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瓦爾·赫拉利：疫情是場大型社會實驗，但我們是能做出選擇的豚鼠
【文/ 尤瓦爾·赫拉利】
人類正面臨着全球危機，也許是我們這一代人最大的危機。各國人民和政府在未來幾周內做出的決定很可能會在未來數年內改變世界，這些決定不僅將影響我們的醫療體系，還將影響我們的經濟，政治和文化。
我們必須迅速並且果斷地採取行動，同時考慮行動的長期後果。在選擇替代方案時，我們不僅要問自己如何克服眼前的威脅，而且還要問自己，疫情過後我們將居住在怎樣的世界上。是的，疫情終將過去，人類將會生存下來，我們大多數人仍會活着——但我們將生活在一個不同的世界中。
許多短期的緊急措施將成為生活中的固定部分。這是緊急情況的本質，它們加快了歷史進程。在正常情況下需要花費數年時間進行商議的決定，現在幾小時內就通過了。不成熟甚至危險的技術被投入使用，因為不採取任何行動的風險更大。整個國家都成為了大型社會實驗中的豚鼠。
當每個人都在家工作且僅遠程交流時會發生什麼？當全部學校和大學都上網課時會發生什麼？正常情況下，政府、企業和教育委員會永遠不會同意進行這樣的實驗。但現在不是正常時期。
在危機時刻，我們面臨兩個特別重要的選擇。第一個是在極權主義監管與公民賦權之間選擇，第二個是在民族主義孤立與全球團結之間選擇。
3月16日，意大利羅馬，萬神殿前行人寥寥，圖片來源：新華社
“隱性”監控
為了阻止此次疫情，所有人必須遵守某些準則，有兩種主要方法可以實現這個目的。一種方法是政府監控人民，並懲罰違反規則的人。如今，在人類歷史上，技術第一次做到了能夠每時每刻監控每個人。
五十年前，克格勃無法一天24小時追蹤2.4億蘇聯公民，也不可能有效地處理收集到的所有信息。克格勃依靠人類特工和分析人員，但不能讓特工追蹤每一個公民。然而現在，政府可以依靠無處不在的傳感器和強大的算法取代人工。
在與新冠病毒疫情的鬥爭中，一些政府已經部署了新的監控工具，密切監視人們的智能手機，使用數億個人臉識別攝像頭，還要求人們檢查並報告其體温和身體狀況。
以色列總理本傑明·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最近授權以色列安全局部署監控技術來追蹤新冠病毒患者，而該技術通常用於對抗恐怖分子。當議會下屬委員會拒絕批准該措施時，內塔尼亞胡提出了一項“緊急法令”。
你可能會爭辯這些並沒有新意。近年來，政府和公司都在使用越來越先進的技術來追蹤、監視和操縱人員。但是，如果我們不謹慎的話，此次疫情可能會是監管歷史上一個重要的分水嶺。不僅因為它可能使很多國家從拒絕使用大規模監視工具變成監控正常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表明從“顯性”監視到“隱性”監視的急劇轉變。
以前，當你的手指觸摸智能手機的屏幕並單擊鏈接時，政府想知道你的手指到底在點擊什麼。但是對於新冠病毒，關注的重點已經轉移。現在，政府希望知道你的體温及血壓。
“緊急布丁”法令
在確定我們對監控的立場時，所面臨的問題之一是，我們誰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被監控的，以及監控會在未來可能帶來什麼後果。監控技術正以驚人的速度發展，十年前的科幻小説中的內容如今已不是新聞。
作為一項思想實驗，請考慮一個假設的政府，該政府要求每個公民每天都要佩戴生物特徵識別手環，用於監測24小時的體温和心率。所得數據通過政府算法進行存儲和分析。這些算法甚至能在你自己意識到之前就知道你生病了，而且他們還將知道你曾去過哪裏及見過誰。這樣感染鏈就可以被大大縮短，甚至完全切斷。可以認為這樣的系統在幾天之內就能阻止流行病的蔓延。聽起來很棒，對吧？
當然，缺點就是這將使一種恐怖的新監控系統具有合法性。例如，如果你知道我單擊的是福克斯新聞（Fox news）鏈接而不是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鏈接，你只能瞭解到我的政治觀點或者我的性格。但是，如果你可以在我觀看視頻片段時監視我的體温、血壓和心率變化，則可以瞭解我喜怒哀樂的原因。
