的前後時間，一直到一次世界大戰，英國引領工業革命，英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是世界的經濟中心。發生在英國的現象，就是最重要的現象。
在解釋經濟現象的時候，有所謂近水樓台先得月，因為經濟現象很錯綜複雜，怎麼從錯綜複雜的現象當中去抽象出幾個變量來構建一個理論？通常只有生長在這個國家，或者是工作於這個國家的經濟學家才能夠比較好的把握，這就是為什麼當英國是世界經濟中心的時候，英國是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是經濟學大師輩出的中心。
我想各位同學也很清楚，到了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第一大國移到美國去了。隨着世界經濟中心的轉移，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也跟着轉移，所以到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隨着美國的經濟佔當時全球經濟總量的50%，美國的經濟現象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現象。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報紙上經常用的一個比喻是，美國經濟打個噴嚏，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經濟就會重感冒。去研究美國經濟怎麼打噴嚏，會比去研究周邊的國家怎麼患重感冒的影響更大，所以世界經濟學研究中心就轉移到美國。
同樣的近水樓台先得月，所以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到現在，基本上我們能想起來的世界經濟學的大師是美國人，像弗裏德曼、薩繆爾森，或者是在美國工作的外國人像科斯、哈耶克。
沿着這個規律，我相信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會轉移到中國來，我想大家知道中國原來是世界鼎盛的文明，我們經濟、社會、文化是領先於全世界的。但是十八世紀工業革命發生以後，中國沒有趕上，在很短的時間內我們就從一個鼎盛的文明變成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落後的發展中國家。
但是我想跟各位一樣，中國的知識分子向來是以國家天下為己任，所以追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可以講是從鴉片戰爭以後每一代知識分子的共同追求。經過幾代人的努力，1949年社會主義建國，1978年年底開始改革開放，我們迎來了從1978年到去年2019年前後四十餘年，平均每年9.3%的增長率。在人類歷史上，還不曾有任何國家、任何社會以這麼高的增長率持續這麼長的時間，我們常用的一個形容是翻天覆地的變化。
各位要瞭解到，過去這四十來年真是翻天覆地的變化。因為經過這四十年的高速增長，根據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指標，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在2014年的時候已經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超過美國。我在這裏解釋一下，什麼叫購買力平價呢？也就是説同樣一美元在不同的國家能夠購買的東西不一樣。舉一個具體的例子，比如説麥香雞漢堡包套餐，在中國一份套餐15塊人民幣，換成美元計算是2.2美元。同樣的套餐在美國要多少？5塊美元，所以我們的物價比美國低，同樣的一美元在中國能買的東西比在美國多。
在比較各個國家實際的經濟規模的時候，經濟學家就根據各個國家物價水平計算每個國家同一個美元能買到的東西，稱為購買力平價，以這樣的平價來衡量每個國家的經濟規模，按照這樣來計算，我國在2014年的時候就超過美國，變成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GDP在2014年超過了美國，成為了世界最大經濟體（數據來自世界銀行）
而且往前看我們的經濟，還會比發達國家更快速發展。我想各位在讀書的時候也注意到了，我們的國家的增長率原來是每年9點多個百分點，從2010年以後就逐漸下滑到6%左右。但是6%左右是什麼概念呢？發達國家過去100多年的增長平均每年是3%，從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發生以後，他們的經濟增長也下了台階，現在的增長也就是2%左右。
