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郝柏村離世，國民黨抗日敍事在台灣的終結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睿】

郝柏村是具有中華民族意識的撤台國民黨軍官，他的離世也意味中國國民黨民族意識遺留的消亡。近日郝龍斌競選國民黨主席時，雖以“一中各表”的邏輯來解釋“九二共識”，但他仍然敗選的事實，就是一個證明。

然而，國民黨民族意識遺留與台灣本土的中華民族意識有別；後者自1895年的抗日台胞以來，經蔣渭水而至陳明忠等人，一脈相系。其中，抗日敍事是兩者的共同話語；但前者參雜了較多的反共元素，以及不完整、不徹底的反殖意識。

郝柏村常以“抗戰老兵”自稱，從政治角度來看，他對國民黨的最大貢獻就是在台灣宣揚抗日敍事。因為，“台灣光復”是國民黨政權統治台灣的合法性來源，抗日敍事能強化國民黨在台灣的歷史正當性。

未能整合台灣的抗日敍事

不過，郝柏村並未兼顧台灣本土的抗日人物，作為國民黨當權派，他甚至站在本土抗日派的對立面。他的反共元素和弱化的反殖意識，使得兩者的抗日敍事無法整合成共同的歷史和政治資源，從而被親日戀殖的“台獨派”坐收漁利。因此，若從歷史辯證的角度看，郝柏村孜孜不倦的抗日敍事，竟成為反動色彩的悲劇。

以2005年的抗日敍事為例，原預定出席香港舉辦的“紀念中國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週年大型展覽”，郝柏村曾準備了一篇《緬懷抗戰 回覆歷史真相》的講稿。這篇《緬懷抗戰》大約1700字，其特徵是隻有“八年抗戰”的思考格局，而且側重國共兩黨的“抗戰比賽”，乃至側重蔣介石為抗戰的領導中心。

1958年蔣介石視察金門時，郝柏村陪同（資料圖）

比如該文強調抗戰八年是“蔣委員長領導的”、“是透過蔣委員長不屈不撓的意志”、是“蔣委員長抗戰到底的堅強意志”、……等等，共計13處之多；而提到“全憑中華民族的精神”、“數千萬軍民的犧牲”、“全體中國人民”，僅有3處。又説國軍陣亡的將領有211名，其中上將8名，中將45名，少將158名；而共軍只有1至2名少將陣亡。據此，郝柏村認為國軍的犧牲當為共軍的百倍以上，且絕大部分的日軍主力是國軍面對的。

且不論國民黨軍的派系複雜關係，國軍在對日抗戰中的犧牲是受到中共高層承認的事實；現在台灣電視頻道談國軍抗戰的全部總和，還不如一家CCTV那麼多。而對於犧牲人數的強調，結果卻可能和郝柏村欲扶正蔣介石歷史地位的意圖相反，就像特朗普不好拿新冠疫情下的醫護死亡人數來當成自己的“政績”。

《緬懷抗戰》提到當年4月連戰大陸行的“破冰之旅”，郝柏村藉此呼籲國共兩黨“恢復抗戰歷史的真相”，帶有前述鮮明的敍事意圖。但郝柏村卻無視或不知那次“破冰之旅”，是陳明忠於同年2月27日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呼籲連戰解決二二八悲劇的歷史根源、結束兩岸敵對狀態的苦心孤詣所致。而陳明忠認為，二二八悲劇的元兇是日本帝國主義。

在台灣，抗日敍事雖是中華民族意識者的共同話語，卻囿於內戰格局而無法整合、無法形成反帝反殖主流力量，以致坐視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派生的代理人支配台灣，身為國民黨當權派的郝柏村有着難以推卸的責任。事實上，為了反共內戰，蔣介石曾經引入日本軍閥的力量，郝柏村也曾經是日軍“白團”的學員。

從棋子到棄子的悲劇

蔣經國離世後，李登輝執掌權柄的最大疑慮就是台灣軍方，但在內戰、冷戰格局制約下，這個問題很快獲得解決。美國方面只消以停止出售軍備相要挾，台灣軍方高層便立即轉向效忠李登輝。

1982年的《八一七公報》限制美國對台軍售，後來郝柏村努力突破了這項限制，並重建美台軍事交流制度，影響至今。時任蔣經國副手的李登輝觀察入微，洞悉郝柏村親美反共的意識形態，兩人一拍即合，“肝膽相照”。在繼任蔣經國職位後，李登輝拔擢郝為“國防部長”、“行政院長”，最終達成卸除郝柏村軍職的目的。

後來的陳水扁有樣學樣，起用軍人出身的唐飛組織行政部門，再把這個“絆腳石”一併移除。

郝柏村不諳政治權術，不敵台灣新興資產階級在美國扶持下，全面接管蔣系政軍經特權力的浪潮。他成了李系國民黨處理舊國民黨人馬的棋子，而最終被李系開除黨籍，成為棄子。他的悲劇，是他的政治限制使然，映照着“中華民國”敍事在台灣的命運。

