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若麟：中方反制美國駐華媒體，讓我想起了碎紙機的故事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鄭若麟】

一個國家對外派駐外記者，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如今全球化時代，一個國家必然要了解國外正在發生的一切，派出駐外記者，是獲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

其實，中國外派記者的數量是很少的。這有一定歷史原因，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過去經濟條件不好，派一名駐外記者的費用非常高，很少有報紙或媒體能真正承擔得起。一些大單位比如人民日報、新華社，會拿出一筆專門費用，交給國家批准。而且當時中國還有外匯限制，所以能夠向外派駐記者的報紙媒體非常少。

隨着經濟條件逐漸好轉，中國對外交往不斷增多，越來越多的報紙開始向外派記者，除了正式在駐在地註冊記者外，還有一些是兼職特約記者，比如留學生、在外學習新聞人士或外派人員，他們就不屬於在對方國家正式註冊的記者。到了今天，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世界的經濟交往已經非常深入，瞭解外國的需求也越來越大。

我自己在擔任20多年駐外記者以後，認識到的最重要一點就是，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只是我們在“知己”方面可能稍微好一點，但在“知彼”方面就非常薄弱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駐外記者人員不夠，外派記者本身素質不強、能力水平也不足。

其實，國外媒體的做法是，讓外派記者長期固定駐紮在某地。我在法國時，認識一位德國駐法記者，他在法國已經待了40多年，還有一位美國記者也在法國待了30多年。要認識一個國家是非常困難的，而中國的駐外記者往往跟外交官一樣，三四年一個任期，時間到了就要輪換一次，但實際上這個時間是遠遠不夠的。我算是唯一的例外，因為文匯報是一家民間報紙，沒有足夠的法語人才，所以就在法國待了很長時間。只有駐地10年乃至20年以上，才能真正瞭解這個國家，但是中國的駐外記者很少有這個機會做到這一點。

這就導致了一個結果，中國雖然向美國、歐洲主要國家派了駐外記者，但記者既受限於自身能力與派駐時限，也受限於對外國瞭解的程度；我們在理解西方社會各方面都做得很不夠，所以今後仍需加強完善外派記者的數量和方式。

美國限制中國媒體駐美機構的中國籍員工數量 截圖來自紐約時報

最近一段時間，美國屢屢祭出嚴厲手段，想要限制中國記者的數量，這些措施的本質是要限制中國對它們的進一步瞭解，這是非常不地道的。中國沒有限制西方向我們派駐記者，比如法國想派多少記者過來都可以的。反而是法國自身碰到難題，現在各個媒體都處於困難狀態，過去要派一個記者到中國來極其容易，法郎（以及後來的歐元）兑換人民幣匯率高，很輕鬆就可以派記者來；但現在人民幣走勢越來越強，而法國自身經濟形勢又不是特別好，所以派駐華記者的難度也就逐漸增大。

當然，這種情況是很正常的，過去在東西方交流中，一直處於西方瞭解中國更多而中國瞭解西方甚少這樣一種狀態。如今全球化進入21世紀20年代了，應該到了改變的時候。而恰恰在這種時候，美國還試圖限制或封鎖中國，那隻能證明一點，就是他們在與中國的和平競爭中，居於下風；但這能怪誰，只能怪自己。對中國而言，我們不能輕易退步，而是應該加強駐外記者的數量和實力，加深對西方世界的探究和理解。

我過去在很多文章中將西方比喻成“俄羅斯套娃”，一層套一層，非常複雜；我們往往對最外面那層研究得很深很透很細，每一個細節都看到了，但由於受到4年任期限制，還沒有對一個國家認同、看清，還沒有打破最外面那一層理論上的東西以看到裏面那一層、甚至多層，就被撤回來了，這是很遺憾的。

其實，像美國這樣對中國駐外記者出台人數、簽證時間等限制措施的情況，並不普遍。就我自身經歷來説，法國對駐外記者還是非常寬容、客氣的。我從來沒有碰到過簽證問題，通常每年需要辦一次長期居留簽證，辦完之後就可以自由來回中法兩地，沒有問題。但是我的美國同事就麻煩多了，回國探一次親，就必須再度申請簽證才能再到美國，尤其是“911”以後大幅收緊駐外記者的來回簽證，這是非常不地道的做法。其實這都是藉口，他們從來沒有把中國記者視為與自己對等，對中國一直存在歧視，把我們看得低人一等。

