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革命者人格與勝利的哲學 ——紀念列寧誕辰150週年
【導讀】2020年4月22日是列寧誕辰150週年。在瀰漫全球的新冠疫情危機中紀念列寧，具有特別的時代含義和現實意義。
列寧是帝國主義時代的社會主義革命者，帝國主義爭霸與戰爭催生了俄國革命。在1875年至1900年的歐洲，由於長期經濟蕭條下的資本主義壟斷加劇與經濟金融化，不斷推動着歐洲列強的帝國主義化，也不斷推動着殖民地爭奪與列強競爭。歐洲社會也同時撕裂成左翼社會主義與右翼國家民族主義尖鋭對立的兩極。終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被引爆了，而社會主義的十月革命也從此具備了豐厚的社會土壤。
本文紀念列寧，討論的是革命時代的“革命者人格”問題。所謂“革命者人格”，是對革命時勢與革命者能動性之間辯證關係的探討，沒有革命的時勢，就不可能產生革命，而革命者的能動性與創造性，又常常塑造着革命的時勢。一般認為，馬克思主義學説闡發的是客觀歷史進程的必然性，而從列寧到孫中山到毛澤東，這些革命家身上看見強大的能動性與的創造性，正是這些偉大革命家身上體現出的“革命者人格”，使得歷史進程得以重新塑造。
當下正在進行的抗擊新冠疫情的人民戰爭，被許多論者引向東西方兩種政治體制的比較。本文作者認為，如果忽視了共產黨的人民性，看不見其從革命戰爭年代便建立起的“以人民為中心、組織人民、動員人民”的動員力，看不見其至今仍然高效運轉的基層組織與社區組織，就無法解釋中國抗擊疫情的成效。而這些，是許多西方國家所不具有的能力。
今天紀念列寧，在於從列寧的“革命者人格”上汲取政治能量，藉以改造我們正在從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作者特別指出， 當代的政黨政治都在出現“官僚化、去政治化”現象，必須重新尋找新的政治能量，建構新的政治願景，使領袖—政黨—人民之間形成緊密聯繫又互相促進的能動性關係，如此，才可能建立新的秩序。
本文是文化縱橫新媒體特稿，由作者授權首發，原標題為“革命者人格與勝利的哲學——紀念列寧誕辰150週年”，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文/汪暉】
“現代君主”與革命者人格
在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體系垮台之後，全球各地出現過各種類型的社會運動。拉丁美洲的21世紀社會主義浪潮，東南亞如印度、尼泊爾的農民武裝鬥爭，試圖繼承20世紀的革命遺產，但在新的條件下，其前景並不明朗；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和所謂轉型國家，社會抗議、“佔領”運動、勞工運動和規模巨大的反抗浪潮，也都未能從根本上改變冷戰終結後的“去政治化”狀態。
社會不平等、金融危機、瘟疫流行、生態災難，以及與全球化進程相伴隨的治理危機，有關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的討論此起彼伏，然而，儘管衰敗的徵兆不斷湧現，“薄弱環節”裸露無遺，但能夠熔斷這些環節的政治力量似乎遠不如疫病來得有力。
當代世界的政治圖景尚未擺脱20世紀社會主義實驗的失敗陰影。用巴丟的話説：從1917年十月革命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終結，構成了巴黎公社之後的第二個共產主義序列，即將共產主義設想付諸實踐的場景序列。他斷言：這一序列的主要內容（馬克思主義、工人運動、羣眾民主、列寧主義、先鋒黨、社會主義國家）已經不再有效。“第二個場景序列已然終結，試圖使之重新來過則毫無意義。”［1］
新自由主義浪潮催生了右翼保守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浪潮，最令人震驚的是在這一浪潮中失去工作和保障的勞動者成為右翼政治的支持者。當自由派悲嘆民粹主義上升的時刻，左翼運動理應自問為什麼會因為失去“鏽帶”地區勞動者的支持而陷於無力狀態？層出不窮的抗議運動為什麼缺乏清晰的政治能量，卻每每陷入種族主義、排外主義和身份政治的陷阱？
除了先鋒黨和大規模階級運動的退場之外，領導力的軟弱、左翼理論中戰略策略討論的匱乏，以及圍繞具體的社會變革道路的路線辯論的衰落，是顯而易見的現象。而圍繞政治路線、政治經濟和軍事戰略、策略的理論辯論，從而在劣勢條件下獲得領導權正是20世紀的政治遺產。
如何理解革命或變革運動的領導力？葛蘭西在《獄中札記》中指出：
應該將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作為一個政治思想體系的實例來加以研究，這種政治思想體系既不是一種冷冰冰的烏托邦，也不是一種高深的理論，而是一種對於分散的人民起作用的、使他們產生並組織集體意志的具體幻想的產物。《君主論》的空想性質在於這位君主並不存在於歷史現實之中，他本人並沒有直接地和客觀地出現在意大利人民面前，而純粹是一種理論的抽象，是領袖和理想統帥的象徵，但通過非常強烈的戲劇性變化，那貫穿全書的激情和神話成分融為一體……”［2］
他接着論述道：
馬基雅維利所探討的是，一位想要領導人民建立一個新國家的君主應該具備哪些品質：這部書立論嚴謹，邏輯上無懈可擊，識見超脱，學術上獨樹一幟，臨到結尾，馬基雅維利同人民結合在一起，自己成了人民，但不是“一般的”人民，而是馬基雅維利通過在前面的敍述予以説服了的人民；這種人民的意識在馬基雅維利身上得到表現，對此他本人是意識到的，他感覺到自己與人民的同一性。［3］
