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詠幻：日本防疫戰終於發動，東京社畜們還好嗎？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月詠幻】
4月7日晚間，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終於在政府新冠肺炎疫情對策本部會議上，發佈了緊急事態宣言。包括東京都、神奈川縣、千葉縣、埼玉縣、大阪府、兵庫縣和福岡縣在內的七個地區正式進入了緊急事態。宣言自8日起生效，持續時間約為1個月，至5月6日結束。
對日本民眾來説，緊急狀態宣言終於發佈，意味着“預熱”許久的“發動篇”終於來了。4月5日的時候，安倍表示如果東京都內連續兩天感染者都超過三位數，就需要發動緊急事態宣言。6日，日本政府表示將在7日進行緊急宣言。而7日當天，連著名的不務正業只想播動畫的東電都做了特別節目來介紹緊急宣言，告訴日本國民，需要注意避開“密閉、密接、密集”的“三個密”接觸。
這“正篇之前有預告片，預告片還有預告片，預告片的預告片還有預告片”的操作，自然令一貫謹慎，鄭重，按部就班的日本民眾也感覺忍俊不禁，編了不少段子來調侃。
（圖片來源於推特截圖）
也是在4月7日晚間，我所就業的某二次元產業公司的辦公樓物業突然打來電話，緊急告知有一位物業員工被確診為新冠肺炎，8日要對大樓進行消毒所以要停業一天，我聽了電話，有點意外但又頗有些慶幸地回答説：
“謝謝關心，不過我為了防備新冠肺炎，這段時間一直在家工作來着。”
對於像我和身邊小夥伴這樣的在日中國人來説，緊急狀態不是從4月8日開始，而是從兩個月前就開始了。中國人對新冠疫情嚴重性的認識是充分的，由此一來日本政府的温吞猶疑顯然就不能讓我們安心。早在對鑽石公主號郵輪災難性的處置後，我們就已經購置了蛋白粉、保存用的水，還有各種能儲備三五年的食糧——比方説能保存五年的麪包。做好了東京封城，公共交通和超市等基本停擺，所有人在家裏蝸居兩個月的準備。
因為朋友們都集中在創意和IT行業就業，所以申請在家辦公也不麻煩。一位遊戲從業人士已經從2月開始就沒出過門了。我雖然晚一些，但也已經躲在家辦公半個月了，跟那位確診病例自然毫無接觸。
（圖片為筆者亞馬遜購物記錄截圖）
可是慶幸之後，我才想到正好在9日還有個會議必須要回公司去出席……怎麼説呢，從業務上講這個會議還非得現場開不可，好在緊急狀態之後，公司已經宣佈全員在家辦公，去完這一趟之後就可以在家呆至少一個月了。
於是在東京進入緊急狀態的第二天，我難得地出門一趟，順便也觀察一下這個“非常時期”的大城市。
“新冠疲勞”的市民
日本政府的防疫理論，是跟全世界都不同的。3月初的時候，日本厚生勞動省給出的結論“日本國內的80%感染者不會傳染其他人”。這個看似詭異的觀點乍看好像不是沒有道理。日本政府和很多國內人一樣對日本老百姓有種蜜汁信賴，覺得“日本人聽話，有了症狀就會第一時間去看醫生，看了醫生就自行隔離在家不出門，連面對家人的時候都戴好口罩，絕對不會給人添麻煩”。再加上有了數據支撐，就顯得好像令人很安心。
（圖片來自日本厚生勞動省）
因此這時的日本政府看來，零星感染不可怕，只有“集團感染”——出現大範圍傳播才是危險的。這也就直接導致了有不少工薪族頂着發燒也要去上班，而且就算坐的是早上人擠人的滿員電車，也要裝作無事發生。
日本政府在2-3月間一直沒有進行大範圍檢測，也沒有采取強制性措施從社會範圍內切斷傳染渠道。只是不斷地要求疑似患者在家隔離，而對集團感染事件倒是儘可能地追溯傳染途徑，並且檢測所有接觸者。而我能夠申請在家辦公，就和東京最大的一起集團感染事件有關。
（圖片為筆者自行拍攝）
這是我從東京台東區的住所附近拍攝的照片，紅圈處是永壽醫院，這裏在3月末爆發了東京最大的集團感染事件。一開始就發現有1人死亡，10人以上感染，隨着流行病學調查確診數量還在上升。我從住所到這個醫院只需要步行一分鐘，可以説是處在了集團感染的波及範圍之內，因此為了保護自己和同事起見，當時就申請了在家工作。