我們有必要記住，憤怒、喜悦、無聊和愛，就像發燒和咳嗽一樣，都是生物現象。識別咳嗽的技術也可以識別笑聲。如果公司和政府開始大量收集我們的生物識別數據，他們將比我們更加了解我們自己，那麼他們不僅可以預測我們的感受，還可以操縱我們的感受並按照他們的意願出售任何東西——無論是產品或政客。
生物識別監控將使Cambridge Analytica（一家鬧出數據醜聞的英國分析公司）的數據黑客策略看起來落後而無用。想象一下2030年，某國的每個公民都必須每天24小時佩戴生物識別手環。如果你聽取了領導人的演講，而手環顯示你有憤怒的跡象，那麼你就完蛋了。
當然，生物識別監控可以作為緊急情況下采取的臨時措施，一旦緊急情況結束就取消。但是臨時措施有延長緊急情況的趨勢，尤其在經常可能出現新的緊急情況時。例如，我的祖國以色列在1948年的獨立戰爭期間宣佈進入緊急狀態，採取了一系列臨時措施，包括從新聞審查和沒收土地到製作布丁的特殊規定（我沒騙你）。獨立戰爭早就贏得了勝利，但以色列從未宣佈過緊急狀態結束，並且也沒有廢除1948年的許多“臨時”措施（“緊急布丁”法令在2011年被廢除）。
即使在新冠病毒感染降至零的情況下，一些渴望獲取數據的政府可能會説，由於害怕第二次新冠病毒爆發，或者由於中部非洲正在出現新的埃博拉病毒，或者由於其他原因（你懂的），他們有必要繼續實行生物特徵監控。近年來，在隱私問題上一直存在着激烈的鬥爭。新冠病毒危機可能是這場鬥爭的轉折點。當人們需要在隱私和健康之間做出選擇時，他們通常會選擇健康。
“肥皂警察”
實際上，要求人們在隱私和健康之間進行選擇是問題的根本所在。因為這是一個錯誤的選擇。我們可以並且應該同時享受隱私和健康。我們可以選擇通過增加公民自主權，來保護我們的健康並阻止新冠病毒流行，而不是通過建立極權主義的監管制度來實現。
最近幾周，韓國、中國台灣和新加坡實施了一些成功措施來遏制新冠病毒流行。儘管這些地區已經使用了跟蹤應用程序，但它們更多地依賴於廣泛的測試、誠實的報告以及對信息有充分了解的社會公眾的自願合作。
集中監視和嚴厲懲罰並不是使人們遵守有益準則的唯一方法。當人們被告知科學事實，並且信任政府告訴他們的這些事實時，即使沒有“老大哥”的監督，公民也可以做正確的事情。一個有上進心且對信息有充分了解的人羣通常比受過訓練的無知人羣要強大得多。
用肥皂洗手就是一個例子。這是人類衞生學上最偉大的進步之一。這個簡單的動作每年可以挽救數百萬的生命。雖然我們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但直到19世紀，科學家才發現用肥皂洗手的重要性。
最早強調洗手的Ignaz Semmelweis，圖片來源：wiki
從前，即使是醫生和護士從一台外科手術轉到另一台時也無需洗手。今天，數十億人每天洗手，不是因為他們害怕政府會派出專門監管洗手的“肥皂警察”，而是因為他們瞭解事實。我用肥皂洗手是因為我聽説過病毒和細菌，我知道這些微小的生物會引起疾病，並且我知道肥皂可以清除它們。
但是要達到這種合規與合作水平，你需要信任。人們需要信任科學，信任公共機構，並信任媒體。在過去的幾年中，不負責任的政治家故意破壞了對科學、公共機構和媒體的信任。現在，這些同樣不負責任的政治家可能會傾向於走專制主義的道路，理由是不能信任公眾會做正確的事。
正常情況下，已經喪失了多年的信任不能在一夜之間重建。但現在不是正常時期。在危機時刻，思想也會迅速變化。多年以來，你和兄弟姐妹之間可能會發生激烈的爭吵，但是當發生緊急情況時，你突然發現了隱藏的信任和友善，並急於互相幫助。
現在還來得及去重建人們對科學、政府和媒體的信任，而不是去建立一個監管制度。我們當然也應該利用新技術，但是這些技術應該賦予公民權力。我完全贊成監視自己的體温和血壓，但是這些數據不應該被用來創建一個功能強大的政府。相反，這些數據應該使我能夠做出更明智的個人選擇，並讓我有權對政府的決定進行追責。
如果我可以一天24小時追蹤自己的身體狀況，我不僅會了解自己是否對他人構成健康危害，還會了解哪些習慣對我的健康有所幫助。而且，如果我能夠訪問和分析有關新冠病毒傳播的可靠統計數據，我將能夠判斷政府是否在告訴我真相，以及政府是否在採取正確的政策來對抗這種流行病。每當人們談論監控時，請記住，相同的監控技術不僅可以由政府用於監視個人，而且可以由個人用於監視政府。
