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波：抗疫要走“回頭路”？歐洲看了一眼中美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李波】

雖然這幾天國內外媒體熱點已轉向美國、特別是紐約州新冠病毒攻防戰的前線報道，但這兩天，從疫情一線傳來的最吃驚消息仍然是英國首相鮑里斯因為新冠病情嚴重住進ICU。當下歐洲，無論從總的感染數量和死亡率來看，仍然還是疫情的“震中”。4月7日最新統計顯示，歐洲確症人數是美國的兩倍、目前已經超過70萬，患者死亡超過5.4萬人。筆者預計歐洲確診患者人數應該在不久會超過百萬。

3月18號左右開始的大規模封城與“禁足令”，在德國和法國已經實施3周，從數據看，較嚴格的“社交距離”的管控效果是把前三天翻倍的指數增長轉換為平滑的“直線增長”。德國感染人數7號超過10萬，發展曲線按照每天平均5000人直線上升，預計20天后會接近20萬人。因此德國和法國衞生部門仍然強調本國的感染處在上升期，“峯值”尚未來到，封城至少將持續到復活節之後的4月19日，政府視情況做下一步決定。英國疫情發展落在德法後面約二週，“社交距離”規定的嚴格程度也較低，因此患者增加速度略快。同時，土耳其和俄羅斯二個人口大國也拉響警報。

圖中曲線數據截止4月5日18時（圖片來源：霍普金斯大學）

英國和德國那些本來就主張“羣體免疫”策略的政府顧問和專家們，其實心裏並沒有放棄自己的主張。3月18日前後，歐洲主要大國的出行禁令-“lock down”規定剛一宣佈，顧問們便心急火燎的在媒體發聲，説這樣策略執行的“經濟成本、社會成本、心理健康成本”太高，不可持續，積極推動所謂“退出策略”出籠。

3月24日，牛津大學傳染病演化生態學團隊（Evolutionary Ecology of Infectious Disease group）在推特上發佈一項正在進行研究的模型推測結論，號稱英國大約一半人口已被感染，該推測其實是強調立即進行大規模血清學調查、以評估英國新冠疫情正確階段的必要，這個消息也再次把“羣體免疫”概念拉回視線與政策辯論，英國首相的科學顧問和一些媒體專家重新提出以“羣體免疫”策略為基礎制定的“退出封城策略”。

這些“退出策略”的核心仍然是“拖延”：即利用目前的“封城期”時間（基本不問之前為何白白浪費了40天-60天的寶貴時間），迅速提高醫療服務體系應對能力、尤其是提高呼吸機病牀數量和醫護人員後備力量的儲備能力，根據目前一個月重症病例救護的實際操作的數據，更加精準計算現有醫療體系的“最大壓力系數”，“科學指導”逐漸放寬社交管理限制，例如，恢復某些重要行業的運作，或者乾脆先恢復學校和幼兒園的上課，在德國首席病毒學家Drosten教授看來，學校和幼兒園可以被作為“社會感染速度”的完美調節器，他提出的其它建議還包括在夏天之前最好把德國年輕人儘量全部感染，這樣今年冬天就好過些，這些毫不避諱的説法，使他一度在德國遭到批評。

國情不同，英國專家則是把年輕人愛去扎堆的酒吧和音樂會作為“感染速度調節器”，因此對於娛樂業關閉耿耿於懷。“退出策略”另外一個重要標配是：同時開展大規模人羣抗體測試，讓大量無症狀感染者和治癒的感染者能夠先恢復社會正常生活。在形形色色的“退出策略”中，能夠看見一個共同的“亮點”，那就是歐洲病毒專家們折騰幾個月之後，終於恢復了“常識”，承認了口罩的個人保護作用，能夠調控病毒傳播的速度。

德國羅伯特·科赫病毒研究所“自制口罩指南”

不少英國與德國的醫學專家雖然是認同病毒不會一次性被消滅徹底的看法，但他們不願意同意現在就公然把“羣體免疫”代表的“拖延策略”作為恢復社會生活的基本對策選項，他們猶豫不決、也不像《柳葉刀》主編Richard Horton那樣堅決與鮮明主張應該採納“武漢封城”模式，因此寄希望於新冠病毒疫苗的快速開發與批准上市的“突破”。

在有效疫苗出現之前，為了部分恢復“社交生活”，又能夠阻攔出現第二波病毒的大規模傳播，目前這些專家的共識是可以照抄韓國的作業：即大規模測試、堅決識別與隔離“疑似患者”的成功經驗。為此，要提供個人化的快速檢測手段，要提倡國家/企業財務上支持的自覺隔離行為準則，要打破歐洲國家死板的數據隱私權價值觀，通過相關大數據應用立法，使得政府可以強制推動“測試和跟蹤”方法。