我們就是6%左右的增長，每年還比他們高了4個百分點，所以國際上有很多研究機構，包括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最慢到2035年我們實現把中國建設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時候，中國的經濟規模即使按照匯率，不調整物價水平的匯率，中國也會變成世界最大經濟體。在中國人口這麼多，底子這麼薄的一個國家，怎麼有辦法取得這樣一個持續的快速增長？國內、國外都稱這是一個奇蹟。所謂奇蹟是什麼？就是不能夠用現有的理論來解釋，但事情的發生一定有道理啊。
從二次事業大戰以後到現在，原來有20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都是希望像中國一樣實現工業化、現代化。但是到現在為止能從低收入進入到高收入的，目前為止只有兩個，一個是我們的台灣（地區），一個是韓國，要到2035年之前——估計到2030年的時候，中國就會變成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第三個從低收入進入到高收入的發展中經濟體。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前面講的，到那時候中國將毫無疑義變成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發生在中國的現象會是最重要的經濟現象。瞭解這個現象背後的原因所提出來的理論，將是最重要的理論。
2030年、2035年是什麼概念呢？今年是2020年，大家在準備高考。你們進了大學讀四年本科，再讀五年左右的研究生拿博士學位，大概2030年你們要是從事經濟學研究的話，那正好是你們的時代啊。因為那時候中國會是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中國會是影響世界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國家。
瞭解中國的經濟現象，提出他背後原因的這些理論，那將是最重要的理論。提出這樣理論的經濟學家，就會是引領世界經濟學理論思潮的大師。你們很幸運有這麼一個時代啊！就像毛主席説的，這個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歸根結底是你們的！
但是更重要的不是説你們可以成名成家，而是你們提出的理論將會貢獻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同時我們知道現在生活在發達國家的人口佔世界的比重只有15%，還有85%的人包括我們自己生活在發展中國家。你們提出來的理論，也會幫助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他們跟我們共同的追求：工業化、現代化、追趕上發達國家。
理論的功能是什麼？是幫助我們認識世界，幫助我們改造世界。我想各位在讀高中的思政課裏面都學了這個道理。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很多發展中國家擺脱了殖民地、半殖民的地位，開始在他們國家領導人的領導下追求自己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他們的知識精英跟我們一樣，都覺得對國家、對社會有責任。
當時整個發展中國家的知識界，其實包括我自己都有一種西天取經的心態，認為發達國家之所以那麼成功一定有道理，把那些道理學會了就可以回來改造自己的國家，讓我們能過上跟發達國家一樣富足的生活。這是年輕人、有責任感的年輕人共同的願望。確實有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知識精英到原來的英國、後來的美國去學習，包括我自己。
但是作為一個研究經濟學的經濟學家，也作為一個對歷史感興趣的知識分子，我想説的一點是，我到現在沒有看到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按照發達國家的理論去做成功的。少數幾個能追趕上發達國家的這些發展中經濟體，他們的政策在推行的時候，從發達國家的理論來看都是不正確的。
例如，以我們自己的國家為例，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你們年輕可以回去問問自己的父母，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當時國際上主流的經濟學理論是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怎麼解釋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這些發展中國家都在努力追求工業化、現代化，付出那麼大的代價，但是為什麼不成功呢？新自由主義的看法是，這些發展中國家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像拉丁美洲、非洲很多非社會主義的發展中國家，他們政府對經濟干預太多，對經濟扭曲太多。這種政府對經濟的干預，造成了資源的錯誤配置。政府對經濟的扭曲，就創造了很多所謂的租金，就會出現尋租。用大家更能懂的話，叫腐敗。
