麗貝卡•斯潘：革命已在路上，美國人民到了必須行動的時刻-麗貝卡·斯潘

【文/ 麗貝卡•斯潘】

恐懼席捲大地。大量企業倒閉。一些人發了橫財。驚慌失措的消費者囤積廁紙、食品和武器。政府的反應前後矛盾、毫無效力。日常經濟活動逐漸停擺。投資者找不到安全資產。政治派別主義愈演愈烈。一切都分崩離析。

《大西洋月刊》4月3日刊文《革命已經在路上》

這些場景既出現在了1789年和1790年鬧革命的法國，也出現在了今天的美國。我們是否正面臨一場剛剛開始但尚未命名的革命？我們是否希望這樣？

顯而易見，我們正處於重大轉變的邊緣。很多人提出這樣的類比——又一次大蕭條的來臨、近似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挑戰、全國性中年危機——還有不少其他類比。但很少有人把當前的時刻稱為一場革命。而有些人認為，伴隨着喬•拜登獲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勝算激增、伯尼•桑德斯的支持率下滑，即便有發生革命的可能性，新冠肺炎大流行也標誌着這種可能性的終結（4月8日，桑德斯宣佈退出2020年總統選舉，美國前副總統喬∙拜登成為民主黨唯一總統候選人——觀察者網注）。

近來，美國作家沙迪•哈米德在《大西洋月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新冠病毒扼殺了革命” 的文章，他認為新冠肺炎危機讓人們渴求“常態”，而非深層次結構性變化。作為一名研究18-19世紀法國曆史的歷史學家，我認為這樣的説法是錯誤的。

實際上，任何一個革命年代的特點絕對都是對穩定、對迅速解決動亂的迫切渴望。“我祈禱我們能在聖誕節前結束”，1789年10月一位受到圍攻的法國國民制憲議會議員在給一位好友的信中這樣寫道。當然，在現實中議會用了兩年時間來完成立憲任務，然後又選出了另一個議會；共和國宣告成立；路易十六受到審判並於1793年1月被處決；1799年，拿破崙•波拿巴將軍成為“第一執政官”，1804年成為皇帝；從1792年到1815年，歐洲陷入了連續戰亂。總之，生活再也沒有回到1789年以前的樣子。

美國現在可能沒有革命，但是我們肯定生活在了革命性時代。如果我們不這樣認為，那是因為新聞報道和日常對話被非人類因素佔據。今天，影響世界的似乎是病毒、市場和氣候變化，而不是有遠見的領導者或義憤填膺的人羣。感覺我們對歷史失去了掌控。

人們有時會想象昨天的革命是由自發的革命者策劃和實施的，但現實情況很少如此。實際上，革命時期裏不同社會角色有着不同目的和動機 (農民偷兔子、市民洗劫收費站、立法者起草憲法、焦慮的巴黎人在巴士底獄尋找武器)，他們融合成一個或多或少比較穩定的集羣。法國大革命給我們上的最永恆和具有解放意義的一課就是：人民創造歷史。同樣，我們今天採取的行動、做出的選擇，將決定我們的未來以及我們對過去的記憶。

法國大革命最初的幾個月與我們當前情況非常類似。經常被美國總統特朗普排擠和忽視的傳染病專家安東尼•福奇，就像路易十六時期頗受歡迎的財政部長雅克•內克爾。1789年7月初內克爾被解職，人們普遍認為這是一場災難。“如同失去了自己的父親”，數學家、天文學家讓•西爾萬•貝利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最近美國槍支和彈藥的銷售激增，讓人回想起巴黎人突襲巴士底獄尋找武器和火藥的情景（他們順便釋放了幾名被關押在那裏的人，但並不是他們的初衷）。新冠肺炎期間，美國市、州和聯邦官員圍繞是否“封鎖”所產生的衝突堪比1789年的法國地方市政革命，一些城市的領導人迅速宣佈擁護新國民議會，而其他城市的領導人仍然忠於專制王權的舊體制，還有一些市長和市議員被暴力推翻。

人們很容易把法國大革命初期和今天的美國做比較，但這並不意味着美國人註定要經歷恐怖統治，或者拿破崙那樣的軍事獨裁統治將向我們走近。它真正的意思是：一切都是可以奪取的。美利堅合眾國在外部壓力下和自身的嚴重矛盾下可能崩潰，但也可以對其重新構想、重新定義。