葛蘭西認為“現代君主，神話君主，不可能真有其人，也不可能具體指哪個個人”，而是“政黨，這是一種基本細胞，其中包含着力圖成為普遍的和無所不包的集體意志的種種胚芽。在現代世界中，只有那些間不容髮，必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當機立斷的歷史政治行動，才能由具體的個人以神話方式加以體現”［4］。
政黨是現代政治的靈魂。然而，由於現代政黨與國家權力存在着天然的聯繫，從而政黨國家化、政黨官僚化、政黨去政治化或政黨機會主義幾乎伴隨着政黨的歷史。如今政黨的組織框架及其在國家體系內的位置依舊穩固，但真正意義上的政黨已經提前終結。［5］
熟悉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曲折道路的人同時也會發現，那些在間不容髮的歷史時刻，以神話方式完成其使命的個人既是政黨的領袖，又不能等同於政黨體制本身：在許多歷史關頭，列寧、毛澤東等革命領袖常常與自己的政黨及其主導路線處於對立的狀態，他們通過持久的、有時是殘酷的理論和政治鬥爭，才獲得黨內的領導權。
這些連綿不斷的理論鬥爭和路線鬥爭也正體現了列寧的領導風格，即在最危險、最艱難的條件下，也必須堅持黨內民主，扼殺公開和坦率的黨內辯論、批評和自我批評，也就扼殺了作為黨的生命的民主集中原則。在1901-1902年寫作的《怎麼辦？》一文的開頭，列寧將拉薩爾1852年6月24日致馬克思的信中一句話寫在文章的前面：“·……黨內鬥爭給黨以力量和生氣，而黨本身的模糊不清，界限不明，則是黨的軟弱的最大明證；黨是靠清洗自己而鞏固的……”［6］
如果梳理列寧的理論鬥爭，我們可以將他的黨內論敵排列出一個漫長序列：伯恩斯坦、普列漢諾夫、亞·波特列索夫、馬斯洛夫、季諾維也夫、考茨基、盧森堡、托洛茨基、布哈林、斯大林……毛澤東在晚年甚至將自己與黨的體制對立起來，聲稱自己一個人與人民站在一起。這雖然是一個象徵性的表述，但也顯示了在某些特定時期和特定關頭革命者甚至黨的領袖與黨的體制之間可能存在的深刻緊張乃至對立或孤立狀態。
那些具備革命者人格的領袖人物（但並不限於領袖人物）也正是推進政黨的自我更新、重建政黨與人民關係的政治力量。因此，政黨、人民與領袖的三者關係充滿了張力，而革命者人格是通過獻身鬥爭以維繫和改善這一複雜關係的關鍵環節。
葛蘭西將領導權問題歸結為社會集團領導作用的兩種形式，即“統治”的形式與“精神和道德領導”的形式。在無產階級革命中，政黨通過體現人民的意志而奪取領導權，也通過奪取領導權來體現人民的意志。但是，先進政黨在奪取“精神和道德領導”亦即文化領導權的過程同時伴隨着政黨內部通過激烈理論鬥爭以重新確立自身的目標、綱領和戰略的過程，革命領袖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湧現，並起着重塑政黨的政治作用。
在工人運動、階級性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衰落的背景下，重新探討革命者人格（尤其是革命領袖的人格）在20世紀政治中的作用，對於推動當代世界的重新政治化而言，不是沒有意義。在中國革命中，最為經典的例子便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領導集體的誕生和《論持久戰》、《矛盾論》和《新民主主義論》等一系列論著的發表。然而，在21世紀，由於全球和區域的條件不同，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的早期經驗已經難以重複。
2008-2009年間，我曾有機會深入尼泊爾和委內瑞拉的營地和鄉村做些調查，不由得對這兩個由左翼執政的國家及其政治運動進行對比：尼共（毛）擁有十年人民戰爭的經驗和相對成熟的政黨，這是查韋斯所沒有的。
他的政黨只是為了適應選舉而匆忙組織的機器，其中混雜着各種各樣的人物，包括前政府中為保留其官位而加入新政黨的人物；但相對於他的政黨，查韋斯卻是一個有理論視野和戰略戰術的政治家和魅力領袖，他通過與民眾的直接互動越過官僚政黨的藩籬，力圖在石油國有化和土地改革方面維持其政治的激進性。查韋斯政治的脆弱性源於其政黨的脆弱以及由此產生的對於魅力領袖的過度依賴。
與之相比，進入議會鬥爭時期的尼共（毛）是經過“十年人民戰爭”鍛鍊的政治組織，擁有雄厚的民眾基礎、幹部隊伍、組織結構和軍事力量，但這一較為成熟的政黨卻未能湧現富於遠見、立場堅定、戰術靈活的領袖人物，也沒有發展出成熟的關於當代世界和尼泊爾現實的理論和戰略。在議會政治的框架下，激進政黨逐漸失去了羣眾基礎，其領導人物無力通過與民眾的互動重構人民政治，從而必然導致政治鬥爭的失敗。
尼泊爾的歷史條件與委內瑞拉不同，前者地處南亞，深受印度教影響，種姓制度和地主土地制度限制着整個國家的發展；後者地處南美，深受殖民地經濟及其遺產的制約，石油產業控制在買辦階級的手中，地主莊園擁有大部分土地，種植業單調地集中在咖啡生產上，幾乎沒有真正的農業。在過去十餘年中，兩國局勢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
透過尼泊爾與委內瑞拉的不同經驗，從一種比較視野觀察成熟的政治領導權的形成條件，我似乎從領袖、政黨、人民的三者關係中也看到了1960-1970年代中國政治危機的某些症候：
政黨與國家連體，逐漸從一種大眾性運動的領導者蜕變為官僚體制的統治者和管理者，為了維持政黨與羣眾的有機聯繫，毛澤東訴諸個人的威望，號召羣眾對黨-國體制開戰，個人威望在羣眾運動中達到高潮，卻未能形成領袖-政黨-人民之間的張力與互動，三者之間的關係也不再是有機的，其結果是國家邏輯取得支配地位，政黨通過進一步融入或直接轉化為國家機制，延續革命時代的組織動員力量。
中國在緊急狀態中呈現的超強動員力和組織力與這一傳統有着密切的關係，但作為這一動員力和組織力源頭的政黨與其説是葛蘭西所説的“現代君主”，不如説是國家的組織和動員機制。半個世紀以降，圍繞“文化大革命”為何失敗產生了持續不斷的爭論，其核心癥結正是領袖、政黨與人民三者之間的張力關係陷於破裂。這一關係的破裂也是20世紀社會主義國家垮台或轉型的動因。
