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郝柏村離世,國民黨抗日敍事在台灣的終結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睿】
郝柏村是具有中華民族意識的撤台國民黨軍官,他的離世也意味中國國民黨民族意識遺留的消亡。近日郝龍斌競選國民黨主席時,雖以“一中各表”的邏輯來解釋“九二共識”,但他仍然敗選的事實,就是一個證明。
然而,國民黨民族意識遺留與台灣本土的中華民族意識有別;後者自1895年的抗日台胞以來,經蔣渭水而至陳明忠等人,一脈相系。其中,抗日敍事是兩者的共同話語;但前者參雜了較多的反共元素,以及不完整、不徹底的反殖意識。
郝柏村常以“抗戰老兵”自稱,從政治角度來看,他對國民黨的最大貢獻就是在台灣宣揚抗日敍事。因為,“台灣光復”是國民黨政權統治台灣的合法性來源,抗日敍事能強化國民黨在台灣的歷史正當性。
未能整合台灣的抗日敍事
不過,郝柏村並未兼顧台灣本土的抗日人物,作為國民黨當權派,他甚至站在本土抗日派的對立面。他的反共元素和弱化的反殖意識,使得兩者的抗日敍事無法整合成共同的歷史和政治資源,從而被親日戀殖的“台獨派”坐收漁利。因此,若從歷史辯證的角度看,郝柏村孜孜不倦的抗日敍事,竟成為反動色彩的悲劇。
以2005年的抗日敍事為例,原預定出席香港舉辦的“紀念中國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週年大型展覽”,郝柏村曾準備了一篇《緬懷抗戰 回覆歷史真相》的講稿。這篇《緬懷抗戰》大約1700字,其特徵是隻有“八年抗戰”的思考格局,而且側重國共兩黨的“抗戰比賽”,乃至側重蔣介石為抗戰的領導中心。

1958年蔣介石視察金門時,郝柏村陪同(資料圖)
比如該文強調抗戰八年是“蔣委員長領導的”、“是透過蔣委員長不屈不撓的意志”、是“蔣委員長抗戰到底的堅強意志”、……等等,共計13處之多;而提到“全憑中華民族的精神”、“數千萬軍民的犧牲”、“全體中國人民”,僅有3處。又説國軍陣亡的將領有211名,其中上將8名,中將45名,少將158名;而共軍只有1至2名少將陣亡。據此,郝柏村認為國軍的犧牲當為共軍的百倍以上,且絕大部分的日軍主力是國軍面對的。
且不論國民黨軍的派系複雜關係,國軍在對日抗戰中的犧牲是受到中共高層承認的事實;現在台灣電視頻道談國軍抗戰的全部總和,還不如一家CCTV那麼多。而對於犧牲人數的強調,結果卻可能和郝柏村欲扶正蔣介石歷史地位的意圖相反,就像特朗普不好拿新冠疫情下的醫護死亡人數來當成自己的“政績”。
《緬懷抗戰》提到當年4月連戰大陸行的“破冰之旅”,郝柏村藉此呼籲國共兩黨“恢復抗戰歷史的真相”,帶有前述鮮明的敍事意圖。但郝柏村卻無視或不知那次“破冰之旅”,是陳明忠於同年2月27日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呼籲連戰解決二二八悲劇的歷史根源、結束兩岸敵對狀態的苦心孤詣所致。而陳明忠認為,二二八悲劇的元兇是日本帝國主義。
在台灣,抗日敍事雖是中華民族意識者的共同話語,卻囿於內戰格局而無法整合、無法形成反帝反殖主流力量,以致坐視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派生的代理人支配台灣,身為國民黨當權派的郝柏村有着難以推卸的責任。事實上,為了反共內戰,蔣介石曾經引入日本軍閥的力量,郝柏村也曾經是日軍“白團”的學員。
從棋子到棄子的悲劇
蔣經國離世後,李登輝執掌權柄的最大疑慮就是台灣軍方,但在內戰、冷戰格局制約下,這個問題很快獲得解決。美國方面只消以停止出售軍備相要挾,台灣軍方高層便立即轉向效忠李登輝。
1982年的《八一七公報》限制美國對台軍售,後來郝柏村努力突破了這項限制,並重建美台軍事交流制度,影響至今。時任蔣經國副手的李登輝觀察入微,洞悉郝柏村親美反共的意識形態,兩人一拍即合,“肝膽相照”。在繼任蔣經國職位後,李登輝拔擢郝為“國防部長”、“行政院長”,最終達成卸除郝柏村軍職的目的。
後來的陳水扁有樣學樣,起用軍人出身的唐飛組織行政部門,再把這個“絆腳石”一併移除。
郝柏村不諳政治權術,不敵台灣新興資產階級在美國扶持下,全面接管蔣系政軍經特權力的浪潮。他成了李系國民黨處理舊國民黨人馬的棋子,而最終被李系開除黨籍,成為棄子。他的悲劇,是他的政治限制使然,映照着“中華民國”敍事在台灣的命運。
輿論稱郝柏村以反台獨為終生職志,這話要看怎麼理解。任職“行政院長”時,郝柏村説“中華民國萬歲”,説自己“愛台灣,更愛大陸”,又説過“中華民國的國軍不保衞台獨”。聽眾很難理解的是,國軍既沒消滅“台獨”,又要保衞“中華民國”台澎金馬,則如何可能“不保衞台獨”?
