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巴黎日記：旅法20年，這種現象我還是頭一次見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2020年４月７日星期二 陰轉晴

早上陰天，快到中午時又豔陽高照。

由於上個週末太多的人違反禁令，法國政府今天出台更嚴格的措施：從週三起，上午10點至晚上19點禁止外出體育鍛煉。

自從法國封城後，這已經是第三次更新措施了：一開始可外出體育鍛煉，後來發現大家鍛鍊的時間太長，地方離家也太遠，於是修改規則只能在家一公里之內鍛鍊一個小時。結果發現還不行，於是又出台這一措施。

在我看來，這還是會有問題，現在是夏時制，春天到了，天亮得早，黑得晚。民眾仍然可以早上七點就出來，晚上19點以後再出去。到時恐怕還得改。

疫情奪命分分秒秒，法國政府的治理能力實在令人着急。

今天最高興的是中國首度沒有死亡病例了，這是中國抗擊疫情的又一個標誌性事件。這個好消息也罕見地受到全球媒體的熱捧。不管怎麼樣，這不僅僅是中國的成就，也是人類對抗病毒的一大成就，給仍然苦苦戰鬥的世界帶來了更多的希望。

此外還有高興的事，那就是三天前在華人超市網購的貨到了。我戴上口罩和手套去辦交接，司機不下車，把貨放到地上，然後從車上把收貨單扔下來。我們根據要求自備簽字筆，在收貨單上籤上名，再扔上車。簽字筆也隨手扔進垃圾袋。全程都保持一米以上距離。然後先用酒糖對着箱子噴一遍，再一件件取出，再一件件噴酒精，這些流程結束了，才拿進屋來。

終於可以改善伙食了！這幾天已經開始吃罐頭食品了，味道實在不怎麼樣。

今天的壞消息還是來自歐美。全球7.5萬人死亡，歐洲就高達5.4萬。英國累計病例突破5萬，死亡人數單日增長接近800，總數超過6000。全球都喜愛的《哈利·波特》系列作者J·K·羅琳也宣佈感染新冠肺炎。

西班牙的死亡人數在連續四天下降後又開始上升，達到743例，總死亡人數超過1.3萬。意大利死亡超過1.7萬，感染人口占全國的0.25%。如果按照英國提出的羣體免疫理念，60%的人感染的話，將會至少有600萬人死亡。這是任何國家都不可能承受的人道災難。

法國則迎來了疫情發生以來最黑暗的一天：1427人死亡！這是首度一天死亡超過一千人，也是繼美國之後第二個出現單日死亡超過一千的國家。養老院的死亡人數超過3000人。全國死亡超過1萬，確診總數超過10萬。法國成為意大利、美國、西班牙之後第四個死亡超過1萬、確診累計超過10萬的國家。

截至4月8日8時21分，國外疫情發展情況（圖/百度）

包括法國在內，這個代價西方本是可以避免的。不算中國和世衞組織，它們自己內部也有很多清醒的吹哨人，但都未能促使西方政府採取措施。

今天法國也有不少震動政壇的消息：一是“68運動”的領袖人物邦迪對媒體透露，他當時也向馬克龍建議取消第一輪市長選舉，但沒有任何回應。二是共和黨國會議員埃裏克·塔蒂在電視上譴責：“為什麼法國人沒有戴口罩？因為我們沒有口罩，訂單下得不夠早。很明顯，政府從1月份開始就沒説實話。政府本該説我們沒有口罩，而不是散佈錯誤訊息，稱戴口罩不必要，這是一個謊言。”

不過這兩個消息和前衞生部長布贊女士的爆料一樣，迅速地消失了，沒有激起一朵浪花。這個現象引起了我研究的興趣。

在武漢疫情嚴重時，各級官員和部門的表現都置於放大鏡下，被全國審視，任何一個細節出現問題，就會在全國形成波濤洶湧的輿情。好處是能令問題迅速得到解決，大家迅速從平時狀態進入戰時狀態，緊繃的形勢也頗令人緊張。但何以在疫情嚴重的法國，與疫情有關的重大信息卻激發不出任何漣漪？