有資源的錯誤配置，又有腐敗，那經濟當然發展不好，所以他們按照新自由主義的思想，認為發展中國家付出那麼大的代價沒趕上發達國家是政府失靈。那麼，發展中國家如何改善他們的經濟？就應該和發達國家一樣有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政府從經濟當中退出，作為一個有限的“守夜人”的政府，除了教育、衞生、社會治安以外，其他事政府都不要管，交給市場就好了。
那怎麼才能建立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呢？新自由主義認為價格應該由市場決定，要市場化，所有的企業應該都是私有的，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國有企業都應該私有化，然後要自由化，政府不要干預。
這個理論是非常嚴謹的，非常有説服力。有一個笑話經常被用來揶揄經濟學家，就是拿一個問題問五個經濟學家，會給出六個答案，每個答案都是頭頭是道，誰也説服不了誰。
但是在1992年時，當時世界銀行的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勞倫斯•薩姆斯，他後來當過美國財政部部長、哈佛大學校長，寫了一篇文章講，一般經濟學家對經濟問題會有各種不同的看法，但是像社會主義國家或者是像拉丁美洲政府幹預太多的國家，經濟學界有一個共識，就是這些國家經濟要轉型成功，必須根據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用休克療法，把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這些市場必須有的制度安排一次落實到位，轉型才能夠成功。
我國從1978年以後的轉型，不是按照這麼做的。我們是摸着石頭過河，採用漸進的雙軌制。所謂雙軌制就是老人老辦法，原來的國有企業繼續保持國有，繼續給予保護補貼。新人新辦法，有很多新的勞動密集型的加工出口產業，允許鄉鎮企業、私有企業進入，而且還積極招商引資，按照市場的方式來配置資源。所以在“雙軌制”裏既有市場在配置資源，也有政府在配置資源。
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當時國際上的共識是，必須政府退出，讓市場來配置資源，經濟轉型才會成功，認為像中國那樣的既有市場、又有政府是最糟糕的制度安排，他們當時認為這種制度安排會比原來的計劃經濟還糟。因為會由於政府的干預，有大量腐敗的機會，有了腐敗以後就會有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就會有社會的各種問題，所以他們當時認為這是最糟糕的制度安排。
但是40年過去了，我們回過頭來看，他們講的腐敗的現象有沒有？確實有。他講的收入分配的問題有沒有？確實有。但是我國是過去這40年當中全世界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而且是唯一沒有出現金融經濟危機的國家。少數幾個像越南、柬埔寨，他們維持了經濟穩定和快速發展，採取了和我們一樣被認為是最糟糕的漸進轉型的方式。
回過頭來看，像蘇聯、東歐、拉丁美洲國家，他們是按照當時國際主流的新自由主義所倡導的“華盛頓共識”，以休克療法來推行。但是，他們出現了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而我們的穩定和快速發展他們沒有。我們出現的腐敗與收入分配問題，他們有沒有？不僅有，而且普遍比我們還嚴重。
從這種經驗比較來看，新自由主義在講我們作為一個轉型中國家的問題時，講的很清楚，而且頭頭是道，有政府的干預就造成了資源錯誤配置，造成尋租腐敗，這個道理很清楚。但是按照新自由主義的建議去做，結果更糟糕。
不僅是在轉型是這樣，在經濟發展上也是這樣。我前面講到的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所有的發展中國家取得政治獨立以後，或者是擺脱半殖民地的地位以後，都在追求他們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希望能趕上發達國家。
當時就從主流經濟學當中分出一個獨立的子學科叫發展經濟學。第一代的發展經濟學稱為結構主義，結構主義的看法是什麼？發展中國家不就是為了趕上發達國家實現民富國強嗎？為什麼現在那麼窮？因為生產力水平低。發達國家為什麼生產力水平高？因為發達國家當時有先進的資本很密集的重工業、大規模的產業，發展中國家普遍的產業都是農業，以及小規模的製造業或者是礦產資源產業，生產力水平很低。所以落後，收入水平低。
要趕上發達國家，就應該生產力水平趕上發達國家，收入水平才能趕上發達國家。生產力水平要趕上發達國家，就應該去發展和發達國家一樣先進的現代化大產業，這個道理是不是很清楚，很有説服力？可是他們發現這種現代化的大產業在市場經濟當中不能自發地發展起來，所以他們就認為市場不作用，存在市場失靈。當時盛行的宏觀理論是凱恩斯主義，凱恩斯主義強調政府的作用，所以在當時的宏觀經濟學的理論思潮影響下，發展經濟學的理論就提出發展中國家必須由政府主導，直接動員資源、配置資源來發展現代化的大產業。
