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川研究所：無問西東——中國頂級醫院的前世今生
【文/高翼，支持/遠川研究所醫藥組】
1931年，武漢遭了一場大災。
華中地區從1930年冬季開始便大雪不止，第二年春季，融雪彙集了沒斷過的梅雨，讓江淮地區的河流水位逐漸上漲。到了7月份，長江流域更是連降20多天的暴雨，整個湖北境內江河湖泊幾乎全部潰堤，而當時被稱作“東方芝加哥”的武漢，成為受災最嚴重的城市。
水災在8月中旬迎來了最高峯，偌大條長江的水位比漢口的堤防還要高出了1.6米，武漢三鎮淹沒於水中長達3個月之久，整個漢口更是成了一片汪洋，最高處淹到了三樓。僅溺水而亡者就有2500人之多，每天因中暑、飢餓、瘟疫等次生災害而死亡的人超過四位數。
被淹的武漢中山公園，1931年
武漢受災後，《申報》《大公報》等媒體連篇累牘刊登賑災啓事，號召全國支援災區。不過在政府缺乏財政能力和基層組織的年代，救災舉步維艱，南京政府只能通過貸款的方式從美國買了45萬噸小麥，並強制全國公職人員捐款三個月，才為救災籌集到了部分物資。
在熙熙攘攘的救災前線，有一個特殊的羣體，他們就是划着小船收治痢疾、霍亂患者的武漢協和醫院。
三年前剛剛由仁濟和普愛合併而成的武漢協和醫院，在教會資金的支持下是當時中國最先進的醫院之一。在水災前期，協和大量收治災民，但後來水位漸長，協和的主院區被淹沒，醫護人員只能困守孤島。停電加上缺水，讓這所華中地區最大的醫療機構也難以為繼。
幸運的是，身處絕境的協和遇到了上海國際洪災救援會，在後者的幫助下，協和在上海租下了一條3300噸的運煤船，每月租金和維護費用高達25000美金。協和把這艘船改造成民國版“方艙醫院”，專門收治水災下的瘟疫病患。
協和租用的“罕拿摩勒號”醫療船，1931年
醫療船上除了有手術室和藥房常規設備之外，牀鋪、被褥、牀頭櫃等小件東西也一應俱全，為了方便救治，協和院方甚至將一間細菌實驗室也搬上了大船。從投入運行到結束，一共有628名病人在醫院船上得到救治，其中大多數都是“接近於赤貧的中國病人”。
89年後，新型冠狀病毒侵襲江城，歷經變遷、起伏和滄桑的武漢協和醫院再次成了救災的主力軍之一。在兩個多月的高強度壓力下，武漢協和醫院共收治了5200多人次的新冠肺炎患者，接診發熱患者超過2萬多名，管理兩家方艙醫院，成為武漢市收治人次最多的醫院[8]。
奮戰在武漢前線的，不止有武漢協和，還有跟它齊名的武漢同濟、北京協和、上海瑞金、長沙湘雅、成都華西、山東齊魯等中國頂級醫院。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讓這些常年活躍在“中國醫院排行榜”前列的頂級醫院們戰鬥在了一起，它們是中國醫學水平的最高代表。
回到1931年那場大水，武漢人民在社會各界的幫助下，逐漸撐過了那場劫難，而大水過後的漢口協和醫院，也在原來的遺址上完成了重建。1931年的武漢洪水記憶，很快就被淹沒在隨之而來的民族救亡戰爭的硝煙中，但像協和這樣的中國頂級醫院的故事，才剛剛開始。
中國頂級醫院的前世今生，就是一部現代醫學在中國的發展史。
01
説起中國這些頂級醫院，有一個始終繞不開的名詞：宗教。
早在1866年英國傳教士楊格非（Griffith John）在漢口建立仁濟醫院（武漢協和的前身）之前，他就在剛開埠的武漢設立禮拜堂來傳教，但他碰到一個普遍問題：中國民眾更渴望肉體的治癒，而非所謂的“靈魂的救贖”，於是教會辦醫院，就成了傳教的唯一出路。
但楊格非還不是第一個這麼做的人。1835年，美國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Bridgman）在宣揚新教時，清政府正實行禁教政策，嚴格限制傳教士與民眾接觸。於是，裨治文在廣州新豆欄開辦了“眼科醫局”，藉此傳教。這家醫院便是今天廣州孫逸仙紀念醫院的前身，也是中國第一家西醫醫院。
同樣的還有上海瑞金醫院。1903年，法國天主教耶穌會會士姚宗李（Próspero París）為了擴大天主教影響，在教會支持下買下了上海法租界1.65萬平米的土地來開辦醫院，取名廣慈。到1925年，廣慈醫院的牀位一度發展到500張，成為當時“遠東第一大醫院”。
