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君達：57頁“紅皮書”不算長，美國為反華“耕耘”更多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金君達】
美國共和黨近期被曝光的“謊話紅皮書”，應該説絲毫不令人驚訝，無論是從近年對美國政治的觀察還是基於政治學常識，相信觀察者們早就得出了類似結論。隨着美國兩黨對中國的攻擊頻繁化、常態化，糾結於初選、競選期間的競選言論意義不大，但把握美國的內部長期變化已經成為緊迫課題。
為什麼近年來美國的反華牌屢試不爽，美國兩黨政客，包括甚至共和黨“甩鍋”危害的佩洛西、民主社會主義者桑德斯等都不放過攻擊中國的機會？“紅皮書”的存在説明反華政策在美國市場巨大。美國社會的反華大趨勢是一系列因素作用的結果，只要美國政治制度一切照舊，美國的反華言論和政策就會層出不窮。
第一，美國兩黨在外事上的立場與共和黨鷹派人士接近，這並不是特朗普時期才有的現象。從制度設計上而言，三權分立制度旨在對執政的總統團隊進行制衡，但作為監督者的議會又不能快速、及時掌握第一手信息，也不具備總統的知名度和曝光度，在外交等重大政策上只能跟着總統的指揮棒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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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從歷史先例來看，美國人能夠舉出大量對共和黨有利、對民主黨不利的案例，比如“民主黨總統開啓戰爭（越南、朝鮮等），共和黨總統結束戰爭”、“吉米•卡特（民）外交大失敗”、“羅納德•里根和老布什（共）贏得冷戰”等，這些例子使得美國普通民眾對共和黨外交專家的信任度總體更高。從具體政策上看，選民作為一個整體體現出“東食西宿”的特點，內政上更支持主張提高福利、向老百姓發錢的民主黨，外交上支持排斥移民、先發制人消滅美國安全威脅的共和黨。
從推廣政策的操作而言，美國的反共、排外宣傳歷史悠久，具有成熟的宣傳體系和雄厚的資金支持，從口號、海報宣傳到羣眾動員都形成了成熟的產業。而反戰運動在越戰期間就被反共媒體抹黑，在卡特執政後更加失去民意基礎，至今不能提出有效動員美國羣眾的有力口號，也無法得到金主的支持。
第二，反華在美國已經形成一定的利益集團，部分國家和地區在美國耕耘數十年，培養了強大的遊説勢力，在社會各方面也擁有相當深厚的人脈。以台灣地區為例，美國在台協會（AIT）和部分“非政府組織”成為台灣當局官員和美國精英之間的橋樑，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等人都與美國政客、美國學術界關係匪淺。台灣部分組織為一些反華急先鋒，例如馬爾科•盧比奧提供資金支持，在國會形成了親台反大陸的遊説集團。
與此同時，台灣當局對社會有着多方面影響，筆者在讀博期間曾親歷台“外交部”向大學捐贈研究資金；在獎學金和相關研究的作用下，受過高等教育的美國年輕人受到台灣政治宣傳的影響，甚至與“台獨”分子形成利益共同體。最後，台灣宣傳人員與反華組織、部分反共華人和國內親美派在社交媒體上形成了巨大影響力，通過謠言抹黑中國。這個集團由第三方驅動，也是在特朗普當選之前已經存在，今後仍將是反華政策的幕後推手。
第三是特朗普時代的特殊原因。特朗普民粹政治帶有法西斯主義特點，其核心要素之一就是塑造外部敵人；特朗普的所有政治言論都以推卸責任、創造“人民的敵人”為中心。隨着班農、納瓦羅、博爾頓等以往不被主流接受的極端派人物進入決策圈，特朗普政府的反華調門比前幾任都高，對美國反華氣氛起到一定推波助瀾的作用。美國對華好感在特朗普時代大幅下降，2019年達到谷底，目前新冠疫情下的美國仇華氛圍是2019年的延伸。
2017年12月5日，時任美國白宮“首席戰略師”的史蒂夫·班農在一次活動中發表演講。（新華社）
特朗普是一位深諳媒體傳播特點的公眾人物，其外交言論具有一些特點，立場反覆、極限施壓、經常發出極端言論、擅長創造便於網絡傳播的新術語。在美國人看來，諸如“中國病毒”這類污名化概念符合潛意識裏對中國衞生狀況、政治制度的想象，便於日常使用。現在這一稱呼已經在許多西方媒體、企業和政治宣傳中使用，甚至民主黨競選人拜登的廣告也出現了相關詞彙。