這個現象我在法國二十年還是第一次觀察到。是民眾的責任感不強？還是公民意識不足？或許是沒有境外媒體感興趣？要不中國媒體去採訪一下埃裏克·塔蒂議員，深挖一下，窺窺究竟？

西方一直批評中國政府不受監督，濫用權力。可是這次疫情，我的感覺反而是中國政府受到海內外天羅地網般的三百六十度無死角監督，反倒是西方政府不受監督。即使有人批評和質疑，社會也根本不在意，政府也是理都不理。

比如口罩，中國官員説錯了數，戴倒了，全球都在大重磅批評。可是這與後來西方因沒有口罩而撒謊不讓民眾戴口罩相比，性質可是完全不同啊！何以中國、西方就此兩樣情呢？

昨天尼斯市長克里斯蒂安·埃斯特羅西宣佈，將很快在當地出台“強制戴口罩”的規定。同一天戛納市長大衞·利斯納德也宣佈，該市所有居民都將很快戴上口罩。波爾羅市則宣佈訂購80萬口罩給居民。巴黎市長今天接受媒體採訪時也承諾，未來幾天向巴黎市民提供200萬口罩。她還聲稱：“我一直認為戴口罩保護自己是絕對必要的。”這都在搶着打臉啊。但衞生部長今天還在宣佈不建議民眾戴口罩，難道皇帝真要裸體走到底嗎？

説到口罩，今天還發生了一件震動巴黎華人社會、中國駐法使館乃至國內的大事。中國政府關心海外學子的安危，寄了大量的健康包，通過使館進行分發。結果今天，學者學生聯合會在使館教育處統一安排給留學生髮放口罩時，被警察連人帶物統統扣下。最後還是使館多次交涉才放出。

健康包（資料圖/中國駐法國大使館）

根據法國政府頒佈的247號政令《抗擊新冠病毒感染的必要徵用》及修改令，企業可以購買不超過500萬個口罩自用或者捐助。學聯是協會，也是給學生自用，法律雖沒有明確規定，但法不禁止即應為許可。

學聯的同學告訴我，當時使館教育處老師送口罩時，警察已詢問過原由，但使館教育處老師一離開，警察即上前扣人扣物。其行為實在令人費解。如果行為真的違法，警方就不能在使館交涉後放人放物；如果並不違法，扣人扣物就是錯的。

目前發放健康包的活動暫時取消，各方也在等待後續發展。

法國從1月24日出現輸入病例，2月24日出現本土病例，到現在已經兩個半月。一些嚴肅有深度的反思也開始出現。其中法國外交部分析、預測與策略中心向部長辦公廳和總統府遞交的兩份報告算是翹楚：既客觀看待中國，也理性分析自己的問題。

這份報告強調：

“要和中國的敍事爭，不能僅僅靠口才，而是要拿出成果來。要知道重新洗牌的工作已經在開展了，如果説中國還沒有辦法覺得自己可以拿到類似美國前幾年擔當的那種領導地位，它已經佔領了一個不可或缺，甚至是很中心的位置。”

“在競爭的領域裏，中國覺得已經有足夠的把握來辯論防疫抗疫的模式，這是新的現象。”

這是我目前看到的、西方對中國的表現評價最高的一個結論，也確實符合事實。中國雖然第一個打敗病毒，然後就迅速展開全球援助，但這隻能是説中國在這場全球抗擊疫情中發揮了中心的作用，但仍然達不到當年美國所擔當的那種領導地位。

實事求是地説，一是中國國力不夠，二是真正有份量的盟友也不多，三是中國並沒有思想準備，只是時勢造英雄，被推到這個高位上來了。確實，有誰想到整個西方的表現是這樣的？大家一般是想只要中國結束了，疫情也就結束了。沒想到，中國只是序曲，大幕都在西方上演了。