在動筆寫下這篇紀念列寧的文字之初，我首先想到的是他有關帝國主義時代的發展不平衡和薄弱環節的理論。這個理論為20世紀中國革命提供了方向。然而，稍作重新閲讀，在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候，不能不被他身上凝聚起來的、屬於他的時代的一種獨特的人格類型即革命者人格所吸引。在漫長的中國革命中，列寧形象建立在兩個方面，即革命者人格和對東方革命的理解，而這兩個方面是相互關聯的。
如何理解革命者人格？托洛茨基在談及查蘇利奇的道德力量時説：“革命者”這個概念對她具有超越階級內容的獨立意義。他舉例説，有一次與查蘇利奇談及“資產階級出身的革命者”，用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者”的提法，但查蘇利奇遺憾地否定道：“這不對，”又帶着傷心的口吻提出：“不是資產階級的，也不是無產階級的，革命者就是革命者。”她又補充説：“當然，可以稱小資產階級革命者，如果把所有沒有地方擺的人都列入小資產階級的話。”［7］
革命者人格具有一種獨特力量，在社會條件、政治條件尚不具備的狀況下，能夠以巨大的能量推動革命的進程。在這個意義上，“革命者就是革命者。”1926年1月17日，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者之一、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李大釗在列寧逝世兩週年紀念大會上發表演説，將列寧與孫文作為中國革命的兩位革命領袖放在一起，他首先提及的也是革命者人格：
因列寧先生想到中山先生，我們就可以比較的看他們。中山先生的人格偉大，無論是他的朋友，他的信徒，他的仇敵，都沒有不承認的。列寧的人格偉大，也無論是他的朋友，他的信徒，他的仇敵，都沒有不承認的；在俄國的人民非共產者，他們往往反對共產，卻對於列寧個人非常崇拜。他們的革命精神，兩人也有相同之點：列寧遇到反動不灰心不失望，中山先生親自説過二次革命失敗亡命東京的時候，手下人人灰心，先生以為革命黨人並沒有損失，不必灰心，再幹好了！這樣，列寧精神就是中山精神，就是革命者的精神！我們應該服膺這種精神！［8］
李大釗以為列寧和孫文的第一個共同之處是：他們的革命者人格具有一種超出階級利益範疇的能量，不僅獲得其朋友和信徒的承認，而且也迫使其仇敵也承認其力量。他們的另一個共同點是：他們都是從不懼怕失敗的永遠的革命者。
這一觀察與魯迅的觀點相互呼應。1926年3月12日，魯迅在北京《國民新報》發表《中山先生逝世後一週年》一文，他説：
記得去年逝世後不很久，甚至於就有幾個論客説些風涼話……但無論如何，中山先生的一生歷史具在，站出世間來就是革命，失敗了還是革命；中華民國成立之後，也沒有滿足過，沒有安逸過，仍然繼續着進向近於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臨終之際，他説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又説:
他是一個全體，永遠的革命者。無論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無論後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終於全都是革命。［9］
革命者是一個“全體”，無論做什麼，“全都是革命”。這個觀點與托洛茨基《文學與革命》對革命藝術的看法完全一致，魯迅將托洛茨基的觀點概括為“即使主題不談革命，而有從革命所發生的新事物藏在裏面的意識一貫著者是；否則，即使以革命為主題，也不是革命藝術。”因此，要創造革命藝術，首先必須成為革命人；要推動革命，自然也先得有革命人。孫文就是這樣的革命人：“他終於永遠帶領着新的革命者前行，一同努力於進向近於完全的革命的工作。”［10］
革命者人格的“第二天性”
在列寧的時代，除了表現為獻身精神和個人素養之外，革命者人格還體現為一種把握主要矛盾並投入行動的能力，即所謂“第二天性”。這就需要在從事實際運動的同時，投入緊張的理論工作，以在錯綜複雜的現實中辨別行動的契機，説服甚至擊敗同一陣營中的錯誤觀點，構想革命的戰略和戰術。
列寧最初“在《火星報》上談過這樣一個思想，即在複雜的政治活動的鏈條中必須善於突出當時的中心環節，以便抓住它，為整個鏈條指出方向。”托洛茨基評論説：“以後列寧不止一次地重複過這個思想，而且經常談到鏈條和環節的本身形式。這種方法在他那裏彷彿是從有意識的領域變成了下意識的東西，最後成為他的第二天性。”［11］
列寧對形勢的總體分析和具體把握最終都服從於他所認為的具體情境中的那個決定性“環節”，以致在具體的行動中，他常常將那些直接或間接與中心任務相沖突的事情擱置一旁。“他的這一‘缺點’只不過是他能對所有力量進行最偉大的內部動員的才能的一個反面，而正是這種才能使他成為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家。”［12］
所謂在複雜的政治活動的鏈條中突出當時的中心環節，併為整個鏈條指出方向，指的是一種時代判斷力。1915年1月，列寧在《打着別人的旗幟》一文中提出了一個辨識時代特徵的方法論。
“無可爭辯，我們是生活在兩個時代的交界點；因此，只有首先分析從一個時代轉變到另一個時代的客觀條件，才能理解我們面前發生的各種重大歷史事件。這裏談的是大的歷史時代。每個時代都有而且總會有個別的、局部的、有時前進、有時後退的運動，都有而且總會有各種偏離運動的一般型式和—般速度的情形。