教會醫院剛開業的時候，大多數國人並不想“將身體交給洋鬼子宰割”。廣州眼科醫院設立的前一週都鮮有人來問診，愛德華·胡美（Edward Hume）創立的雅禮醫院（湘雅前身）在收治首例病人時，還有一羣人擠在手術室外等待坐實洋人以治病為名殘害國人的罪行。
長沙湘雅醫院，1937年
但對於那個歷史時期的人，生存比偏見更重要，再加上傳教士們免費施診送藥行為的疊加因素下，膽子大的成為第一批享受“先進西方醫學”的人，他們也成了教會醫院的活廣告。之後，吃瓜羣眾才開始慢慢接受醫學傳教士的診治，而這其中有不少官員士紳等上層階級。
而受惠的精英人士們會主動為基督教提供資助和保護，這奠定了許多地方傳教事業基礎。對此，美國一位作家感慨道[2]，“歐洲的大炮尚不能拉開一個門閂時，手術刀卻打開了中國的大門”。而有着“科學”+“慈善”雙重屬性的西醫醫院，則成了各界重點資助對象。
比如上海廣慈醫院每年都收到法租界公董局幾十萬銀元的資助；北京協和剛建院不久，就請來了胡適、張柏苓等人出任顧問；1913年畢啓（Joseph Beech）在建立華西醫院時，籌集到來近400萬美元的捐款，他用這筆錢聘來了一批高級知識分子，不遠千里入川教學。
畢啓與特聘文科教授的合影，成都日報
1928年楊格非在擴建武漢協和時，看上了中正大道（現武漢解放大道）一塊全是湖塘的窪地，並找到了這塊地的主人——漢口地皮大王劉歆生準備進行還價。劉聽説是為了建醫院，直接讓楊格非乘坐一條船，撐一槳後，船劃到哪裏，哪裏就是醫院的邊界[3]，全部免費。
有了教會和社會上的資金支持，並且這些傳教士創始人本身在醫學和社會界的影響也不低，這些數量並不多的醫院們很快就吸引到一批來自哈佛、約翰霍普金斯、巴黎大學等高校醫學院的頂尖人才，這讓其診療技術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代表着國際最先進水平。
在國家積貧積弱、公共衞生基礎設施匱乏的時代，這些醫院本是西方傳教士在“藉醫傳道”過程中播下的種子，卻在不經意間為中國的現代醫學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它們逐漸吸引到了財力、科研、人才等資源的集中，一舉成長為民國社會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02
五四運動掀起了一場關於傳統和現代的大討論，醫學作為民生之一，自然成為最熱門的議題。在傳統醫學與西方醫學的爭論中，魯迅、陳獨秀、嚴復、梁漱溟等進步人士紛紛高調為後者站台。但其中，有一位用生命來維護現代醫學名聲的人，他便是網紅改革家梁啓超。
1926年，梁啓超出現了尿血癥狀，他懷疑自己罹患癌症，便去北京協和做了X光透視（當時最先進的檢測設備），院方給出結論是腎癌，院長劉瑞恆親自手術。切除腫瘤後梁的症狀未見好轉，其弟梁啓勳在報紙上大肆指責協和，徐志摩等人抓住機會瘋狂撰文批判西醫。
雖然事後經檢查發現，梁啓超患的是一種血尿症而非腎病，屬於院方的誤診，但病人救治細節屬於隱私未公開，這件事被好事的人傳成了：協和醫生不分左右，切掉健康的腎導致了梁的去世。這個橋段被姜文拍進了《邪不壓正》裏，用來諷刺當時盲目抵制西方的保守派。
和彭于晏握手的是協和院長劉瑞恆，《邪不壓正》
而當事人梁啓超卻幾次三番站出來維護協和醫院，稱“我身上的情形只是一個意外，北京協和醫院正在對中國的進步做貢獻，我們不能因為科學發展尚不完善就指責科學本身。”梁啓超作為擁有強大影響力的意見領袖，在當時文化碰撞背景下很大程度上維護了西醫的名聲。
北伐戰爭後，“割錯腰子”的協和院長劉瑞恆棄醫從政，成了蔣介石的第一任衞生部長，他上台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明確反對給傳統醫生頒發行醫執照，態度強硬。這種做法太過極端，遭到了傳統醫學界的強烈反對，他們一直向南京政府請願，終於在1935年得到了認可。
