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巴黎日記:最後一封致作家方方的公開信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4月20日 星期一 晴轉陰
封城進入第六週。本以為隔離監漫長難捱,沒想到轉瞬間就到了現在。
雖然自稱日記,但稱之為政治觀察筆記更精確。從自己的專業角度出發,對疫情考驗下的東西方進行制度性的分析和點評。
今天法國累計死亡人數超過兩萬。好消息是法航宣佈當飛機客滿無法保持人際距離時,將向沒有口罩的乘客發放口罩。巴黎市長表示4月底將發放50萬口罩給高危羣體。不好的消息是用於抗擊疫情的手機追蹤系統短時期無法運用了,因為總理説不排除國會辯論和投票。法國對程序的重視和依賴太過機械,為了這個程序付出的生命成本太高了。

截至4月19日,法國各地新冠患者住院情況(圖/維基百科)
其實最近幾篇日記都圍繞一個主題:西方制度的弊端。包括去專業化、政黨監督設計不符合人性、人民永遠是正確的,出了錯也不能改正。這幾點,估計眼尖的網友也早就發現了。今天就和大家分享最後一個分析:西方制度另一大缺陷是權利和責任無法保持一致。
按説,權利和責任一致也是很普通的常識。但在西方這種制度設計下,大眾擁有決定誰是國家領導人、國家實行什麼政策的巨大權利,但卻沒有與行使這一重大相關權利的責任。或者説這種責任只是口頭存在,但無法監督和衡量。
比如是不是每一個選民都應該去投票,投票的時候是不是應該瞭解每一個候選人和他的政策。如果是公投的話,應該對議題充分了解,還要知曉其利弊。
以2016年英國公投為例,投票率只有72.2%,也就是説有近三成約一千三百萬選民沒有出來投票。換而言之,支持者、反對者和棄權者各佔三分之一!要知道支持脱歐的只比反對者多出122萬張票。結果就是這122萬人決定了一個6600萬人國家的命運。
投票率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任何一個政黨都有鐵桿支持者,如果投票率低,極端的、活躍的少數就將代表多數。2017年法國議會選舉,投票率竟然只有42.6%,連一半都不到。這不僅僅結果是否真實反應民意的問題了,而是直接令人質疑這個結果是否有合法性。
更令人震驚的是,英國很多選民連歐盟都不知道是什麼就投了票。結果出來後,在英國出現一幕令人不可思議的現象:查詢什麼是歐盟竟然升到谷歌搜索第一名!

報道截圖:《每日快報》

英國脱歐投票結束後,“什麼是歐盟”搜索量激增(圖/WebFX)
類似的現象也出現在法國。2005年法國公投否決了歐洲憲法《里斯本條約》,重創歐洲一體化進程。但否決的原因並不是選民對這個條約多麼不滿,相反他們很多人根本都沒有看過這個條約。他們只是因為對政府不滿而投了反對票。一個影響自己國家和歐盟重大利益的事件,就如此兒戲以對。
我在很早的一篇文章裏就指出法國公民社會的“黑手黨化”:只要權利,不要責任。甚至借國難之機而向國家發難,謀取個人利益。我也曾在日記中提到過法國兩個例子:
2003年,法國出現罕見的高温,造成上萬人死亡。2006年,當高温再現法國的時候,本來就應該吸取教訓的法國醫療界居然因自身待遇等問題發動罷工!向政府施壓,以滿足其要求。
2005年,巴黎申辦奧運會進入倒計時一刻,當國際奧運會到巴黎考察時,交通部門就選在這一天進行總罷工,因為他們認為只有這個時候才最有效果。最後巴黎申辦失敗顯然與此有關(畢竟奧委會擔心如果舉辦奧運會時也如法炮製,後果將是災難性的)。
毫無疑問,正是先天性制度設計的四大缺陷,才是今天西方民主失能的真正根源。西方出現的所有問題,如短期行為、不能制訂長遠規劃、無法選出合適的人才、不能進行痛苦和必要的改革(比如經濟困難時削減福利)、政策缺乏延續性、不能在問題處於苗頭階段解決、低效率等等,均和此有關。
當然一個制度的先天基因缺陷要想全面爆發,還是需要外因的,這就是全球化、以機器人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進步、互聯網信息時代的來臨。它成了西方陷入全面危機的外部條件。
歷史發展的新時代對西方的影響主要有二。
一是中產階段迅速萎縮,成為少數。今天的歐美都降到50%以下。根據西方民主理論,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民主,西方民主制度產生、運行和維繫的基礎正面臨崩潰。
全球化導致發明創造帶來的巨大利潤只能被少數人獲得,本國大多數民眾無法分享。比如蘋果手機是美國的發明,但生產製造全在第三世界國家。蘋果公司獲得鉅額回報,美國廣大民眾卻無法從中分得一杯羹。
自動化技術的發展導致大量中產階級失業。特朗普雖然指責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導致美國失業率上升,但研究數據表明,90%的失業是由自動化造成的。從自動化技術獲利的也是少數精英。
二是網絡助推民粹主義崛起。當一個國家最窮和最富的羣體超過中產階級,政治極端化、民粹主義就會崛起。過去由於政治參與和信息傳播的成本,它們都會受到技術性制約。但在互聯網時代,這一切都成為可能。
比如從傳統政治角度,特朗普所做的一切都是政治自殺;但他卻一路高歌猛進,笑到最後。其原因就在於網紅政治時代的到來和他個人特質的有效結合。
在電視和報紙傳統媒體時代,政治素人根本沒有表達機會,自然也沒有辦法對選民產生影響。但在互聯網時代,和網民互動的成本幾乎為零。只要你能博眼球,能引起爭議,就有了知名度。
特別是在信息爆炸時代、求新求變時代,傳統政治人物謹言慎行的風格越來越令人厭惡,那種不講道理、激進、偏激、處處説錯話、挑戰傳統的政治人物反而更易引起關注和轟動。可以説越無賴越能打動平民。西方民主制度在互聯網面前正面臨着感性打敗理性的嚴重挑戰。
由於長期的政治歷練,這種網紅品質在傳統政治人物中根本不可能存在,而只有特朗普這樣的人物才可能具備。所以特朗普就靠一個推特打敗了所有媒體。

