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格雷：為何説此次新冠疫情危機將成為歷史的轉折點？

【文/ 約翰·格雷】

終有一天，眼下空無一人的街道將再次被行人和汽車填滿，我們也將長舒一口氣，告別宅在家裏靠網絡打發時間的生活。而屆時我們將發現外面的世界已變得與疫情暴發之前完全不同，這一變化並不是暫時的，那個穩定均衡的世界已消逝在歷史中，我們正在經歷的這場新冠疫情危機將註定成為人類歷史的一個轉折點。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約翰·格雷2020年4月1日在英國NewStatesman網站刊發評論文章：《為何説此次新冠疫情危機將成為歷史的轉折點》

全球化的高潮已經結束，那個對全球化生產和超長供應鏈過於依賴的經濟體系將變為一個各國之間的聯繫不再那麼緊密的經濟體系；世界各地永不停歇的奔波生活將漸漸停下來，我們的日常生活在物理空間上將變得更加受限，而虛擬空間裏的生活方式將得到大大擴展；此外，一個更加碎片化的世界正在逐漸形成，這樣一個世界在某種意義上來説將比此前的世界更具韌性。

曾經十分強大的不列顛正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極快地發生着變化。在議會的緊急狀況授權之下，英國政府已把正統的經濟觀念徹底拋棄。歷經多年愚蠢的經濟緊縮政策之後，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與軍隊、警察、監獄、消防隊、護理員和清潔工一起都已陷入了背水一戰的境地。然而我們有許多無私奉獻的醫護人員，他們的存在意味着新冠病毒終將被制服，我們的政治體系也將得以倖存。不過並非每個國家都會像英國這般幸運，有太多的國家正在控制疫情和挽救經濟之間苦苦掙扎，其中一些國家將跌跌撞撞甚至倒地不起。

在進步派思想家所堅持的世界圖景中，未來總是比過去更加美好。毫無疑問，這種心態有助於他們保持表面的神志正常，不過它卻侵蝕了我們作為人類在當前來説最為重要的品質，那就是與時俱進、創造各種不同生活方式的能力（the ability to adapt and fashion different ways of life）。如今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是：打造更具韌性的經濟和更加適宜人類生活的社會，而此前我們的生活是完全暴露在混亂無序的全球市場面前的。

這並不意味着我們要龜縮到小國寡民的那種地方主義閉塞狀態。如今，全球總人口的數量太過龐大，自給自足已不再可能，而且大部分人應該並不願回到前現代社會的那種活動範圍狹小而封閉的生活狀態。當然，在過去幾十年裏急速發展的超級全球化（hyperglobalisation）也不會再繼續下去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過後，我們曾對金融體系做了一些修補工作，而此次新冠疫情再次暴露了這個體系的諸多致命缺陷。自由資本主義已經破產了（liberal capitalism is bust）。

自由主義就自由和選擇展開了論述，這種自由主義其實是一個實驗，它試圖消解那些構成社會凝聚力和政治合法性的根植於傳統的因素，並承諾用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來取而代之（with all its talk of freedom and choice,liberalism was in practice the experiment of dissolving traditional sources of social cohesion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replacing them with the promise of rising material living standards）。這個實驗早已開始。遏制疫情蔓延需要讓經濟暫時停擺，然而當經濟重啓時，我們卻很可能會發現各國政府正在給全球市場戴上緊箍咒。

眼下，如此之多的基本醫療物資都由中國生產，此類產業由任何單一國家壟斷的狀況都是不可接受的。出於國家安全考慮，醫療物資以及其他敏感物資的生產都必須重返英國。一直以來，“英國應逐步放棄農業生產並依賴進口食品”的説法被批駁為一派胡言，可以肯定今後這一觀點也很難獲得市場。隨着人們出行的減少，航空市場將出現萎縮，各國的邊境管控也會變得愈加嚴格，這將是一個長期持續的全球性現象。此外，一味追求經濟效率這種狹隘的目標對各國政府來説也將變得不再可行。

問題是，到底是什麼將取代“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成為社會存在的基礎呢？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英國著名哲學家、心理學家和經濟學家，19世紀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觀察者網注）在其1848年出版的著作《政治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一書中所提到的“穩態經濟”（stationary-state economy）是環保主義者給出的答案。“穩態經濟”這個概念傳遞出的信息在於，擴大生產和消費將不再是壓倒一切的目標，人口的增長也將受到抑制。

與如今的大多數自由主義者不同，約翰·穆勒當時就意識到了人口過快增長所藴含的風險。他在書中寫道：“在一個被人類佔據的世界上，我們將看不到長滿鮮花的原野，野生動物們也將失去生存之所”。而在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中央計劃經濟的隱患。他指出，穩態經濟屬於市場經濟，它鼓勵競爭，技術創新在這種經濟中不斷出現，人類的生存技能也將獲得不斷提高。