但知識文化界對傳統醫學的批判一直沒停過，直到最後主席關於“中西醫結合”的觀點被編進了《語錄》，這場新舊文化之爭才逐漸平息。雖然彼時社會對中西醫的態度莫衷一是，但對於這些教會醫院的診療水平，社會精英和上層人士生病後，身體還是很誠實的。
蔣經國在發現好友的胃病久治不愈時，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時在湘雅的張孝騫；而作為“遠東第一大醫院”的廣慈醫院，是上海灘大佬和南京政要最常去的地方；不過對於在廣慈暗殺過陶成章的蔣介石來説，由孔祥熙和宋子文親手建立的上海中山醫院，似乎才是更好的去處。
而對於洛克菲勒基金會大手筆佈下的北京協和醫院，則更是社會名流們最愛的療養院，孫中山選擇了其作為“人生的最後一站”，張學良也在這裏吃過住院餐，宋氏三姐妹都有病例保存在協和的病案室。
北京協和醫院，1934年
和武漢協和醫院在水災中拯救窮苦患者一樣，北京協和除了接待權貴們，很多醫療資源還是留給了平民百姓。北京協和當時在掛號處設立了一個分診台，分ABCD四檔，CD檔經常減免甚至完全不收患者費用，甚至專門成立了一個社會服務部，專門為貧困者提供經濟支持[4]。
但不論是協和還是湘雅，最大的問題是“醫生產能不夠”。這些教會醫院的醫生培養模式大都是“精英教育”，要造就“世界醫學領袖”而非“二等醫學公民”，教學標準直接對標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這種高進嚴出的模式下，每年醫學院畢業人數不超過兩位數。
不過彼時中國需要的不只是幾百個醫學領袖，華夏大地缺的是幾萬名幾十萬名現代醫生。主流輿論希望這些頂級醫學學府能夠擴大學生人數，這遭到不少教會醫院的反對，他們認為質量和數量二者不可兼得。然而這場爭論還沒來得及廣泛討論，時間就拉到了1937年。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教會醫院因為理論上屬於西方國家的財產，醫院尚能繼續運行。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後，日本和歐美國家全面撕破臉，國內大部分教會醫院都沒能倖免。廣慈醫院一半的院區被徵去當做日軍的野戰醫院，中山和仁濟的院長也都換成了日本人。
而內地城市的醫院就更慘了。戰時的長沙湘雅醫院全部被毀，院長張孝騫領着眾人西遷重慶；廣東新公醫院（現廣東中山一附院）在1939年就被被迫遷往雲南澂江；北京協和院長、總務長悉數被日方監禁，大批醫護不得不跟隨南下隊伍，穿過層層封鎖，逃往了西南。
協和的內科專家李宗恩來到貴陽辦立新的醫學院，生理學家林可勝輾轉幾座城市後跟隨遠征軍親赴緬甸擔任軍醫總監。在這一批遠赴西南的“老協和”中有一位叫鍾世藩的人，當過南京中央醫院的兒科醫師，後來成了中央醫院貴陽分院院長，有一個兒子叫鍾南山。
貴陽中央醫院（如今的貴陽金陽醫院）歷任院長
戰火紛飛的年代裏，這些中國頂級的醫生們離開教會醫院分散到偏遠的土地上。雖然院區在戰火中被毀，但對於一家醫院來講最核心的要素還是醫生。1945年日本投降後，散佈在全國各地的名醫們紛紛回到原處，這些頂級醫院們很快就在被摧毀的原址上重現了輝煌。
但面對改天換地的歷史潮流，這些包含“帝國主義”元素的教會醫院需要交出怎樣的答卷呢？
03
70年前，武漢向上海借來一樣特殊的東西：同濟醫學院。
1950年，建國初的六大區之一的中南六省（湘鄂粵桂豫贛）人口超過一億四千萬，是全國人口最多的行政大區，僅有的協和、湘雅等醫院滿足不了億萬民眾的衞生需求。於是，中南軍政委員會衞生部長孫儀之提了一個建議：希望醫藥衞生髮達的上海能向中部地區提供援助。
彼時中南區的主席是林彪，這一意見很快得到中央的支持。考慮再三後的華東軍政委員會最終同意將同濟大學醫學院及附屬中美醫院打包送給了武漢。醫院後來改名武漢同濟醫院，和武漢協和一起成為了華中最重要的兩家醫療機構，長期位列“中國醫院排行榜”前20名。
搬遷到武漢的同濟醫學院，1951年
建國後的中國醫院管理完全照抄前蘇聯：教學要和診療分開，並全部由高校來組織，醫院花的錢全部國家出，所有的醫院歸軍管會統一安排[5]。而這些原來隸屬於宗教和基金會的醫院，便有了一個新的名字：公立醫院。
