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川研究所：中國民航虧錢史
【文/姚書恆】
1989年，剛剛在可口可樂身上大賺五倍的巴菲特盯上了民航業，斥資3.58億美元買入全美航空的優先股，結果不幸翻車，六年時間跌了75%。在寫給投資者的信中，被套牢的巴菲特毫不掩飾自己的憤怒：如果你想成為百萬富翁，那就先成為億萬富翁，然後買航空股[1]。
同樣被航空坑了的還有什麼都懂的特朗普。巴菲特投資全美航空那年，特朗普親自下場創辦了Trump Shuttle。第一件事就是花3.65億美元買了21架波音727，還給每架飛機的廁所都鍍了金，並向乘客免費提供香檳、葡萄酒和筆記本電腦，結果風光三年，破產清算。
特朗普創辦航空公司，1989年（圖片來源：Adam Scull/PHOTOlink.net/Newscom）
美國民航業的混亂始於1978年，那年改革春風吹到大洋彼岸，美國民航業帶頭解放思想，發佈《航空業放松管制法》，降低行業准入門檻，放開機票價格管制，限制航空公司合併。一時間航司數量出現井噴，五年時間，全美開通航線的航司從36家猛增至234家。
事實證明，“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定理在資本主義世界也同樣適用。
由於機票的價格完全透明，乘機體驗也大同小異，供給急劇增加之後，必然導致惡性價格戰，美國航空業隨後便陷入長期的虧損泥潭之中。1979年以前，行業僅出現過3次虧損，而在1980-2010年，美國航空業有一半時間在虧損，見證了巴菲特的沉默，特朗普的流淚。
除了行業自身的混亂，美國航空業還經歷了2001年互聯網泡沫破裂、911恐怖襲擊、2008金融危機三次致命打擊，每次都被重創至奄奄一息，命懸一線。但就在這般跌宕起伏中，卻有一家航空公司能保持年年盈利——就是被譽為“全球廉價航空始祖”的美國西南航空。
這家公司與眾不同。在其它公司紛紛購買大型飛機、開發遠程航線、升級客艙服務的時候，西南航空反其道而行之，採用單一機型、專飛中短途、不提供餐飲，用便宜的票價確保高客座率。這種看上去土鱉的方式換來的是連續45年盈利，業績穩定得不像一家航空公司。
橫向對比之下，“大航業績波動，廉航穩定賺錢”就變成了航空業的一條鐵律，中國也不例外。
90年代開始，中國民航局也像美國在1978年做的那樣，放寬對民航業的管制。一時間，超過30家新航空公司湧入市場，形成了慘烈的價格戰和行業虧損。以至於世紀初的十年，民航局把旗下十家航空公司合併成國航、南航、東航三大航空公司，10年裏居然還是有8年在虧錢。
後來，愛子心切的民航總局暫停審批新設航空公司，三大航又趁勢兼併了一波地方航空，整個民航業才踏上了賺錢之路。但這錢賺得實在不容易：形勢好的時候，三大航勉強能從一個旅客身上賺兩杯星巴克；形勢差的時候，從單個旅客身上賺的就只夠買一套煎餅果子了。
簡單來説，就是國外航空業花幾千億學費趟出來的地雷陣，中國民航業又重新踩了一遍，這個過程，有人身陷囹圄，有人傾家蕩產，有人盆滿缽滿。
01.泥潭纏鬥：18個集體折回的憤怒航班
2008年3月，在昆明一年中最美的時節裏，1500名遊客卻滯留在昆明機場，羣情洶湧，怒火中燒。
幾個小時前，他們陸續登上了東航的14個航班，準備從昆明去往大理、麗江等地。在即將到達目的地的時候，飛機卻突然調頭折返。機組告知一頭霧水的乘客天氣不適合降落，需要返航。但回到昆明後，遊客們卻發現其它公司的航班全都正常降落，唯獨東航的飛機飛了回來。
集體返航的導火索很快浮出水面：東航飛行員覺得工資低、待遇差，但如果想要跳槽，則又面臨天價的違約金——曾任東航雲南分公司飛行員的鄭志宏在遞交《辭職報告》後，遭東航索賠1257萬。種種因素疊加，誕生了世界航空史上18個航班集體停飛的罕見一幕。
