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暉南非日記：再次進入緊急狀態，如果曼德拉知道會緊張嗎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蔣暉】

南非曾因作為緊急狀態的國家而著名。今天，她又再次進入了緊急狀態。

緊急狀態是一個應付社會危機的政治狀態，期間，公民被置於國家機器的絕對控制中，在極端情況下，公民的基本權利可以被剝奪，國家任何形式的暴力，都以應付危機的名義而獲得全部的合法性。

在西方的政治體制裏，緊急狀態實際上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終結的狀態，也就是説，保障人權並不是西方憲法的終極目標，因為在法理上，緊急狀態法條款的引入構成了對這個終極目標的否定。

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緊急狀態，是納粹德國於1933年實施的，這個狀態一直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可以説，納粹的緊急狀態法是對全世界自由民主制度最沉重的打擊。

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師法納粹，並且做到了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從1960年到1990年期間，白人政府實施過三次緊急狀態法。

第一次是1960年，那是種族隔離制度開始實施的關鍵時刻。隨着暴力鎮壓夏普維爾反通行證法的遊行示威後，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在很短的時間裏，就有近兩萬抗議者被拘捕，南非非國大黨和共產黨的合法地位遭取締從而被迫流亡海外。

第一次緊急狀態之後，種族隔離制度進入了昌盛期。第二次和第三次緊急狀態，連續出現在1985年和1986年，此時已見出殖民統治的搖搖欲墜。緊急狀態由博塔總理實施，其根本原因是白人政府拒絕在政治上向黑人、有色人和印度裔人作出實質性讓步。面對民眾的反抗，政府只能依靠採取嚴厲的宵禁、取締聚會、禁止公共葬禮等高壓措施來維持穩定。在此次緊急法實施之後不久，曼德拉出獄，南非走向和平談判和政權過渡時期。

緊急狀態法實際上是南非甚至非洲殖民統治所使用的根本大法，它所處理應對的危機不是外敵入侵、流行病、饑荒給本土人所帶來的人道主義挑戰，恰恰相反，它應對的是反殖運動給統治者帶來的社會安全方面的挑戰。緊急狀態法是自由民主國家在進行殖民統治時，一塊用以捂臉的憲法遮羞布。

1976年6月19日，南非發生自1910年建立以來最嚴重的黑人羣眾與警察的暴力衝突。至少有176人死亡，1228人受傷。資料圖

説南非在這方面已經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是因為在更多的時候，南非白人殖民政府已經不需要這塊遮羞布，便可大張旗鼓地實施種族隔離制度。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南非殖民史上數百萬黑人和其他族裔人被迫遷徙、離鄉背井、把全國87%的肥沃土地讓給白人的歷史過程，都不是在緊急狀態下完成的，相反，是在奉行議會民主制度的南非完成的。白人議會頒佈了近百個類似的“族裔區域法案”，按部就班地、合理合法地將南非建成了一個基於民族空間隔離的國家。

事實上，緊急狀態已經被常態化，它不但不是國家政體運行的一個特殊的、臨時的狀態，反而是其運行的條件。它不但沒有取消議會民主的功能，反而使其更有生產性、更有效率，更快更多地生產各式各樣的種族隔離法案。基於常態化的緊急狀態的議會民主制，其使用暴力的殘酷程度並不比納粹德國差，它代表了西方殖民統治術發展的最高峯。

南非近代史上出現過數次因公共衞生引起的危機，就像今天南非所面臨的問題，但只有一次危機真正預示了後面在殖民統治所採取的緊急狀態，這就是1899-1901在開普頓出現的鼠疫。

彼時，開普區還未實行隔離制度，不同的民族混居在一起。由於黑人和馬來人生活條件極度惡劣，所以鼠疫在這些人羣中迅速蔓延。開普頓白人政府遂以公共衞生管理為名，開始毀壞居住在城裏的黑人家園，強迫他們遷徙，後來的種族隔離理念便從這時出現。