軍管會上任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解決醫療失衡的問題”，直接搬醫院畢竟太費周章，挖人才是更好地選擇。朝鮮戰爭期間，北京應要求組建301醫院，挖走了三分之一北京協和的醫生，甚至連電話員、病案室成員都沒有放過[4]。
不過新中國的成立點燃了海外留學華人的報國熱情，不少像錢學森一樣的高知分子投身到了新中國的建設中，其中不乏一大批醫學領域高材生，而原來的教會醫院本身就是前沿醫學的象徵，它們很好地承接了這批人才，這一定程度上維持了這些醫院的醫療水平。
人才資源問題解決了，但時間問題上仍然嚴峻，20年前關於“精英教育”的爭論再一次被提起，彼時國內就算算上赤腳醫生，衞生從業人員加起來也不超過20萬，而總人口超過五億，全國範圍內的醫療體系幾乎不存在，在那個年代，花八年時間培養一名醫生實在過於漫長。
但這一次問題仍然沒來得及討論，時間便來到了1966年，“富含資產階級色彩”的教會醫院遭受嚴重衝擊：廣慈醫院被改名成了東方紅醫院，華西醫院的醫學課程大部分換成了軍訓，同濟醫院的病例教研室完全被毀，連主席最喜歡的湘雅醫院，其醫學院也遭到停辦。
不過，遭受浩劫最大的還是北京協和。中國婦產科奠基人林巧稚的家成了“革命造反派”的據點，流行病學先驅何觀清因反對蘇聯專家的觀點被拉上台批鬥；協和副院長鬍正祥在被抄家毒打後自殺身亡[6]，而就連紅色背景頗深的黃家駟也被髮配去了江西五七幹校餵豬。
文革期間大批醫生被下放，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了其它地區的醫學水平發展，不過在各個醫學院停辦的情況下，中國公立醫院的醫生人才補充停滯了整整十年。但好在北京協和醫院歷史底藴足夠雄厚，其地位才不至於被撼動，能夠繼續為新中國輸送一代又一代的頂級醫學人才。
而1978年鄧小平宣佈恢復高考以及研究生教育項目後，醫院也迎來了一個新的時代。
04
北京反帝醫院在改回“協和”之前，還叫過一段時間的“首都醫院”，這和一個人有關，他是美國總統尼克松。
1972年2月，在尼克松確認即將訪華後，北京反帝醫院作為最大的接待外賓健康需求的醫療機構，周恩來便聯繫軍管會一起商討改掉這“不友好”的院名，更名為首都醫院。因科學交流之需，改名同時醫院也召回了大部分正接受“改造”的專家。
尼克松和毛澤東的握手預示着這場交流順利結束，而經此事的“首都醫院”在周恩來等人的干預下得以從文革中迴歸常態。伴隨着文革結束和改革開放的啓動，首都醫院在1980年重新改名為北京協和。中國的公立醫院再次恢復了往日的生機。
中美建交為中國的頂級醫院們重新和國際接軌提供了一道契機，獨自齟齬前行了三十年的國內醫學，得以再次和世界前沿同步前進。而伴隨着改革開放帶來的機遇，這些百年醫院成了中國各類醫院排行榜上雷打不動的常客，他們是中國最頂尖醫療資源的代名詞。
1992年，在中國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後，醫療機構也被捲入了這場改革浪潮中，這些頂級醫院在被叫了近半個世紀的“公立醫院”後，迎來了五十年來一個陌生又熟悉的詞彙：醫療市場化。
但和70年前有着基金會資助的私立醫院不一樣，醫療作為最大民生行業，在沒有任何機構的約束下將醫院完全企業化，會無限制滋長其追利的本能。這個制度很快就隨着非典這隻黑天鵝暴露出問題的嚴重性而被叫停。
但崇尚市場的改革家認為這是税收、編制、科研等體制資源未完全放開的結果。於是醫改之路的探索在繼續，關於醫院公立化和市場化的討論仍不絕於耳：一方面是站在宏觀角度，想要用萬能的市場解決所有問題，另一方面是從道德方面認為就醫是一個人最基本的需求，公平最重要。
作為中國醫療機構的巔峯代表，同濟、中山、湘雅等成為醫改家最樂於研究的對象，“該不該賣掉協和”成為學者們最熱衷討論的問題。衞健委和人社部等利益相關機構則圍繞這些問題上線一項項政策文件。