當時，東航飛雲南省內航線的機長，一個月飛行90個小時，税後月薪大約有3萬[1]。這個薪酬水平即使放在現在的雲南，也是高收入，不過比起其他的航空公司，東航飛行員的收入確實少了一截。但因為待遇問題就侵犯旅客的利益，東航飛行員們遭到了同行們的激烈批評。
那是一個航空公司開運鈔車招飛行員的年代：2004年，民航總局大幅降低了民營航空公司的准入門檻，航司太多，飛行員不夠用了，要麼高薪挖角，要麼高薪留人。海航當時在雲南新開設的祥鵬航空，就給執飛雲南省內航線的機長開出了税後5萬以上的月薪，遠高於東航。
在這股投資熱潮中，連少林寺方丈釋永信都動了凡心，找到當時的湖北首富蘭世立，説要拿出一個小目標，投資他旗下的東星航空，以後就在三萬英尺高空上奏響禪樂，弘揚佛法[3]。2013年蘭世立出獄，還專門去少林寺住了一個星期，在大雪中跟方丈圍着火爐談經論道。
和美國一樣，行業准入門檻降低後，國內民航業供給大幅增加，各大航司飛機數量在幾年就翻倍，緊隨其後的必然是慘烈的價格戰。深圳飛北京最低也要1000塊的票價，直接被打到350塊。一邊是高薪挖人高價買飛機，一邊是白菜價賣機票，結果自然是大家都虧得受不了。
航空公司不惜代價爭奪大城市的航線與份額，背後都打着同一個算盤：隨着中國經濟迅速增長，大城市的商務人羣日益龐大，座位更寬敞、餐食更美味的航空服務將是巨大的風口。以東航為例，2004-2005兩年間，東航就壕購了77架新飛機，把定期航班從3057班次增加到4860班次。
但隨之而來的則是激烈的競爭，當時，鯨吞四家地方航空的東航為了爭奪一線城市市場，提出了一個“上海保衞戰”計劃，把各地方航司的1000多位機組人員調到上海，攻堅上海兩大機場，結果一頓操作猛如虎，興師動眾一整年後客座率也只有60%多，份額只增長了5%。
為決策失誤埋單的卻是飛行員和機組成員：從各地抽調1000多位員工到上海後，卻沒讓他們帶家屬，而且工作一個月才能放假回家一次。這導致飛行員辭職申請數量居高不下，士氣低落的飛行員甚至開始繞路：平常穿越雲層要繞10公里，現在故意繞15公里，只為多耗油[2]。
後來，東航飛行員在十一黃金週前夕上網發帖，號召飛行員集體請病假，沒想到雲南分公司的管理人員非但沒阻止，反而主動提供公司管理不善的證據，鼓勵造反[12]。於是半年後就出現了開頭的那一幕。事後，東航耕耘已久的雲南省內黃金航線被民航局取消，損失慘重。
相比東航，其他航司也是半斤八兩：湖北首富坐鎮的東星航空，堅持高端路線，每天一班飛香港、一班飛澳門，但乘客通常只有三五個，還沒等到釋永信的一個億，就破產清算；南航副總裁和財務部部長拆借資金炒股鉅虧，亦是那段時間國內民航業管理混亂的一個縮影。
世紀初的十年，三大民航幾乎全在鉅額虧損。
傳統觀念裏，飛機票價高昂，乘客身份高端。90年代初，航空公司甚至流行過買機票送茅台軟中華，萬米高空豪飲茅台也是常事。正如某航司總經理批評廉價航空的理念時，講出了那句足以載入中國民航史冊的反問：“亂來，飛機是舒適服務，哪裏有95%的客座率[13]？”
空姐給顧客倒茅台，90年代初
但時至今日，北上廣深合起來才8000萬人，市場空間有限。但對標歐美高端的跨洲航線與配套設施建了，又不能説拆就拆，導致美國摸過的石頭，中國民航業一塊不少地又全部摸了一遍。換句話説，就是中國民航業抄歐美的作業，把已經批改過的錯誤答案也都抄過來了。
而就在三大航司纏鬥的同時，中國版的“西南航空”也在悄然起航。2004年，做了20多年旅行社生意的王正華在上海長寧區一家賓館外牆上掛上了“春秋航空”的牌子。這家公司未來會把動輒上千的機票做到了99元、9.9元，它的定位也恰好勾勒出了中國民航未來的方向：
