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這場疫情物資爭奪戰,窮國被富國擠得靠邊站
【文/觀察者網 王愷雯】疫情當前,為爭奪緊缺的醫療物資,發達國家早已開啓“明搶”模式:歐洲各國為攔截他國物資撕破臉皮,美國也不惜當起“當代海盜”。當人們把目光聚焦在上述國家的紛爭時,另一些國家或許連被“搶”的機會都得不到——早在採購這關,他們就已經輸了。
“在新冠疫情物資的爭奪中,富國把窮國推到了一邊”。《紐約時報》4月9日以此為題刊文,聚焦這場全球危機下貧窮國家的艱難處境。
文章指出,在非洲、拉美等地區,一些國家衞生系統資金不足且脆弱,還缺乏必要的設備;部分貧窮國家甚至每百萬居民才配備了一張重症監護病牀。這些國家本就在疫情中處於不利境地。
而現在,非洲和拉美的專家們被告知,病毒檢測關鍵設備的訂單無法在數月內完成,因為供應鏈正處於動盪之中,他們生產的所有產品幾乎都流向了歐美。從檢測工具到口罩,所有國家醫療物資的價格都大幅上漲。
儘管到目前為止,發展中國家報告的新冠肺炎確診數和死亡人數比發達國家少得多,但對很多國家來説,由於買不到測試設備,他們根本無法進行足夠的核酸檢測。

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實時疫情數據顯示,目前確診病例排名前5的國家,皆來自歐美
英國體外診斷協會(BIVDA)首席執行官威廉姆斯(Doris-Ann Williams)表示,在這場疫情之前,從未真正出現過試劑短缺的情況,“如果只有一個國家出現了傳染病,那還好,但(現在)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國家都在同一時間想要同樣的東西。”
創新診斷基金會(FIND)首席執行官凱瑟琳娜·博姆(Catharina Boehme)直言,對較貧窮的國家來説,對抗疫資源的爭奪可能是一場“全球性的災難”,因為供應鏈已經演變成了一場施壓行動,“每個國家”的領導人都親自打電話給製造業的首席執行官,要求優先獲得重要物資的供應,一些政府甚至提出派遣私人飛機運送物資。
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聯邦大學的塔努裏(Amilcar Tanuri)博士無法提供私人飛機。由於所需的試劑正在運向更富裕的國家,他管理的實驗室有一半都“無所事事”。
“如果你不具備可靠的病毒測試,就如瞎子一般。” 塔努裏坦言,現在只是巴西疫情曲線的開始,“我非常擔心公共衞生系統會很快不堪重負。”
巴西是拉美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國家,迄今確診病例已突破1.6萬,還有逾兩萬重病患者的樣本待檢測。儘管巴西總統對新冠疫情輕描淡寫,該國科學家們卻在努力加大檢測力度。
不過,當塔努裏博士近幾周瘋狂給各國私營企業打電話,試圖為實驗室每天收到的200樣本尋找試劑盒時,卻被告知歐美國家已經買下了公司幾個月的產量。

3月底以來,巴西確診病例驟增 圖源: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實時疫情數據
一些非洲國家的情況與巴西類似。
南非自3月27日報告了首例死亡病例後,迅速採取行動,在國內實施嚴格的封鎖措施,並進行了大規模病毒檢測。該國擁有200多個公有實驗室,這一數字甚至超過英國等富裕國家。儘管具備病毒檢測條件,但和巴西一樣,南非也要通過國際製造商提供檢測試劑和其他設備。
“我們有能力進行大規模的測試,但是我們一直被檢測設備和試劑沒有到位這一情況困擾。”為南非政府提供諮詢的傳染病專家文特爾博士(Francois Venter)説:“我們沒那麼富有,沒那麼多呼吸機,沒那麼多醫生,我們的健康系統在冠狀病毒之前就處於危險的境地……整個國家都在恐懼中。”
世界衞生組織業務支持和物流部主管保羅·莫林阿羅(Paul Molinaro)認為,製造商並不只想把產品賣給富裕國家,“他們希望多樣化,但他們面對來自不同政府的競爭需求……在價格上漲、競爭異常激烈的環境中,中低收入國家最終將排在隊伍的末尾。”
一些更貧窮的國家面臨的問題不僅僅是病毒檢測。正處於疫情初期贊比亞,除了試劑盒之外,口罩也面臨嚴重的緊缺。

贊比亞確診病例 圖源: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實時疫情數據
贊比亞傳染病研究中心董事查爾斯·霍姆斯(Charles Holmes)描述了這樣一件事:贊比亞曾試圖訂購一批N95口罩,儘管這批口罩早在2016年就已過期,中介卻仍開出了“5至10倍”的價格。
“當富裕得多的國家與製造商們進行對話時,(貧窮的)國家或政府是很難進行同樣對話的。”霍姆斯説:“私企可能會對出價最高者做出反應,而這只是商業行為。”
他補充説,製造商已經告訴贊比亞官員,他們無法保證交貨日期,因為大部分物資都已被美國和歐洲搶購一空。
貧窮國家本就處境艱難,個別發達國家還處心積慮補上一腳。N95口罩生產巨頭3M公司此前被美國政府要求停止出口口罩到拉美國家。直至本週,該公司與美國政府達成協議,獲准繼續將口罩運往加拿大和拉美,但前提是未來三個月進口1.665億隻N95口罩。
另一方面,疫情當前,美國也仍在對伊朗、古巴等國實施貿易限制,讓這些國家無法獲得急需的醫療物資。
“世界上任何地方感染了極易傳播的呼吸道病毒,都會使所有國家處於危險之中。”霍姆斯説:“富裕國家不僅有義務關注那些即將陷入困境的國家,在確保傳染病在發展中國家得到控制方面,他們也有着自身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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