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之萊茵日記：歐洲反對特朗普，力挺WHO？其實還有小心思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復活節”週二（4月14日），德國的DAX指數收盤時增長1.25%，達10696.56點，復甦的趨勢仍在繼續。原因是，疫情對中國三月份的外貿衝擊比預計的要弱很多。股市專家阿爾特曼（Thomas Altmann）表示，中國的經濟如果能以較小的損失度過疫情這劫，對世界經濟將很有益。
但是，疫情對世界經濟的衝擊依然不可小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新冠疫情給全球經濟帶來的後果相當嚴重。與去年同期相比，德國的經濟萎縮7%，意大利甚至達到9.1%。
疫情的全球化使得各國必須摒棄嫌隙，共同抗疫，惟有如此，人類才能儘快從這場瘟疫中走出來。同理，經貿的全球化導致供應鏈相互依存，難以獨善其身，因此大家必須相互扶持，不能只顧自己和只看眼前。
目前仍在德國持續的“停擺”態勢不僅意味着生產癱瘓、出行受限，社交驟減，也影響到了政治日程。政府和政黨的注意力幾乎都集中在與抗疫有關的事務上，其他計劃統統延後或取消。疫前的“圖林根地震”導致德國執政的基民盟（CDU）出現嚴重的領導層人事危機，黨主席克蘭普-卡倫鮑爾（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宣佈辭職，並決定4月底舉行特別黨代會，選舉她的繼承人。不料疫情暴發，原先的計劃被打亂，現黨主席無法如期卸任，選舉恐怕要到年底再説。
德國一家市場門口的提示牌：請保持1.5米距離！圖片來自德新社
放寬限制，如履薄冰
4月15日（週三），全國關注的首次“開禁”磋商結果出籠。
聯邦政府總理默克爾，副總理紹爾茨，州長聯席會議主席徐德（巴伐利亞州長），副主席秦切爾（漢堡市長）共同舉行新聞發佈會。
德國今後將以“兩週一議”的節奏，逐步啓動“恢復常態” 程序（zurück zur Normalität）。所謂“兩週一議”，就是邁出第一步後，先觀察審視開禁的效果，兩週後（5月3日）再重新檢討、調整並制定新的放寬措施。這種“步步為營，穩紮穩打”的做法的確符合德國人慎重的行事風格。
這次聯邦政府與各州政府的磋商，基於科學家和專家們的建議和判斷。此前，利奧波第納（Leopoldina）國家科學院提出過逐步復課等建議。“羅科所”所長魏勒爾也對德國疫情發展持審慎的樂觀態度，用他的話説，德國實現了兩個重要的“階段性目標”（Etappenziele）：一，成功將每年的季節性流感與新冠瘟疫切割開來；二，德國的重症病牀和呼吸機充足，保證了整體救治能力。
但是，目前的成果給開禁所提供的迴旋餘地還非常小。默克爾用了一個概念叫“脆弱的階段性成功”（“ein zerbrechlicher Zwischenerfolg“）；漢堡市長秦切爾（Peter Tschentscher）也表示這次開禁的第一步“如履薄冰”；徐德更是反覆強調“小心，小心，再小心。”
一句話：“拐點”尚未到來，同胞仍須努力。
歸納起來，這次的磋商結果包括以下主要內容：
1.此前的限制措施將延長至5月3日，繼續保持社交距離（1,5米）和人數限制（除家庭成員和生活伴侶之外不得超過兩人），違者必究。
2.為了確保這些措施的實施，普遍增加公共衞生監管部門和疫情追蹤的人員配備（五人團隊/每兩萬居民），特殊地區可酌情增加團隊，聯邦國防軍將提供人力支持；加緊研發和投入新的技術手段（contact tracing）；進一步提高檢測數量，確保滿足醫療保護物資需求；特別加強養老院和殘疾人院等弱勢羣體聚集場所的安全保護。