“讓人人坐得起飛機。”
02.廉航問世：兩個王姓商人的大生意
王正華做飛機生意的初衷，還要上溯到1981年。
當時擔任上海遵義街道黨委副書記的他碰到了一個難題：數十萬知青返回上海，組織上安排遵義街道接收500多個，怎麼給他們安排工作？於是趁着公共交通領域改革的東風，王正華毅然下海辦了5家公司，從城際客運到市內出租車，從旅行社到汽車組裝一條龍服務。
上海人民旺盛的出行需求，很快讓王正華公司走上正軌，唯獨旅行社不爭氣。當年國人出門旅遊特別不容易，出門要拿單位介紹信，吃飯要拿全國糧票，超級麻煩，導致人們只能選擇國營旅行社組織的單位集體遊。而王正華拉不到單位集體遊的生意，連辦公室租金都交不起。
但遊山玩水畢竟是人民羣眾填飽肚子後的剛需，想出門打卡的國人只好把三毛的《萬水千山走遍》、《撒哈拉的故事》買成了80年代的暢銷書。供給和需求的不匹配讓王正華嗅到了機會，一本《世界旅遊業及其哲學》提示了他：在歐美旅遊市場，散客才是主流，應該做主做散客。
深感時不我待的王正華火速裝了間2平米的鐵皮屋，刷上“上海春秋國際旅行社”，在上海中山公園對面正式開業。旅行社推出了上海周邊一日遊、江浙三日遊等周邊旅遊產品，10人就成團。結果很快就有28個人報名去蘇州。王正華借來了大巴、換來了油票，白天帶隊參觀，晚上幫司機洗車，做成了這第一單生意。
春秋國際旅行社舊址，1990年代
就這樣，王正華找到了被國營旅行社忽視的需求，兩年後，公司年收入就達到100萬元。到了1997年，春秋旅行社已經在上海開了50家門店，全國有31家分社、3000家代理商，是當之無愧的行業第一。但發展瓶頸也如期而至，王正華髮現，由於火車太慢、飛機太貴，絕大多數旅客還是去周邊遊。
當時的民航市場上，還有一種剛萌芽的私人包機公司。1991年春節前夕，在長沙跑業務的温州商人王均瑤沒買到回鄉的火車票，只能坐大巴，顛簸1000多公里回温州。王均瑤在路上隨口感嘆了一句，坐大巴又慢又累。旁邊的老鄉揶揄他：想又快又舒服，你包飛機回去吧。
言者無心，王均瑤卻有意。在來回跑了無數趟浙江和湖南的民航局後，王均瑤集齊了一百多個圖章，租來了40座的“安24”型客機，開通長沙與温州往返航線，創了中國民航史私人包機的先河。當時温州在湖南經商的有近10萬人，開運當年客流量就高達6.6萬人次。
王均瑤和他的桑塔納，1980年代
隨後幾年，王均瑤的包機生意迅速擴大到每週400多個航班，這就是後來的吉祥航空。
王正華則走了另外一條路線。他發現，歐美到中國的飛機大多要經停上海再飛往北京，到上海後一半客人下了飛機，卻沒有乘客再上去，一半的座位就被白白浪費了。敢想敢幹的王正華火速找到中國國航的市場總監，做了一個“業績對賭”：把這些空位按照市場價1/3賣給他，而他保證每個月賣掉5000張機票。
1997年10月，春秋旅行社推出上海到北京的特價機票，5000張機票5分鐘賣完。第二個月，又賣掉了15000張，帶貨能力足以讓李佳琦汗顏。嚐到甜頭的王正華則乾脆也像王均瑤那樣開始包機，選中了地產泡沫後無人問津的海南航線，低價包機組織出遊，一炮而紅。
不過在當時，市場經濟的大旗還沒有飄到民航業。作為編外人員，王正華從1998年開始，每季度就給民航總局寫一份報告，闡述便宜機票的大好前景，暗示總局儘快解放思想，開放准入。結果連續寫了六年，都是泥牛入海有去無回，直到第七年事情才終於有了轉機。
2004年1月，時任民航總局局長楊元元在國務院出席新聞發佈會，有記者問到“民航局有沒有打算開放民營進入航空業”，楊元元爽快地回答道[6]：“有一家大的旅遊社，我們準備批准他們辦航空公司”。半年後，王正華拿出做旅行社攢下的所有家底，成立春秋航空。
春秋租了三架飛機，拿到了民營航空的牌照，並且明確了發展路線：做低成本航空公司，讓人人坐得起飛機。不過，“羣眾路線”雖然正確，但起步卻不容易。