發展中國家原來出口都是農產品、礦產資源產品，進口工業製品，他們現在要自己去發展這種現代化的製造業，自己生產，所以他們把這種戰略叫做進口替代戰略。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聽到這個理論覺得很有説服力，所以基本都這麼做。但是這麼做的結果普遍怎麼樣？跟我們一樣，我們當時的計劃經濟目的也是發展現代化大工業。這些國家在政府的動員與支持下，會有一段時間投資拉動的經濟快速增長，但是把這些產業建立起來以後，這些產業都沒競爭力，經濟就停滯了。停滯了一段時間就出現危機，跟發達國家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而且在擴大。
那些主流的思潮，結構主義的發展經濟學或者是凱恩斯主義，在解釋發展中國家的問題上很有力量。但是按照這些理論的建議去做，沒有實現追趕上發達國家的目標，而且差距越來越大。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少數幾個東亞經濟體沒有按照這麼去做，東亞經濟體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發展的產業都不是現代化的大製造業，都是從傳統的小規模的勞動密集型加工業開始。當時從結構主義的理論來看，發展傳統、落後、小規模的加工業，生產力水平那麼低，發達國家發展的是現代化的大規模的先進製造業，生產力水平那麼高，怎麼能趕上？
但是現在回過頭來看，縮小跟發達國家的差距，甚至趕上發達國家的就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那些推行從當時的結構主義來看是錯誤的發展政策的這些國家、這些經濟體，為什麼會這樣子？我們學習理論的目的是什麼？是認識世界，是改造世界。但是現在從發達國家學來的這些理論，在認識世界上很有力，可以把發展中國家存在的問題以及問題的原因解釋得一清二楚。可是按照這些理論的建議去做基本上都失敗，道理在什麼地方呢？
主要的原因是社會科學的理論和自然科學的理論一樣，是不是適用決定於理論的前提條件，只有前提條件成立時，這個理論才適用。這一點對自然科學沒問題，自然科學可以放諸四海而皆準。自然科學，比如説物理學，拿一個圓球放在一個斜坡上一定往下走，不會從下往上跑。在海平面上來燒水，達到100度一定會沸騰，不管在美國，不管在中國，一定是這樣子的。因為自然科學、自然現象的前提條件不會因為時間、因為地點變化。
但是社會科學的理論怎麼來？社會科學的理論是來自於重要國家的社會經濟現象的總結，我前面講從亞當•斯密一直到凱恩斯，世界上著名的經濟學家不是英國人就是在英國工作的外國人。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上著名的經濟學家不是美國人就是在美國工作的外國人。他們的理論都是提出來解釋所在國家的重要經濟現象，在解釋那些現象時，理論模型裏只有一兩個變量。可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有很多社會經濟變量，包括產業是什麼、社會組織是什麼，以及文化、價值體系、政治體系是什麼，為了理論模型的簡化就把那些變量“舍象”了，所謂“舍象”是那些變量是存在的，但是和解釋這個現象沒有直接的關係，所以就暫時存而不論。存而不論的這些變量，就變成了這個理論的暗含前提。
如果這些被“舍象”的變量當中比較重要變量發生了變化，理論也會發生變化，這就是為什麼在發達國家經濟學的理論像思潮一樣會盛行幾十年，過一段時間以後就會被另外一個理論取代。為什麼呢？因為條件變化了，發達國家的條件也是在變化的。
各位想想看，如果發達國家的理論在發達國家都做不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不是真理，拿到發展中國家來怎麼能“放諸四海而皆準”呢？我們的社會經濟文化條件跟發達國家當然不一樣，所以理論是有前提的。有很多明的前提、暗的前提，明的前提是容易瞭解，但是任何理論其實都是“內嵌”，英文叫imbedded，於提出這個理論、產生這個理論現象的國家的社會、經濟、文化結構當中，拿這個理論到這些暗含前提不一樣的國家，那就會出現我們的成語講的“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問題。那些理論看起來都很漂亮，好像很有説服力，但是由於前提條件不一樣，拿到發展中國家來蒼白無力，應該是顯然的。
在座的高三同學大概會有25萬人要經濟學，有100萬人會讀經管學類，在經管學類裏一個最重要的學科叫金融經濟學。現在大學的金融經濟學都會教現代金融，什麼是現代金融？股票市場、風險資本、大銀行、公司債，認為這是現代的，是有效的。
但是各位想想看金融的目的是什麼？服務實體經濟。這些大銀行、股票市場、風險資本、公司債在發達國家很合適，因為發達國家資本很豐富，他們所在的產業資本很密集，他們的生產活動需要大量的資本，他們的技術必須要自己發明，有大量的風險。大銀行和公司債可以動員大量資本，股票市場也可以動員大量資本，風險資本、股票市場則有利於分散風險，所以，那樣的金融安排在發達國家很合適。