我們無法知道，一個時代的各個歷史運動的發展會有多快，有多少成就。但是我們能夠知道，而且確實知道，哪一個階級是這個或那個時代的中心，決定着時代的主要內容、時代發展的主要方向、時代的歷史背景的主要特點等等。只有在這個基礎上，即首先考慮到各個‘時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徵（而不是個別國家的個別歷史事件），我們才能夠正確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瞭解了某一時代的基本特徵，才能在這一基礎上去考慮這個國家或那個國家的更具體的特點。”［13］
與列寧所説的時代判斷方式相反，混淆時代的主要內容和發展方向，模糊時代的中心力量，進而將在其他時代條件下也許合適的或正確的戰略或策略搬至一個完全不同的時代語境之中，就形成了左的、右的、形左實右的、教條主義的或經驗主義的機會主義。
革命者人格的“第二天性”不是一種抽象的國際主義或純粹理念，而是深刻地植根於民族生活之中的國際主義。1920年4月23日，托洛茨基在《真理報》發表文章，慶賀列寧誕辰50週年。頗有意味的是，這篇不長的文章的中心不是國際主義，而是列寧的“深刻的民族性”：“他紮根於俄國的近代歷史，把歷史予以歸納，給它以最高度的表述，他正是通過這樣一條道路登上了國際主義行動和世界影響的頂峯。”
托洛茨基認為革命領袖除了需要唯物辯證法的素養之外，“還需要有一種我們稱之為直覺力的潛在的創造性力量：能迅速估計形勢，能去粗取精地分辨出本質和重要的東西，能憑想象力補齊畫面上所缺少的部分，能想到別人，首先是想到敵人，能把所有這一切結合在一起，並且能在頭腦中形成打擊‘公式’的時候而及時地予以打擊。這就是行動的直覺力。另一方面，這種直覺力還同俄國人所説的敏悟融合起來。”［14］
托洛茨基意識到如此強調列寧身上的這種“民族的”特點可能會使人感到意外，他解釋説：“要領導俄羅斯正在經歷的這場在各民族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變革，需要同人民生活的基本力量保持一種不可分割的有機聯繫——一種根深蒂固的聯繫。” “社會主義革命的國際主義的理論闡述早已問世，但它只是通過列寧才第一次得到了自己的民族的體現，正因為如此，列寧才走在最前列，成為世界無產階級最直接意義上的革命領導者。”［15］
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正是這一認識時代的方法論的生動展現。這部著作很少直接涉及中國，但其理論分析已經為中國革命的重新出發奠定了前提。如果説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非均衡性產生了這一國際體系的“薄弱環節”，那麼，由多強競爭格局造成的國內分割也為國內革命提供了“薄弱環節”。
由於“這種國際資本主義的投機性的巨大成就，還沒有完全成熟到國際合作的程度，仍然受到資本家集團利用民族的感情和政策強求他們特殊利益的妨礙，”從而在“西方列強聯合進攻中國”的同時，又在中國境內相互競爭、角逐，［16］以代理人戰爭的方式造成中國的內戰和割據。法國、俄國、德國、英國、日本、美國等列強爭奪國際勢力範圍的進程與其對中國境內瓜分勢力範圍的進程相互伴隨，兩者的目的都是通過政治、軍事力量佔據在不同地區的投資、開發的壟斷權，以獲取超額利潤。
因此，帝國主義時代存在着兩種薄弱環節：一種“薄弱環節”即列寧所説的作為“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的“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者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17］而另一種則是由於國內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被壓迫民族內部的帝國主義代理人之間的矛盾造成縫隙，後者為中國革命力量在廣闊鄉村和諸省邊界及邊緣區域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條件。
“薄弱環節”不但指統治秩序的脆弱之處，而且也指突破其體系的可能性。因此，“薄弱環節”依賴於革命力量的生成，而不可能自行存在。20世紀的革命力量不是一個國家內或區域內的獨立存在，而是在“薄弱環節”展現自身、具有深刻國際聯繫的民族、階級/階層和區域的運動。換句話説，如果不存在致力於突破統治體系的革命力量和革命理論，也就不存在“薄弱環節”；如果不能將資本主義國際體系的“薄弱環節”與國內統治的“薄弱環節”結合起來考慮，也難以形成革命的戰略和策略。
對於革命勢力而言，如果僅僅將帝國主義視為經濟現象，而不是基於經濟需求而產生的政治和軍事競爭的態勢，不理解在舊帝國政策與新帝國主義之間並沒有明確清晰的界限，就無法形成具體的抵抗帝國主義的戰略和策略。在這個意義上，沒有具體的革命戰略和策略，薄弱環節就不能成為“薄弱環節”。因此，究竟誰是革命力量，或者從哪兒發展出革命力量，構成了識別“薄弱環節”的前提。
如今，我們已經十分熟悉列寧在1905年革命前後至辛亥革命時期發表的有關東方問題和中國革命的分析。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後發展起來的民族自決主張和帝國主義論，以及“先進的亞洲與落後的歐洲”的判斷，已經將東方問題—從巴爾幹危機到中國革命—納入全球資本主義的最新階段的分析之中。
在著名的《論民族自決權》中，列寧説：“在東歐和亞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代是在1905年才開始的。俄國、波斯、土耳其和中國的革命，巴爾幹的戰爭等，就是我們這個時代我們‘東方’所發生的一連串有世界意義的事變。”［18］事實上，俄國革命在民族問題上的立場與“亞洲覺醒”的進程是內在相關的。
