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陽：日本抗疫的“魔幻現實主義”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楊陽】
進入3月下旬之後，病毒在日本突然加劇擴散，有一種連聲招呼都不打的感覺。
在日各個國家的留學生焦躁的情緒驟然升級，在各種社交媒體上頻繁發佈和共享自己的最新日常和即時疫情信息。被問到最多的問題之一便是“請問多次被更改/取消機票的人，有人收到交通部門官方通告之後又被改了一次嗎？”
這也是因為突然有回國想法的留學生要訂防疫旅館，不得不需要重新確認日期，擔心回國機票被改。
另一類問題大多集中在“有什麼辦法詢問到包裹的情況？有沒有人跟我一樣10號寄口罩包裹到現在還沒收到呢？”跟疫情相關的跨國物流直接決定了留學生以及普通日本民眾的生活狀態。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有相當一部分留學生因為疫情在日本“暫時失業”，華人們成立了互助小組：“雖然現在不知道幫不幫得上忙，但如果有工作的話我會聯絡分享喔。”
這一系列的最新的日常生活樣態，尤其是各類臨時招工和求職信息把筆者拉回到自己的留學生時代，猶記得剛剛來日本的時候，我穿西裝打領帶在大廳等待面試，結果面試官走過來蹲在我旁邊當大家的面問我：“來日本多久啦，你日文可能還不行吧？”就叫我回家了。
有着簽證快要到期的壓力，加上看到其他日本人穿着非常隨便都有機會面試，真的在廁所掉下了眼淚。
眾多留學生都準備逃離日本的這個現象，瞬間讓筆者有一種“311大地震”歸國潮的恍惚感。
留守者
除了有準備回國想法的人之外，還有因為工作和家庭事業在日本不得不留在日本的華人，也進一步團結行動起來了。各大社團都在發放救災物資互助。
比如有日本人在華人社團的Facebook賬號上這樣用中文留言：
“這幾天發起的物資協助得到了很多人傾力相助，我們第一次將近兩百人的大米都快發放完了，中國人真的很幫忙，很團結，收到很多朋友感謝的訊息，在這時候我們都要一起度過。也謝謝有朋友默默提供口罩，我們還是要相信善跟愛的力量，大家一起平安。”
人口大集中的東京實在無法控制外出人羣（作者供圖）
筆者有一個常駐東京的朋友，他在社交媒體上訴説了自己想象中的東京和實際的東京之間的差距：
“已經好久沒有平日白日出門了，幾乎每天只能都半夜出門散步，路上常常空無一人。我還以為日本也跟隨了全世界的步伐。剛剛為了繳交水電瓦斯費去一下便利商店，結果轉了20分鐘之後，才發現原來真實的東京是另外一副模樣，日本人你們真的還好嗎？
沒有休業的餐廳裏面坐滿人，路上一堆人，斑馬線上也一堆人，還有相當部分的人沒戴口罩？ 成羣的小孩和年輕人在路上游玩嘻笑，是給小孩放假開心的吧？日本的這個‘自肅’政策真的……我都要苦笑了。難怪確診每天都在增加。嚇得回家趕快洗澡。”
這個朋友和我所在公司不同部門的同事也相識。前天她發燒了兩天，醫生開了藥打了退燒針，她就搭計程車回家了，我只能説謝天謝地，她搭的是計程車而不是電車。也就是説單純地打了退燒針，卻並沒有進行檢測否感染了新冠狀病毒肺炎程序。我把這個看起來匪夷所思的事情告訴了我的主管跟其他日本同事，結果他們都毫無反應，甚至覺得這才是正常應該有的正確做法。
今天目測東京仍有一半人沒戴口罩，雖然聲稱“不用恐慌”有抑制不良公眾情緒蔓延的效果，但是和國內比起來，我懷疑我生活在平行時空中。我決定從上禮拜四開始在公司不吃午餐，而且口罩全程沒拿下來過。
至四月中旬，東京每日感染數（數據來源：nippon.com）
筆者所在的心斎橋道頓堀進入到3月底的時候，人潮風景已不在，街道顯得特別空曠寂寞，往日遊客如織，對照下來，如今因疫情蔓延百業蕭條，眼望着故作鎮定卻束手無策的日本政府，只能無奈祈禱疫情趕快結束。
同樣位置，在2月初的時候，這裏的標語是武漢加油，現在是大阪加油了（@作者供圖）
最近一段時間，筆者在日本報紙上看到大量的來自中國的政府以及民間捐贈的報道，比如下面這個捐贈新聞的主角是來自安徽的一個小夥。
讓人感動的是，來自家鄉的健康包也及時送到在日華人手裏：
（作者供圖）
抗擊疫情，日本為什麼選擇自肅路線而不是封城路線？
