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洪君：建國初期中印關係為何高開低走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宣佈：“凡願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願與之建立外交關係。”周恩來總理兼外長當天致函各國政府，也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世界各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是需要的。”

印度由於歷史悠久、文化獨特、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等原因，1947年獨立後成為世界上特別是亞洲地區一個很有影響的國家。中印兩國擁有的共同邊界，長度僅次於當時的蘇聯，新中國領導人因此特別重視與印度建交問題。

印度當時的領導人、國大黨領袖尼赫魯意識到，新中國的成立將極大地改變亞洲地區和整個世界的力量對比，因此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政權採取了非常現實的立場。1949年12月30日，亦即新中國誕生3個月後，新德里即正式表示承認新中國，願意與新中國建交，同時宣佈撤銷對國民黨政府的承認。中印雙方隨即開始建交談判。

中印建交談判時，中方希望印度就國民黨集團駐印度機構及其財產，以及國民黨集團在聯合國和有關機構的代表資格問題，正式陳明立場。對此，尼赫魯政府很快做出了令中方滿意的答覆。1950年4月1日，中印兩國正式宣佈建交。當年5月，印度首任駐華大使和中國首任大使相繼到任。

新中國領導人毛澤東非常重視印度，非常重視中印關係。印度首任駐華大使向他遞交國書時，毛澤東表示：中印建交“不但將使已存在於兩國人民間的友誼日益發展與鞏固，而且與此而俱來的亞洲兩大國家人民的真誠合作，必將大有助於亞洲與世界的持久和平。”

當時的印度總統在接受新中國首任大使袁仲賢遞交國書時，也表達了同樣的友好意願。為了在中印之間建立起真正睦鄰友好關係，毛澤東周恩來等新中國領導人身體力行。1951年1月印度駐華大使舉行國慶招待會時，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和中央政府多位副主席一起出席了招待會。毛澤東還親自發表講話，召開“印度、中國、蘇聯及其他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團結起來，為遠東和平、為全世界的和平而努力。”

這一年，中國與印度在加爾各答和上海分別設立了領事館。兩年後。雙方又分別在孟買和拉薩開設了新的領事館。中印關係之密切由此略見一斑。當時，隨着兩國友好關係迅速發展，雙方在國際事務中的溝通、協調與合作亦比較順利。特別是在新中國特別關切的台灣問題上，印度始終堅持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正確立場，積極主張讓新中國在聯合國擁有合法席位。在推動解決朝鮮半島問題、實現印度支那地區和平、維護亞洲地區穩定，以及反對新戰爭威脅等問題上，雙方的立場相同或相近。由於中印睦鄰友好關係的前景很好，印度來華訪問的團組很多，毛澤東、周恩來等新中國領導人經常會見來自印度的客人。中印關係一度成為新中國與周邊國家建交睦鄰友好合作關係的典範！

但是，中國與印度之間也不是沒有問題。這些歷史遺留的問題，從根本上妨礙和制約着兩國關係長期穩定地正常發展。其中最大的問題，一是印度與中國西藏地方的關係問題，二是兩國長期未能解決的邊界領土爭議問題。

1953年底，印度代表團訪問中國，試圖與中方討論兩國在西藏地方的關係問題。中方高度重視兩國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差異。周恩來向客人表示，中國與印度的關係會一天天好起來。某些成熟的、懸而未決的問題，一定會順利解決的。因為“新中國成立後就確立了處理中印兩國關係的原則，那就是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永遠互惠和和平共處的原則。”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就這樣針對中印度關係問題，第一次提了出來。

1954年是中印度兩國關係中的高峯年。這年6月下旬，正在出席印度支那問題日內瓦會議的周恩來總理，利用休會之機，應尼赫魯總理之邀訪問了印度。印度方面出動10萬人集會歡迎。周恩來在印度發表了廣播演説，表達了新中國發展對印友好關係的意願和決心，並且重申了中國政府已經對印度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這時，由於中方拒絕了印方針對中國西藏地方提出的一些非分要求，印方已對中國流露出明顯的不滿情緒，並且以東南亞國家存在對華“恐怖”為由，向中方施加壓力。對此，周恩來旗幟鮮明地表示：中國“對東南亞的政策是和平共處。我們對印度是如此，對印尼、緬甸、甚至對巴基斯坦和錫蘭也是如此。”他還特別表示：中國在文化經濟方面均較為落後，需要的是建設，“我們應該以我們共同的原則給世界建立一個範例，證明各國是可以和平共處的。”

由於周恩來的積極爭取和努力，中印雙方在周恩來訪問結束後發表的兩國總理聯合聲明中鄭重宣佈，指導兩國關係的基本原則是：相互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指導中印關係的這五項原則，適用於中印兩國與亞洲以及世界其他國家的關係，即適用於整個國際關係。

順便説一下，中印兩國總理聯合聲明發表的時候，周恩來總理已經到了緬甸。中緬兩國總理會談時，周恩來針對緬方的某些憂慮，明確表示，中緬兩國應建立互信。他闡述了中方對印度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建立中緬兩國締結一項政治協定，以確認雙方的友好關係及和平共處原則。雙方總理最後在聯合聲明中表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指導兩國關係的原則。

當年10月，印度尼赫魯總理來華回訪，中國組織數十萬人上街歡迎。毛澤東主席兩次會見並且還非常隆重地宴請了尼赫魯。毛澤東高度評價兩國共同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並且提議，中印兩國間凡是足以引起懷疑、妨礙合作的問題，我們都要來解決，以實現五項原則中的“平等互利”。周恩來總理與尼赫魯舉行多次會談，北京市政府還出面為他組織了盛大的歡迎集會。

遺憾的是，印方當時沒有把握好兩國關係發展的大方向，在如何對待中國西藏地方、如何處理兩國邊界問題上沒有改變錯誤立場。1959年3月，中國政府平息西藏上層反動勢力叛亂之後，印方開始公開干涉中國內政，甚至要求召開國際會議為解決所謂西藏問題。公開支持逃到印度的西藏叛亂分子在印從事反華活動。

為了穩定中印兩國關係，維護來之不易的周邊環境，中方對印度干涉中國西藏事務的言行表現得非常剋制。印方識誤以為中方在西藏問題上會有求於它，干涉西藏問題調門越來越高。1959年6月，中國駐印大使潘自力向印度遞交了反映中方原則立場的書面談話，意在盡最大努力維護兩國關係。

毛澤東高度關注中印關係的發展演變。他在審批這篇談話稿時加寫了很長一段話，其核心內容是：印度是中國的友好國家，一千多年來是如此，今後一千年一萬年也是如此。中國的主要注意力和鬥爭方針是在東方，在西太平洋地區，在兇惡的侵略的美帝國主義，而不在印度。他語重心長地表示：印度不是我國的敵對國。而是我國的友人。我們不能把友人當敵人，這樣是我們的國策。

令人痛心的是，當時印方未能接受中方忠告。中印兩國關係持續走低，終於在1962年發展為大規模邊界衝突。中印關係從此進入長達30多年的低谷期，雙方都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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