然而，在北伐戰爭（1924-1927）之前，除了極少數例外，即便在各自的領導層之中，也很少有人試圖將俄國革命與中國革命以更為具體的方式聯繫起來。他們或許同意列寧所説的帝國主義時代的發展不平衡，以及有關薄弱環節的理論，卻從未將這一理論與在中國探索革命力量結合起來。
例如共產國際的革命家羅易就反對列寧的統一戰線政策，認為孫文是一個權謀家和反動派。［19］在遠東勞動者大會（莫斯科，1922年1月）上，季諾維也夫對於孫文尋求美國援助極為不滿，激烈批評中國國民黨的資產階級作風。［20］1925年，為悼念孫文逝世，後來擔任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的拉狄克在《真理報》發表文章，特別提到如下事實：
“一九一六年的一天，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方殷，一些布爾什維克在伯爾尼集會討論民族自決問題。列寧在會上突然提議，布爾什維克將來應和中國革命聯合起來。這一提議當時似乎是一種痴人説夢！真想得出來，俄國無產階級會同億萬中國人並肩戰鬥。在與會的五六個布爾什維克當中有人想象説，如果他們命長，也許會看到這個夢想實現。”［21］
即便是托洛茨基，對此也遲至1920年代、尤其是上海工人起義爆發的時代才產生興趣。
然而，列寧的判斷完全不同。拉狄克回憶説：“在一九一八年中國和俄國還被捷克人、社會革命黨人和高爾察克分割開來的時候，列寧有一次問到在那些移居俄國的中國勞動者中，是否可以挑出革命人士同孫中山接觸。現在我們已經同中國人民建立了聯繫。今天我們賦予中國革命者的使命則是擴大我們與億萬人民的接觸。”［22］
正是在列寧的影響下，1922年11月至1923年2月，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通過《綜論東方問題》，在分析了中國共產黨的先天缺陷之後，主張實現國共合作，建立統一戰線。［23］1923年1月，蘇聯政府代表越飛在上海與孫文會談，發表《孫文越飛宣言》，在認可孫文有關共產主義與蘇維埃制度不適用於當時中國的觀點的前提下，正式開始了國民黨“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和第一次國共合作。
基於對帝國主義時代總體特徵和不同社會條件的具體把握，列甯越過了孫文主義及中國革命與共產主義運動之間的明顯分野，發現了中國革命的潛能及其與俄國革命的一致性。
這一點也深刻地影響了李大釗和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他們的國際主義和世界視野同樣具有一種立足於民族生活的品格。在前面已經引及的紀念列寧逝世兩週年的演講中，李大釗發表了一個從“純粹的”馬克思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看來不可思議的觀點：
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時代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與策略。中山主義是帝國主義時代被壓迫民族革命的理論與策略。在理論上，中山主義與列寧主義是可以聯合成一貫，策略上也是能聯貫一致的。所以，列寧主義者可説就是中山主義者；中山主義者也就是列寧主義者！他們的主義同是革命的主義……他們兩人的思想和人格的偉大，全無異點。［24］
作為當時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最深的、也是最為堅定的共產主義者，李大釗斷言“假使中山生在俄國，他一定是個列寧；假使列寧生在中國，他也一定是個中山！他們主義表面看起來不同，實在是他們環境的不同。中山先生與列寧的目的相同，可是惜乎環境不讓他實現得如列寧那樣成功！”［25］李大釗並不是在抹殺和混淆列寧與孫文領導的革命之間的區別，而是在世界局勢和國內條件的互動關係中形成的政治邏輯中，發現區別甚至對立中的聯繫和交錯點，在確認共同敵人的過程中，擴大同志與朋友的範圍，形成廣闊的陣線。
1927年4月28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4.12”政變後半個月，李大釗被奉系軍閥張作霖絞殺於北京。五個月後，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失敗，退入江西井岡山地區，創建第一個革命根據地和中國的紅色政權，在列寧的“薄弱環節”理論指導下，開啓了中國革命的新階段。與列寧主要集中於論述帝國主義國際體系和國家間的不平衡有所不同，毛澤東的分析聚焦於這一不平衡體系的國內表現形式。
他的分析是從中國的獨特性出發的：“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這種奇事的發生，有其獨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發展，亦必有相當的條件。”［26］
所謂獨特性是在體系性分析內部展開的：
首先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間接性而非直接性，從而存在着中國白色政權之間的持續戰爭和分裂。［27］這是中國不同於帝國主義國家的國內局勢，也不同於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殖民地局勢的獨特性所在，即一種不平衡的連同發展狀態。
其次，紅色政權能夠存在的條件不僅在於存在着大量的貧苦農民（這是資本主義與非資本主義生產形態在這一階段綜合性發展的形態之一），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中一些地區存在革命的經驗和動員。［28］
