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暉南非日記：“一制兩國”的抗疫道路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蔣暉】

幾乎毫無懸念的，只要新冠疫情蔓延到非洲大陸，非洲大陸的抗疫便只能走在一條“一制兩國”的路上。

何謂“一制兩國”？即任何一個非洲國家都有一個統一的政治體制，然而內部卻包含貧富懸殊的兩個社會，這就好像把一個第一世界和一個第三世界的國家裝在了一個制度裏。

當面對疫情時，非洲的每個國家實際上都是內部的兩個國家在各自抗疫，這是因為它們享有的政治、文化和經濟資源都是如此不同，故而它們所受的困難和挑戰也各不相同的緣故。

只有在國家主權的概念裏，我們才會看見作為整體性存在的國家幻象，而非洲政府目前所能做的，當然是盡其所能加固這個幻象，將抗疫作為一個超越貧富和種族差異的全民性行動，這就是阿甘本所説的，在國家進入了緊急狀態時，各種分處於裂狀態的現實或者各種形式的赤裸生命，都被納入一種絕對權力的控制中。這是非洲諸多國家採取的抗疫模式，其目的是避免由公共衞生危機導致的政治危機。

説實話，比起美國口水仗抗疫模式，非洲國家採取了更為雷厲風行的和負責任的政策。今日，肯尼亞、盧旺達、馬裏、莫桑比克、尼日利亞、津巴布韋以及南非政府，都在疫情蔓延之初果斷採取全國範圍或重點地區的戒嚴和封鎖。

當南非政府在3月27日凌晨施行全國封鎖時，它無疑為世界昭示了非洲大陸抗疫的決心和努力，這不僅因為南非總統拉馬福薩是今年非盟輪值主席，他的決定因此具有泛非的意義，還因為南非存在着巨大的貧富分化，這將使得南非的抗疫成為非洲“一制兩國”抗疫的象徵。

南非前總統姆貝基在1998年説過一句名言，我們南非是一個國家兩個人民。一個人民是白人，富有，另一個人民是黑人，貧窮。二十多年過去了，這句話還沒有過時，唯一需要改動的是裏面潛在的種族主義話語。

南非貧民窟，資料圖

今天的“兩個人民”，幾乎變成了建立在兩個階級上的兩個國家。一些白人淪為乞丐，不少黑人升入中產階級，有些還成為富翁。南非今日的矛盾無法簡單歸結為種族矛盾，因為除了種族的矛盾外，階級矛盾和性別矛盾也日益突出。所有矛盾最根本的表現形式，已經是底層民眾和貪污腐化以及低效率的無為國家機器的矛盾。

這是沒有國界的兩個國家的對抗，這就是為什麼在戒嚴時，當士兵進入亞歷山大這類著名的約堡貧民窟時，在民眾看來有種被外國軍隊入侵的感覺，因為這個地區和政府的關係是如此疏遠，正如南非國家廣播電台駐這個地區採訪的記者説，民眾只有在選舉期間才能見到到訪的官員。之後，這裏便是一個被遺忘的國家，它被各種各樣習俗法和黑社會勢力所統轄。

事實上，當南非宣佈抗疫戒嚴時，我們看到了兩個國家在應戰。一個是從容的國家，這個國家的居民已經採購好了充足的食物、洗手液、衞生紙和其他必備的生活用品。他們的孩子也許會因為突然要做個裝飾品，卻找不到一瓶膠水而又無法購買而氣餒，但他們的後花園已經足夠大到讓他們自由奔跑和嬉戲。

另一個也是一個從容的國家，因為那裏的人們除了從容便無其它事可做。首先，他們很多人沒有錢，而且也沒有冰箱，這倒省了他們要去搶購和儲存下一週食品的精力；其次，他們更願意相信這個疾病乃屬於另一個國家人的疾病，而與他們無關。

警察關閉移民經營的小店。(Photo: Mkhuseli Sizani, GroundUp）

事實也是如此，最初南非的病例——相信其他非洲國家也一樣，都是從歐洲輸入性病例，是付得起去歐洲滑雪消費的人才有資格得的病。於是，那些在這些人家打工的傭人們都在悄悄私語，這是白人帶來要殺黑人的病。因為特朗普偉大的宣傳，所以這些人家的傭人也鸚鵡學舌，説這是黃種人發明的來殺黑人的疾病。

作為一箇中立的敍事者，我可以保證，在南非媒體上看不見“中國病毒”的任何提法。但如果你能聽到傭人們的談話，你就知道現實背後還有一個未知的輿情風暴的漩渦。有誰能向這些有信仰的或無信仰的，大多教育程度不高的婦女解釋科學尚未得出結論的東西呢？

無論如何，可以自我安慰的一件事情是，這些散發着各種謠言的婦女畢竟還知道這種疾病的可怕，更多的那個國家的人連這點都不知道。他們相信黑人是集體免疫的。他們也許家裏沒有電視而看不了新聞，也許看了卻認為是另一個國家的謊言，也許根本聽不懂英文，於是，這麼多的“也許”讓這個國家對於這個病毒的知識和另一個國家的完全不同。

依靠着無知和無奈，那個國家的人無畏地在街上遛達着，好像沒有聽見國家的號令。但也是因為他們的住處實在小得可憐。住在約堡北郊貧民窟diepsloop二區的一個花工，他和一個從馬拉維來南非打工的夥伴住在一起。整個屋子除了一張雙人牀，便是在牆角放的一個小煤油爐。除此之外，整個破壁殘垣的屋子裏連個落腳之地都沒有。如果嚴格遵守21天戒嚴令，那就意味着兩個陌生男子，在一張牀上一天24小時一動不動地躺21天。

