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緝思：“身份政治”愈演愈烈，文明的衝突在所難免？
【文/ 王緝思】
一、身份政治在美國
只有理解“身份政治”（或稱“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才能真正把握當代世界政治的真諦。相同的身份，如階級、國家、種族、民族、宗教等等，是把人們組織、凝聚在一起的重要力量。
什麼是身份政治？從美國電影《利刃出鞘》講起。
《利刃出鞘》電影海報
這部電影是引人入勝的偵探片，其實又是美國當代社會的政治寓言，對美國現行移民政策、人權問題、種族問題進行了辛辣而深入的諷刺。女主角、善良的女護士Marta是南美洲巴拉圭到美國的合法移民。她母親和姐姐比她後到美國，不是合法移民。片中關於Malta到底是哪裏人，有幾種説法——哥倫比亞人、烏拉圭人、巴西人，可見美國上流社會對移民問題知識淺薄。影片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一個富豪家庭的白人至上主義。
Thrombey家族後代的財富，是從老爺子Harlan Thrombey手裏借了100萬美元起步的（暗喻特朗普）。這個家族後代為了遺產而爭風吃醋，遠不如移民女護士善良。豪宅三樓那個偽裝的窗户，暗喻特朗普嚴苛的移民政策，讓移民們沒法光明正大地進入美國，只能從小路進來。但家族後代Ransom也爬過一次，隱喻當年是一羣不屬於美洲大陸的白人，渡過大洋進入美洲的，而且並沒有得到原住民印第安人的同意。
男主角Ransom狡辯説，一個南美人憑什麼霸佔我們Thrombey（斯隆比）家族世代居住的祖宅，老爺子提醒他，這棟房子是上個世紀80年代從一個巴基斯坦人手裏買下來的，暗示美國上流精英佔有的這片土地，也不是自古以來就屬於他們的。
Ransom在動刀撲向Marta之前狂妄地説：“我們雖然接納你到家裏，這裏永遠不是你的家。” 代表了很多美國白人心目中的排外性。他們忘記了自己的祖先也曾是移民，忘記了這個國家是由移民創業的，怪罪新移民搶走了他們的土地、財富、工作、文化。Marta一家來到美國，辛苦勞作，卻沒有平等享有資源的權利。
《利刃出鞘》劇照
影片反映的是兩種不同身份的人——Marta及其家人所代表的新移民、窮人和Thrombey家族所代表的白人（老移民）、富人之間的關係。今天美國身份政治最突出的一種類型，就是本土白人同新移民的衝突。《利刃出鞘》的編劇是美國不折不扣的左派。影片中富豪家族的人，除了老爺子以外， 都會是特朗普的狂熱支持者：“讓美國（白人）再次強大起來”，“美國（白人）第一”。亨廷頓著《我們是誰》，也就是“何謂美國人”，值得一讀。
美國人的身份一直是多元的。特朗普是美國人（祖父德國人，母親是蘇格蘭人）、紐約人、本土人（非移民）、白人、企業家（轉成職業政客）、富豪、基督徒（存疑）、共和黨人（以前不是）、保守派、老人。美國從瓦斯普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WASP）到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轉變，一右一左，從右至左，又從左至右。里根/老布什→克林頓→小布什→奧巴馬→特朗普→？→？
身份政治在美國的興起
20世紀美國和世界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經濟問題引起和決定的。左翼政治以工人、工會、社會福利項目、再分配政策為核心，同情勞苦大眾，“公平地分蛋糕”；右翼則主要關心縮小政府規模，發展私人產業，為資本家和企業主服務，刺激經濟，“把蛋糕做大”。
今天，在美國和西方國家，政治的主題正在從經濟或意識形態轉為“身份”（identity）。左派對經濟平等的關注減弱了，轉而更多地關注如何促進各個“邊緣羣體”的利益，如少數族羣、移民、難民、婦女、LGBT（女同性戀Lesbians男同性戀Gays、雙性戀者Bisexuals、跨性別者Transgender）羣體。
黑人生命平權運動（Black Lives Matter movement），起因於一系列警察殺害非洲裔美國人的事件。Me Too運動，是女星艾麗莎•米蘭諾（Alyssa Milano）等人2017年針對老闆侵犯多名女星醜聞發起的運動，她們呼籲所有曾遭受侵犯的女性挺身而出，説出Me Too慘痛經歷，藉此喚起社會關注。