第三，小塊紅色區域的長期存在取決於是否存在全國性革命形勢的發展。［29］
第四，如果沒有“相當力量的正式紅軍的存在”，而僅僅有地方性質的赤衞隊，也不能造成割據局面，尤其是無法造成長期的割據局面。［30］
最後，如果沒有有力的革命組織，或雖然存在有力的組織，但經常犯政策性錯誤，則紅色政權也不能存在。［31］
事實上，毛澤東的分析在當時並不為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層所理解，他的寫作既是為現實的鬥爭提供戰略和策略，也是以理論分析的形式與黨內的其他主張進行鬥爭和論辯。
毛澤東的戰略戰術汲取了列寧有關帝國主義時代的理論分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標題也讓我們想起《火星報》的題詞。在廣闊的中國鄉村，通過武裝鬥爭和土地革命，將軍事鬥爭、社會改造、統一戰線、政權和黨的建設綜合在一起，鍛造出以農民為主的前所未有的革命生力軍，這就是人民戰爭。
人民戰爭不是一個純粹的軍事概念，而是一個政治範疇。在二十世紀中國的獨特條件下，人民戰爭是創造新的政治主體的過程，也是創造與這一政治主體相適應的政治結構和它的自我表達形式的過程。在人民戰爭中，現代政黨的代表性關係被根本地轉化了，以農民為主要內容、以工農聯盟為政治外殼的人民這個主體的誕生，促成了一切政治的形式（如邊區政府、政黨、農會和工會等等）的產生或轉型。
人民戰爭的一般原則包括：一，只有動員和依靠羣眾，才能進行戰爭；二，不但要有強大的正規軍，而且還必須有地方的武裝和民兵；三，兵民的範疇意味着一個與軍事鬥爭密切相關的、以土地改革和政權建設為中心的政治過程。
在抗擊新冠病毒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醒目地訴諸這一傳統，將抗疫鬥爭概括為“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阻擊戰是對戰役目標的界定，而人民戰爭和總體戰則是對鬥爭性質的概括。人民戰爭體現為羣防羣控，從社區－家庭、單位－個人到不同層級政府的上下貫通，而總體戰顯示這場鬥爭是國家體系和國家能力的全面動員。20世紀的人民戰爭是克服帝國主義國家總體戰的基本方式，從而人民戰爭與總體戰是對立的範疇，而在21世紀，當疫情催生全面國家動員之時，政黨再度訴諸人民戰爭的模式，形成新型上下貫通、橫向支援的社會動員。
在抗疫第一階段，全國各省派出四萬多醫護人員馳援武漢，江蘇一省以市為單位派出13支醫療隊，街道、村鎮、學校、工廠和各商業機構成為抗疫的基礎單位。［32］沒有“人民戰爭”，國家體系常常陷入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的陋習。疫情初期，中國及時向WHO和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通報了疫情，提供了較為準確的研究成果，但疾控直報系統未能有效運行，地方官僚系統對於前所未有的突發性疫情缺乏敏感，判斷失誤，依舊在穩定和保經濟發展的邏輯下習慣性地壓制輿情、貽誤戰機。
全面有效的抗疫動員是在中央政府直接干預下形成的。與20世紀人民戰爭不同，抗疫“人民戰爭”是在國家總體戰框架下展開的進程，其目標是以全民動員、科學防治的方式阻擊病毒，而不是生成新的政治主體。
在緊急狀態之下，保護人民生命安全和滿足人民日常生活需求被置於首要地位，資本增值與擴張退居次要地位，“人民戰爭”的罕見能量得以重新煥發，為抗疫第一階段的勝利提供了最大保障。西方許多評論者將中國抗疫過程歸功於“集權主義”，卻無法辨識國家動員體制下“人民戰爭”的能量，也未能區分人民戰爭與總體戰兩者之間的複雜關係。
這一在緊急狀態下—抗洪救災、抗震救災、抗疫救災—一再呈現的能量能否突破其作為動員手段的命運，重新煥發人民的主動性和能動性，再度催生“現代君主”與人民的同一性？在當代條件下（經濟、技術、傳播方式等等），這一能量能否彌合政治形式與社會形式的斷裂，為新型社會-政治形式提供動力？
在媒體和知識精英紛紛談論瘟疫將改變未來世界秩序的話題之時，這是一個需要再度陳述的歷史經驗：沒有新政治就不會有新秩序。因此，問題依舊是：怎麼辦？
永遠的革命者與“勝利的哲學”
沮喪和憂鬱伴隨每一次挫敗和希望的失落。當歷史學家、哲學家和感傷的觀察者以失敗作為起點回望20世紀時，我們是否也應該思考那些與世紀的意識同時誕生、發展和轉化的關於失敗與勝利的全新理解？
列寧逝世的時候，蘇聯還是一個襁褓中的孩子，作為一個革命行動者，他的一系列政策轉變也是在失敗與勝利—尤其是失敗—的交替中發生的。
“如果我們從列寧的很多戰略教導中應該特別牢記點什麼的話，那就是他所稱之為重大轉變政策的東西：今天到街壘去，而明天則到第三屆國家杜馬的畜圈裏去，今天剛號召完世界革命即世界十月革命，而明天則去同屈爾曼和切爾寧談判，簽訂屈辱的佈列斯特—裏托夫斯克和約。”［33］
“如果從西方響起了警報，——而它是一定會響起的，——那麼即使我們那時仍將埋頭於計算、平衡和新經濟政策，我們也會毫不動搖地和毫不遲疑地回答：我們是徹底的革命者，我們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永遠如此。（暴風雨般的掌聲，全體起立鼓掌。）”［34］
中國革命發展了對於失敗與勝利的豐富思考，這些思考也從革命進程內部重新界定了革命本身。因此，離開中國革命的內在視野也就難以把握失敗與勝利之間的辯證關係。魯迅的“反抗絕望的文學”與毛澤東“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勝利的哲學”是兩個內在於中國革命進程的有關希望與絕望、失敗與勝利的文學/哲學解釋，也是兩種革命者的人格類型和他們的“政治哲學”。