可是到發展中國家來，70%、80%的就業都是在小農户，微型、小型、中型的企業。他們所用的資本非常少，他們當然有風險，但是最大風險是什麼？企業家、經營者有沒有能力。這樣的企業能不能到股票市場去上市？這樣的農户、企業能不能到股票市場去上市？能不能發公司債？能不能用風險資本？跟大銀行借錢，大銀行會借錢給他們嗎？這就造成了按照發達國家的金融經濟學所教的這些現代金融去制訂金融制度安排，就會出現金融沒有辦法服務實體經濟的問題。
在座的很多同學可以去問你爸爸、叔叔，如果他們在經營中小企業，可不可以到股票市場上市，可不可以發公司債，跟大銀行借錢容易不容易？這樣講起來，經濟學從亞當•斯密之後又出來了很多大師，但是這些大師最開始的時候來自英國，英國當時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後來來自美國，美國也是世界上經濟最先進的國家。他們研究這些最先進國家的經濟現象，總結背後的道理，在總結這些道理的時候，就把這些最先進國家的各種經濟、社會、文化、政治作為暗含前提。如果拿到發展中國家來用，不出現“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現象才是奇怪！
按照現代金融的理論，大銀行不太會借錢給小微企業
就因為這點認識，我這些年來倡導自主理論創新的新結構經濟學，認為我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要貢獻於國家社會的發展，必須要有理論作指導，但是這個理論必須是我們自己提出來，總結於我們自己國家的經驗。新的理論都來自於新的現象，我們國家的現象是發達國家不曾有過的現象。
但是怎樣來總結中國的現象成為新的理論呢？我提倡的新結構經濟學認為必須以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講什麼？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基礎是生產力和生產力決定的生產關係。
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生產力水平比發達國家低，我們的生產關係與發達國家不會一樣，與這樣的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上層建築，包括我前面講的金融，以及貨幣、財政等等的制度安排都不會一樣。而且，經濟運行的規則也不會完全一樣，因為制度安排不一樣。經濟學的理論就在闡述什麼是適合的制度安排，經濟運行的方式是什麼。所以，在總結中國的經驗現象時，新結構經濟學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
在研究方法上，新結構經濟學則是用國際上現代經濟學大家通用的研究方法來做研究，把認識到的現象背後的邏輯弄清楚以後，必須用嚴謹的數學模型來表述，必須用嚴格的統計數據來檢驗這個模型對不對，這是我這些年倡導的新結構經濟學的內涵。用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讓我們瞭解到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基礎不一樣，和經濟運行相關的上層建築不一樣，要有這個認識。然後用現在國際經濟學界大家通用的方法來做研究，研究什麼呢？我們自己的經驗，當然也還包括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成功與失敗的經驗，來總結出新的理論。
對於這一點認識，我是從1988年開始。1986年我在美國芝加哥大學拿到博士學位，之後到耶魯大學做了一年博士後，1987年我回到國內。當時我是抱着西天取經的心態，認為我學了世界上最先進的經濟學理論，可以回來指點江山。但是1988年出現了一個現象，1988年是我們建國以後第一次出現高通貨膨脹，18.5%的通貨膨脹。過去比較高的是1985年8%的通貨膨脹，在其他年份我們基本沒有通貨膨脹。
當出現高通貨膨脹的時候，按照我在芝加哥大學學到的理論，或者是國際上通行的理論，治理通貨膨脹就應該提高利率。把利率提高了以後，投資的成本增加，投資需求就減少了。提高了利率，儲蓄的意願就會增加，當前的消費就會減少。投資和消費的減少，總需求就下降，通貨膨脹不就下來了嗎？而且當時認為這是好的辦法。如果提高利率，投資的成本增加了，只有好的項目付得起高成本會被保留下來。那些差的項目，付不起高利率，就會被淘汰掉，這樣還有利於資源的配置。
當時我們國家沒有按照這個理論去做，用的是“治理整頓”，用行政辦法砍投資、砍項目。從經濟理論來講，用行政辦法砍投資、砍項目一定會出現亂點鴛鴦譜的情形，會有不少好的項目會被砍掉，這樣就會很沒有效率。我當時看好像有很多這種情形，1988年的時候國內改革開放剛開始，旅館非常少。當時在北京二環路之內，有一個叫新大都飯店正在蓋一個新樓，設計是18層，蓋到13層的時候就被砍掉了。是二環路之內的黃金地段，蓋一個新的高樓，蓋到13層就被砍掉變成一個爛尾樓了，這是資源多大的浪費啊！