右翼則將其核心使命重新定義為國家和民族振興（“讓美國再次強大起來”）、弘揚傳統文化和宗教（抵制多元文化主義）、本土身份（抵制移民和難民）、或明或暗的種族主義。兩種不同的“政治正確”——多元化和民族主義在相互競爭，現在後者壓倒了前者。
在美國，法律規定的平等並沒帶來經濟或社會上的平等。對一系列羣體的歧視依然存在，市場經濟也造成了巨大的結果不平等。美國在總體上是富有的，但在過去30年間，收入不平等的現象極度加劇了。大部分人口收入增長停滯，社會中的一部分人經歷了階層的下滑。
貧困在新移民中最為明顯。他們往往因為身份、語言和工作技能的原因，收入不穩定，只能勉強維持最基本的生活。根據美國2018年的人口普查，拉美族裔人口是美國最大的少數族羣，10年內增長了43%，佔美國總人口的16%，把黑人遠遠拉在了後面。在2010年《洛杉磯時報》統計的數據中，美國4360萬貧困人口中基本上以黑人和拉美裔人士為主。
2018年，美國擁有4540萬外國出生的居民，在全體居民中佔了約七分之一。外國出生居民中有約一半來自拉丁美洲，不到三分之一來自亞洲，10%來自歐洲。歐洲移民比其他移民的平均年齡要大。美國亞裔總人口已達2140萬，其中以華裔美國人(包括香港和台灣移民美國)最多，超過508萬人。220萬在中國出生的人現在居住在美國。
非洲裔美國人經過上個世紀60年代的黑人解放運動，大規模地從南方移民到紐約、芝加哥、底特律等大城市，在鋼鐵、汽車等大企業找到工作。當傳統工業部門衰落以後，黑人失業增加，犯罪率上升、吸毒、單親家庭、無家可歸等社會問題隨之而來，向上的社會流動越來越困難。
到本世紀初，這種社會衰敗現象蔓延到白人的工人階級。技術創新減少了勞動力需求。全球化大潮下，作為廉價勞動力的拉美移民大量湧入美國，而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廉價產品大批進入美國市場，被認為搶了美國人的飯碗。
毒品大量進入白人社區。2013年到2014年，美國白人男性的預期壽命下降，這在發達國家中是罕見的。在單親家庭中長大的白人工人階層的兒童的比例，從2000年的22%上升到2017年的36%。在這種情況下，還堅持優待非洲裔美國人的“矯正性行動”，堅持歡迎拉美移民的政策，越來越引起白人反感。反移民、反全球化的民粹主義甚囂塵上。
特朗普上台，使白人民族主義從邊緣走向了主流的位置。白人民族主義者抱怨説，多元文化主義談論黑人權利、婦女權利、同性戀權利、其他宗教的權利，但要想提倡美國白人的權利，就會被戴上種族主義的標籤。白人正遭受傷害，他們的處境和痛苦被社會中其他人忽視了，主流媒體和建制派形成的思想和政治結構應當被打破。意識形態光譜的兩端——左翼和右翼，都在打“身份政治”這張牌。
美國政治的兩極分化：共和黨正成為白人政黨，民主黨正成為代表少數羣體（非洲裔美國人、拉美裔、職業女性、LGBT社區）的政黨。如果這一進程繼續下去，“身份”將完全取代經濟和意識形態，成為美國政治的核心分歧。這種情況遠離美國民主的初衷。民主黨面臨着一個重大選擇：是繼續打身份政治的牌，還是爭取贏回一些白人工人階級選民？白人藍領從羅斯福新政到約翰遜的“偉大社會”計劃以來一直是民主黨的票倉，但2016年大選中卻投奔了共和黨。
美國面臨着身份政治的巨大挑戰。200多年來凝聚美利堅民族（American nation）的不是膚色（race）和族羣，而是共同的價值觀和社會不斷前進、不斷創新的“美國夢”。今天美國政治受到財富集中、貧富分化和全球化的強烈衝擊，文化、宗教、人口多元化，開始走向分裂、極化、碎片化。要恢復凝聚力，是否需要尋找並確定最大的外部威脅？當代世界政治出現的類似趨勢，下次課再加以探討。
二、當代世界的身份政治及理性分析
當代歐洲身份政治的突出表現
歐洲不能達到政治上的統一，主要原因是歐洲大陸在宗教、民族、文化、經濟等方面的多樣性。
歐洲許多國家一直在自身統一和分離的進程中徘徊。冷戰結束後，捷克斯洛伐克分裂為捷克和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已經分裂為6個主權獨立國家，科索沃也在事實上脱離了塞爾維亞的政治領導，只不過它的獨立沒有得到國際社會的一致承認。
從德國的巴伐利亞，意大利的撒丁島，法國的科西嘉島，到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分裂的幽靈遊蕩歐洲”。