德國Leopoldina國家科學院的醫學專家們在4月3日發表支持聯邦政府繼續延長“禁足令”三週的集體聲明就頗有代表性，其中呼籲了三項緊迫措施：1. 廣泛使用口罩，2. 啓用手機數據支持的隔離跟蹤系統，3. 提升大面積測試能力。這三個措施據説是在還沒有疫苗之前，社會生活恢復“部分正常化”的前提。看來在德國，“羣體免疫”提倡者暫時還沒有佔到上風。

但在幾乎沒有實施“社交距離”的600萬人口的瑞典（還有荷蘭），羣體免疫的試驗正在“進行時”，會引發進一步關注。與此針鋒相對的是，一個很受德國民間歡迎的大數據網站（coronazahler.de）做出相應預測，繼續保持目前的措施，到五月的峯值期會有1萬左右死亡，而放鬆措施，則有可能導致峯值期前後出現20萬人死亡的巨大風險。總之，4月19日之後的德國和英國領導人將面臨巨大壓力，在不同模型認知和價值觀交鋒中，究竟會如何選擇下一步引導人民行為的政策，是否要放鬆“社交距離”以復甦經濟生活，存在很大變數。

話説回來，為什麼我們在中國要如此關心歐洲疫情戰場策略的爭論與走向？把社會價值觀的差別先放在一邊，把關於歐洲國家是否應該學習、是否能夠結合自己情況學習“武漢封城”經驗也先放一邊，我們關心的直接原因，是全球抗擊疫情本是一盤棋。若德國一旦放任感染5800萬人（人口的70%），英國放任感染4000萬人“羣體免疫”大型社會試驗，則歐洲的“至暗時刻”將持續若干年，弄不好會出現二次、三次疫情集中大爆發，這將意味着全球供應鏈和人員國際往來處於較長停擺，意味着“輸入型”疫情對於中國和東亞國家、對於其它“悶死”病毒戰法第一階段取得成功的國家，會是一種長時間高壓。人類最終要戰勝“疫情”，中國不能夠“獨善其身”，而是要與其它國家相互理解、協調步調、共享資源、技術與方法。

王辰院士最近的一個訪談中也提到要關注“羣體免疫”的後果，在國內網絡引發爭議。因為王院士似乎對於疫苗開發前景有較多擔心，因此特別提醒注意以下風險：“疫情並未遠去，先要考慮現在我們和歐美之間的差別。他們會比較理性地，在資源短缺的情況下，會斷指求存……於是，在將來就可能出現一個情況，就是歐美人羣受了大的損失之後，他的人羣免疫能力就上來了，他可以敞開國門……我們反過來有可能面臨這樣的（被迫鎖國）局面”。

王院長褒獎的歐美國家是否“理性”暫且不論，“被迫鎖國”四字是筆者所加，這是一位德國華裔病毒學者在二月份解釋西方羣體免疫策略最終將會導致結果時所用的字眼。這位學者最近在一個視頻會議上説德國的這場防疫戰爭要持續“來回拉鋸”堅持二年，據説把之前理解贊同“德國打法”的張文宏醫生都搞糊塗了。

筆者在上篇文章就提出，全球新冠病毒的鬥爭前景，有些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情形類似，要克服歐洲“至暗時刻”政治精英決策路線搖擺，美國的態度至為關鍵。過去三週，美國自己確診患者劇增至30多萬固然令人震驚，美國馬上替代歐洲成為這次疫情的下一個“震中”。白宮給出的模型預計，在這一波衝擊下死亡規模在10萬人的數量級別，該結果會略高於歐洲總死亡人數，但是美國一旦進入“緊急狀態”後，其社會動員力度比歐洲來的堅決與有力，其社會共識的形成也比較迅速，美國眼下病毒蔓延之勢也是能夠很快得到控制的。目前，“羣體免疫”論調在美國是缺乏同情市場的，筆者提出的理由有以下三個：

一是特朗普總統顯然進入“戰時總統”角色之後，發出重視疫情防控、挽救生命的積極信號。之前特別看重大選年的經濟和股市業績的他，很快放棄復活節之後開工的念頭，認為美國要到六月份，才可能重新逐步恢復社會生活，英國和德國沒有領導人敢這樣明確説話的。看來福奇博士和蓋茨等明智人士的呼籲，要各州堅決“禁足”6-8周、大規模測試與隔離“疑似”和輕症病人，在控制與切斷病毒蔓延之後，再開放經濟生活，眼下實際成為美國疫情戰爭指導思想。

比爾·蓋茨特別看重中國與韓國的第一階段阻擊戰成果，他在美國電視介紹：“1月23日之後，中國意識到了疫情的嚴重性，然後實行了強有力的隔離措施，收效顯著。當然，隔離給所有人都帶來了困難，但確實阻止了疫情的蔓延。其他國家的做法會有所不同，但檢測和隔離的結合，顯然行之有效。在獲得疫苗之前，我們只能這麼做。”