總而言之，除去由美軍駐軍的非正常國家和90年代迴歸祖國的港澳不論，南非是西方在第三世界的最後一塊殖民地，它的殖民狀態的結束也意味着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常態化的緊急狀態的結束。世界進入了一個新的紀元。

南非曾作為一個緊急狀態的國家而著名，今天，她再次進入了緊急狀態。過去，這個狀態象徵着殖民統治的高峯，今天，它將象徵着什麼？

如果問，什麼是讓曼德拉名垂青史的政績？答案恐怕不是他史詩般的27年牢獄生活的壯舉，也不是他出獄後以道德力量和妥協精神換來的南非政權的和平過渡，而是在他手上頒發了被認為代表最先進的人權法案的新南非憲法。不是他的生活，不是他的平衡力，而是這部憲法，開始了新民主南非故事的敍事。南非今天進入的緊急狀態在一定程度上説，是憲法的敍事進入了前所未有的緊急狀態，而不是我們見到的受影響的日常生活所表現出的緊急狀態。

回到新南非的敍事原點，對洞見今日的緊急狀態所可能帶來的各種變化是重要的。假如我們把種族隔離的終結，看作緊急狀態常規化的議會民主制的終結的話，那麼不難理解，新南非一定會拋棄議會民主制，而去設計一種新的政體，這便是憲政體制。

憲政體制和議會體制最大的區別，由對憲法的最高闡釋權是在誰的手上這點判定。在立法的議會議員手裏，便是議會民主制；在一個獨立於各個黨派、也獨立於立法機構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手裏，便是憲政體制。

憲政體制試圖建立一個憲法的闡釋權威，將之和國家的司法和行政機構分離，這樣做的根本目的，是避免國家進入常態化的緊急狀態。因為所謂的緊急狀態，就是國家立法、釋法和執法功能的合一而體現出的極具暴力的形態。憲政體制旨在避免這種一體化狀態的出現。

在這方面，南非憲法學習的是美國憲法。在美國的國父中，漢密爾頓從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中受到啓發，在《聯邦黨人文集》第78篇中闡釋了一個重要的原則，即和國家的執法和行政機關相比，法院是最不可能成為暴力工具的國家機器，如果軍隊由總統統轄，警察由執法機構統轄，那麼國家行動的合法性來源憲法則必須交給法院闡釋。

很顯然，在曼德拉和他的立法同事眼裏，美國的這個模式是對國家緊急狀態的有效限制方法。假如國家萬不得已進入了緊急狀態模式，它也必須遵守憲法的種種約束，而這些約束內在的意義是由中立的大法官們闡釋的。

南非前總統納爾遜·曼德拉1991年12月在紐約聯合國總部的新聞發佈會上講話。圖片來源：聯合國

然而，讓南非憲法成為一個神話的並不是其內在的憲政精神，而是它的人權法案的“進步性”。

1977年，捷克法學家萊爾·瓦薩克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遞交了一篇論文，裏面將人權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即他所謂的三代。其中第一代人權法案是公民權和政治權法案，裏面包括生命權、法律面前平等權、言論自由權、選舉權和信仰自由權等，這也是西方人權法案的基礎，主要以消極保護人權不受侵犯為主要目的。

第二代人權法案是公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包括公民享有食物、住房、醫療、就業和教育權利。在瓦薩克看來，對於發展中國家，這第二代人權尤為重要，這些不是消極性權利，而是積極性權利，是政府必須在施政中努力去完成的，因為對於發展中國家民眾來説，生存權是第一位的。

瓦薩克的理論為《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所吸收。其實，瓦薩克表達的是社會主義憲法和資本主義憲法兩大不同體系的根本區別。資本主義憲法以消極自由主義原則為基石，而社會主義憲法不以消極保護人權為主旨，相反，寫進憲法的中心內容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發展奮鬥的歷史，成就以及將要實現的目標。比如中國的憲法，就是如此，2018年修正過的憲法明確寫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憲法更接近國策。