因此，新冠病毒疫情是對公民身份的主要考驗。在未來的日子裏，我們每個人都應該選擇信任科學數據和醫療專家，而不是毫無根據的陰謀論和自私自利的政治家。如果我們不能做出正確的選擇，我們可能會發現自己放棄了最寶貴的自由，認為這是維護我們健康的唯一途徑。
我們需要一項全球計劃
我們面臨的第二個重要選擇是在民族主義孤立與全球團結之間取捨。疫情本身和由此產生的經濟危機都是全球性問題。只有全球合作才能有效解決這些問題。
首先，為了戰勝病毒，我們需要在全球範圍內共享信息。這是人類相對於病毒的最大優勢。中國的新冠病毒可不會同美國的新冠病毒交換有關如何感染人類的提示，但是，中國可以向美國傳授許多有關冠狀病毒及其應對方法的寶貴經驗。
一位意大利醫生清晨在米蘭的發現很可能晚上就能挽救德黑蘭病人的生命。當英國政府對幾項政策猶豫不決時，它可以從一個月前已經面臨類似困境的韓國政府那裏獲得建議。但是，要做到這一點，我們需要一種全球合作與信任的精神。
各國應該願意公開地分享信息，並謙虛地尋求建議，並且應該信任所收到的數據和見解。我們還需要全球範圍內的努力來生產和分配醫療設備，尤其是檢測試劑盒和呼吸機。與其每個國家都嘗試在本地進行生產並囤積可以獲得的設備，不如在全球範圍內協調一致地努力，就可以大大加快生產速度，並確保能救命的設備可以被更公平地分配。正如各國在戰爭中將關鍵產業國有化一樣，人類與新冠病毒的戰爭可能會要求我們將關鍵的生產線“人性化”。新冠病毒病例較少的富裕國家應該願意向有很多病例的貧窮國家輸送寶貴的設備，並相信如果以後本國需要幫助的話，其他國家也會提供幫助。
我們可能會考慮採取類似的全球努力來彙集醫務人員。當前受影響較小的國家可以派遣醫務人員到世界上受災最嚴重的地區，既在他們需要的時候提供幫助，又能獲得寶貴的經驗。如果之後疫情的重點區域發生變化，受到援助的國家就能反過來提供幫助。
經濟方面也非常需要全球合作。考慮到經濟和供應鏈的全球性，如果每個政府在完全不顧其他政府的情況下做自己的事情，結果將是混亂的，且會加深危機。我們需要一項全球行動計劃，而且要非常迅速。
另一個要求是對旅行達成全球協議。長時間暫停所有國際旅行，將造成巨大的困難，並阻礙與新冠病毒的鬥爭。各國需要進行合作，從而至少允許一小撮重要的旅客能夠繼續過境：科學家、醫生、記者、政治人物、商人。這可以通過對旅行者在本國進行預檢的流程達成一致來實現。如果你知道只有經過嚴格檢查的旅客才可以乘坐飛機，那麼你會更願意接受他們進入你的國家。
不幸的是，目前各國幾乎沒有做任何這些事情。國際社會陷入了集體癱瘓。房間裏似乎沒有能負責任的成年人。人們原本希望在幾周前看到全球領導人召開緊急會議，以制定一項共同的行動計劃。七國集團領導人僅組織了一次電視會議，但並未制定任何此類計劃。
在先前的全球危機（例如2008年金融危機和2014年埃博拉疫情）中，美國擔當了全球領導者的角色。但當今美國政府已經放棄了領導人的位置。它已經非常清楚地表明，它更關心美國的偉大而不是人類的未來。
這個政府甚至放棄了它最親密的盟友。當禁止所有來自歐盟的旅行時，美國甚至不事先通知歐盟——更不用説與歐盟就這一嚴厲措施進行磋商了。據稱，美國曾向一家德國製藥公司出價10億美元，購買新冠疫苗的壟斷權，這使德國感到震驚。即使美國政府最終改變了立場並提出了一項全球行動計劃，也很少有人會追隨一個從不承擔責任，從不承認錯誤，並總是將榮譽歸於自己卻把責任推給別人的領導人。
如果美國留下的空白無法被其他國家填補，那麼不僅阻止當前的疫情將更加困難，而且造成的影響將在未來數年繼續使國際關係惡化。然而，每次危機也是一個機會。我們必須希望，當前的疫情將幫助人類認識到全球不團結帶來的嚴重危險。
人類需要做出選擇。我們是繼續各自為政，還是走向全球團結？如果我們選擇各自為政，這不僅會延長危機，而且將來可能會導致更嚴重的災難。如果我們選擇全球團結，這將不僅是對抗新冠病毒的勝利，也是抗擊未來可能在21世紀危害人類的所有流行病和危機的勝利。
（觀察者網 傅洛拉譯自《金融時報》）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