在我看來，“勝利的哲學”是一種將自身全盤地融入集體鬥爭而產生的歷史思考，亦即革命主體的戰略思考，犧牲和悲劇被置於制勝的行動綱領中加以處理，從而徹底排除了“五四”以降文學和思想領域中的那種寂寞、無聊、頹唐或無可措手的困頓之感等要素。“勝利的哲學”植根於集團鬥爭的殘酷而悲壯的歷史，也體現為在失敗境遇中尋找轉向勝利的戰略考量。失敗不但是成功之母，而且是“勝利的哲學”的邏輯起點。從失敗開始，意味着在困境中重新識別“薄弱環節”、尋求克敵制勝的戰略和策略、進而在創造新的形勢的過程中重建敵我關係的進程。這一進程實際上正是重建自我或主體的過程。
毛澤東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1928年10月5日）、《井岡山的鬥爭》（1928年11月25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等文本標誌着“勝利的哲學”的誕生，它為後來文學家們描述革命過程的曲折和困境提供了一種“從勝利走向勝利”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的樂觀主義脈絡。1949年8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前夕，毛澤東回顧了1840年以來的歷史，以一種不容辯駁的方式論述道：
“帝國主義者的邏輯和人民的邏輯是這樣的不同。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再鬥爭，直至勝利——這就是人民的邏輯，他們也是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35］
從再造主體的角度説，這一斗爭、失敗直至勝利的進程不僅是人民的邏輯，而且也是創造作為革命主體的人民的進程。鴉片戰爭以降的抵抗鬥爭並非由同一羣人完成，在歷次反抗的主體之間存在着重要的差異，但鬥爭－失敗－鬥爭的邏輯將他們建構為日益成熟和強大的、從鬥爭和失敗中走向勝利的“人民”。因此，“勝利的哲學”是以貫徹人民及其意志為宗旨的。
衡量失敗的真正尺度不是失敗自身，而是鬥爭的邏輯是否繼續存在。魯迅將孫文界定為“永遠的革命者”—所謂“永遠的革命者”也就是用持續的失敗來界定的革命者，“勝利”不是作為一個最終的結果，而是作為不被失敗擊垮、持續奮鬥的進程呈現自身的。［36］“勝利的哲學”所以是樂觀的，是因為它始終與對困境的辯證理解聯繫在一起，始終與基於這種理解的戰略性行動聯繫在一起。勝利不在抽象的未來，不在抽象的烏托邦主義，而恰恰在對敵我力量對比的辯證分析及具體實踐之中。“勝利的哲學”是行動的哲學，但不是唯意志主義。恰恰相反，它將求勝的意志與對形勢――尤其是敵我力量對比――的分析置於矛盾的對抗和轉化之中，並積極地介入這種對抗和轉化。
魯迅的“反抗絕望的文學”拒絕樂觀主義的世界觀，卻並不反對集體性的鬥爭；它從不將希望置於主觀的範疇內，而試圖在寬廣世界中探索通向未來的道路。“反抗絕望的文學”與“樂觀的文學”有着鮮明的區別，卻與“勝利的哲學”有某些相通之處。
中國革命的“勝利的哲學”最初誕生在艱辛和血泊之中，產生於對十分不利於革命勢力的失敗處境的分析。鄉村，而不是城市，邊區，而不是中心，成為革命戰略得以展開的地方，但這一新空間的界定正來源於失敗的局勢和敵我力量的懸殊。勝利的邏輯存在於持續的行動、探索和鬥爭，從而不同於盲目的樂觀或玄想的希望。
“勝利的哲學”的蜕變，即從“勝利的哲學”轉化為各式各樣的“樂觀的文學”，恰恰就在放棄了對於這種十分不利的失敗處境的分析，從而也放棄了真正戰略性和具體策略性的思考。一旦放棄了這樣的思考，行動便可能失去方向，轉而將希望寄託在勝利的必然性或抽象的未來之上，其結果是通過用“虛妄”埋葬“希望”來確證“絕望”的真理性，從而阻斷了“反抗絕望”所包含的未來的維度。這不是勝利的邏輯，而是盲動的邏輯，也極易變成“轉向”的邏輯，後者是用絕望替代反抗絕望的後果。“希望的文學”、“樂觀的文學”是幻想的，而“反抗絕望的文學”、“勝利的哲學”是行動的。
革命者體現的正是“反抗絕望”與“走向勝利”論題的人格化，他們的確類似於“神話人物”（也因此一再以被污名化的方式打入“凡間”），但容我模仿葛蘭西的語調説，“神話”最充分的表現形式並非作為集體意志組織的政黨或其領導者，而是標誌着集體意志已經在起作用的、組織力量的實際行動的推動者。這樣的人格類型只能在行動中誕生，即便在無望的境地裏，也能啓發人們在自己的腳下點點滴滴、不屈不撓地發掘未來，進而促進運動的政治成熟。
列寧在1901-1902年寫作的《怎麼辦？》正是“勝利的哲學”的典範：在不利的形勢中，深入分析時代的特點、當前任務與根本目標之間的關係，通過理論研究和策略辯論，促進整個鬥爭的理論方面、政治方面和實踐經濟方面的相互配合，將階段性任務與最終目標辯證地統一在具體的戰略策略分析之中。
“怎麼辦？”是制定行動綱領並朝向勝利的命題。在後革命的和後政黨的時代，重新提出作為20世紀的政治遺產之一的革命者人格問題，絕不是為了倡導個人崇拜或個人作用，而是為政治創新和行動提供靈感和激勵—在以政黨政治為中心的政治體制陷入普遍危機的時代，不僅在國家範圍內，而且也在世界範圍內，從現實中已經存在的各種新因素、新條件中不斷地提出“怎麼辦？”的問題，逼迫我們具體地探索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體制的可能性，不正是這個偉大遺產給我們的啓發嗎？
本文註釋：
［1］Alain Badiou, “The Communist Hypothesis”, New Left Review 49 (JAN FEB 08), p.37。https://newleftreview.org/II/49/alain-badiou-the-communist-hypothesis.