英國“脱歐”已是既成事實。有大約一半的英國人要求脱歐，到底是什麼原因呢？首先，英國在歷史上一直對歐洲缺少歸屬感，更多認同的身份是“大西洋國家”、“英語國家”、“英聯邦國家”，同美國有尤其特殊的關係。蘇格蘭2014年公投“脱英”未成功，但英國脱歐後很可能重新努力。
歐洲穆斯林移民大量增加所帶來的的身份政治，對今日歐洲產生了強烈的衝擊。英國的穆斯林移民來自巴基斯坦、孟加拉國、阿富汗、印度等國家；荷蘭的來自印尼；法國的來自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斯等。土耳其成為德國的重要勞動力供應國。冷戰結束後，中東、北非、南亞一些國家動盪不已，加上交通與通訊日益便利，從伊斯蘭國家流向歐洲的移民潮、難民潮勢不可擋。
2010年歐洲的穆斯林人口約為4300萬，約佔歐洲人口的6%。到2050年，穆斯林人口預計將達到7100萬，約佔歐洲人口的10%。（網絡上傳説的“穆斯林將在2050年佔歐洲人口多數”或者至少達到30%的預言，其實是不着邊際的誇大）
穆斯林在歐洲各國和城市的分佈並不均勻。在法國，穆斯林已經佔了人口的7.5%到10%，而倫敦的穆斯林達到了這座城市人口的12％。到2050年，穆斯林很可能佔法國人口的20%到25%，佔到德國人口的20%。此外，東南歐的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阿爾巴尼亞、科索沃地區的人口，大部分信仰伊斯蘭教。
隨着穆斯林人口的增加，伊斯蘭教在歐洲發展十分迅猛。再過二三十年，伊斯蘭教將取代天主教成為法國第一大宗教。歐洲人對傳統宗教的熱情衰減，穆斯林新移民對伊斯蘭教卻十分虔誠。歐洲原住民的生育率低，老齡化嚴重，而穆斯林人口生育率高，年輕人居多，兩者形成鮮明對比。
迅速增長的穆斯林社羣與歐洲原住民在文化、生活習俗、經濟收入等方面的巨大差異，使他們不僅難以融入歐洲主流社會，而且強烈地抵制歐洲現代文明。伊斯蘭教追求以教法全面支配穆斯林共同體。不少歐洲的二代和三代穆斯林移民產生了對伊斯蘭教共同體（烏瑪）的認同，容易受到跨國的伊斯蘭激進組織的影響。這種趨勢，同以個體自由為核心、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做出區分的現代歐洲文明，構成了尖鋭衝突和巨大挑戰。
幾十年來在歐洲盛行的多元文化主義和人權政治，不僅難以抵禦伊斯蘭教，反而為它的擴張提供了便利條件。歐洲一體化的進程弱化了人們對民族國家的政治認同，而基督教的衰落導致許多歐洲人失去了宗教的精神力量。因此，歐洲缺乏有效應對伊斯蘭教挑戰的政治和精神資源。
在中東地區，族羣、宗教、文化、文明認同的相關性最明顯，最突出。舉例：敍利亞境內的人口90%為阿拉伯人，其中絕大多數為遜尼派。敍利亞總人口的15%左右為屬於什葉派穆斯林的阿拉維派(Alawite)。阿拉維派大多聚集在港口城市拉塔齊亞。阿薩德（巴沙爾）家族便來自這一派。但在正統遜尼派眼裏，阿拉維派其教義與正統穆斯林相距甚遠。但這一少數族羣，在敍利亞1970年復興黨政變之後，佔據了政府與軍隊的重要位置。
在敍利亞西南部戈蘭高地與大馬士革附近，集中了佔總人口5%左右的德魯茲派。德魯茲派也屬於一支少數穆斯林教派。8%左右的敍利亞人口是基督教化了的阿拉伯人，他們大多集中在大城市的城鎮中心。敍利亞的基督教人口絕大多數支持現政府，並不希望看到世俗化程度非常高的現政府倒台。敍利亞還有約10%的非阿拉伯人口，其中主要有亞美尼亞人和庫爾德人，另外還有土庫曼人和猶太人等。
什葉派穆斯林——波斯民族——伊朗神權國家——敍利亞政權阿拉維派——黎巴嫩真主黨——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遜尼派）
遜尼派穆斯林——阿拉伯民族——沙特等海灣君主國——敍利亞反對派（遜尼派為主）
“身份政治”（認同政治）的概念
“認同”是指人們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產生的一種感情和意識上的歸屬感。個人在一定的社會聯繫中確定自己的身份（identity），並自覺或不自覺地以對這種身份的要求來規範自己的政治行為。在許多歐美國家，身份政治成為不斷分化的身份羣體爭取承認和獲得權益的活動。政黨及其領導人通過籠絡身份羣體而鞏固並擴大選民基礎。為了追求差異性和本羣體的“尊嚴”，自由民主國家於是走上政治分散化、極化和分裂。