3.5月4日開始，恢復畢業班和職業培訓班的各類考試和課程，前提是學校做好一切衞生保障準備工作；小學低班和幼兒園依然關閉。大型集會助長病毒的傳播，所以8月底之前繼續禁止舉行。
4.在遵守衞生規則、控制進店人流、避免門前擁擠的前提下，面積800平米以下的商店及汽車行、自行車行和書店（此三類不受面積限制）近期可恢復營業；與顧客身體有近距離接觸的行業中，理髮店可作好5月4日以後恢復營業的準備。
5.在遵守現行安全和衞生措施的前提下，圖書館、檔案館、動物園、植物園等公共設施可重新開放；餐館、酒吧、旅館以及教堂則將繼續關閉。
6.與歐洲其他一些國家相比，德國依然沒有規定“必須戴口罩”，政府只是“緊急建議” （dringend empfehlen）公民在公交場所和商店內佩戴口罩。此外，政府將努力緩解口罩緊缺狀態。
應該説， 公眾對政府的“謹慎開禁”措施相當滿意，反對聲當然也有，特別是有些行業及教會。
一些大的商家對政府的“800平米”界限非常不滿，認為這是一種“歧視”，且違反常識，按説店鋪越大，越能保證顧客之間的規定距離。對此，政府也做出瞭解釋：大的商場如果開放，會造成市面人流急劇增加，並造成交通擁擠等現象。
德國著名百貨連鎖Galeria Karstadt Kaufhof和其他一些大型商場不接受這個理由，於是告政府的規定不公平，法庭予以駁回，理由是“健康優先”。
鑑於此前病毒傳染往往與大型集會和活動有關，如，宗教活動，體育比賽，各種大型演出、度假等，因此，這次的開禁措施中依然不包括這些領域。只要還沒有疫苗和有效藥物問世，限制措施估計還將持續下去，開禁的餘地也會非常有限。巴伐利亞州長徐德表示，他難以想象今年的暑假裏人們還能和往年一樣出國旅行，“十月啤酒節”恐怕也無法如期舉行。
第一次開禁涉及的行業不同，難免造成競爭扭曲，機會不等的局面。為此，有些商家提出建立“平衡基金”（Ausgleichsfond）：疫情中未受到限制及營業額不減反增的行業應該將盈利的一部分拿出來支持和補貼那些因無法營業而遭受損失的商家。
在目前的疫情下，任何決定肯定都無法做到面面俱到。昨天錯的，今天或許就是對的；今天對的，明天或許就成錯的。因此，各級政府必須投入大量精力去進行解釋、調整、協調和平衡。德國的聯邦制在決策時或許要耗費更多的時間，卻也保證了各方利益在磋商中獲得最大程度的滿足。
本次磋商之前，在何時以及如何開禁這個問題上，曾有過“踩油門”（Drängler）、“踩剎車”（Bremser）和“出建議”（Ratgeber）等三派之分。譬如，巴伐利亞州非常謹慎，不同意過快開禁，以免前功盡棄；而北威州則認為前幾周國民已養成了衞生習慣，也認識到了保持社交距離的重要性，因此可以儘快恢復常態。所謂的“出建議者”，多指學術機構和專家。
聯邦制為各方提供了充分磋商的平台，因而也較容易產生相對周全的結果，這也是德國政體的優勢所在。這次，以默克爾和徐德為代表的“保守路線”顯然佔了上風，對於“保險至上”的德國人來説，這個結果是可以讓人安心的。
4月17日（週五），聯邦衞生部長施帕恩在記者招待會上表示：根據今天的情況看，德國的疫情重新進入可控階段（“Der Ausbruch ist – Stand heute – wieder beherrschbar”）。他充分肯定德國三月中旬開始實施的限制措施，稱其徹底止住了（“Vollbremsung”）病毒的失控蔓延。施帕恩説：“4月12日以來，每天康復的人數連日超過新感染的人數。”而且，德國的醫療體系“到目前為止從未告急過。”