南非非國大黨在和國民黨以及其他黨派談判時，明確要求在人權法案中寫入“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這是大多數非洲憲法所沒有的內容。結果便有了憲法的第26、27、29條，即分別是關於公民住房權、醫療、食品、水、社會安全和教育權條款。所以南非憲法的先進性，就是將“積極性”條款寫入西方主導的“消極性”人權法案中，於是，憲法明確規定，國家要適當動用各種資源積極推進南非底層民眾民生的改善，並保證公民享有充分的教育權利。

新憲法也同時包含了西方憲法所保護的公民政治和公共權利。這兩代權利的關係是什麼？如果出現矛盾怎麼辦？憲法第一條例給出答案：“南非共和國是一個民主的主權國家，其依賴的價值是：（a）人的尊嚴，平等的成就和人權和自由的成就。”

這裏，不是平等權、自由權和人權，而是對這些權利的奮鬥成就是南非憲法所確立的第一人權原則，這是一個積極性人權原理表述。同時，在表述中，“人的尊嚴”被置於這幾項人權的前面，尊嚴並不是權利，而是對後面所有權利的內涵的説明。

人權法案在南非那裏因此具有兩方面的內容：第一，它將人的權利視為需要贏得的、實現人的尊嚴的積極性權利；第二，它也包含保護言論自由等內容在內的西方人權條款。

這種雙重特性意味着南非在立國之初，就面臨着一個原則和兩條道路的鬥爭。即政府政策制定的重心放在那裏？放在保護公民的政治權上，還是放在積極推動公民的經濟權的獲取上？從1998年後，南非逐漸放棄“重建與發展”規劃，而採取全球化所倡導的自由市場政策。這可以解釋政府在免費教育、進行土地再分配時經常出現的左右搖擺的政策。

也正是這個總原則和兩條潛在的道路鬥爭，決定了今日南非處理公共衞生危機可能的前途。對這個問題從憲法演變的角度進行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幾個基本看法。

第一，南非即使有一天在疫情根本無法控制的時候，即在貧民窟和醫療資源缺乏的鄉間蔓延的時候，這個國家也不會採取“羣體免疫”的政策。“羣體免疫”這個想法，也只有在功利主義思想盛行的英國和荷蘭，可以被堂而皇之的提出，而這兩個國家不幸的是，恰恰是過去殖民南非的兩個國家。種族隔離實行的黑人滅絕政策與“羣體免疫”理論異曲同工。

所謂功利主義思想的核心，就是快樂最大化的原則，在今日，就是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原則。為了達到此目的，手段無足輕重，犧牲生命可以被作為手段來使用，手段本身沒有正義性問題。

然而，經過康德思想薰陶的又渡過納粹統治黑暗時代的德國，已經將人的個體尊嚴和生命價值放在憲法的首位。生命的不可摧毀是不可動搖的原則，生命不可以作為手段去實現大多數的善。同樣經歷了自己的納粹時代的南非也是如此，保護人的尊嚴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礎，人的尊嚴的先決條件是人的生存權。正是因為如此，南非政府才如此快速地實行了緊急狀態，而且目前做得相當不錯。

第二，今日，南非的緊急狀態在憲法中被定義為實現人的尊嚴的手段。因此國家在這種狀態下，開始大規模地為貧民窟的居民供應飲水，提供醫療服務，利用舊有的學校或者搭建帳篷等方式，解決流浪漢的居住問題，派遣了67輛醫護車下到鄉間為邊緣人羣提供檢測和救治服務。一天之內，新冠檢測量可達到3萬個，遠遠高於英國的8千個。

所有這些舉措已令南非人看到一個不同於過去的緊急狀態，他們甚至應該在對比英國和荷蘭之後為自己的國家感到自豪。不像80年代中期實行緊急狀態的總理博塔天天威嚴地出現在電視裏，今日南非總統拉姆福薩卻更願意躲在鏡頭的後面，指揮一切。也許他知道，為了塑造團結，領袖的謙卑有多麼重要。