我們的生活也不會回到正常狀態，因為過去幾十年的慣例對很多美國人來説已經站不住腳了。今年3月，短短一週內就收到了330萬份美國工人失業救濟申請。接下來第二週，又有660萬人提交了申請。把自己的退休儲蓄投入股市的美國中產階級近來蒙受了巨大損失。即使在大流行之前，美國黑人的平均財富也只有白人的7%，印第安人的財富比這更少。在非西班牙裔美國白人中，因藥物濫用、自殺和酗酒而死亡的人數繼續上升。近250萬人被監禁。對現有機構（包括選舉團和國會）的信任已經微乎其微。在大流行期間去雜貨店購物安全嗎？我們應該戴口罩嗎？沒人知道該相信誰的回答。

就像美國和西歐過去的四十年一樣，18世紀是經濟、社會和技術經歷巨大變革的時代。來自英國和中國的相對大規模生產的廉價商品引發了歷史學家所説的18世紀“消費革命”。在18世紀80年代的巴黎，80%的工人階級家庭的櫥櫃中有10個以上的盤子，超過50%的人有一塊金錶（在18世紀20年代，這兩個數字分別是20%和5%）。全新的媒體形式出現了——現代小説、可大量複製的印刷品、大量刊登廣告的大眾化報紙，還有新的實體場所（咖啡館、借閲圖書館、共濟會會館）和虛擬空間（“文壇”和“輿論”），人們可以在這裏就那些作品進行探討和辯論。

隨着信息來源的激增，長期存在的權威來源（君主、貴族和國教）擔心失去權力，於是變成了反動勢力。與此同時，社會和文化創新所基於的長期轉變——歐洲海外帝國的擴張，定居者殖民主義的湧現，南美和中美洲的大量白銀出口，跨大西洋的奴隸貿易——以更加殘酷的形式繼續着。18世紀，有超過600萬非洲人被作為奴隸販賣——那個時代仍被一些人稱為“啓蒙時代”。

1789年夏天，當農民攻佔巴士底獄、革命者發誓要廢除封建特權時，許多精英階層感到他們的世界突然土崩瓦解。事實上，幾十年前這種分裂就開始了。今天，就像在18世紀90年代一樣，舊秩序在動盪中正走向消亡。即便在新冠疫情導致航班取消和旅行禁令之前，氣候變化活動人士就在告誡大家要改變自己的出行方式和習慣。即便在被政府下令關停非必要經濟活動之前，在線購物和當日送達已經在迅速重塑零售商業模式，而環境問題和反消費主義正在給時尚行業帶來革命性的變化。這場大流行及帶來的公共衞生危機讓人們突然意識到清潔工、護工、雜貨店存貨員和送貨司機日常在做的工作其實非常重要。綜上所述，這些變化可能看起來不像一場革命，但沒人預見到的才是真正的革命。

法國大革命（圖源：FEE網站）

在短暫而又無序的幾年裏，法國大革命讓異端、瀆神和巫術非罪化。而推動革命的男男女女們用一個基於男性公民普選的共和國，取代了歐洲最古老的君主制國家之一。他們還引入無過錯離婚，讓領養更容易；擁抱了法律面前形式平等的理想。雖然這個時期不長，但他們把就業、教育和生存權利定義為基本人權，況且沒有現成可參照的模式、沒有計劃、沒有事先商定的平台。正如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學家林恩•亨特所説，他們是摸索着前進。然而，兩個多世紀以來，他們即興創作的政治元素一直是革命的標誌性特徵：一個自我宣告的主權，設計的標徽，一首國歌，還有戰爭。然而，今天當美國人站在十字路口時，我們需要模仿的不是法國革命的結果，而是法國革命者的活力、創造力和樂觀精神。

當今世界，人類既要負起責任承擔錯誤，也要負起責任做正確之事。總之，我們必須承擔責任。事後看來，革命可能看起來像一個單一事件，但當時的親歷者不是這樣感受的。革命是漫長的時期，正常生活節奏被打亂，現有的禮儀失去意義。這令人深感不安，但這也是產生偉大創造力的時期。面對這場剛剛到來的公共衞生威脅，一些美國人居家隔離，另一些人則將自我健康置於度外抵禦威脅。我們可以哀嘆喪失的確定性，但也可以有意識地創造新的可能性。宣稱此刻為一場革命，就等於宣稱人類到了必須行動的時候。

（觀察者網凱莉譯自《大西洋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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