另據羅科所所長魏勒爾透露，疫情主要參數之一的傳播率（R）在德國已降為0,7。這意味着新的感染人數呈下降趨勢，德國的疫情將進一步得到緩解。
筆者所在的城市人口27.8萬（2019），擁有約10家醫院，其中一家的情況頗具代表性：該院共有856個病牀。正常情況下，這裏有24台呼吸機，疫情開始前做了充分準備，將呼吸機數量增加到69台。到目前為止，該院接收的新冠肺炎患者最多時達到24人，目前還有18位就診，其中6位重症，4位需要呼吸機。
根據官方提供的數據，德國目前有170萬人接受了新冠檢測，每週的實際檢測量達35萬。如果需要，周測量可提升至70萬。到目前為止，陽性檢測結果佔9%。羅科所所長魏勒爾表示：“今後我們將更多地在敬老院和療養院中進行測試，以防病毒在病人和護理人員中傳播。
施帕恩還發布了兩個好消息：一，德國50家企業獲得了生產醫用口罩的許可，預計8月中旬後每週可出產1000萬隻“FFP2“型特殊口罩和4000萬隻普通口罩，能基本滿足德國國內的醫用需求。二，目前，世界上共有四種新冠病毒疫苗進入了臨牀實驗階段，德國不久也將進行疫苗的臨牀實驗。
陰謀論再起
科學家一致認為新冠病毒源於自然，只是還沒有弄清楚這個病毒首次從動物界進入人類的具體途徑。這個認知“缺陷”導致各種“陰謀論”盛行。
美國民間智庫機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對8914名美國成年公民進行了一次調查。43%的受訪者認為Sars-CoV-2病毒源於自然；但三分之一（29%）的人相信病毒來自實驗室，其中23%的人甚至堅信病毒是有意培植的。
還有一個調查結果也頗引人深思：“陰謀論”的信眾主要為共和黨人或與該黨比較親近的人。從年齡分佈來看，信者年輕人居多：18至29歲的受訪者中有35%相信新冠病毒源自實驗室，60歲以上的人中有同樣看法的只佔21%；從受教育程度上看，19%的信眾有學士以上學歷。
“陰謀論”的散佈與盛行也離不開“名人效應”。先不説，有些“理論”本身就有可能是情報機構“陰謀戰略”的一部分，一些名人的公開宣講或暗示也起着推波助瀾的作用。
4月14日（週二），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陸軍上將馬克·米利（Mark Milley）與國防部長埃斯柏（Mark Esper）一起舉行記者招待會，當被問及病毒是否源自中國某實驗室時，他表示：“我們有不少情報機構，他們對此進行了仔細觀察。在此，我想説，事情並不明朗，目前的證據似乎傾向於病毒源於自然，但我們並不完全確定。”
幾周前，發表在《自然醫學》上的一篇科學文章根據基因分析則排除了這種可能性：“沒有證據表明SARS-CoV-2來自武漢的一個實驗室”。
悉尼大學的愛德華·霍姆斯（Edward Holmes）4月16日（週四）也發表緊急聲明，指出“陰謀論”正在美國“爆炸式地增長”。他的研究小組在3月17日就發表了對該病毒的遺傳研究，結果“清楚地表明，SARS-CoV-2既不是實驗室出來的生物結構，也不是被人為操縱的病毒”。
新冠病毒源於自然還是實驗室？瑞典微生物學家安德森教授（Kristian Andersen）三月中旬發表了他對新冠病毒家族的最新研究結果，專門回答了這個問題。
他的研究發現，這次的病原體利用其冠狀棘刺更好地扎入宿主的肺葉和喉嚨中。研究還揭示了Sars-CoV-2與其“親屬”病毒之間的兩個重要區別：它們的蛋白質具有不同的結構，而且由不同的氨基酸組成。
安德森教授團隊強調，這兩個不同特徵雖然能使新冠病毒更容易侵入人體，但整體而言卻沒有人工培植的生物武器病毒完美。報告指出：“這有力地證明Sars-CoV-2並非源於實驗室。”