在諸多意義上來講，“穩態經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十分有吸引力的可能圖景，然而它卻並不真實。正如沒有一個世界性的權威力量能夠帶領各國抗擊疫情一樣，同樣也沒有這樣一個世界性的權威力量能夠遏制全球生產和消費活動的增長。與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最近反覆強調的進步口號相反，面對全球性問題，我們並不是總能拿出全球性的解決方案（global problems do not always have global solutions）。地緣政治的分歧已經排除了全球政府存在的可能。如果真有這樣一個全球政府存在，各國都將就其控制權展開爭奪。認為這場新冠疫情危機可以通過前所未有的國際合作來獲得解決的想法純粹是異想天開。

當然，即便沒有一個世界級的權威力量去遏制全球生產和消費活動，人類經濟也不可能無限地持續擴張，因為經濟擴張將導致氣候變化加劇，地球最終將淪為一個巨大的垃圾場。然而由於生活水平的高度不均衡、人口數量的不斷增長以及地緣政治競爭的不斷加劇，零增長的狀況也同樣難以維持。如果各國最終能夠接受經濟增長應受限的觀點，這説明各國政府已把保護自己的公民視為首要目標。無論民主還是專制，那些不能應對這一霍布斯主義（Hobbesian，這裏指一種無限制、自私而野蠻的競爭局面——觀察者網注）考驗的政府都將垮台。

這場疫情意外地加快了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油價暴跌以及病毒在伊朗不受控制的傳播可能動搖其神權政體；隨着政府收入的鋭減，沙特阿拉伯也面臨着風險。毫無疑問，許多人都希望這兩個國家能全身而退。如果海灣國家崩潰，除了發生長期混亂，誰也無法保證此外不會出現其他什麼後果。儘管多年來人們一直就政府收入多元化展開探討，但這些國家的政府至今仍然受到石油收入的綁架。此外，即便油價有所回升，全球各國的大範圍停產對經濟的打擊也將是毀滅性的。

與海灣國家相比，東亞地區的經濟將持續發展。迄今為止，我們看到在抗擊新冠疫情時表現最成功的就是位於東亞的韓國、新加坡和台灣地區，很難相信他們強調集體利益高於個人自由的傳統價值觀沒有在其中發揮任何作用。此外，他們還抵制了“小政府”（the minimal state）這一受到眾人推崇的主張。如果他們能夠比許多西方國家更好地適應一個去全球化的世界，我們不應感到意外。

至於中國，那個國家的情況更為複雜，我們對它在抗擊疫情時的表現仍然很難作出評估。至於中國的抗疫做法，任何一個民主國家都不能也不應效仿。我們的南丁格爾方艙醫院證明，能夠在兩週內建設醫院的國家不只有中國。沒有人知道中國停工措施的全部人力成本。即便如此，中國似乎仍然是此次全球新冠疫情危機的受益者。中國並沒有浪費此次疫情提供的機會，其影響力正在擴張。中國正在通過幫助像意大利這樣陷入困境的國家來扮演本該由歐盟扮演的角色。

歐盟在應對這場危機的過程中暴露了自己本質上的弱點。在當下，沒有哪個概念像“主權”這樣受到諸位智者們的批判。然而實際上，主權意味着一個國家有能力執行一份全面、協調、靈活的緊急狀況應對計劃，正如我們在英國以及其他一些國家看到的那樣。我們今天所採取的措施其規模比二戰時期的任何措施都要龐大得多。最重要的是，今天與二戰時的情況相反，當時英國人口被前所未有地動員起來，失業率出現了驟降。如今，除了一些關鍵的服務行業，整個英國經濟已經停擺。如果持續數月，停擺會使英國經濟變得更具社會主義特徵。

被僵化的新自由主義體制捆綁的歐盟是否能有英國這樣的表現是值得懷疑的。如今，歐洲央行通過債券購買計劃和放寬國家對產業援助的限制已經把那些神聖的規則徹底打破。但是德國、荷蘭等北歐國家拒絕分擔財政壓力，這可能會對歐盟對意大利的援助造成影響，意大利太大，不會像希臘那樣被輕易擊垮，不過若要拯救意大利，成本也是十分高昂的。正如意大利總理朱塞佩·孔戴（Giuseppe Conte）今年3月所説：“如果此次歐盟不能挺身而出應對這一前所未有的挑戰，那麼整個歐盟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塞爾維亞總統亞歷山大·武契奇（Aleksandar Vučić）的表述更加直白和現實，他説：“歐洲團結是不存在的，那不過是個童話。在當前這種困難的情況下，唯一能幫助我們的國家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至於歐盟其他國家，我沒有任何謝意要向他們表達”。