出現這種情況，我們自身也不是沒有原因，我們本來也應該對等回應。我在法國時曾碰到過這樣一件事，當時法國要求某國公民在申請法國簽證時必須按手印，這個國家得知法國這樣做之後，也立刻採取對等措施，要求申請到自己國家的法國公民也必須按手印。我當時問這個國家的簽證官，你們要求對方按手印之後，你們有處理的能力嗎？他們回答説，我們沒這個能力。我説，那你們拿到這些按了手印的紙要怎麼辦？他們説，就扔碎紙機裏面，但就這樣也還是必須要做，因為這涉及到國家尊嚴問題。

相比之下，我們往往很少意識到這是國家尊嚴問題，我們應該採取完全對等的措施；往往有人會説，沒辦法，是我們需要了解他們，他們不需要了解我們。其實這都是廢話，就是因為有這種想法，總覺得是我們在求他們，才會造成他們對我們的蔑視和小看。我們對外工作中的不少問題都是這樣造成的。

最近，美國華爾街日報公開發表涉及種族歧視的侮辱性評論“中國是真正的東亞病夫”，中方向該社提出嚴正交涉，此後吊銷三名華爾街日報駐華記者的執照。不用懷疑，很多國外媒體又圍繞新聞自由做起文章。

難道中國這樣的做法錯了嗎？不！恰恰非常正常。當你們駐外記者所在的媒體做出了侮辱性、歧視性的虛假報道時，我們做出相對應的反應非常正常。法國曾經有一個駐華記者，就因為極其不地道的報道，最後在她的簽證結束時，中國便不再給她延長簽證。當然，除此以外，更關鍵是要在國際媒體上揭露他們這些虛假報道、錯誤行為，這甚至比驅逐更能教育他們。

而且，近年來，美國政府頻頻使用外國代理人法來限制中國媒體和記者，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事情，中國不應該讓它開這個口子，中國記者應該享有跟當地記者同樣的採訪權利，不能以中國媒體的所有權為藉口，也不能因為派遣國家政治體制跟你不一樣，就實行特殊對待。中國完全可以採取對等方式，你們如何對待中國記者，我們也就如何對待美國記者，這涉及到一個國家的尊嚴，而不是一個簡單的技術性問題。

當然，這也要靠我們每一位駐外記者，時刻都要有意識維護自己的尊嚴，比如採訪過程中遭到的一些限制，可以向中國大使館彙報，集中起來提出抗議表達不同意見，反對種種不公待遇。只要在遵守當地法律的前提下，駐當地的外國記者就應該享有普通人應該享有的權力，否則不如干脆撤回記者，以後與其有關的信息一律不報道。

作為駐外記者本身，要做好這些工作是很艱苦的，外面世界對我們存在偏見、傲慢與不解，同時我們要打入他們的圈子也是十分困難的。

在這一點上，法國的情況要比美國好很多。雖然也有不少法國人覺得中國是一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中國媒體都是搞“宣傳”的，但是我們記者寫出來的文章，他們也會關注引用；尤其是我在法國時，很多文章都被法國媒體翻譯成法語轉載刊登，也會對此做一些評論。他們看得很明白，中國記者有自己的水平，一點不比他們自己的記者差。我們看到問題、反映問題，我們報道的法國要比法國駐華記者筆下的中國，客觀得多；我們既寫法國的負面問題，也報道他們正面問題，儘可能嘗試將一個客觀的法國描述給自己國人。而他們的駐華記者基本上都在報道一些所謂的“人咬狗”這類的新聞，也就是涉及中國的負面新聞；在他們眼中，所謂“狗咬人”的新聞（也就是有關中國的正面新聞）太過正常，除了一些大事件不能不報之外，一般情況下就非常少。

