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靖：從美國“大撒錢”看中美關係中的挑戰與機遇

【文/ 黃靖】

3月27日，美國國會近乎全票通過了2萬億美元的財政刺激計劃。加上3月12日美聯儲為了救市向華爾街注入的1.5萬億，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的兩個星期之內，美國就已注資3.5萬億美元——相比之下，美國2019 年全年債務為1.2萬億、GDP為21萬億美元。如此史無前例地“大撒錢”，猶如危急關頭的孤注一擲。其目的不是抗擊疫情，而是企圖阻擊疫情所引發的經濟崩塌。

然而，“大撒錢”很難挽回美國經濟進入衰退甚至蕭條的局面。這並非因為美國已經債台高築、難以為繼——至2020年2月，美國債務已高達23.25萬億美元；而是由於“大撒錢”不可能治癒美國經濟的三重結構性沉痾：

其一，實體經濟的衰敗導致的經濟結構高度失衡：自本世紀初以來，製造業在美國GDP中的份額從12.7%下降到11.6%，特朗普政府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並未扭轉這一下降趨勢。

其二，偏向資本的分配結構使貧富差距日益拉大，結果是社會的整體經濟活力衰退。

其三，高度全球化的資本導致美聯儲對美國經濟中最有活力、也最為關鍵的金融資本的控制力不斷減弱——近來美聯儲降息、注資、監管等政策手段失效，難以“按照美國的需求”控制金融資本的流向和流量。

更為關鍵的是，現代市場經濟的核心是流通——人員、技術、金融、物資、消費的流通。疫情爆發後，美國政府倉促之間不得不採納和中國同樣的做法，即最大限度地阻斷人員流通——隔離。人員的流通一旦受阻，其他方面的流通也就停滯下來。由此帶來的市場恐慌促發了經濟結構性沉痾的併發症，導致股市——美國經濟晴雨表——的持續熔斷性暴跌。

美國的經濟困難必將給已經十分嚴峻的中美關係帶來更大的挑戰。首先，美國共和、民主兩黨已經形成“中國是戰略對手”的共識——這也是兩黨間唯一的戰略共識。隨着經濟的惡化，攻擊中國是緩解國內的政治壓力、增強凝聚力的有效手段。左派從價值觀角度指責中國搞“國家資本主義”，破壞自由市場經濟；右派和民粹從利益出發，污名中國搞不公平貿易甚至“欺盜”。加之正值大選年，企圖連任的特朗普則更是要將其經濟的失策甩鍋中國。

可以預料，隨着經濟形勢的惡化，美國政府將見縫插針，抓住一切機會——從貿易摩擦、疫情“追責”、南海、台海以致所有國內“問題”——向中國施壓甚至挑釁，使得維護中美關係穩定更加困難。

更為嚴峻的是，美國的經濟衰退甚至蕭條必然給正在“改革深水區”的中國經濟帶來巨大壓力。這不僅僅是因為中國經濟早已同世界、尤其是美國形成了難以逆轉的互相依賴；更重要的是作為世界第一貿易大國和最大基礎建設投資國，中國經濟對金融穩定十分敏感。畢竟“大撒錢”有可能成為飲鴆止渴。

3.5萬億美元從何而來？其一是發債。自1971年尼克松政府單邊廢除金本位以來，美元不僅是國際流通貨幣，更是世界經濟中的信用貨幣。因此，美國債劵不僅是“錢”，更是不可或缺的信貸。而向全世界發債則成為美國獨有的搖錢樹。其二是美國政府向美聯儲“借債”，然後通過財政支出進入市場。

然而，如果美國無節制地發債和借債，最終必然毀壞其搖錢樹的根基——美元信用。2008 年的金融海嘯，本質上是美元信用危機。這個危機，由於美國發債借債上癮而迄今未能從根本上克服——這是“大撒錢”或將引發更大金融危機的最根本隱患。如果美國“大撒錢”不能阻止美國經濟快速下滑，必將引發更甚於2008年的金融崩塌。這對包括中國經濟在內的整個世界經濟而言，都是災難性的。

挑戰與機遇伴行。發債和借債，其目的都是為了擴大美元的流通和流量，即所謂量化寬鬆。而在經濟困難時期，加持美元以確保流動性是理性選擇——現金為王。美國政府“大撒錢”對中國——最大的外匯儲備國和美債的第二大外國持有者——絕非壞事。它不但在客觀上幫中國“護盤”，加大了中國金融流動性，而且為中國應對金融危機提供了更多的彈藥，繼而增強了掌控金融局勢的權重。

從這個意義上看，面對金融風險，中美確實是“同舟共渡”。2008年金融海嘯時，奧巴馬政府中的對華鷹派國務卿希拉里高呼“同舟共渡”，絕非虛言。事實上，在剛剛舉行的G20以及緊接着的元首通話中，習近平主席和特朗普總統在防止經濟危機、確保金融穩定上表現出的合作意願，正是基於對“同舟共渡”的理解和期盼。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在穩定經濟、尤其是穩定金融上顯然比美國“深層政權 (deep state)” 更加理性和務實。

美國疫情期間前所未有的“大撒錢”，使我們再次看到：以金融穩定為根基的經濟穩定是以資本主義經濟立國的美國的命門。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美之間儘管在意識形態、文明傳承、政治體制 (political system)、治理制度（governing institutions）以致政策程序上有很多差別，但在保持經濟發展、維護金融穩定這個根基性領域裏有巨大的合作空間。

作為一個發展中的新興大國，把握時機，逐步開放金融領域，理性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符合中國的長遠利益，同時也必定在客觀上為“金融舵主”美國提供實實在在的利益和機遇。畢竟，作為已經高度全球化的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在維護金融穩定方面的合作和共同擔當——尤其是在經濟困難時期——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否則，任何一方的不合作和拆台都必將導致皆輸、而且禍及全世界的結局。

（本文原載於《北京語言大學國別和區域研究簡報》，2020年3月，總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