歐盟的根本缺陷在於，它無法履行一個國家所應具有的保護職能。歐元區解體雖然經常出現在人們對未來的預言中，不過這一結局一直以來似乎是難以想象的。然而在當前的壓力之下，歐元區的解體並非毫無現實可能。人員的自由流動已經停止，而土耳其總統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最近卻還以允許移民跨越自己的邊境進入歐洲來向歐盟發出威脅。敍利亞伊德利卜省局勢的惡化可能導致數十萬、甚至數百萬難民逃往歐洲（社交隔離措施在龐大擁擠、衞生狀況不佳的難民營中必然難以施行）。搖搖欲墜的歐元再加上一場難民危機，這將對歐盟造成致命的打擊。

如果歐盟得以倖存，它可能會像進入晚年的神聖羅馬帝國一樣，成為一個苟活多個世代的幽靈般的存在，而真正的權力卻早已旁落。歐洲諸民族國家（nation states）已經做出了至關重要的決定。由於作為政治中心的歐盟不再發揮主導作用，而且失敗的歐盟倡議往往由左派提出，諸多歐盟國家的政府將被極右翼把持。

此外，俄羅斯將對歐盟施加越來越大的影響。俄羅斯在2020年3月與沙特之間發生的爭鬥導致了油價暴跌，普京在這一過程中展示出了自己的強硬手腕。對於沙特來説，為了支付公共服務和保持國家償債能力，保持其財政收支平衡的石油價格約為每桶80美元；而對於俄羅斯來説，40美元也是可以承受的。與此同時，普京正在鞏固俄羅斯作為能源大國的地位。發端自俄羅斯的北溪天然氣管道貫穿波羅的海，這條管道為歐洲確保了可靠的天然氣供應。通過能源供應，俄羅斯使歐洲對自己形成了依賴，能源成為了俄羅斯手中的政治武器。隨着歐洲日趨碎片化，俄羅斯似乎已準備好在歐洲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與中國的做法相似，俄羅斯也在向意大利空運醫療隊和醫療物資以扮演本該由步履蹣跚的歐盟扮演的角色。

在美國方面，特朗普顯然認為，相比起控制疫情，重啓美國經濟更為重要。如果出現如1929年那樣的股市暴跌或比上世紀30年代更高的失業率，他的連任就將受到嚴重威脅。聖路易斯聯邦儲備銀行首席執行官詹姆斯•布拉德（James Bullard）已經表示，美國失業率可能達到30%，這一水平已經高於“大蕭條”（指1929年至1933年之間發源於美國並在後來波及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觀察者網注）時期。

而在另一方面，在美國政府的分權體制（the US’s decentralised system of government）下，昂貴的價格使得數千萬美國人買不起醫療保險，在數量龐大的監獄服刑人員中許多是老年人和體弱者，城市中存在大量的流浪人口，再加上已經大範圍擴散的疫情——縮短停工停業期限可能意味着病毒的傳播更加失控，這將對美國造成毀滅性影響。不過敢於冒此風險的不只是特朗普，瑞典也沒有采取其他國家早已付諸實施的宵禁措施。

與英國的救助方案不同，特朗普20萬億美元的刺激計劃基本上可以被視為一種企業紓困計劃。如果你相信民調結果，那麼你會發現，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贊成他對這場大流行病的處理方式。如果特朗普在大多數美國人的支持下挺過這場災難又會如何呢？無論他今後是否繼續留在白宮，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都已經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變化。正在迅速瓦解的不僅有近幾十年持續推進的超級全球化，還有二戰結束時建立的全球秩序。病毒不但打破了人們想象中的平衡，而且還加速了一個已持續多年的解體過程。

芝加哥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在其具有深遠影響的著作《瘟疫與人》（Plagues and Peoples）一書中寫道：“一些迄今為止不為人所知的寄生生物會逃離其温牀，使已經在地球上大量繁殖的人類面臨某種全新的、具有毀滅性的威脅，這樣一種可能性一直以來都是存在的而且將繼續存在下去”。