比如，這次中國新冠疫情發生後，我們國內報道，第一個將不明肺炎情況發現並上報的是張繼先教授，國家對此非常重視，並予以記大功。但是，如果你去看法國媒體，是看不到“張繼先”這個名字的。恰恰相反，他們只報道李文亮醫生，李文亮醫生當然值得敬佩，但李文亮是共產黨員，法國是不會報道的；在他們的報道中只會描述李文亮醫生“受迫害”的形象。最近國家追授先進工作者，李文亮醫生也在內，但這些新聞在法國媒體上都看不到。因為法國媒體已經將他描寫成一個“反體制英雄”，一個“反體制英雄”怎麼可以被政府評為先進人物呢？這不就自相矛盾了？所以，這種時候，他們總是選擇沉默。

前段時間，我寫了一篇小文章，就是談這次疫情中的法國媒體，尤其是所謂的“漢學家”，捏造事實，令人無法接受，我們可以在觀點上有所不同，你們可以對我們批評、批判，但不能捏造事實。法國有一位“漢學家”，名為瓦蕾利·尼凱，只要碰到中國問題就會有她。尼凱最近製作的一個紀錄片中，捏造了關於中國政治學習軟件的事實，一方面指稱中國政府通過軟件後門監視黨員，另一方面又錯誤配上抓捕中國在海外通緝的貪污犯的視頻畫面，荒謬至極。

事實上，法國駐華記者們看到這種所謂的紀錄片，立刻就可以核查，找一個黨員，問問對方手機上是否安裝了這個軟件，也可以問對方能不能舉例説明是否有自己同事或黨員朋友因此事被抓的。這類非常簡單的事情，根本沒人去做，反而是捕風捉影報道一些不存在的東西，給法國民眾製造一個虛構的中國形象。

相反，中國記者在報道西方的時候也有一個問題，把表面現象、特別是良好現象當成西方社會的全部。更多報道都是有關他們的正面行為，基本上只要他們官方説什麼，我們就原封不動地進行報道，但是法國一些非官方的或者一些比較負面的社會現狀報道，我們要麼看不見，要麼不報，最終導致我們向國人描繪的西方世界是非常完美的。

所以，我經常説，今天在所有地球人的頭腦中都存在着兩個現實，一個是自己生活其中的現實，一個是媒體虛構出來的現實。而現在的問題是，西方媒體將中國虛構的非常惡劣，缺乏自由人權，而中國媒體虛構出來的西方是非常完美的希望之地。

為什麼會有張維為説的“一出國就愛國”，是因為在媒體虛構的西方世界的薰陶下，人們認為西方是完美的，但一旦自己真的來到西方、生活在現實的西方社會中以後，就會看到很多不盡人意之處。這也是現在駐外記者面臨的一個最大挑戰，如何把一個真實的西方告訴國人。

比如，在法國記者可以報道法國的負面問題，只要這些負而問題不涉及其根本的體制實質。但問題是，國內報道法國和西方的負面信息很少；有時即便有報道，大部分也是因為他們自己報道負面消息了，我們才跟進；絕大部分時候，他們不説我們不報。

現在正值全球疫情蔓延之中，法國的有些做法其實是非常不地道的，比如政府告訴民眾，這個病毒沒有問題，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病例都是可以治癒的，所以輕症無需去醫院，其實這種籠統的説法是很不負責任的，不僅可能導致病情的惡化，而且可能還會導致法國人拒絕隔離，這是非常糟糕的，所以我對未來法國疫情狀況非常不樂觀。但這些我們的駐外記者卻很少報道。

鄭若麟老師在法國電視台數次參加辯論

這其中還涉及到另一個問題，我們的駐外記者在西方媒體上的發言權非常少。過去，我在法國外派的時候，經常被請到法國媒體參加討論，這相當於我代表了中國的聲音。其實，要參加國外電視台的節目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一方面要顧及到政治政策問題，另一方面我們總是以少對多，現場發言必須沒有任何漏洞才行。雖然這非常難、機會也很少，但一旦成功，效果就超乎想象。

