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巴黎日記：看到這篇文章，我對中國打贏輿論戰的信心下降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2020年4月9日 晴
昨天一位留學生打電話來，説發燒37.5度，有三天了，很緊張。他之前曾去過超市，排隊就排了半個小時。好在今天早上這個學生又告訴我，已經退燒了，還説在其住的樓下，每天人流不斷，跑步的人也很多。
這就是目前法國抗疫的問題。輕症不檢測、不管理，僅要求自己在家隔離。法國為了執行隔離令，不得不動員11萬警察，讓民眾自己在家隔離怎麼可能？再就是法國缺乏口罩，衞生部仍然堅持戴口罩沒有用，去趟超市的風險確實太高了。
法國不少超市已經開通了網上購物，但是幾乎個個網絡崩潰，長時間等待一無所獲。這次疫情算是體驗了法國網絡基礎設施的落後。中國可是經歷過多少年“光棍節”的考驗啊。今天給觀察者網做了一個視頻，結果掛在網上傳了整整一天，晚上才傳過去——這應該是上網人數減少了。經常到最後一秒就斷了，不得不重新開始，翻來覆去。就這網絡能力，還提倡在家辦公、上網課？
有朋友可能注意到最近一位法國律師的視頻很火。他就是我的朋友Damien Viguier先生。Damien和我的職業方向不同，但他工作之餘關心時事，也喜歡寫寫文章，還出過書，也經常在法國各地演講。
Damien Viguier先生（視頻截圖）
Damien很有正義感而且是行動家。2013年敍利亞戰爭爆發後他多次前往該國實地考察，為敍利亞戰爭難民辯護而起訴法國外交部部長，認為“不該跟隨美國向敍利亞發兵”，並在敍利亞電視台接受採訪，談論與難民的見面。事後也證明法國政府的決策是錯誤的，敍利亞政局動盪不僅導致“伊斯蘭國”的崛起，還造成嚴重的難民危機，法國和歐洲也深受其害。
法國爆發疫情後，我通過視頻向大家介紹這邊情況時，感覺如果再有法國本土的聲音，就會更全面了，於是就推薦了他。他的視頻除了介紹法國的應對情況外，還有對媒體的質疑和反駁。這一點和我的觀察是一樣的。但出乎我們意料的是，法國媒體迅速對他進行了攻擊。
文章的題目就是“北京和它奇怪的朋友”，把他定性為中國政府的朋友，在法國的語境下什麼意思大家都明白。文章開始也不説觀點對錯，而是先從Damien的政治立場説起。立場多元本是各個國家常見的現象，只要不超越法律底線，都應該尊重。但法國媒體顯然是要從他的立場入手來否定他的觀點，以至於Damien的太太發微信給我：“法國媒體太沒有底線了。”
自從寫巴黎日記以來，曾有很多網友擔心我在法國的安全。其實由於有語言牆的存在，法國人看不懂，我對法國是無害的。早期我還希望能夠寫給法國社會看，試圖喚醒他們，但後來我發現對於一個不想醒、拒絕醒或者根本就是裝睡的人，就是彈琴。
當然，這並不是説法國不關注我的文章，相反他們還會巧妙地運用：當某個觀點他們不方便説的時候，就會引用我的看法。
比如《查理週刊》由於刊登了冒犯伊斯蘭創始人的漫畫，引發全球穆斯林的抗議和憤怒，當温和派穆斯林試圖通過法律途徑捍衞自己的信仰時，卻敗訴。這種情況下，極端勢力就採取了恐怖襲擊。我在當時的評論中指出：“幸好中國沒有西方這樣的新聞自由”。這種政治不正確的話，法國媒體自然不敢説，但這並不代表他們不贊同，於是就在他們的報道中借我之口表達出來了。
但Damien不同，他直接用法語來表達自己的意見。儘管他並不是公共人物，但法國媒體仍然迅速做出了反應。套路自然是抹黑、抹黑，從而不戰而勝。
以我二十年的觀察，這已經是法國很成熟的套路了：對這樣的人，要麼邊緣化，要麼污名化，從而大大降低他的影響力。有些對華友好的學者，中國還不方便太過親近，也不太敢過多請他發表意見，就是擔心影響其學術發展，也損害其公信力。但西方捧起他們看中的人則沒有這樣的顧慮。中國需要向西方學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我在昨天的文章中提到，東西方在抗擊疫情的不同表現，給中國提升話語權創造了條件。但顯然有朋友不贊同我的這個結論，直接轉給我一篇採訪。
這篇採訪是中國國內一份雜誌的主筆馬先生對一位法國華人學者的採訪。這位法國學者我也不陌生，2008年就一起去台灣觀摩過選舉，一起參加選後研討會。這位學者一向對中國政治制度持強烈批評和否定態度，我們也多次論戰過。雖然立場和觀點不同，但我總認為一位學者還是要尊重事實。
這個採訪談西方和法國的疫情，但太多結論與事實不符。比如這位學者説：“絕大多數的民眾還是遵守和配合政府防疫措施的”，並認為“這就是現代國家的公民文化。”他還認為：這些西方國家也説“封城”，禁止日常外出，根本上還是基於民眾的認可與自律。