首先是拿不到熱門航線的時刻：2005年7月，春秋上海首航本想直飛青島，但其他航司已經佔了位置，春秋的航班只能先飛煙台、再轉飛青島。這種不利狀況反而啓發了春秋航空：當時煙台人口647萬，青島人口740萬，差距並不大，而中國300-500萬人口的城市多達幾十個，説明熱門航線以外的市場極其巨大。
另一個問題則是，為了節約成本，春秋航空不像其他航空公司那樣提供免費的餐食，而且只有15公斤的免費行李額度，發生延誤還沒有補償措施。但廣大羣眾往往既要廉航的價格、也要大航的服務，導致衝突時有發生。一怒之下，春秋推出“暫無能力服務名單”，被列入名單的人在三年內不得乘坐春秋的航班。
這一舉動引發了更大的爭議，一時間對於春秋航空的批評洶湧而至，被各路媒體口誅筆伐，人們指責春秋航空不夠大氣、缺乏法理依據。王正華原本還有更騷的操作，比如搞一個“人工值機另收服務費”，估計是害怕捅了精英羣體的馬蜂窩，擔心爭議過大最後不了了之[13]。
但風波過後，難敵低價誘惑的人民羣眾還是紛紛用腳投票，春秋首飛半年後，利潤就破了1000萬元，2006年更是全年盈利3000萬，不僅活了下來，而且還越活越好。在過去10年，春秋的座位數增長3倍，年利潤也隨之從5億增長3倍到了20億，穩定得不像一家航空公司。
反倒是在上海這個黃金碼頭擁有最高航線佔有率的東方航空，在2006年鉅額虧損30億，負債率超過90%。整個2000年代，三大航司都在翻來覆去的價格戰中步履蹣跚，而2008年又給了民航業最沉重的一擊。
03.行業變局：拯救大航的供給側改革
2010年之前，民航是一門看上去高大上，但實際上既辛苦又利潤微薄的生意，稍有不慎會虧得傾家蕩產。
2000-2009年這十年，三大航主業虧損高達258億。而沒背景的民營航司往往結局更加悽慘，在少林寺談笑風生的蘭世立剛説完“東星航空想虧錢都難”，眨眼間碰上金融危機就破產被接管，自己也鋃鐺入獄。航空公司老闆們的十年噩夢，大概可以總結為三大原因：
1.無論外界看來再怎麼高大上，民航本質上終究是個賣票的生意。航空公司的主要產品就是座位，座位之間幾乎沒有差異，而且一旦起飛就價值清零了。
2.隨着世紀初准入門檻放開，大量航空公司湧入市場，光是2004年就增加了21家新公司，慘烈的價格戰不可避免。
3.競爭格局本就激烈，大家又一窩蜂爭奪大城市的航班時刻，出現大量相同線路的航班，再度加劇了價格戰。
不過在中國，市場上虧掉的錢，往往能從改革裏賺回來。早在金融危機爆發前，民航業的兼併重組被提上了日程。
從2007年開始，國航開始不斷在港股市場上買入東航的股票，到9月份，國航持有東航的股份高達11％，已經是第二大股東。9月21日，時任國航董事長的李家祥在北京發佈新書時，毫不掩飾自己的雄心：民航業的發展趨勢是航空公司越來越少，要整合資源，對外形成拳頭[7]。
李家祥這番話迅速被市場理解為“國航要收購東航”，東航股價一週內上漲50%，不得不緊急停牌。眼看兩家巨型央企馬上就要打響一場股權攻防戰，但在一週後，原本志在必得的國航卻宣佈不會繼續購買東航的股份，一場罕見的國企股權爭奪戰戛然而止。
被國資委懸崖勒馬的國航自然不甘心[8]：自己得不到的東西，也不能讓別人得到。2008年1月，國航行使股東權利，投票否決了東航引入新加坡航空和淡馬錫資金的提議。一番操作之後，徒留東航連年虧損、負債高企，在2008年初的寒風中舉步維艱。
沒想到雪災之後，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又讓民航需求大幅下降，常年積弊直接演化成鉅額虧損，國內民航業遭受重創。其中，東航以140億虧損創造了中國民航的虧錢紀錄，光是炒原油期貨就虧了64億，一時風雨飄搖。