儘管有人懷疑販賣野生動物的武漢海鮮市場可能是這場大流行病的罪魁禍首，但新冠病毒到底是如何離開其温牀的，目前仍無明確答案。當1976年威廉·麥克尼爾的《瘟疫與人》剛剛問世時，人類對外來物種棲息地的破壞程度還遠不及今天。隨着全球化不斷向前推進，瘟疫傳播的風險也在不斷增加。在1918年-1920年期間，西班牙流感席捲全球，但在那個時代人類還沒有進行大規模的航空旅行。威廉·麥克尼爾在書中表達了一位歷史學家對瘟疫的理解，他寫道：“對人類而言，災難性的流行病大爆發一直是突然發生且不可預測的，這件事基本上超出了歷史的解釋。”他的這一觀點後來也得到了許多研究的印證。

然而，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大流行病只是人類歷史中的一種偶發的異常情況，它並非歷史內在的組成部分（an integral part of history）。持這種觀點的人其實是認為人類已不再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他們認為人類可以創造出一個獨立於大自然生態圈的“人類自治”的生態系統。然而此次新冠疫情説明，他們錯了，他們無力進行這樣的創造。為了遏制疫情蔓延，我們只能依靠科學，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因此，大規模抗體測試和疫苗的研發至關重要。如果我們希望人類在未來不像今天這般脆弱，我們就必須對我們的生活方式做出永久性的改變（permanent changes in how we live will have to be made）。

人們的日常生活已經被徹底改變了，無力感已遍佈世界每個角落。被撼動的不僅是我們的社會生活，人類在這個星球上的地位也已根基不穩。新冠病毒以許多不同的方式向我們揭示了人類消失後的世界將是怎樣的圖景：野豬在意大利北部的城鎮遊蕩，而在泰國著名的猴城華富里，無人餵養的猴羣開始了在街上打羣架的生活。往日的市井煙火氣息被病毒一掃而空，無人區特有的美妙氣氛已在眾多城市出現，殘酷的生存鬥爭正在這樣的背景下上演着。

正如許多評論家所指出的，詹姆斯·格雷厄姆·巴拉德（J.G.Ballard，1930年在中國上海出生，珍珠港事件後，被日軍羈押在上海龍華集中營。1946年，他和父母返回英國。巴拉德在劍橋修讀醫學兩年，接着做過廣告擬稿員和搬運工人，後來參加英國皇家空軍。巴拉德是英國60年代新浪潮派科幻小説代表作家，有“科幻小説之王”的美譽。他出版長篇小説20餘部，是當代英國公認最傑出作家之一。主要作品有《赤裸的午餐》等——觀察者網注）小説中所描繪的末日災難之後的未來場景如今已經成為了我們的現實。然而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需要搞清楚這個“末日災難”到底為我們揭示了哪些道理。在巴拉德看來，人類社會不過是隨時可能被推翻的舞台佈景，當我們走出劇院，當這個舞台佈景不復存在，那些表面上看起來牢牢根植於人類本性的行為規範就可能突然消失不見。20世紀40年代，巴拉德在上海的集中營裏度過了自己童年，然而他人生中最恐怖的經歷並不是集中營裏的生活，那裏的人們意志堅定、態度和藹，機敏而又愛冒險的小巴拉德很享受那段集中營裏的童年時光。他曾親口告訴我，他人生中最恐怖的經歷反而是當戰爭接近尾聲、集中營即將解散的那一刻，他目睹了人們的無端殘忍以及人性中最自私冷酷的一面。

然而在巴拉德看來，這些都算不上什麼世界末日——那些通常被描述為世界末日的事件其實往往是歷史進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那些事件的確給許多人留下了持久的精神創傷，然而人類這一物種是如此強健、如此具有可塑性，根本不會被那些小波折完全打倒。即便和以前有所不同，生活還是會繼續過下去。那些把此類小波折稱為“巴拉德時刻”的人們並沒有注意到，人類在巴拉德筆下的極端狀況裏是如何盡力適應新情況甚至找尋生活樂趣的。

技術能夠幫助我們應對目前的極端狀況。依靠技術，物理空間的人際互動可以被轉移到網絡空間中去。辦公室、中小學、大學、醫院門診以及其他一些工作場景可能會發生永久性改變。在疫情期間建立的虛擬社區已經讓人們比過去實現了更好的互相瞭解。今後隨着此次大流行病逐漸得到控制，人們將舉辦慶祝活動，至於新冠病毒的威脅何時能夠完全消除，人們目前還無法給出明確答案。