我在法國幾乎是唯一個經常去法國電視台參加節目的記者，後來也有過一兩位，但遺憾的是，最近極其少見。我想，這其中應該也有一些原因，他們願意請我參加節目，是因為我在法國常駐的時間比較長，知道他們玩的遊戲的潛在規則；再加上我在法國當地用法語撰寫、在法國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書，有一定影響力。

西方世界總是帶着刻板印象批評我們，認為中國是有一個黨在管着報紙，有些話題不允許報道。我們不能説這樣的情況不存在，但問題是西方自己也有，他們是無形的規訓，換一個通俗點的説法就是“政治正確”。很多東西，他們是很自覺地集體遵守，要不報，大家就都不報，要報一起報，而且在報道時把握共同的尺度，這就叫“政治正確”。

比如，在這次疫情中，美國起初一段時間突然決定不再公佈具體確診數字、疑似數字。要是中國政府做出類似的決定，那一定會被批評為“隱瞞病情嚴重程度”。然而美國政府做出這樣的決定，美國媒體只是略作報道。為什麼不繼續深入地挖掘報道？因為他們自己也覺得這些報道出來後，肯定負面效應非常嚴重，會導致“政治不正確”，所以他們就不再報道。

這就是奇特的現象，對很多西方媒體而言，一旦涉及到他們體制本身的時候，也有“政治正確”這樣一條紅線不能逾越。只要長期在英法美等西方國家待過很長時間，保持敏鋭觀察力，就能發現。我經常推薦邊芹的兩本書《誰在導演世界》和《被顛覆的文明》，裏面有很多剖析，為什麼西方會有這樣的現象，我們如何才能突破這些框架來洞見西方媒體。

就像這次中國疫情發生後，華爾街日報的評論以“東亞病夫”作為標題，我非常清楚他們的意圖是什麼。他們無非就是要把中國劃到他們的對立面去——在中國發生的事情都是壞事，這就是他們報道的核心和風向標。其他國家發生任何疫情，人數多，沒關係，這是正常現象。但如果是中國，那就是不正常的，數字是可疑的，採取的措施是違反人權的，總之中國的一切都是錯的，其他國家都是對的。他們已經預先劃好了明確界限，讓所有記者明白，在寫中國的報道時要突出中國的負面情況。

其實，法國媒體也是如此。這次疫情以來，法國的專業人士，比如醫生、研究人員，甚至包括政府，對中國官方採取的很多措施都是讚不絕口；不少法國醫生在電視節目中被問到對中國採取的措施有什麼看法時，絕大多數人都表示，中國的政策非常透明，及時將所有信息都傳遞給我們。但是，法國媒體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法國媒體上，中國疫情報道基本上依然是負面新聞佔多數。

這就出現了一個非常微妙的平衡。我們如果只看西方世界的專業人員，幾乎都對中國的防疫作出正面評價。而主流媒體則相反。不過，也有小部分媒體這次也有了一些轉變。法國的一家大報“世界報”，曾對社交媒體上流傳的一些關於中國疫情的視頻畫面進行核查，結果發現很多是假的。比如，有一個反映“武漢街頭屍體遍野”的視頻，“世界報”查證後發現，這個鏡頭是在深圳而不是武漢，而且視頻時間是凌晨，因此懷疑那睡袋中睡的是流浪漢，而非網上所謂的“屍體”。2月26日，“世界報”專門在其網站上發表一篇闢謠報道。

疫情中，中國駐法國大使館曾發表過一個聲明，專門對法國媒體的種種謬誤提出只要在法國生活過的人就知道，法國媒體上有着一個奇特的中國、黑暗的中國、地獄般的中國，跟現實的中國完全不相干。

但是，疾病不分高低貴賤、不分意識形態，關乎每個人的生存。就像前面所提到，也許因為疫情，正在出現一個微妙的平衡，甚至未來會有所轉變，也就是説西方媒體虛構的中國和現實的中國這兩大力量正在西方的電視觀眾、媒體讀者的頭腦中激烈的戰鬥；誰能佔得上風，取決於將來中國發展的趨勢。當然，我相信現實的中國會越來越佔上風，因為中國的表現和預期會越來越好，真正的現實總歸會戰勝西方媒體虛構的現實。

（採訪整理/觀察者網 朱敏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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