與此同時，甩鍋中國有利於塑造特朗普“反華鬥士”的形象，進而誇大特朗普在第一階段貿易戰的成果，為第二階段貿易戰造勢；由於特朗普的經濟政策至今仍然深受美國民眾歡迎，以炒作“中國賠款”、“拒償債務”的方式打經濟牌符合選舉政治的邏輯。事實上美國國會的共和黨強硬派比特朗普本人還要激進，特朗普至少面對着繼續與中國打交道、協商解決國際問題的壓力，國會的共和黨政客、地方政客則可以毫無負擔地提出索賠、封禁言論、廢除華為公司專利等主張，煽動選民情緒，掩蓋自身無能。
在美國人設計的制度中，反對黨對於激進的當權政客可以起到一定製約，但這種制約在民粹時代的作用相當有限。在“紅皮書”中，共和黨很明確地炒作民主黨對華軟弱，民主黨對特朗普的對華政策也沒有形成有效制約。首先，反華已經成為共識，主張對華友好的政客，如布隆伯格，很快會被邊緣化；拒絕跟風抹黑中國的部分美國科學家近期也遭到攻擊。
美國黨派政治自里根和紐特·金裏奇以來逐漸激化，已經進行到一個“博出位”的階段；左翼政客只能通過桑德斯、奧卡西奧-科泰茲這類“網紅”政客的反向炒作來爭奪話語權，而這些政客為了維持關注度就必須迎合左派粉絲，在香港問題上炒作言論自由，抨擊中國人權狀況。其次，美國當前的兩極分化使得特朗普可以無視反對聲音強推政策，轉而讓所謂“親華派”承擔政治風險；如果某州長、某企業家主張對華親善，但他們是民主黨的鐵桿支持者，特朗普完全可以不考慮他們因反華政策受到的損失。當前美國一些地方官員要求特朗普正視病毒問題，拒絕跟風炒作“中國有罪論”，但對特朗普政府的實際制約不大。
再次，民主黨推選出來的“挑戰者”拜登老邁保守，難堪大用，只需特朗普稍微炒作拜登的“中國關係”，拜登團隊便開始跟着發佈強硬言論，在特朗普的主場跟着特朗普的節奏起舞。
最後，美國總統在危機時刻享有“戰時紅利”，可以通過號召團結推高支持率，給反對黨戴上“破壞大局”的帽子。
在疫情期間，無論是拜登、佩洛西還是民主黨左派們都小心翼翼，避免被特朗普和共和黨抓住把柄，民主黨對議員炒股、大公司領援助的抗議也成效有限。失去了競選造勢的機會後，民主黨要想動搖特朗普的執政顯然更加艱難。如果不是特朗普昏招迭出，在老年人選民、搖擺州選民等羣體裏逐漸失分，特朗普對拜登的優勢只會更大。
第四，反華民意基礎是短期政策和一些長期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共和黨的“紅皮書”政策與民間情緒相互激化。美國大量普通民眾對國際關係的認識匱乏得匪夷所思，美國媒體多次播出在街頭請民眾看圖認國家的節目，大量受過良好教育的民眾對中國的地理位置一無所知。因此美國民眾在評判外交政策上大量依賴自身的本能反應，這就帶來了兩個問題。
首先是文明外衣下的種族主義，雖然美國左派長期批判，種族主義卻在“尊重地方傳統”、“美國精神”等口號下生存，而且憑藉地理圈子、社交媒體“迴音室”圈子不斷繁衍。其次是美國反共傳統、新保守主義思維、全球化實踐帶來的制度優越感，美國民眾和政治思想家鼓吹美式民眾的優越性，對其他制度天然不信任，認為他國政策天然不具有正義性。
美國整體意識形態偏右，不但仇視集體主義，而且有大量美國人認為二十世紀的不同意識形態對美國安全構成了重大威脅，美國有責任主動發起捍衞意識形態的戰爭。美國思想界甚至產生了“民主和平論”這一理論，為美國的干涉政策撐腰；它認為“民主國家”和“專制國家”天然容易產生衝突，避免衝突的途徑就是民主化，因此美國對外發動戰爭是“專制國家”的責任。
隨着美國與中國實力相對靠近，美國對中國的敵意與日俱增；在2017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國防戰略報告、核態勢評估等文件中，美國首次將大國競爭定義為主要威脅，而2017年以來美國對華態度發生了新一輪快速惡化。種族主義和制度優越論在中國身上微妙地結合起來，形成了美國民眾今天對中國的看法：中國被美國視作繼日本、蘇聯之後的挑戰，但日本在二戰後從未對美國造成軍事威脅，後來又以電子產品、文化產品等證明了自身的技術先進性；而蘇聯雖然被認為技術粗糙、人民生活水平落後，卻對美國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軍事威脅。