而當我開始自我保護的時候，日本網上依然是韭黃論調盛行，説日本這個少檢測只抓集團感染防疫措施能防止醫院救不過來人。軟銀的孫正義大款想要捐贈試劑，居然被很多日本網民一致噴回去，説確診太多會造成醫療崩潰——事到如今看來，不少患者遲遲不得確診造成在多個醫院往返，讓醫院本身都成為了充滿了病毒的危險環境，院內的集團感染不止一次發生。同時很多患者根本沒進入醫院，只能在家裏自行療養，也可以説“醫院救不過來人”的現象已經出現，醫療系統已經崩潰了。
也就在同一時間，東京的疫情正在醖釀，而我的日本鄰居們依然被自己的政府挑弄得找不着北：一邊是對新冠疫情的樂觀預期，一邊是不斷要求“自肅”（自行剋制）不必要接觸，防止病毒傳染。他們也搞不清楚：到底新冠危不危險，到底日本疫情嚴不嚴重？久而久之，不少日本人產生了“コロナ疲れ（新冠疲勞）”。有人在居酒屋裏接受採訪的時候表示，自肅來自肅去太辛苦了，自己為了放鬆減壓，特地來摘下口罩喝一杯。
三月中旬的時候，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呼籲人民們週末不要出門，或許是她想着安倍不肯宣言那我自己努力一下吧。但是在3月20-22日的三日假期中，日本各地依舊有很多人聚集在公園裏賞花——並且果然變成了大型交叉感染現場。
（圖片來自產經新聞https://www.sankei.com/life/news/200407/lif2004070086-n1.html）
由於政府也並沒有高效統一地讓人民知道這個病毒的傳播性，人們當然不知道面對的是有多恐怖的東西。雖然有很多知名人士甚至Youtuber（Youtube網紅，地位類似國內的Bilibili up主或者抖音大V）呼籲取消“不要不急（不必要，不緊急）”的外出，但作死的歡樂青年還是不少。
3月初日本學校決定停課，迪士尼和環球影城關門了，我在原宿幹活兒的時候依舊看到一大堆十六七歲的妹妹在逛街排隊，而且沒戴口罩。其中不乏這類人羣表示“新冠病毒是什麼？好像很酷炫，我想感染看看”、或者“保持正面的心態就沒事了！”的態度。
「跳跳舞，就可以把病毒吹飛！！」（視頻截圖）
「我就有點莫名自信，覺得自己不會死」（視頻截圖）
而有一名足夠頭鐵的年輕人，在東京都請求人民不要出去玩之後，還是在三月底的週末參加了千葉的音樂節。他成功中槍之後，當事人表示就是很後悔。
（圖片來自讀賣新聞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200410-00050085-yom-soci）
而年輕人頭鐵，另一方面此次感染症的高危人羣——五六十歲的人——都在幹什麼呢？
這是一份隨機調查的問卷，其中五十歲和六十歲的男性女性回答「正在商場裏購物」的比例十分驚人，達到了30～40%。
(圖片來自 Cross Marketing )
https://www.cross-m.co.jp/report/health/20200402corona/
從這方面來講，不論緊急事態宣言有多少實際效力，至少可以大大強調事態的嚴重性，讓已經陷於“新冠疲勞”，開始面對未知的敵人鬆懈戒備的市民加強警覺。至於我自己，倒是警覺已經拉滿了。
緊急狀態下的上班族
在出門的時候，我意外地在信箱裏發現了一張非常與時俱進的宣傳單（可惜我沒有注意保存）。廣告單宣傳的業務是“特殊清掃”：如果你的寫字樓裏出現確診病例了，可以用他們家的特殊清掃服務來完全消毒，讓建築物恢復“安心和信賴”。收費是800日元每平方米。
這麼説來，敝社所在的辦公樓就已經定製了這樣的服務——這些特殊清潔公司或許之前是從事“孤獨死”（不為人察覺地獨自一人死在家中）房間的清掃工作的。那些不幸的孤獨死者的房間往往非常混亂和危險，所以他們的工作人員也有完備的防護設備，正巧適合對新冠污染區進行消殺。
我的通勤路線是從上野站到東京站——距離很近，但沿路全是熱門站點，人羣非常擁雜，因此從3月初開始，我就已經不坐電車，改騎單車出門。一路感覺街上的人並沒怎麼變少。可能不戴口罩的人數比例從2月3月時的大約30%下降至了15%左右，很難分別出這一片區在緊急事態宣言前後的區別。或許因為上野御徒町這一片同時也是生活區，也可能因為現在是平日，需要出來上班的人不得不往外跑。
不過，當我到了平常這時也是人山人海的秋葉原時，才發現的確人比平時少了。
（圖片為筆者自行拍攝）