從邏輯上説，Sars-CoV-2源於實驗室的説法也不靠譜，因為，如果要將其作為攻擊“敵人”的生物武器，完全沒必要從這種對人類殺傷力並不算太大的病毒中提取，Mers病毒的殺傷力比它更大。所以，科學家們一致認為這個病毒只能源於自然：要麼直接從蝙蝠身上躍上人體，要麼中間還有另外一個動物宿主。現在不清楚的是，Sars-CoV-2病毒是在這次變異後上了人身，還是早已“匿名”存在於人間。
被華人稱為“德國鍾南山”的病毒學家德羅斯騰（Christian Drosten）以及其他二十多位學者在三月初發表的一篇文章中也堅決否定了病毒源自實驗室的説法。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日前發表視頻講話時指出，瘋狂的陰謀論污染了網絡，“假新聞瘟疫”正在侵蝕着個人和團體。人類也必須與這種“疾病”作鬥爭。
新冠病毒的確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病毒“政治化”之後的種種不負責任和蓄意的猜測與流言。
德國病毒學家德羅斯騰（Christian Drosten）
抗疫不力賴別人
在對世界衞生組織（WHO）發出“斷糧”威脅數日後，美國總統特朗普真下重手，決定暫停向該組織提供經費。他的理由未變：“世衞”在此次抗疫中過於“親中”，“操作差勁”，“隱瞞疫情”等。
美國的決定引起一片譴責聲，輿論普遍認為WHO是特朗普為了掩蓋自己抗疫不力尋找的“替罪羊”。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指出“現在不是削減世衞組織或其他人道組織對抗疫情的資源的時候。”
由德國倡導的“多元主義聯盟”17個成員國公開支持世衞組織。德國外長馬斯（Heiko Maas）也發表推特表示：“指責別人有錯於事無補，病毒無國界。我們必須在抗疫中緊密合作，最好的投資對象是聯合國、特別是經費不足的世衞組織，以及研發和分配測試劑、疫苗等領域。”他説，美國的措施等於“將飛行員扔出一架正在飛行的飛機”。
的確，特朗普此舉最大的受害者是那些依賴世衞組織幫助的窮困國家和地區。WHO幹事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對非洲地區的疫情發展表示擔憂，他説，那裏的感染率上週增長了51%，死亡率增長60%，非洲的醫療條件差，世衞組織經費減少意味着對非洲救援能力的削弱。
法國總統馬克龍表示將繼續支持世衞組織的工作，他在參加川普召集的G7首腦視頻峯會上指出，WHO必須在各國，各機構以及各計劃中起中心作用。歐盟外交事務專員博雷爾（Josep Borrell）對特朗普的決定表示遺憾，他認為，美國此舉難以理解，此時此刻，世界其實更需要世衞組織的抗疫努力。
美國做出“斷糧”決定後，澳大利亞最先表示支持特朗普的理由。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雖然也批評WHO的作法，但並不同意停止付費，他認為“不能把孩子與洗澡水一起潑出去”。
俄羅斯副外長里亞布科夫週三指出，“這是美國當局非常自私態度的一個例子。”他認為這樣一個步驟應當受到譴責和制裁。另外，中國對此表示十分憂慮，並呼籲華盛頓在新冠危機期間履行義務。
特朗普的決定在國內也受到批評：美醫療協會呼籲總統重新考慮這一決定。該協會主席哈里斯（Patrice A. Harris）説：“在百年未遇的公共衞生危機中，暫停向世衞組織出資無疑是錯誤且危險的一步，增加了戰勝新冠病毒的難度。”