如今美國人認為中國技術落後，軍事也落後，但在陰謀傢俬人慾望的驅動下反美，於是出現了“中國崩潰論”和“中國威脅論（包括“黃禍論”）”共存的奇觀。中國的“威脅”體現在資源競爭上，例如奧巴馬聲稱，讓中國人民過上美國式生活將是地球的災難。但中國又是不堪一擊的，因此美國媒體和宣傳家不斷放大中國的失敗，尋找中國的“切爾諾貝利時刻”、“戈爾巴喬夫”。在這些輿論宣傳的作用下，美國右派叫囂“打倒邪惡政權”，左派則幻想着“解救中國人民”，想讓美國人民不反華顯然是天方夜譚了。
這種畸形的認識也形成了美國精英圈子對華認知錯位。美國的所謂“親華派”學者中，不少人是新自由主義的信徒，相信美國式民主符合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相信中美“精英交流”有助於形成中國“自下而上”（bottom-up）的改革。在21世紀初的十餘年裏，美國有一大批學者熱衷研究中國的基層民主和鄉村自治，以及中國共產黨內部“自由派”和“保守派”的黨爭；美國商界不斷呼籲中國加強市場化改革，並做出配套的制度改革，讓美國企業能進入中國市場；與此同時，洪博培、駱家輝等美國政客親自下場煽動中國民眾，試圖推動“顏色革命”。
然而現實的發展令美國人大失所望，進而拒絕承認中國“四個自信”的民意基礎；美國知識分子、社會精英認為這一切是中國政府的陰謀詭計，抨擊中國政府對社會和市場的干預，抨擊中國“左傾”意識形態。筆者在華盛頓留學期間，曾目睹美國學者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怒斥一位質疑其反華言論的同學為“權貴子弟”；此外筆者也見到不少美國人抱有“我們反中國政府是為你們好”的心態，用“反政權不反人民”掩飾自身的制度傲慢。
2017年11月8日-10日，美國總統特朗普首次訪華（新華社）
近年來港台地區的一系列民粹運動也助長了美國左派精英的反華成見，右派精英如盧比奧、麥凱恩則藉此大做文章。在這種心態作用下，美國知識界即使對特朗普千般不滿也不會在反華立場上標新立異，最多是發出諸如“特朗普此舉幫了中國”、“特朗普不宣揚民主”的抱怨。筆者的一位授業恩師是美國“親華派”的代表人物，數日前在接受新冠疫情相關採訪時尚且是李文亮、中國數據造假這一套説辭，其他美國學者和政客的想法更可想而知了。
甚至有一種説法認為特朗普是美國精英選出來幹“髒活”的“背鍋俠”，一旦特朗普迫使中國開放市場，甚至扼制中國經濟發展，民主黨就可以在特朗普被趕走後坐享漁利；民主黨辯論中拜登等人對特朗普時期對華關税的態度側面印證了這種看法。
究其根本，美國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高度依賴美國的軍事、話語霸權，美國的先進和富有高度依賴新自由主義創造的不平等貿易秩序。美國精英拒絕承認自己通過軍事、不平等貿易成為霸主，轉而認為自己先進是源於“制度優勢”。於是美國精英在這幾年對華交流中表現出的態度往往是“我知道特朗普不對，我也已經批評他了，但是你要按照我的主張進行改革，我們才會表揚你”，但實際上其“顏色革命”式政治訴求與特朗普、班農、納瓦羅的主張是一致的。
在面對中國這個新生事物的時候，無論美國的左派還是右派都是拒絕改變的，而民眾作為一個整體天然就抗拒變革；到了危機關頭，美國無法進行國內改革，自然會將自身問題歸結為中國這個“外物”。
美國在意識形態上的傲慢是一系列社會問題的起源，與民粹政客特朗普的崛起有一定關聯性，與排外主義的出現也脱不了干係。全球貿易導致美國出現一系列貧富分化現象，金融、跨國公司和虛擬經濟精英從全球市場獲益，美國的其他民眾卻產生相對被剝奪感，部分產業從業者因為全球化而面臨結構性失業。
美國的沿海-內地、農村-城市、虛擬經濟-製造業、種族矛盾、代際矛盾大多與全球化帶來的貧富分化有關，也是新自由主義放任資本做大的必然結果。更有甚者，美國政府與大企業利益勾結，華爾街金融高管在2008次貸危機後並未受到實質懲罰，多家大公司在2020年新冠危機中拿取為小企業救急的政府補助。