全球化時代，人們對本民族（族羣）、本國、本地區、本宗教羣體的認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而這幾種認同又往往是相互交叉的。
先天身份：地域（香港、中東）、國家（中國、埃及）、民族（漢族、阿拉伯）、膚色/族羣、血緣、性別、性取向、文化、宗教
後天身份：階級、黨派、職業、教育程度、意識形態/價值觀、年齡
每個人都可能有多重政治身份（認同）。他可以同時是約旦王國公民、穆斯林、遜尼派教徒、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可以是中國公民、中共黨員、維吾爾族、新疆人、民工。作為公民的個人和羣體，最深、最根本的認同是什麼，“我是誰”、“我們是誰”，才是問題之所在。在中國，要求國家認同、民族認同、階級認同、政黨認同、意識形態認同、文化認同等等的一致性，但已經出現（特別是在青年一代中）認同的多重性和多樣性。
有許多學者論述了中國、中華民族、中國人的“身份”問題。梁啓超、費孝通、王庚武、許倬雲、葛兆光、馬戎等等。歷史學家葛兆光認為：“理解中國這個民族國家，可以有三個向度，即歷史、文化和政治。從歷史角度説，‘中國’在空間上是一個邊界移動的‘中國’；從文化認同上説，中國是一個邊緣雖然有些模糊，但核心區域相當清晰和穩定的文化共同體；從政治體制上説，很多人筆下口中的‘中國’，常常指的是一個王朝或一個政府，而這個政治意義上的王朝和政府並不等於國家，更不是歷史論述中的中國。”
社會學家馬戎提出的問題是：“種族衝突與族羣矛盾是長期困擾人類社會的一個核心議題。近年來中國的族羣問題越來越受到全國民眾和世界各國關注。其中，族羣平等和中國政府的少數族羣優惠政策逐漸成為討論焦點之一。我們應當如何理解“民族/族羣平等”這個普遍接受的普世性原則？應當如何分析政府以少數族羣成員為對象的各種優惠政策的理論和法律依據？……”
當代西方已陷入身份政治的深淵，造成了自由民主制度的危機。身份政治作為對身份歧視和身份壓迫的矯正和反抗，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成為少數身份羣體反抗主流身份霸權的武器。但是，身份政治以其身份重疊、身份固化、身份衝突和身份隔離的特性，打着平等、公正、尊嚴的旗號，煽動民粹主義，掩蓋階級矛盾，深刻地分裂着社會，威脅着很多國家的政治穩定。
三、“文明衝突論”再評價
1993年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的政論《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和1996年的著作《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問世20多年來，引起的政治爭論和學術討論長盛不衰。這至少證明，“文明”問題是同當代世界政治密切相關的。
“精神文明”、“亞洲文明”、“工業文明”、“伊斯蘭文明”、“文明禮儀”、“校園文明”等諸多詞語裏説的“文明”，意思大不相同。“文明”有兩個基本含義，一是人類社會發展程度較高的形態、階段或組織，同文化、教育、科學、道德、禮儀相聯繫；二是一個民族、國家、地域或具有共同精神信仰的羣體的文化遺產、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的總和，也可以指其某一斷層。
亨廷頓指的“文明”屬於第二種含義。他説：文明是一個文化單位，是最高的文化羣體，是範圍最大的文化認同，文明之間的最大區別不是種族或民族，而是宗教。今日世界的主要文明是西方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東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還可能有非洲文明。
亨廷頓認為，冷戰結束後，意識形態鬥爭和大國爭霸不再是世界政治的中心議題。新的焦點是“西方同非西方（the West and the rest）的對立”。對西方的最大威脅來自於伊斯蘭激進勢力，而非任何大國。“伊斯蘭同其他文明的斷層地帶到處流淌着鮮血。”。他斷言儒教文明將同伊斯蘭文明聯手抵抗西方文明。