根據世衞組織官網提供的信息，近年來，其資金不到四分之一是會員國的會費。會費按照各國人口及富裕程度決定；四分之三以上來自合作伙伴以及會員國的“自願捐款”。
特朗普抱怨説：“我們去年花了4億5千萬美元、4億5千2百萬美元，幾乎是5億美元。前些年都是幾億美元。我簡直不能相信。中國花了4千2百萬。我們花了4億5千萬。而一切似乎都是照中國的方式……”
問題是，既然美國出資遠比中國多，世衞組織為何要不惜得罪華盛頓而有意去偏袒中國呢？
德國電視二台（ZDF）評論道：美國總統不懂如何面對自己的錯誤，對他而言，責任永遠在他人，具體到這次抗疫中，責任就在WHO。ZDF的結論是：“美國第一”（America First）損人而不利己。
該台分析道：特朗普總統真以為美國是付費冠軍，是處處被利用的“冤大頭”，所以，他不喜歡各種國際義務。他就任後，美國領導世界的傳統被“美國優先”的觀念所取代。“巴黎氣候協定”可以被推翻，北約的義務也常常遭到質疑。現在輪到世衞組織了！特朗普的理論是：我永遠不會有錯，錯誤總是別人的。譬如，州長，民主黨，中國，世衞組織……他的責任名單很長，唯獨沒有自己。特朗普的第一個任期接近尾聲，連任的可能也並不小。但是，“美國優先”對國際社會已造成很大的損害。二戰後經過不懈努力和各種妥協開創的局面，正遭到這個世界前領袖國的攻擊，甚至破壞。
值得注意的是，歐洲雖然對川普的政策和行事方式相當不滿，但這種“不滿”更多源自“失望”，而非價值觀的變化。從這次對世衞組織“斷糧”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到，西方國家的政府和媒體一方面譴責特朗普的決定，或對此表示遺憾，另一方面則同情其批評世衞組織的理由。換而言之，他們也對世衞組織及中國的有些做法不滿。
有個“悖論”現象值得注意：西方認為中國政府是不可信的，因而也不相信中國政府公佈的各類數字；同時又指責中國公佈的數字給了他們錯覺，因而延誤了其抗疫準備。如果真的不相信這些數字，又怎麼會受其“干擾”和“迷惑”呢？這到底是相信還是不相信呢？
拋開中國先期抗疫的具體情況不説，中國當時孤軍抗疫時基本處於“腹背受敵”的局面：不僅要面對完全不瞭解的病毒，還要面對來自西方針對中國一些措施的責難（“封城違反人權”等等）。
拋開意識形態之爭，最晚到今年一月份，西方應該清楚新冠病毒“人傳人”的事實，那時候已經談不上什麼“隱瞞不隱瞞”了。那麼，從那時候起到病毒進入歐美，這中間有多長時間？此前可以把“責任”推給別人，那麼此後呢？
德國輿論一致認為，特朗普抗疫不力，開始時否認病毒的存在，後來又標榜已控制疫情，直到紐約的慘狀出現，他才不得不面對新冠病毒的殺傷力，但他沒有思考自己的失誤，依然將全部責任推給別人。
面對這場突如其來和如此規模的瘟疫，抗疫的難度如今很多國家都能感同身受了，有誰還能拍着胸脯説自己在抗疫中不曾失策和誤判？
德國總統施坦因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在“復活節”講話中這麼説：“這場世界大瘟疫告訴我們：是的，我們很脆弱。也許，我們長久以來都以為自己是無敵的，只會發展得更快，更高，更遠。但這是錯的。這場危機不僅顯示了我們的脆弱，也彰顯了我們有多麼強大……”
他還説：“我們是在這個世界上共謀出路，還是閉關自守各自為政？讓我們來分享所有的知識和科研，以便我們更快地獲得疫苗和療法。並讓全球來共同確保這些成果也能惠及最貧窮最脆弱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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