然而美國精英卻缺少質疑制度的勇氣，即使社會民主主義者桑德斯，或者宣稱要監管華爾街的奧巴馬都被稱為“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由於無法直面真正的制度矛盾，美國右派自然地走上了一條矛盾外引的道路，對內反建制派、反精英，對外反移民、反中國；而美國左派則執着於身份政治，不但未能制止種族主義蔓延，反而使得“另類右翼”藉着美國白人對左翼的仇視異軍突起。
特朗普旗幟鮮明地轉嫁矛盾，追求短期利益，代表的是美國一大批選民的看法；直到新冠疫情在美國爆發之前，特朗普的連任之路總體非常順利，這是美國社會、美國精英自行選擇的結果。正如年輕的左翼議員奧卡西奧-科泰茲所説，如果政治遊戲規則回到特朗普之前的原狀（status quo ante），下一位特朗普的出現也只是時間問題。
美國的“鐵鏽地帶”
那麼我國如何應對美國愈演愈烈的反華風潮？首先我國不能將希望寄託在民主黨政客“改換門庭”上；在共和黨的抹黑宣傳下，民主黨有可能進一步與中國“切割”，其具體表現可能是佩洛西式的反華議案，也可能是拜登的激烈言論。一位德國人曾對筆者説過，不要看默克爾在公眾場合批評特朗普，在關鍵時刻她還是會支持特朗普。
這個觀察也可以用來形容美國的所謂“親華派”商人和知識分子。與此同時，中國也不應對民主黨拜登等人的反華言論太過看重，應盡力防止美國出現兩黨合流的情況。民主黨州對抗疫資源的需求更大，也有動機追究特朗普的政治責任，雙方存在一定的合作基礎。在美國持續反華的民意背景下，我國應避免塑造“美國政府對中國政府”的矛盾，而應與民主黨一道批判特朗普言論中的種族主義，指出特朗普執政無能、導致美國弱勢羣體大量死亡的事實。
美國社會捲起民粹風潮的原因就是國內不可化解的社會矛盾，僅僅反華共識不足以令美國社會團結成一塊鐵板。
其次我國應從戰略眼光看待美國的輿論攻勢和中美關係惡化的大趨勢。從長遠而言，反華言論的泛濫、美國兩黨在反華問題上的趨同都是新自由主義制度傲慢的必然結果；班農等美國戰略家早就對中美“脱鈎”進行佈局，美國民間的仇華情緒是其戰略的重要一環。可以想象，如果沒有新冠病毒疫情，在貿易戰第一階段取得重大戰果的美國很可能再接再厲，利用強勁的美國經濟和特朗普連勝的政治動能再掀起新的攻勢，進一步壓縮中國的發展空間。
新冠疫情迫使美國提前打出反華牌，目前獲得了英、法、德和部分民間組織的呼應，並在世界各地掀起排華種族主義，這確實是我國需要面對的挑戰。但從中美博弈的長期趨勢來看，美歐各國被迫進行反華動員，其政策具有一定隱患，這也是我國“破局”的關鍵。
首先特朗普在此時的反華言論實質上是推卸責任的瀆職行為，特朗普在反華之餘也對民主黨、奧巴馬、世衞組織甚至歐洲盟友進行抨擊；上這種做法在道德上非常下作，甚至未能在美國國內獲得統一支持。隨着美國疫情進一步發展，特朗普在抗疫方面的失誤將進一步凸顯，民主黨也會對其施加壓力。
其次，特朗普號召其盟友與中國“脱鈎”，但世界各國客觀上需要與中國合作，美國紐約、加利福尼亞等重點州的抗疫也離不開中國。這就給中國應對“包圍網”提供了更多的談判籌碼，中國也必須妥善地促進“去政治化”、“去種族主義”的國際合作。最後，世界其他國家在中美競爭中的本性是兩頭下注，在中美大局明朗之前不會輕易採取“一邊倒”政策。
只要中國率先從疫情中走出，保持對美國和第三方的震懾能力，就具備反制、分化美國盟友的資本。只要中國能夠接住美國近期策劃的一系列冒險舉動，讓特朗普自亂陣腳，世界範圍內的反華浪潮就可以控制。
最後，要反對美國的造謠抹黑，以及愈演愈烈的“索賠”鬧劇，我國應該動員社會力量，發揮人民羣眾的愛國熱情，避免官方親自下場。在特朗普怪論迭出的當前，中國仍應靜觀其變，避免深陷美國的國內政治泥潭，尤其不應認為美國的反華風潮是近期共和黨一份政策建議的結果；中國目前亟需做好的，仍然是防疫和經濟恢復兩大任務。
雖然特朗普和共和黨的反華政策至今為止仍是一劑選舉靈藥，但隨着特朗普抗疫不作為的後果逐漸顯露，美國社會的反華羣眾也會四分五裂，反對黨也將有機會動搖共和黨的執政基礎。我國的關注點不應放在美國內鬥，而應放在周邊區域，提早應對特朗普和共和黨的下一步極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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