亨廷頓説，西方文明不具備普世性，不要以為西方文明能夠改變或整合其他傳統文明。9/11後，他反對在美國利益未受到直接損害時，干涉伊斯蘭世界的內部事務，強行推行西方化或“民主化”。他明確主張文明間對話，相互寬容。“文化是相對的，道德是絕對的。在多文明的世界裏，建設性的道路是棄絕普世主義，接受多樣性和尋求共同性。”
亨廷頓是保守的民族主義者，反對宣揚全球化，不主張美國“張牙舞爪”，而主張“獨善其身”。文明衝突論的核心是擔心衝突發生在美國國內，美國在多元文化主義中“變質”，拋棄WASP（盎格魯-撒克遜新教白人）文化。2004年著書《我們是誰》，對新移民帶來的文化、宗教、種族的多元化憂心忡忡。在這個意義上，亨廷頓是論證“身份政治”的鼻祖。
對“文明衝突論”的批評和相關論戰：
反映了西方中心論、種族沙文主義和霸權思想。
更激烈的流血衝突和政治對抗不是發生在文明之間，而是發生在文明內部（什葉派和遜尼派）。
儒家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不會聯手對抗西方。
相關論戰涉及5個理論問題：
（1）文明因素的政治作用有多大？
（2）世界各文明正在走向衝突還是走向融合？
（3）在西方同非西方的鬥爭中誰將佔上風？
（4）西方的主要挑戰者是非西方中的哪個力量或力量組合？
（5）文明範式同國際政治研究中的其他範式是什麼關係？
“文明衝突”論戰的現實意義與理論意義
冷戰後的世界政治證實了亨廷頓觀點的深刻預見性和偏頗之處。今天的美國國內政治分歧和國際恐怖活動，都為他20多年前所預料。美國的民族國家認同何在，政治自信何在？多元文化主義與傳統保守主義之爭，是當今美國政治的主線。西方和非西方的區隔，確是當今世界的主要政治特徵。
關於儒教文明同伊斯蘭文明合作對抗西方的預測是錯誤的。但中國文明向何方發展，如何彌補精神信仰的缺失，糾正道德失範，如何同西方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相處，是“真問題”。國際政治不是簡單的國家權力和利益的鬥爭。利益之爭通過文化價值觀“透鏡”可以無限放大。21世紀的世界意識形態分野在哪裏，值得思考。
亨廷頓開闢了研究世界政治的另一個視角。他不相信“理性選擇”，因為宗教信仰、文化認同，都不是建立在理性之上，而是感性的，與生俱來的。他不認可文明融合的看法，指出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都是一神論，都認為自己掌握絕對真理，都在某一階段不能寬容其他宗教。宗教改革和政教分離後，西方社會走向多元和寬容。今日之伊斯蘭教卻最不寬容，偏好暴力傾向。
伊斯蘭國家最終能實現現代化嗎？能接受西方民主政體嗎？伊斯蘭激進勢力形成的深層原因是什麼？缺乏政治載體的伊斯蘭主義是否構成對西方的主要威脅？也許，斯拉夫-東正教的俄羅斯，或者充滿文化優越感、日益崛起的中國，才是美國面臨的主要威脅？這些都是文明衝突論戰中提出而尚待解決的問題。
有中華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波斯文明等等，是否存在一個同西方文明相對的“東方文明”？“東西方文明”、“亞洲價值觀”之説大可質疑。“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西方文明已經衰落，東方文明或中華文明將拯救世界”的觀點很流行，但值得商榷。
亨廷頓的中心命題之一是：美國需要外部敵人來界定和維護自己的民族國家特性。“對於美國來説，理想的敵人該是意識形態上與自己為敵，種族和文化上與自己不同，軍事上又強大到足以對美國的安全構成可信的威脅。”這一思維方式邏輯性強。在國際上普遍存在。比如孟子説：“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
出生於黎巴嫩的美國學者阿賈米在悼念亨廷頓的文章中感嘆道：“我們今天的學術界沒有人能同他比肩。他為之貢獻終生的領域——政治學，已經基本上被一代新人巧取豪奪了。他們是相信‘理性選擇’的人，靠模型、數字而工作，用瘠薄枯燥的行話來寫作。”
亨廷頓的學者和政策謀士雙重身份既有區別，又相互影響。他的著作橫跨政治思想史、比較政治學和國際政治領域，帶着厚重的滄桑感，凝聚着人文素養，也滲透着豐富的個人閲歷，包括環球旅行的觀感。他的學風屬於那一代人，正統、保守，卻包藏着尖鋭甚或偏激的風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