這份報告也委婉地批評了法國媒體和西方媒體的表現。這一次和過去不同，僅靠筆桿子是不可能否定中國的，西方要想和中國一爭高下，必須打贏病毒才行。

對於歐盟，這份報告也多有批評：這一次歐洲太過於僵化，尤其是歐盟委員會。他們認為，歐盟和它屬下的新機構本來是説要在地緣政治的思維裏開展工作，然而這一次表現出來的是，他們主要從法規角度來做事。所以在疫情當中，面對各國的反應，他們沒辦法來促進國家間的協作。

報告指出，歐洲正處在生死存亡的考驗期。歐盟各機構現在已經知道逐漸向與疫情作戰調整。但是歐盟不能夠再像以前那樣，做事情不那麼計較效率，而是要根據危機因勢利導隨機應變，以一個集體衝鋒在前。

説得雖然含蓄，但直揭歐盟的繁文縟節、效率低下，完全無法適應迅急如火的病毒挑戰。

個人感覺，法國的反思一是太晚，二是很不夠。特別是和中國進行對比的話。2月23日，中國的疫情還處於膠着狀態，中國政府就開始反思了。習近平主席在當天的大會上指出：“在這次應對疫情中，暴露出我國在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公共衞生應急管理體系等方面存在的明顯短板”，用詞直接、鮮明。並提出在“強化公共衞生法治保障、改革完善疾病預防控制體系、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體系、健全重大疾病醫療保險和救助制度、健全統一的應急物資保障體系等重大問題”上，“抓緊補短板、堵漏洞、強弱項”。

隨後“補短板、堵漏洞、強弱項”工作就立即進行。2月2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於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羣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決定自公佈之日起施行。一部法律的制訂和修訂都需要時間，這隻能説明，早在中國政府對外宣佈之前，就已經開始採取補短板的行動了。

禁食野生動物宣傳圖（圖/人民日報微博）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我從自己的研究領域拋磚引玉，有幾點思考。

這一次疫情在湖北爆發，中央也對主要領導幹部進行了問責，體現了民心民意。至於出問題的原因也會有很多方面。比如時任湖北省委書記長期在金融領域工作，主政湖北顯然是要發揮他的專長。而如何快速應對建國以來出現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衞生事件，顯然是超出其經驗。

如果從政治學的角度考慮，我認為有一個原因應該是有關的。中國是“政治統一（集權），經濟分權”的體制，而且事權中央和地方也是有劃分的。應該説這種劃分對於一個超大規模的國家是合理有效的，它既能保持全國一盤棋，又能做到因地制宜，有利於全國各層面的發展。但在面對疫情這種突發公共事件時，是否會影響到地方政府的決策？比如地方政府從本地經濟發展的角度，自然希望儘可能採取不過分影響經濟發展的對策，像封城這樣的措施只能由中央提出並強力實施。顯然疫情過後，這樣的思考還是必要的。

武漢疫情發生後，許多人批評中國體制導致地方官員唯上心態，上面不表態下面不敢行動，唯恐擔責。這個解讀從政治上來看或許一定程度上符合事實，但從經濟上、從疫情治理上卻並非如此。疫情控制的主要是經濟代價，地方官員恰在這一點上是不唯上的，和中央政府立場是不一致的。但當中央政府把疫情上升到政治層面之時，地方官員則必須立即看齊。

另外從官僚體系角度講，是否有必要提升衞生官員的級別？武漢疫情爆發後，國家衞健委副主任王賀勝出任湖北省委常委兼任湖北衞健衞書記和主任。如果各級衞健衞官員的一把手都兼任地方黨委的常委，這將從組織結構上大大提升疫情的反應速度。