當時我有一個很大的衝動，想寫一篇文章指出有更好的辦法，可以聰明一點，提高利率用價格來配置資源的方式治理通貨膨脹。可是後來又反思一下，如果中國政府所做像這個理論認為的那麼不理性，不懂得用價格來配置資源，用行政手段來配置資源這麼不理性，那中國經濟一定搞的一塌糊塗啊。可是從1978年到1987年前後9年，中國平均的增長速度是9%，這是什麼概念呢？一個發展中國家要取得一年9%的經濟增長都很不容易，而我們取得9年的高速增長，而且又是在轉型。你知道其他轉型中國家經濟都崩潰，我們不僅沒有崩潰，而且還高速增長，那中國的政府一定是非常理性。
這對我來講是一個開悟，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大量的國有企業資本很密集，它們的生存需要補貼，我們是用低利率來補貼它們。如果把利率提高了，它們的成本增加了，就會虧損非常厲害。用我們現在常講的話，都是殭屍企業。讓它們關了可以不可以啊？有幾個方面的原因這樣做行不通，第一是有大量的就業，如果把它們關了以後大量的失業會造成社會不穩定。而且當中有很多跟國計民生、國防安全有關，不能把電力公司全部關了，不能把通訊全部關了，沒有電力、通訊怎麼運行經濟啊？還有很多跟國防安全有關，如果把它們全部關了就沒有國防安全了。
所以當有這些資本很密集的產業存在，是違反我們的比較優勢的，但是又是跟國計民生、國防安全有關的企業，不能讓它們倒閉，有虧損一定要補貼。如果提高利率了，虧損就增加了，那財政就必須給他彌補，財政赤字就會非常大。財政赤字很大的時候就要多印票子來彌補財政赤字。多印票子，通貨膨脹就又來了。
發達國家沒有這個問題，發達國家資本很多，關於國計民生、國防安全的資本密集產業是在市場裏自己能生存，他的前提條件跟我們不一樣，所以理論跟我們不一樣。從那時以後，我基本上就不按照西方盛行的理論來看中國。當中國出現現象、出現問題，我自己按照中國的實際狀況是什麼，來想這個問題怎麼產生、怎麼解決。後來在1994年的時候和蔡昉、李周合作出了一本書《中國的奇蹟》。
在那本書裏，我們解釋中國為什麼會出現計劃經濟體制？為什麼會有計劃經濟？然後怎樣來轉型？在轉型過程當中，怎樣取得穩定和快速發展？並且這本書作了一個預測，當時説如果沿着我國的道路，沿着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道路走，中國在2015年的時候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會超過美國，按照市場匯率計算，到2030年的時候會超過美國。
那時大家都認為我們太樂觀了，很高興的是中國在2014年的時候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已經超過美國了，到2030年按照市場匯率計算超過美國已經是世界上絕大多數的發展機構的共同認識了。
但是讓我更高興的是，這本書裏面所講的中國改革，按照這條道路走會遇到什麼問題、怎麼解決？基本上過去這二十多年，也就是這麼一路走過來。
在這樣的一個基礎上，2007年的時候我應英國劍橋大學的邀請，去做一個“馬歇爾講座”。我就用這樣的一個理論，不僅解釋中國，而且用來解釋二次大戰以後那麼多社會主義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為什麼絕大多數是失敗的，少數是成功的，背後的道理是什麼？
2008年，我很幸運到世界銀行去當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這是第一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去當世界銀行的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過去都是發達國家著名的經濟學家去擔任，包括前面講的勞倫斯•薩姆斯，還有得過諾貝爾獎的斯蒂格利茨。
在工作中我發現世行的同事很可愛，他們有很多來自於發展中國家，有很好的經濟學的訓練。他們也都是想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消除貧困。從1945年成立到現在，世界銀行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發展機構，我手下管的經濟學家有1000多位，都有很好的訓練，也有很好的意願。這些發展中國家也普遍跟我們一樣，有發展經濟、消除貧困、追趕發達國家實現繁榮的共同夢想，但實際上如果把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減少的8億多貧困人口刨除掉，世界貧困人口不僅沒有減少，而且還在增加。
中國扶貧對全球減貧的貢獻率超七成，圖片來源見水印
在世界銀行那裏和我在國內的經驗一樣，發現單單有很好的意願是不夠的，單單有很漂亮的理論是不夠的，這些經濟學家和我過去一樣接受的都是所謂來自於英國、美國的主流經濟學，都拿了這樣的經濟學理論來看發展中國家，講他們的問題都可以講的頭頭是道。但是按照那樣去做，基本都不成功。這個工作經驗讓我覺得有必要把我自己過去二、三十年探索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所得的理論正式命名為新結構經濟學以區別於主流的經濟學。強調經濟發展的過程是一個結構不斷變遷的過程，是從低水平的結構變成高水平的結構，需要以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才能認識清楚，需要從發展中國家自己的經驗來總結提出新的理論才能適用於發展中國家，需要用現在主流經濟學的方法來進行研究提出的理論才能和國際經濟學界交流。