此外，許多人可能轉移到像“第二人生”（Second Life）那樣的在線環境，在那個虛擬的世界裏，人們可以見面、做交易，甚至可以用自己選擇的“身體”在自己選擇的“世界”裏與別人進行互動。其他方面的變化可能會讓一些道德潔癖者感到略微不適。網絡色情產業將會迎來一波爆炸式增長，相當多的網絡約會甚至可能會有色情服務的內容，不過即便是線下見面，此類現象也從未杜絕。增強現實（AR）技術可被用來模擬這種網絡約會過程中的人際接觸，虛擬空間的此類現象可能很快就會成為常態。這是否可以被視為邁向美好生活的一步呢？這個問題也許沒那麼重要。網絡空間依賴於基礎設施的存在，而基礎設施很可能在戰爭或自然災害中遭到破壞。互聯網讓我們得以避免歷史上瘟疫流行曾給人們的日常生活帶來的那種信息閉塞感，不過網絡還是無法讓人們徹底擺脱肉身的束縛，也無法讓人們避免技術進步給生活造成的負面影響。

病毒不但告訴我們人類進步的道路不是簡單一路向前的（這一點甚至連那些進步派人士都意識到了），而且它還告訴我們進步可能具有一定的副作用。下面我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全球化給人類帶來了許多好處，無數人因此擺脱了貧困，然而這一成就眼下正受到威脅。可以説，如今正在進行的去全球化其原因正是全球化本身（globalisation begat the de-globalisation that is now under way）。

隨着對“生活水平總是會不斷提高”的心理預期不斷下調，權威和合法性的其他來源（other sources of authority and legitimacy）正浮現在人們的視野中。無論是自由主義者還是社會主義者，持進步派思想的人都很討厭過於強烈的國家認同感（the progressive mind detests national identity with passionate intensity）。在這方面，已經有大量史實向我們證明這種過於強烈的國家認同往往會遭到濫用。然而在另一方面，民族國家（the nation state）正日益成為人類大規模行動背後最強大的驅動力。尤其是在應對當前新冠疫情的時候，我們需要做出一種並非以全人類的福祉為目標的集體性努力（a collective effort that will not be mobilised for the sake of universal humanity）。

與經濟增長一樣，利他主義也有其侷限。在危機最嚴重的情況沒有結束之前，無私奉獻的事例會不斷湧現。在英國，已經有超過50萬名志願者應徵報名，他們將加入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助其一臂之力。然而僅僅依靠人類的同情心來幫助我們渡過難關是不明智的。在這個世界上，對陌生人的善意是很寶貴的東西，它的配給必須是定量的。

這就是與新自由主義國家不同的能夠照顧好老百姓的保護主義國家（the protective state）該出場的時候了。從本質上來説，英國一直以來都是一個霍布斯主義（霍布斯主張主權在君，並認為主權者的權力也不受法律的限制，且不受他自己制定的法律的限制。與孟德斯鳩等人的分權主張不同，霍布斯認為構成主權的各項權力都是統一不可分的，他反對分權的主張，認為主權如果由幾個機構分掌，就會使國家機能失調——觀察者網注）國家。維護國家和平、打造強大的政府一直在英國政治中具有壓倒一切的地位。與此同時，我們這個霍布斯主義國家卻是以協商一致為基礎的，在國家陷入危機時尤其如此。與政府幹預所導致的個人自由被剝奪相比，避免自己落入險境顯然更加重要。

“當新冠疫情達到頂峯時人們想要多少自由”是一個開放性的問題。人們對帶有社會主義特徵的強制性團結友愛毫無興趣，不過為了能夠更好地確保自己的健康，他們可能很願意接受手機定位技術以便對病毒攜帶者及其密切接觸者實施追蹤。為了走出此次新冠危機，我們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國家干預措施，而且這種干預應該具有高度的創新性。我們的政府必須在科學研究和技術研發方面投入更多資金。儘管政府的力量不會一直擴張，但其影響將變得無處不在。按照舊世界的標準來説，這種影響甚至會表現出一定的侵犯性。在可預見的未來，後自由主義政府將成為常態（post-liberal government will be the norm）。

只有認識到自由社會的脆弱性，自由社會里人們最基本的價值觀才能得到維護。除了公平之外，這種價值觀還包括個人自由，而個人自由除了本身令人感到愉悦之外也能夠對政府構成必要的制約。然而那些相信個人自由是人性最深處需求的人其實對心理學一無所知——他們尤其對自己的心理一無所知。實際上，對幾乎每一個人來説，安全感和歸屬感與自由同樣重要，通常來説甚至更加重要（security and belonging are as important,often more so）。而自由主義觀點其實對這一真理做出了系統性的否定。

疫情期間進行自我隔離的一大好處在於，我們可以藉機對許多問題重新展開思考。梳理頭腦中紛亂的思緒，想一想我們該如何在一個已然發生重大變化的世界上繼續生活，這是我們當前的首要任務。對於我們這些沒有身處“戰疫”一線的人們來説，能夠把這些問題想清楚就已經很了不起了。

（觀察者網馬力譯自2020年4月1日英國NewStatesman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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