這就是為什麼戒嚴了，大兵來了，人們被趕進屋裏，而等大兵走了，又蜂擁湧上街頭的原因。人們沒辦法啊：小孩子們要跑出來踢球；街上的一個水龍頭是用來解決五百人飲水需求；一家七八口睡在一間屋子，早上怎麼也得輪換着換衣服，尊嚴一下；在貧民區裏，一個住户和另一個住户屋距不足一臂，而屋子裏，每人享有的空間也不足一臂，於是，只能往街上跑了，哪怕是為了呼吸口新鮮空氣。

戒嚴第一天，警察就使用橡皮子彈驅散人羣了，因為在超市排隊的人太多太長，而且人與人之間也沒有保持國家規定的1點5米的空間。另一部分被警察扣住了，因為他們購物或上班需要搭乘小巴。私人運營小巴一般載15人，按照戒嚴的規定，一輛車只允許坐一半的人。因此，警察給每輛車留了七個人，其餘的人被勒令步行回家。

民眾在超市門口排隊購物。（Alet Pretorius/Gallo Images）

不久，小巴司機就罷工了，因為載七個人根本賺不回運行成本。小巴司機抱怨汽油太貴，抱怨他們坐在車頂聊天，被警察勒令彼此保持距離，而他們看見警察都是一堆一堆從一輛車上下來的，也沒有按照國家規定保持距離。

戒嚴的第四天，老人們紛紛上街，來到指定地點領取退休金和殘疾人生活保障金，這些生活經費每月發一次，是他們唯一的生活來源。從電視上看，政府的組織工作還是不錯，為了保持距離，每位排隊領錢的老人都坐在事先排好的椅子上。從電視鏡頭中人們可以看到，前面人結束了，後面的老人集體起立，顫巍巍地移到他們前面一排的椅子上。就這樣像蝸牛似地移動着，許多老人從早上6點移動到下午1點，還沒領到。

老人排隊領退休金。（Marco Longari, AFP）

這些都是戒嚴這五天來電視上不斷播放的鏡頭。這些鏡頭講述着那個國家的故事，不知疲倦地，甚至是喋喋不休的，因為只有那個國家有無數故事可講。

相較而言，這個富裕的國家突然間好像消失了一般。除了在第一天有人遛狗被勒令回去的新聞之外，就是一位民眾在路邊拍攝了一對夫婦不顧禁令在外跑步的影像，這是為數不多的在國家電視上可以看到的關於這個國家的消息。

這意味着，假如一個在貧民窟或人擠為患、危險重重的內城的居民打開了電視機，他突然間看到的都是自己的生活，而另一個過去佔據鏡頭中心的世界忽然間隱形了，連同美麗的高爾夫球場，五光十色的時尚，牛排和美酒的廣告等等，都讓出了鏡頭的中心，和那個世界一起消失了。

也許他的知識不足以讓他意識到，這種變化意味着，國家已經開啓了緊急狀態下的“監視機制”，所有的攝像頭都對準了他的國家，使得這個國家的一舉一動都暴露在陽光之下；也許他的教育不足以讓他對這種變化感到恐懼，因為他畢竟不懂得“被看”意味着什麼；也許他正在側耳傾聽，他知道，未來任何一個病例，如果有的話，將來自他的世界。

這是經典的一個制度兩個國家裏“看”與“被看”在戰時狀態的反轉，它將第三世界所處的國家置於鏡頭的中心，因為那個隱形的權力明白，所謂的舉國抗疫，乃實質是這個國家的抗疫。

現在我們似乎明白了，為什麼政府要動用軍隊，如果只是第一世界的防疫，軍隊的動用是多餘的，警察足矣；我們明白了，為什麼軍隊大多被分配到黑人居住的城鄉；為什麼國家開始匆忙地向喝不上水的地方臨時投放41000個水箱；為什麼緊急為約堡15000流浪漢尋找臨時住所，迄今，只有2000人有地方暫時住下來，剩下的13000人實際上還在街上流浪。

可以想象，未來病情一旦爆發，瀕臨崩潰的農村的醫療系統將不斷曝光在鏡頭面前。我們知道還有許多沒有被鏡頭捕捉到的景象，比如，以戒嚴之名，一些地方政府趁機拆毀許多窮人的非法建築物從而造成的衝突等。這些已知和將知的圖像，乃是這次南非抗疫跳動的脈搏。

從這次抗疫中我們能期待什麼？我們看到政府正在博弈：南非深重的社會和體制問題要麼藉助這次疫情壓垮政府，以最無情的方式逼迫政府採取更大的決心實施改革，要麼政府再次在這次疫情的打擊下頑強地存在下去，屆時，當疫情過去，“看”與“被看”的遊戲重新反轉，一切恢復原樣，一個制度兩個國家的現實再次頑強地繼續下去。何種結果，看這奮力一搏的效果。

從來沒有看見南非政府、各個黨派和公民社會團體達到如此團結的程度。他們都堅定地支持戒嚴，堅定地站在政府的身邊。這種異乎尋常的團結在西方發達國家是看不見的，這説明，這個國家已經充分意識到災難可以導致的危機的程度。因為危機大，所以團結緊。這個國家是團結的，現在他們伸出臂膀，想把那個國家也拉到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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