在這一收一鬆的拉鋸戰中，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些原本就坐擁頂級醫療資源的公立醫院抓住全民醫保釋放出的巨量就醫需求，依託體制優勢從醫療水平（科研）、規模（牀位）和支付端（異地醫保）三點出發進行改革，一舉成長為超級醫院。
華西和鄭大一附院兩家醫院將這一模式推向了高潮，瑞金、華山、齊魯等同樣在這個模式中吃到不少紅利。因此儘管限制公立醫院規模的文件汗牛充棟，但國內的大醫院在補供方和補需方之爭中，趟出的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道路。
2012年，就在外界對公立醫院無限擴張模式產生質疑時，時任衞生部部長陳竺來鄭大一附院考察，逛了一圈，只説了一句[7]：“病人有需求，鄭大一附院全力滿足，這並沒有什麼錯。”
關於中國醫療體系的改革，各方都有各方的觀點和要解決的問題：大醫院發展帶來的其他周邊醫療資源的空心化，公益性導致的醫生高強度工作和人性關懷的缺失，以及八年制的醫生培養速度和日益加重老齡化速度之間的差……
但有一個問題大家都沒嘗試回答過：就是如何用有限醫療資源，去滿足無限醫療需求？
之所以沒有人回答，是因為這個問題沒有解。
長時間工作的醫生因為低血糖正在喝葡萄糖生理鹽水，2016年（圖/人民網）
然而，在這些野蠻的經歷過後，協和仍然是當年的協和：代表着國內最頂級的治療水平，每年培養一批又一批的高質量年輕醫生，從沒有拒絕過任何一個階層的患者……
而瑞金、同濟、齊魯……這些其它城市的“協和”，他們同樣脱胎於教會，參與過新舊主義思潮的大辯論，走過戰爭歲月的坎坷，經歷過文化大運動的洗禮，並投身到了改革開放後的市場化進程，在一百年的近現代史中，最終成長印着中國烙印的頂級現代醫院，承擔着無數老百姓的醫療需求。
公立醫院們是守護中國老百姓健康的第一道門，同時也是阻擋死神的最後一道牆。
05
2020年1月26日，武漢疫情牽動全國人民的心緒。北京協和醫院派出一支由21名醫務人員馳援武漢，並在之後陸續增兵，派出更多的醫療隊。此後，華西、瑞金、齊魯、湘雅紛紛迎頭趕上，有四家醫院於2月7日同一天到達武漢，被媒體稱為“四大天團會師武漢”。
這時，知乎上關於公立和民營醫院的話題又熱了起來，“如何看待馳援湖北的幾乎都是公立醫院”這一話題引來了150萬用户駐足瀏覽，其中一個“相比於私立醫院，公立醫院不避嫌，主動接收肺炎疑似患者”的回答，足足吸引了近1.8萬人點贊。
前衞生部部長陳竺在解釋公立醫院時曾這樣説到：“公立醫院是體現公益性，解決基本醫療，緩解人民羣眾看病就醫困難的主體。”
回到自上世紀30年代就開始的那場爭論：中國的頂級醫院到底該選擇“協和式教育”還是更多考慮患者的需求？這個問題在21世紀似乎有了答案：中國公立醫院的醫生們，以其勤勞的汗水，既在學術上做到了與全球醫療水平齊頭並進，又全方位地保障了13億人的就診需求。
一名武漢警察向離開的協和醫療隊敬禮，2020年（圖/新華網）
2020年4月15日，北京協和醫院醫療隊15日完成了使命，奉命返回北京。這隻醫療隊在武漢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整建制的接管重症ICU病房，扛過了壓力巨大的整整80天，他們是最後一支撤離武漢的國家醫療支援隊伍。中國的頂級醫院們，完成了一場口罩下的檢閲。
無論是在前所未有的老齡化進程中，還是在疫情這樣的公共衞生事件裏，中國頂級醫院和它們背後的公立醫療體系，始終是民眾最堅實的後盾。
參考文獻：
[1]. Dealing with the Deluge，PBS.
[2]. The Chinese Recorder.
[3]. 武漢最早的西醫醫院，優西比烏教會歷史
[4]. 油王：洛克菲勒在中國，瑪麗·布洛克
[5]. 我國公立醫院改革問題的研究，曹馨予，吉林大學博士論文
[6]. 協和大院一百年（名醫篇），韓小蕙
[7]. 中國最大醫院，必須擴張暫停，王晨、譚卓曌，八點見聞
[8]. 武漢協和醫院院長鬍豫：打好平戰結合“組合拳”，中國新聞網
（本文原載於微信公眾號“遠川研究所”，觀察者網已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