輿論稱郝柏村以反台獨為終生職志，這話要看怎麼理解。任職“行政院長”時，郝柏村説“中華民國萬歲”，説自己“愛台灣，更愛大陸”，又説過“中華民國的國軍不保衞台獨”。聽眾很難理解的是，國軍既沒消滅“台獨”，又要保衞“中華民國”台澎金馬，則如何可能“不保衞台獨”？

郝柏村的主觀認同與客觀局勢的落差，讓他自己悲憤莫名。他的中國人認同既不見容於“台獨”，也讓他麾下的大多數台軍避而遠之。

正如他自己所説：“沒有反共戒嚴，哪來台灣民主？”抗日敍事固為島上中華民族意識的體現，但反共戒嚴卻是分化、弱化中華民族力量整合的法器，並衍生出以反共民主為包裝的“台獨”勢力和思維，《反滲透法》或許是一個很好的參照。

人們由此理解，從楊逵到陳明忠這一脈中華民族意識的台灣人，會遭受迫害、曲解或遺忘的原因。

郝柏村離世，也終結了一個時代。圖片來源：聯合報

抗日戰場的全面性

2015年是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台北遠見天下出版《郝柏村重返抗日戰場》一書。從《序言》看來，“八年對日抗戰”仍然是郝柏村的敍事基調，“蔣委員長的領導”仍然是郝柏村的敍事意圖。

2014年，郝柏村以95歲高齡三次重返抗日戰場，首先是以重慶為出發點的“華中行”，其次是以蘆溝橋為首站的“華北行”，再則是以崑崙關為起點的“華南行”。可以想見，抗日敍事確實是郝柏村的生命衷腸，這比起1949年撤台又移居海外的許多國民黨人要忠貞得多。

只不過，從更大的世局和歷史視野來看，近代日本國策改為以侵華為方針，始於1868年即位的明治睦仁。郝柏村推崇吳相湘教授編著的《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使人聯想第一次中日戰爭。從1894年到1945年不到半個世紀內，兩次中日戰爭都是近代日本侵華國策的體現。其中，第二次中日戰爭始於日本利用中國各軍系內戰、張學良入關助陣之機，而不是始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經形成之後。

郝柏村的重返戰場與抗日敍事忽略了馬占山、吉鴻昌與馮玉祥等人的自發抗戰，也忽略了楊靖宇、趙尚志等人的獨立抗戰，那時蔣介石還未接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一時期，台灣的抗日組織經過日殖當局的大清洗之後，台灣人將面臨更苛酷嚴峻的皇民化統治。有志之士意識到，唯有投入祖國大陸的抗戰，才能真正解放台灣的殖民地桎梏。

因此，不分黨派和地域的全民族對日抗戰，才是最終勝利與光復台灣的保證。然而，郝柏村的抗日史觀容易使人陷入黨派之爭，容易成為台灣“反共義士”的口實，也容易忘卻七七事變以前的日軍作為和抗日曆史。今天一般的台灣學生，已經説不出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八女投江或抗日七君子的故事。

換句話説，郝柏村的抗日敍事欠完整也欠徹底。而今後多數台灣人的抗日記憶與民族意識，也難以倚賴不全的或斷層的抗日敍事來恢復。

最後的歷史定評

雖説台灣人的歷史意識和國家意識斷層，並不是郝柏村的抗日敍事所為，但郝柏村的抗日敍事卻和多數台灣人的斷層意識一樣，同是被中國內戰格局扭曲的產物。兩者的不同處，在於郝柏村不用“中國打壓台灣”或者“中共不正視中華民國”這類政治術語。

或許見過世面的郝柏村願意面對一個客觀存在，即所謂“打壓中華民國”，其實是近現代主權國家體系決定的格局；正如陳明忠所説，1971年以前的台灣當局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嗎？這或許就是郝柏村只爭抗日話語權，而不摻和台灣加入聯合國組織之類的口水戰的原因。

郝柏村晚年希望兩岸和解與和平，獲得許多人的肯定，這也是他最後的歷史定評。至於他對蔣介石個人的崇拜與好評，其是非已有中外學者的諸多研究可供參照。他的一家之言，對照曾與蔣介石稱兄道弟的李宗仁和馮玉祥等人的回憶錄，頗值得後人玩味。

【補記】

四月一日愚人節，台灣報紙刊出施明德呼籲蔡英文當局褒揚郝柏村的談話（施明德贊郝柏村“真正中華民國派將軍”，《聯合報》，2020年4月1日，A6版。），前台獨派主席與前中華民國派將軍惺惺相惜的往事躍然紙上。施明德相信，郝柏村能接受“中華民國台灣”的歷史脈絡和結果，明白“中華民國”與台灣分割不開的命運。

施明德的讚語，證明並強化30年前郝柏村説“國軍不保衞台獨”的悖論性。無論郝柏村是否同意施明德的恭維，在他自己抗日敍事開篇提到的中華民族，已經距離“後真相”的大腦越來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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