在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一週年的時候我提出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概念，很高興2010年我應邀到耶魯大學去做庫茲涅茨講座，那也是世界經濟學界非常重要的一個講座，正式把新結構經濟學這個名稱向國際經濟學界推出。
2012年，我在世界銀行的任期結束，回到北大後就積極推動成立專門研究新結構經濟學的機構，所以在2015年成立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這是我國第一次有一個機構專門來研究深化根據我國自己經驗的理論創新體系。
理論是為了認識世界，更是為了改造世界，所以，我提出理論應該達到“知成一體”。不僅要幫助我們認識世界，而且要能夠幫助我們成功地改造世界。只有能夠幫助人們成功地改造世界的理論，才是真正幫助我們認識世界的理論。
根據這樣的一個指導思想，在北大這個地方我們不僅是在做經濟學的理論研究，還在做經濟學的實踐。我很高興非洲有不少國家請我去跟他們諮詢，非洲這些國家在二次大戰以後和我們有共同的追求，過去走的很多路可以説是彎路，付出很多代價不成功。現在我在埃塞俄比亞、盧旺達、塞內加爾、貝寧這些國家做實踐，我很高興根據來自於中國經驗的理論形成的政策，在那些國家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
而且我很高興不只是非洲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波蘭是東歐國家當中率先轉型的，原來在轉型的時候也是按照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政府退出，有很多問題解決不了。他們2016年第一次有一個政黨在選舉當中過半數可以單獨組閣，這個政黨叫做法律與公正黨。他們上台以後，正式宣佈以新結構經濟學作為波蘭經濟政策的基礎，而且效果非常顯著。波蘭的人口是歐盟的1/10，2018年他們在製造業新增的就業佔整個歐盟的70%，這也是立竿見影的效果。
新結構經濟學是第一個來自中國，也是來自於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理論體系的自主創新，也可以説是社會科學理論體系的自主創新。從發展經濟學作為切入點研究經濟轉型，但實際上是對現代經濟學的一場革命。這場革命要改變亞當•斯密以來發展中國家都抱着西天取經去學西方的理論，但是不成功的現狀，這場革命的理論是來自於發展中國家自己的成功與失敗的經驗。這個理論體系由我們來總結，但是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條件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是比較接近的，因此這樣的理論對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應該有更大的參考借鑑的價值，從我在非洲和在東歐的實踐，確實印證了這一點。
這次在北京大學由經濟學院和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聯手，辦了一個新結構經濟學本科實驗班，用我們兩院最優秀的老師力量來辦這個班。辦這個班是為了改變現在大學裏的經濟學教科書都來自於發達國家，理論都來自於發達國家，我們希望這個班所教的理論來自於我們自己的創新。
我們的國家現在正在倡導這樣的辦學方向，2018年教育部出了一個文件，強調新理科、新工科、新農科、新文科，新結構經濟學的本科實驗班是新文科的一個重要基地。教育部也在推動新時代國家基礎拔尖人才培養項目，新結構經濟學實驗班也是我們國家新時代國家基礎拔尖人才培養項目之一。在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召開了一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會議，他邀請了學界十個人去彙報，我很高興我代表了經濟學界去做彙報，我彙報的內容就和我剛才講的基本是一樣的。
我很高興在這個會上聽到了習總書記的號召，總書記講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我們不能辜負這個時代。新結構經濟學實驗班就是響應總書記這個號召，希望有志抓住這個時代的機遇，以理論創新來引領世界經濟學的新思潮，成為經濟學大師的時代青年，我歡迎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