總之，全球的流行病不僅戕害生命，破壞經濟，還會製造社會的分裂，尤其造成貧富階層的深刻對立，此時此刻，無論過去施政曾出現了多少錯誤，南非畢竟還有憲法保證人民在“人的尊嚴”的根本原則上，達到普遍的諒解和合作。這就是南非的烏班圖精神。很難想象，基於“尊嚴”所達成共識的社會可以被流行病最終擊垮，回到之前分裂的、暴力蔓延的狀態。

在病勢暫且得到控制且社會穩定的時刻，令人真正擔憂的與其説是病疫，不如説是憲法裏第一代和第二代的人權話語之間的平衡悄悄被打破，這使得我們可以預見到，現在對底層邊緣人羣的關注會隨着緊急狀態的結束而結束。

3月31日，在南非約翰內斯堡，警察在盤查過往車輛。 受疫情影響，南非已經實施全國範圍“封城”。 新華社發（耶希爾 攝）

空曠的街道中，士兵在巡邏

也就是説，南非政府依然在“尊嚴律令”裏面的消極和積極兩套法案中，更為傾向執行消極性法案。為什麼這麼説？讓我們看看司法部長在戒嚴前夜，是如何解釋憲法的緊急狀態法案的：

拉莫拉説，總統宣佈的戒嚴會依據憲法行動，但不可避免的是，一些人權會受到侵犯。這次的緊急狀態與過去南非有過的緊急狀態不同，這次實際上是“災情狀態”，它意味沒有大規模的人權會被暫時吊銷。

儘管如此，一些人權將受到侵犯，於是他例舉了如下的被侵犯的權利：大型聚會的權利沒有了，這樣可能對有死者家庭要舉辦葬禮受到影響，因為南非的葬禮大多在200人以上；除此之外，言論自由受到影響，因為在疫情上政府禁止有相反的論調出現；參觀監獄和兒童收容所的權利沒有了；人們會被強迫要求做防疫測試，這損害了個體擁有的身體權利。

不過他保證，按照憲法，戒嚴到了21天就會結束。同時他説，憲法36條是對緊急狀態期間人權損害所做的限制，儘管36條措辭含混，但大意是，憲法規定，緊急狀態中對人權的損害要和達到的目的形成合適的比例，這是36條的精神。

拉莫拉滿腦子可能被損害的人權，都是西方所倡導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他似乎忘記了，比起這些人權，更重要的是“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當全國關閉時，不僅會產生大量的失業人口，最重要的也許是摧毀了波蘭尼所説的國家體系之外的組織共同體生活的前資本主義市場。國家關閉，使得50萬個在各種社區經營的未註冊的小商店倒閉，而這部分經營佔全國未註冊經濟的40%。戒嚴真正需要作出説明的，是對這種經濟權損失的可能的程度。

然而沒有。人權法案積極性條款在這位司法部長那裏，或者在拉姆福薩整個內閣裏，或許都被遺忘。這種遺忘顯然不是此刻才發生的，否則就無法解釋，在過去26年的時間裏，國家在管控暴力、分配土地、減少貧困人口、保證就業、為社區提供基本生活設施方面表現的不合格現象。從拉莫拉對戒嚴法的闡釋看，我們看不出這屆政府可以交出一份滿意答案的可能。

今日緊急狀態的實質因此是憲法中“積極性”人權法案被“戒了嚴”，它象徵着發展中國家對人權的理解越來越集中到消極人權方面。此時此刻，南非全國都在為抗疫而拼搏。然而，真正的危險也許是在抗疫結束之後，這個時候，當全球經濟進入可能的蕭條期，失業更大規模的出現；當穆迪主權評級機構將南非降為垃圾級，國外資本出現大幅外撤，各種社會矛盾開始爆發，在這種可能的背景下，我們説：

今天，她又再次進入了緊急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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