事實上，整個西方的民眾和中國比起來，在配合政府防疫措施上差得很遠，法國等很多國家都不得不動用警察和軍隊去執行防疫措施。就因為天氣好，大量的法國人又跑到户外去了，這難道也是自律和認可？美國到現在還有八個州沒有實行隔離令，其中一位州長解釋原因是實行也沒有用，民眾不會遵守。
西方這種表現都能被稱為“現代國家的公民文化”，中國算什麼？超級現代國家的公民文化嗎？
這位學者面對法國的表現，竟然這樣講：
“法國早就按照慣例準備了非常詳盡的計劃。但是這次公共衞生危機前所未有，有些措手不及，根據以往的經驗所做出的防疫安排與此次病毒詭異又疾猛的傳播狀況可能也有些不適應。由此造成的醫療資源的某些短缺也很難在短期間改善。”
法國如此糟糕的表現，在他眼裏竟然是“法國早就按照慣例準備了非常詳盡的計劃”。這應該是我見到的對法國表現的最高評價。法國出問題只是病毒太厲害，那麼這個標準可否用於中國身上呢？而且很不解的是，他隻字不提已有中國的經驗在前，有世界衞生組織的天天提醒在前。
類似的問題還有很多很多，比如“大部分國際輿論對中國應對措施的評價比較客觀”。我們知道，在今天的現實情況下，所謂國際輿論就是西方輿論，這話又説反了，和事實反了。
還有一個問題很有意思。馬先生問：“意大利疫情嚴重，死亡率尤其高，有人因此説，民主制度確實存在效率問題。你對於這種觀點作何評論？”這位法國華人學者回答道：
“如果説自由民主制度一定不能很好應對這次公共衞生危機，那麼就沒有辦法解釋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為什麼防疫成功？”
我很驚訝這位華人學者的邏輯竟然抄襲他們平時極為瞧不起的所謂“五毛”的觀點。每當西方向中國推銷普世價值時，包括我這樣的“五毛”總是説西方的普世價值在絕大多數非西方國家都是不成功的。只不過這位學者是用韓國等的成功來否認對西方不成功的批評。
事實上，我們一説西方當然是指歐美，這一次歐美沒有一個國家是成功的，這自然是制度的問題。東亞的韓國、日本和中國台灣都是儒家文化圈，制度雖然和西方相同，但表現不同，這隻能説明西方的文化也有問題。只不過文化的因素還是制度的因素哪一個更大，就需要嚴格的論證了。
對於東西方不同的表現，這位華人學者的結論是：
“評價各國應對這次公共衞生危機的措施與效果，涉及國家制度、文化傳統、人口結構、醫療資源等各方面，不能簡單地用一個變量來解釋。更不能老是盯着人家一時的問題，為自己尋找一些心理滿足。我們要看人家的長處，少看人家的短處，千萬不能過度地自滿，一自滿就會有問題。”
我對這位華人學者很瞭解，他在評論中國問題的時候從來就沒有這麼“和理非”過。怎麼當中國抗疫表現遠遠優於西方時，他的“和理非”精神就出來了呢？不僅僅是這位學者，在這種情況下很多人也都開始講國情了——以前這也是我們“五毛”們才用的武器。
這篇採訪的重點否定了中國舉國體制下的“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
“在現代世界，一個如此龐大的國家過分強調‘集中力量辦大事’為其王牌，其實是很危險的。因為現代文明的本質是變動不居、充滿風險，隨時有各種各樣的創新和不可預測的危機，一切都等着一個決策中心，等着‘集中力量辦大事’，隱藏着各種各樣重大的隱患。”
眾所周知，“集中力量辦大事”是中國製度突出的優勢，也是西方攻擊最多的地方。從實踐看，中國並不是什麼事都如此，日常問題、涉及面小的問題，都有正常的解決方式。只有類似於新冠病毒公共安全危機或者汶川地震這樣超大規模的災害，超出某一地的力量之時，才會啓動舉國體制。
而且隨着中國力量的增強，一些過去需要舉國體制解決的問題，現在單純一地也能解決。比如1990年中國第一次舉辦亞運會，當時國力弱，經濟落後，單純一個北京市無法承擔，於是發揮舉國體制、全國支持北京。但之後中國一個省就能承辦，再也無需集中力量了。
其實西方過去也有這個能力，比如二戰時的美國。只是後來西方逐漸失去了，並在這次疫情造成了嚴重的後果。難道這篇採訪的主筆和學者真的不瞭解嗎？
我只是不明白，該雜誌主筆為什麼要做這樣的採訪？而且多處有事實硬傷的採訪？不管立場如何，尊重事實、專業性還是底線吧。
不過看過這篇採訪後，我確實對中國打贏這場輿論戰的信心下降了。中國要打贏媒體戰，面臨的挑戰太多。不過，我還是有一個建議，可以從講好中國故事入手。而且確實有很多好故事，比如抗擊新冠疫情的治療政策。