《紐約時報》2月27日這天曾經發文《安倍晉三為何無法領導日本遏制疫情》，認為日本官僚機構被一種“無事主義”文化所主導，穩定和循規蹈矩是首要任務，要避免任何可能動搖體制的事情。19名大臣的內閣，5名是前國會議員的兒子或孫子，另外3人是議員的親戚。日本政府是世襲政客組成，官僚體系的異化更是加劇了這種“無事主義”在各級政府機關中的橫行。
根據日本國憲法，日本地方政府其實是“地方自治體”，例如北海道的知事並非由中央政府委任，而是由當地民眾選出來的，知事直接對地方選民負責。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並非是直接上下級的關係。在日本，大到日本國家行政體系，小到職場內個人的日常工作，日本人都注重分權限權，各司其職，很多人對於本部門的工作非常認真負責，但是往往不願意承擔本職以外的工作。往好的説叫做避免越權，往壞的説就是害怕擔責。
這種做法是好是壞不能一概而論，但是在面對這種突如其來的疫情，需要集中國家力量聯合防控時，弊端就比較明顯了。
從所謂的“新聞自由”問題上我們就可見一斑。比如説日本傳染病專家巖田醫生好不容易才被獲准上鑽石公主號上視察了一下，眼前的一切把他這個久經沙場的專家嚇壞了，岸上政府的無作為，輪船管理者（主要是美國人）不承擔責任的自私自利做法，導致船上防護措施幾乎沒有，幾百位被感染，而且還出現了死亡病例。
巖田醫生提出了較為詳細的改善防疫的計劃，結果馬上被趕下船，他立刻發了視頻揭露了真相，第二天就被上級打壓，被政府為難彈劾，不得不在第二天刪了自己發出的視頻，日本各大媒體的報道口徑高度一致，如果你用搜索引擎檢索相關新聞報道，千篇一律，很少會有業內人士説出自己的真實想法。
日本疫情的現狀，未來難料
全國範圍內承受着最大壓力的莫過於東京的醫療系統，目前日本首都已經出現了感染新冠狀病毒人數激增的現象。給外表光鮮的日本的醫療體系蒙上了一層厚厚的陰影。
東京各個大學的附屬醫院被迫限制手術數量和門診治療。東京的大型醫院，除緊急手術外，手術也被全程推遲了（而且條例規定任何不緊急也不威脅生命的事情都將推遲）。
在醫療系統已經很脆弱的地區，一線醫生的感染率成為社會各界觀眾的焦點。大阪市政府甚至呼籲居民捐獻10萬雨衣充當防護服。
好在日本終於行動起來了。
4月16日日本政府宣佈，由於病例迅速增加，超過了原有的估計，緊急狀態將從最初的七個比較嚴重的縣擴展到全國。
首相安倍晉三宣佈，政府計劃每人提供10萬日元現金，作為應對冠狀病毒爆發後的經濟補償措施的一部分，這也是2020財年補充預算的修訂版。這也將取代之前的計劃，即向收入嚴重下降的家庭提供30萬日元的援助。
最後，筆者突然想起前幾天的一個新聞，覺得有必要補充一下。
軟銀集團公司的創始人孫正義批評了日本政府對冠狀病毒大流行的反應，稱目前的所作所為還不足以實現社會隔離的目標。他批評政府沒有做出足夠的努力來實現將社會互動減少70％至80％的目標。
孫正義在推特上説，由於政府的緊急聲明的缺陷，檢測和隔離措施實施得太慢，導致疫情不必要地擴大化了。他説，那些無症狀感染者繼續在火車和公共汽車通勤，有可能存在家庭內感染的可能性。
日本對疑似人羣進行測試的步伐要比其他國家慢得多，一個主要原因是3月份的時候，政府還不清楚今年東京奧運會能不能舉辦，日本故意把測試的進程放緩，這毫無疑問是一個鴕鳥政策。
孫正義3月11日提出捐獻給日本社會100萬分檢測試劑，被日本網友狂批，最後孫正義只能滑稽地取消了這個計劃。那麼，誰來為四月下旬這個難堪的後果負責？——日本累計確診病例數於4月20日超過韓國後，其累計死亡病例數也在兩天後超過了韓國。這也意味着，日本已經成為整個東亞防控鏈中最薄弱的環節。
而且目前日本的作業進程還給人一種時空倒流的感覺，比如把幕張國際展覽中心改造成臨時醫院，而且日本大分市接到了來自武漢的大批援助口罩，現在的日本市民，也許只能靠着“氣温升高殺死病毒”的假説來給自肅政策再鍍上一層金。
在當前感染爆發性上升的風口浪尖上，估計日本網友會後悔自己言論了，日本政府防疫機關部門作為一個鴕鳥，是該把頭從沙堆中抬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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