第二，現行《傳染病防治法》可否進行必要的修訂？《傳染病防治法》於1989年制定，非典之後根據新情況2004年又進行了修改，後來2013年6月又進行過修訂。從這次疫情來看，是否應該增加如何應對未知的具有傳染可能的病毒的條款？這次新冠病毒並不屬於《傳染病防治法》所列舉的傳染病，即使武漢政府要採取行動，也不知道應該按哪一種級別的疾病去防控。在武漢出現疫情之前，內蒙古曾發生鼠疫，地方政府立即按照《傳染病》防治法的規定採取行動，迅速就撲滅了。

再有，發佈主體是否應該擴大？現行法律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對本行政區域內常見、多發的其他地方性傳染病，可以根據情況決定按照乙類或者丙類傳染病管理並予以公佈，報國務院衞生行政部門備案。”武漢是副省級城市，根據法律規定沒有權力發佈，湖北省有權力發佈，但當時疫情僅出現在武漢，並非全省，發佈似乎也不合適。因此結合這次疫情，可否擴大為副省級城市以及更多的地市？

此外，法律制訂後更重要的是執行。《傳染病防治法》自實施以來，處罰功能並未得到有效體現。比如法律明確規定：“未依法履行傳染病疫情通報、報告或者公佈職責，或者隱瞞、謊報、緩報傳染病疫情的；發生或者可能發生傳染病傳播時未及時採取預防、控制措施的；未依法履行監督檢查職責，或者發現違法行為不及時查處的”。但現實中，這種功能並沒有得到有效體現。

最後，就是媒體也有許多要反思的地方。這一次，我們對媒體滿意的地方有二：一是對疫情出現的問題做深度的探索。至少這一次，中國媒體的表現是完勝了西方媒體。二是當西方出現疫情後，中國媒體沒有以牙還牙，對西方諷刺挖苦、幸災樂禍甚至落井下石。

對中國國內媒體不滿意的地方也有兩條。

一是和西方同行比起來，顧大局、識大體意識不夠強。西方媒體一向以擅長批評自詡，但這一次卻大為不同，千方百計為表現糟糕的制度進行辯解。甚至在東西方表現差異巨大的事實面前，仍在強説自己的制度就是好。像法國前衞生部長布贊爆料早就就疫情警告過總統和總理這樣爆炸性事件，所有的媒體均是冷處理，沒有跟風，僅一個晚上就消失了。

二是和西方媒體比起來，國際視野不夠強。西方媒體能迅速從東西方博弈的角度、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解讀這場疫情，對中國的否定和批判固然有違新聞客觀性，但從維護其國家利益的角度來講又是非常正確的。

西方媒體很善於從中國挖掘素材，放大個案，以達到否定中國肯定自己的效果。比如西方對所謂公民記者的關注、對中共黨員李文亮的超飽和報道都是如此。相比而言，中國媒體還在努力提高講好中國故事的能力，講壞西方故事的能力還十分欠缺。

大家都知道，這一次西方的表現根本沒法和中國比，但可有中國媒體向西方發出這樣的質疑？為什麼有一個多月的時間卻不能避免疫情爆發？為什麼連口罩都沒有？為什麼醫護人員感染都無法避免？為什麼疫苗都不合格？為什麼沒有足夠的檢測能力？為什麼放棄檢測？為什麼搞不負責任的“羣體免疫”？為什麼無視世界衞生組織的一再提醒？為什麼不顧外交原則和市場原則亂搶亂扣他國口罩？

假如這些問題發生在中國，西方豈會如同中國這樣漠然處之？不要以為中國的表現完勝西方，輿論戰中國就一定會佔上風。等到疫情平息，以西方媒體的能力，它們有的是花樣向中國發起挑戰。中國媒體可要做好迎戰的準備啊。

最後要説的是，這次疫情中國展現出了強大的解決問題的能力，西方展現了強大的不怕出問題的能力。應該説，一個國家要想長治久安，這兩種能力都需要。特別是中國發展到今天已經進入無人區，前面沒有榜樣。萬一出現問題，中國需要亡羊補牢的機會，需要有時間進行反思和探索解決之道。如果中國能夠找到融合這兩種能力的辦法，將是對人類政治文明的巨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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