這也是採用西方制度的國家和地區頻頻出現政治素人以及民粹主義可以迅速崛起的原因。
如果説中產階級還是相對理性和穩健的話,那麼當一個國家失去這個主體、民粹主義崛起的時候,其制度性的先天缺陷如假定大眾永遠正確、權利和責任分離、政治的非專業化、政黨競爭違揹人性的設計等都會共同爆發出來。
只是全球化、以機器人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進步、互聯網信息時代的來臨都是歷史的必然,無可逆轉。西方的制度模式即使僅僅難以適應就可能會被歷史淘汰,更別説還由此引爆了自己的基因性缺陷。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將是西方難以跨過的歷史之門。
此外,致作家方方的公開信發表之後,方方女士雖然沒有直接回應,但她在接受《財經十一人》的專訪中,堅定地表示要繼續在美國和德國出版。雖已至此,我仍然嘗試再致作家方方一封公開信,當然也是最後一封。
《巴黎日記》作者再致作家方方的公開信
作家方方女士:
聞悉您仍將決定繼續授權美國和德國出版《武漢日記》,失望之餘仍予以尊重。一個社會既有法律的底線,也有道德的高標準。您的出版並沒有逾越法律的底線,而道德標準只能提倡,不能強迫,故我表示尊重。
然而,我仍然希望在日記出版時,您在序或跋表達以下四種看法:
第一,中國是第一個遭遇人類未知的新冠病毒的國家,在應對的過程中為整個人類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武漢日記》就是對這個過程的一個記錄。但是為什麼西方完全忽視了中國所探索出來的、所積累的寶貴經驗和教訓,沒能夠避免在歐美爆發?《武漢日記》現在發表,雖然起不到亡羊補牢的作用,但是它提出這個疑問,還是有很強的現實意義的。
第二,新冠病毒在全球蔓延以後,歐美疫情的嚴重程度遠遠超過中國。但是為什麼只有中國有“武漢日記”?沒有美國人寫“紐約日記”、德國人寫“柏林日記”、英國人寫“倫敦日記”、法國人寫“巴黎日記”、意大利人寫“羅馬日記”,這是為什麼?這是不是説明中國更寬容,更有言論自由的空間?
第三,世界上生活着很多華人,他們也以日記的方式記錄了這一場災難。有紐約日記、柏林日記、倫敦日記,還有巴黎日記啊,我希望歐美的出版社,能像對待我一樣,也出版他們的日記,對後世、對人類的歷史做一個完整的記錄。
最後,作為一名作家,既不瞭解國際關係,也不瞭解地緣政治,因此希望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要利用《武漢日記》作為攻擊我的祖國的工具。本人只想給人類記錄一下這段歷史,為後世存下一個經驗和教訓。
相信有這四點,就可以把您的日記從武漢的高度提升到人類的高度,同時,它還能夠避免外界強行賦予它的,不應有的政治因素和標籤,從而回歸到《武漢日記》純粹的、本來的、源自生活的作品本身。
宋魯鄭
2020年4月20日於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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