此輪中國新冠疫情爆發，全國確診患者結算人數為44189人，涉及總費用75248萬元，人均治療費用約為1.7萬元人民幣。其中醫保支付比例約為65%，剩餘部分由政府財政進行補助。無論是本地或異地患者，都實行"先救治、後結算"。在基本醫保、大病保險、醫療救助等按規定支付後，個人負擔部分由就醫地財政給予補助，異地就醫醫保支付的費用由就醫地醫保部門先行墊付，疫情結束後全國統一組織清算，由參保地醫保部門與就醫地醫保部門結算。
反觀美國，國會3月份雖然通過了一項新法令，規定全民可以免費進行新冠測試，但這項法案沒有指出誰來承擔治療費用。直到4月3日美國衞生部長阿扎才表示，美國政府將準備1000億美元，為沒有醫療保險的美國公民承擔感染新冠病毒後的治療費用。
報道稱，加上因新冠疫情失業而失去醫療保險的1000萬民眾，美國目前有大約3800萬人沒有醫療保險。根據美國公共衞生非營利組織凱瑟爾家族基金會（Kaiser Family Foundation）的分析預估，一位沒有併發症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平均需要支付大約9800美元的治療費用。如果有併發症，費用立即翻番，超出2萬美金。1000億美元也就只夠500萬到1000萬人。這隻能祈禱儘可能低的感染率才能做到。
但是根據美國部分州的數據卻顯示，在這波疫情中非裔美國人死亡率比較高。比如芝加哥的染疫死亡病例68%來自非裔，而非裔僅佔芝加哥人口的30%。原因是非裔美國人受到和貧窮相關潛在健康狀況的嚴重影響，而且往往不易獲得篩檢和醫療照護的管道。
在美國部分州，非裔人羣染疫死亡率明顯高於其他族裔（圖/美聯社）
特別是非裔美國人的工作性質往往和民生必需相關，因此容易暴露在感染風險中。非裔美國人多半要面對人羣，像是公車司機，較多在護理之家或雜貨店工作，以及較多非裔美國人是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上班。因此沒有醫保的羣體也是這個國家貧困的羣體，他們得病的比例相對更高。
今天英國有了好消息，首相約翰遜走出重症監護室。但當日的死亡數接近900。相對於西班牙和意大利，英國還處於開始階段。意大利的悲劇則是高達100位醫生殉職。儘管這樣，意大利今天還發生了難以理解的事情：一位女性因乘坐公交車長達四個小時，被罰款400歐元。直到此刻，仍有人不在乎自己和他人的生死健康。
今天法國有一個好消息，衞生部長奧利維耶·維蘭和負責數字經濟事務的國務秘書塞德里克·奧宣佈，法國正在開發一種智能手機應用程序，可以在自願基礎上用於識別與感染者有過接觸的人員，該程序有利於識別新冠病毒“傳輸鏈”。法國國家信息與自由委員會（Cnil）主席瑪麗-洛爾·丹尼斯（Marie-Laure Denis）也確認，正在研究這個名為“StopCovid”的移動應用項目，希望建立一個移動跟蹤應用程序，但將在用户自願的基礎上實施。其實中國為了打贏病毒也是在自願的基礎上啊。
只是法國的措施相對於疫情總是太晚：新增死亡人數又單日超過一千，養老院的死亡人數超過4000！死亡總數超過1.2萬人，死亡率超過13%，已經高於意大利，全球最高！確診總數超過11萬，但是根據法國醫生工會的預測，感染人數約在160萬。
現在法德西意四國加起來總數超過50萬。稍令人安心的是，重症病人增長第一次出現下降。令人不安的還是紛紛出門的民眾。政府也只能再收緊措施：19點後超市關門。
但是今天的Odoxa的民調還是令我很驚訝：在口罩用處問題上，70％以上的法國民眾認為被政府誤導了，認為政府沒有講實話的高達77％。還有72％的民眾認為所有的城市應該戴口罩。
法國民眾醒悟的速度超出我的意料。下面我想看的是，既然民眾覺醒了，會採取什麼措施表達自己的意見，如何去追究政府的責任以及政府面對這樣的民調是否承認自己的失誤、如何改正。
但至少目前的苗頭是政府將繼續堅持已見：此前有幾個城市宣佈實行外出強制戴口罩令，今天由內政部出面被強行叫停！——儘管此時內政部工作人員感染者已高達1400名。
行政法院的理由是：“這一措施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合理的，嚴重侵犯了基本行動自由和有關人員的人身自由”。原來戴一個口罩的後果這麼嚴重啊！這大概是法國模式的上綱上線吧。
政府發言人的理由是：目前沒有關於所有人戴口罩的科學共識。當然，沒有科學共識就不採取措施似乎也對，可是當中國在疫情初期對病毒沒有共識的時候，西方又是怎樣反應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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