第二個差別是，美國領導人與公眾對於美國公司疫苗開發以及特效藥研製方面創新能力的信心，遠遠大於歐洲社會。據報道美國有35 個公司和大學研究院所開展了新冠病毒疫苗的研發工作，至少有 4 種疫苗已經通過了動物實驗階段，3月16日，第一個疫苗已經在西雅圖病人身上開始臨牀實驗，在為大規模生產做準備了。美國政府將快速通過疫苗審核，特朗普每次記者招待會上都大力推銷新藥，以至於有笑話質疑他家族是否持有某公司“暗股”。樂觀估計可能會在6到12個月內面世。因此“佛系”的羣體免疫論調至少現在沒有市場。

美國著名華裔病毒專家（治療艾滋病藥物的發明者）何大一在最新《財經》採訪中也直截了當否定了歐洲的所謂“羣體免疫”。指出可以花20年的時間慢慢地、一點一點地發展羣體免疫力……要麼被感染，要麼靠疫苗救治。但想要在一兩年內培養出足夠的羣體免疫力是不可能的。疫情如此急迫，死亡率會居高不下，不會給你那麼長時間去培養。他的結論是，全球還在疫情的早期階段，完全可以採用嚴厲的類似“武漢”的封鎖與隔離模式，全球只有同步走，才能夠控制住疫情。

第三個差別則是來源於美國與歐洲不同的“政治文化”或者“政治道統”。歐洲精英可以討論“羣體免疫”決策利弊，等於公開把死亡人羣多少作為政府“某種災難決策”的理性目標追求，這全然不符合美國政治道統。“在危機中（美國人民）毫不猶豫地以神聖的語言來討論犧牲、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和家園，這在今天依然是事實。”（美國耶魯大學法學教授保羅 卡恩2011年在《政治神學》中這樣説）美國仍然是一個新教信仰主導的基督教國家，道統沒有斷裂，記得施特勞斯表揚説美國政治比歐洲好，是因為國家人民還保有宗教保守主義信仰，而歐洲人在二戰之前就世俗化的厲害。由此看，美國的政治道統裏面保存有“國家利益”“犧牲”“珍重生命”等價值觀。

當然，這些保守主義的價值觀與華爾街資本主義生命可衡量的市場價值觀念是衝突的，從美國極右派運動發展中可見一斑，而特朗普本人則是夾在二種價值觀的“道統”中左右為難的。歐洲則不同，政治精英們在世俗化的自由主義路線上已經走的太遠，政治決斷和宗教幾乎是徹底分離。集體主義和犧牲價值觀已經不是歐洲道統的主流，功利主義思想、契約主義、超主權實證主義的思想基本上在主導歐盟和歐洲主要（新教）國家。

歐洲的天主教為主流的國家如意大利、西班牙、法國和奧地利，都沒有提出“羣體免疫”，走的都是“舉國堅決抵抗”路線；希望實踐“羣體免疫”綏靖主義路線的，倒是英國德國荷蘭瑞典這些典型的新教國家。而德國內部最早主張嚴防死守、採取最嚴厲“禁足令”的巴伐利亞州，其居民也是以天主教為主。這種深層次的文明價值觀的基因差異，在社會面臨存亡的生死關頭，看來在顯現自己的關鍵作用。

4月3日的《華爾街日報》刊登了基辛格最新文章，這位參與打開中美交往大門、參與美蘇緩和過程的老人擔心，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傳播，全世界“城邦國家”的城牆正在悄然復興。他呼籲在國內政治和國際外交中，各方都必須剋制，將控制疫情置於首要位置，通過全球合作的願景與計劃，來戰勝新冠病毒對人類的攻擊。

基辛格在《華爾街日報》刊登文章《新冠病毒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

筆者認為，中國和美國二個大國如果拒絕走“羣體免疫”，那麼，單憑德國和英國等國，也是走不下去的，因為會把自己搞得“出不了國門”。但是，非洲地區國家、印度和其它衞生防疫基礎設施薄弱的地區，會不會因為缺乏資源而被迫走上“羣體免疫”之路？這個風險仍然存在。

要從根本上打消歐洲主要國家半推半就走“羣體免疫”的念頭，唯一的做法是，在WHO和聯合國的框架下，促中國與美歐通力合作，讓歐洲各國、世界各國都能夠及時分享到每年不斷迭代研發的針對性疫苗。只有這樣，疫情控制才有可能全球協調步調，只有這樣，我們就能夠不擔憂疫情捲土重來，可以在一個較長的時間跨度中，實現全球性的“羣體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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