回想前兩週週末，東京都知事小池呼籲大家不要出門時，澀谷和淺草寺的樣子。對比足夠強烈。週末充滿了密密麻麻人羣的這兩個地方，在上個週末的外出自肅背景下顯得有那麼幾分荒涼。
這時澀谷的大十字路口和淺草寺幾乎沒人了。
（圖片來自每日新聞）
在公佈緊急狀態的同時，安倍明確表示這跟中國和歐美的“封城”不一樣，不但超市、銀行、政府機構等社會運轉基礎設施不會關閉，公交也不會停運。其他的各項限制措施也大多不具備法律上的強制力，只停留在請求的級別。
結果就是對消費場所和旅遊景區這樣的地方來説，緊急狀態立竿見影，遊玩的人明顯減少了。不過需要上班的人依舊因為主動想上班或者不得不上班的原因在通勤。極端的情況是，一些公司員工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表示：自己一些工作處理材料時需要蓋章，所以可以在家處理的業務也只好跑一趟公司。
日本人離不開印章的傳統由來已久，這也確實造成了很多麻煩和不便。但每當政府想要改革印章制度的時候，卻又會遭到日本印章行業協會的抵制和索賠，只得作罷。這樣的事情去年還發生過一次，我在想，如果去年印章改革成功，或許今年能少一些不得不去上班的可憐人吧？
（圖片來自IT Media）
https://www.itmedia.co.jp/business/articles/1903/22/news024.html
進入東京站附近的公司大樓之前，我特地又重新檢查了一遍防護裝具：頭上的護目鏡和N95固定的十分緊密，手套也沒有任何破損。進入大門，物業的員工們照例用很大聲的“お疲れ様です！（您辛苦了）”來歡迎我們，不過那位熟悉的胖大哥已經不見了，果然是他確診隔離了。
我自從二月開始就在大樓裏也都是戴着口罩護目鏡的，和他也沒有什麼接觸，不需要擔心。但是同樓的大多數社畜們就比較危險，因為他們平時經常在電梯裏不戴口罩地大聲講話。
老闆倒是對我們非常體諒，開會速戰速決，開完了就立即解散。當我走出大樓的時候，發現一路上我也還是沒感覺比平時人少。東京站前這一片用加班人民的血和淚點亮夜景的辦公街，也並不會像週末的娛樂街一樣明顯減少人數。
“緊急事態”的“要請”效力也不過如此，並沒有能夠讓大部分日本企業認識到危險開始在家工作，或者讓員工為了保護自己而申請在家上班。當然，這種事情在日本其實也並不奇怪。社畜們總是面臨着同調壓力：別人出勤，我遠程，是不是很不合羣呢？其實只要堅持防疫的人數夠多，成為了主流，情況就會很快改變的。
出東京記
按照原定的個人防疫計劃，我準備搬出人流密集的台東區，到預先準備好的偏僻據點去度過接下來的一個月。不過在這之前還是要跟小夥伴交代下一些手續和事物。
想到接下來一個月要告別東京的繁華吃生命麪包過活，多少還是有點不捨，於是乎小夥伴們決定在閉門不出之前吃頓海底撈。
與大多數國家不同，餐飲店在日本的緊急狀態中被視為“必要營業場所”而繼續營業，只有“接待飲食店”——有陪酒服務的店面受到了停業要請。因此採取什麼樣的措施來保護食客與店員，就得靠店家自覺。
令人欣慰的是，海底撈顯然引進了來自祖國的操作標準。在店門口，我接受到了來自店員親切的額温槍測温，以及免洗消毒液的問候。帶着“進了店裏的人都被這樣把關過”的安心感，我向小夥伴交代好我需要他幫我做的一些公司手續之後，我們很快就吃完飯離開了。
接下來就是向防疫據點轉進了——這一次我不得不上了城際電車。眼看周圍逐漸被上班族填滿，即便戴好了N95和護目鏡也還是難免緊張。我劃開手機，談到一條小夥伴轉發的日本同事朋友圈：“所有店鋪都拉閘停止營業了，只有次郎拉麪門口還是老樣子”。
（圖片來自朋友圈）
下了電車，開始往據點走了，進門之前，我突然想起了那個今天出門時看到的“特殊清掃”服務，隨便拿手機查了一下。原來今年3月上旬的時候，他們就已經生意興隆，訂單很多了。也可以看出當時新冠肺炎傳染的規模。
（圖片來自該服務公司的網頁截圖）
站在據點門口，我逃出常備的75%酒精消毒液。把所有接觸外部空氣的衣物還有手機等隨身物件噴了個遍。然後推開門，説了聲：
“我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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