郝柏村的主觀認同與客觀局勢的落差,讓他自己悲憤莫名。他的中國人認同既不見容於“台獨”,也讓他麾下的大多數台軍避而遠之。
正如他自己所説:“沒有反共戒嚴,哪來台灣民主?”抗日敍事固為島上中華民族意識的體現,但反共戒嚴卻是分化、弱化中華民族力量整合的法器,並衍生出以反共民主為包裝的“台獨”勢力和思維,《反滲透法》或許是一個很好的參照。
人們由此理解,從楊逵到陳明忠這一脈中華民族意識的台灣人,會遭受迫害、曲解或遺忘的原因。

郝柏村離世,也終結了一個時代。圖片來源:聯合報
抗日戰場的全面性
2015年是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台北遠見天下出版《郝柏村重返抗日戰場》一書。從《序言》看來,“八年對日抗戰”仍然是郝柏村的敍事基調,“蔣委員長的領導”仍然是郝柏村的敍事意圖。
2014年,郝柏村以95歲高齡三次重返抗日戰場,首先是以重慶為出發點的“華中行”,其次是以蘆溝橋為首站的“華北行”,再則是以崑崙關為起點的“華南行”。可以想見,抗日敍事確實是郝柏村的生命衷腸,這比起1949年撤台又移居海外的許多國民黨人要忠貞得多。
只不過,從更大的世局和歷史視野來看,近代日本國策改為以侵華為方針,始於1868年即位的明治睦仁。郝柏村推崇吳相湘教授編著的《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使人聯想第一次中日戰爭。從1894年到1945年不到半個世紀內,兩次中日戰爭都是近代日本侵華國策的體現。其中,第二次中日戰爭始於日本利用中國各軍系內戰、張學良入關助陣之機,而不是始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經形成之後。
郝柏村的重返戰場與抗日敍事忽略了馬占山、吉鴻昌與馮玉祥等人的自發抗戰,也忽略了楊靖宇、趙尚志等人的獨立抗戰,那時蔣介石還未接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一時期,台灣的抗日組織經過日殖當局的大清洗之後,台灣人將面臨更苛酷嚴峻的皇民化統治。有志之士意識到,唯有投入祖國大陸的抗戰,才能真正解放台灣的殖民地桎梏。
因此,不分黨派和地域的全民族對日抗戰,才是最終勝利與光復台灣的保證。然而,郝柏村的抗日史觀容易使人陷入黨派之爭,容易成為台灣“反共義士”的口實,也容易忘卻七七事變以前的日軍作為和抗日曆史。今天一般的台灣學生,已經説不出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八女投江或抗日七君子的故事。
換句話説,郝柏村的抗日敍事欠完整也欠徹底。而今後多數台灣人的抗日記憶與民族意識,也難以倚賴不全的或斷層的抗日敍事來恢復。
最後的歷史定評
雖説台灣人的歷史意識和國家意識斷層,並不是郝柏村的抗日敍事所為,但郝柏村的抗日敍事卻和多數台灣人的斷層意識一樣,同是被中國內戰格局扭曲的產物。兩者的不同處,在於郝柏村不用“中國打壓台灣”或者“中共不正視中華民國”這類政治術語。
或許見過世面的郝柏村願意面對一個客觀存在,即所謂“打壓中華民國”,其實是近現代主權國家體系決定的格局;正如陳明忠所説,1971年以前的台灣當局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嗎?這或許就是郝柏村只爭抗日話語權,而不摻和台灣加入聯合國組織之類的口水戰的原因。
郝柏村晚年希望兩岸和解與和平,獲得許多人的肯定,這也是他最後的歷史定評。至於他對蔣介石個人的崇拜與好評,其是非已有中外學者的諸多研究可供參照。他的一家之言,對照曾與蔣介石稱兄道弟的李宗仁和馮玉祥等人的回憶錄,頗值得後人玩味。
【補記】
四月一日愚人節,台灣報紙刊出施明德呼籲蔡英文當局褒揚郝柏村的談話(施明德贊郝柏村“真正中華民國派將軍”,《聯合報》,2020年4月1日,A6版。),前台獨派主席與前中華民國派將軍惺惺相惜的往事躍然紙上。施明德相信,郝柏村能接受“中華民國台灣”的歷史脈絡和結果,明白“中華民國”與台灣分割不開的命運。
施明德的讚語,證明並強化30年前郝柏村説“國軍不保衞台獨”的悖論性。無論郝柏村是否同意施明德的恭維,在他自己抗日敍事開篇提到的中華民族,已經距離“後真相”的大腦越來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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