［2］［3］葛蘭西：《獄中札記》，見《葛蘭西文選》，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國際共運史研究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22頁。
［4］同上，第323-324頁。
［5］葛蘭西的如下論斷在當代語境中仍然值得思考：“黨永遠也不會徹底定型和完成，但這是指每次進展都提出新的任務和責任而言，而在某些黨看來，也是指下面這種怪論可以成立：到了這些黨不再存在，也就是到了它們的存在在歷史上成為多餘的時候，這些黨才算徹底定型和完成。這樣看來，每一個黨既然只是階級的專門名詞，那麼，不言而喻，一個提出消滅階級劃分的黨只有到它停止生存的時候，它才達到了徹底的自我完成，因為階級不再存在了，從而階級的體現者也就不再存在了。” （同上，第344-345頁。）也是在上述意義上，我曾在《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六十年代的消逝》一文中提出“政黨的提前終結”這一命題，原因是在階級及其政治繼續存在並有所擴張的時期，政黨卻由於其國家化而提前終結了。
［6］列寧：《怎麼辦？》，《列寧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20頁。
［7］列•達•托洛茨基：《論列寧》，王家華、張海濱譯，據莫斯科國家出版社俄文第二版譯，北京：三聯書店，1980年，第17頁。
［8］李大釗：《在列寧逝世二週年紀念大會上的演説》，《李大釗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41頁。
［9］［10］魯迅: 《中山先生逝世後一週年》, 載於《國民新報》(國民黨北京黨部機關報)“孫中山先生逝世週年紀念特刊” (1926年3月12日)，後收入《集外集拾遺》，見《魯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306頁。
［11］列·達·托洛茨基：《論列寧》，第100頁。
［12］同上，第101頁。
［13］列寧：《打着別人的旗幟》，《列寧專題文集（論資本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1—92頁。
［14］托洛茨基：《論列寧》，第132、134頁。
［15］同上，第135頁。
［16］約•阿•霍布森：《帝國主義》，紀明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46頁。
［17］列寧：《論歐洲聯邦口號》，《列寧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09頁。
［18］列寧：《論民族自決權》，《列寧選集》（第二版）第2卷，第517-518頁。
［19］［20］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ère）：《孫逸仙》（第九章協力林添貴，人物小傳協力楊詩韻），温哈溢譯，台北市: 時報出版，2010年，第324頁。
［21］［22］第六十期《真理報》(2991號：1925年3月14日)，轉引自：盛嶽：《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年，第16頁。
［23］同上，第324-325頁。
［24］［25］李大釗：《在列寧逝世二週年紀念大會上的演説》，《李大釗全集》第四卷，第641頁。
［26］毛澤東：《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51頁。該文原為“湘贛邊界各縣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於寧岡步雲山）”，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時，包括標題和內文均有修訂，但基本意思沒有變化。原文及校訂見載竹內實監修，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會編：《毛澤東集》第二卷（1927年5月-1931年8月），日本：株式會社蒼蒼社，1983年，第15-23頁。這裏仍按《毛澤東選集》修訂後的文字引述。
［27］同上，第51頁。
［28］－［31］同上，第52頁。
［32］在尚未產生針對新型冠狀病毒的疫苗之前，真正能夠阻擊病毒的是社會體制。在農村地區，近些年通過鄉鎮駐村幹部，國家行政權力已全面滲透到村莊中；在許多地區的抗疫過程中，駐村幹部是主導，動員了村裏的黨員幹部，但基本力量與原有的社會組織結構相關，如擔任日常工作的老人（老年協會）、村委會幹部，表現方式是各村自我保護，形成割據、分離，如果發生更嚴重的疫情，勢必需要政府的直接介入，否則衝突性事件的發生可以預期。城市小區，居民來自四面八方，而防疫工作的承擔者是街道居委會。這些小區居委會（多與房地產開發之前的當地基層勢力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多年來在小區管理和“維權”中與居民有各種各樣的矛盾，他們在人員關係、利益上與小區居民多有齟齬，所以實行中，需與小區物業配合，物業遵行的是商業邏輯，街道遵行的是行政命令，兩者之間在抗疫之間形成結合，但並沒有形成有機整合。相較而言，單位宿舍小區、市中心老小區裏保存的社會主義因素和傳統鄰里關係更多，組織的有機性更強。此外，由於採取社區封閉的方式抗疫，居民日常生活用品的調配是一個重要問題，由此產生了快遞公司等商業渠道與政府、社區之間的密切協調，總體而言，是政府、商業、社區和居民之間的成功協調互動。在緊急狀態下，人們的出行自由受到限制，移民和無固定居所或職業的人羣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如由於社區實行封閉管理，尤其是在抗疫過程的初期，許多沒有户口或臨時居住證的租户無法獲得出入小區的證明，被迫回到自己的户口所在地或長期處於封閉狀態），這是高度流動的社會面臨的實際困境。但無論如何，社區動員和組織問題是理解中國抗疫取得初期階段勝利的關鍵之一。
［33］托洛茨基：《論列寧》，第147頁。
［34］同上，第148頁。
［35］毛澤東：《丟掉幻想，準備鬥爭》，《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87頁.
［36］魯迅：《中山先生逝世後一週年》，見《魯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30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