但多年動盪下來，東航員工似乎已經習慣了能少幹就少幹[2]，覺得公司跟自己無關。年底，東航董事長劉紹勇在幹部大會上談及虧損的時候，台下的高管對100多億沒什麼反應，以致於他把虧損換算成每小時虧167萬、每分鐘虧3萬，大家才有了緊迫感，一致認為繼續這樣虧下去，確實不行[9]。
緊接着，被喊停的重組再度提上議程，國航董事長李家祥轉任民航總局局長後，喊出了“政府引導、市場運作，推動聯合重組”的口號。2009年6月，破產邊緣的東方航空兼併退市邊緣的上海航空的方案出台，喜歡搞大新聞的香港媒體把這筆交易形容為：兩個爛蘋果，做不出一盤好沙拉。
但只擅長跑得快的香港記者，哪裏會懂得供給側改革的威力，圖樣圖森破。
在行業危機之下，財政部135億應急資金呼之欲出，其中，東方航空獲得注資90億、銀行授信1060億，還拿到上海兩大機場的50%份額。隨後，國航收購深航，南航控股廈航，國內民航業集中度大幅上升。一個顯而易見的結果是：在接下來的一個十年裏，民航再沒虧過一分錢。
2003年非典過境，海航大幅虧損，創始人陳峯説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搞不好的事，都放在非典裏面，壞事有時會變好事[10]。這話你仔細品品。
04.兩級分化：誰能讓10億人坐上飛機？
2008年初，史無前例的雪災襲擊中國春運，大量旅客滯留在機場。焦急的王正華只能給春秋航空的員工打氣，號召大家想辦法除雪讓飛機儘快起飛。
機場除冰通常要用到除冰車，但這東西不僅單價貴，數量還很少。當時一台進口的除冰車造價過百萬，航空公司很少自己買，而是向機場租，用一次就得5-10萬。而由於南方下雪少，機場準備的除冰車也少，結果當年遇上雪災，飛機全都趴在地上，除冰車根本搶不到。
春秋航空的工程師在不斷嘗試之後，用一個可以保温的箱子、裝上增壓泵的噴射管，組裝出了簡易除冰機，外形就像一門“土炮”。然後在凌晨三點起牀加熱除冰液，拉着一台台“土炮”去給飛機和跑道除冰。
給飛機“剷雪”的工作人員，2008年
天亮後，在同行的目瞪口呆之中，春秋的航班逐一起飛，而這也成了國內民航業分化的開端與縮影。
金融危機後，伴隨決策層主導的基建狂潮，大大小小的機場星羅棋佈，主打高性價比的春秋航空、吉祥航空再度迎來春天。當時，這兩家民營航空公司中的佼佼者，在參考了美國西南航空、馬來西亞亞洲航空的經驗後，都採取了單一機隊的模式，清一色採用空客A320來控制成本，使收入、利潤跟運力成比例穩定增長。
而整合完成後的三大航雖然擺脱了虧損的夢魘，卻坐上了大起大落的過山車：三大航的經營深受油價和匯率波動的影響，在油價高的時候，航油成本高，削弱了利潤；在油價低的時候，往往也是經濟萎靡的時候，需求縮水，客座率下滑，利潤同樣縮水。
加上買飛機的債務通常以美元計價，因此，只有在油價高、匯率漲的時候，三大航才有好日子。而廉價航空和三大航的區別，一般可以歸納為“兩單、兩高、兩低”——
1.“兩單”是指春秋航空和早期的吉祥航空只用空客A320這單一機型，以及只設單一的經濟艙艙位。這樣可以節省培養飛行員的成本、降低維修成本，以及壓縮飛機後部的廚房空間，把156座增加到186座；
2.“兩高”是高客座率和高飛機利用率。飛機只有在飛的時候才能創造價值，春秋航空的飛機日均飛行時間超過11個小時，長年客座率在90%以上，均高於國內其它航空公司；
3.“兩低”是指低銷售費用與低管理費用。春秋航空、吉祥航空的成本控制都很出色，春秋航空董事長甚至連辦公室的沙發都能用20多年。
春秋和吉祥都是一個廉航在競爭縫隙中逆襲成功的故事。事實上，其他航空公司並非沒有嘗試過廉航的模式，此前國內航司紛紛取消2小時內航班餐食便是例證，但飛機動輒20到30年的折舊週期，使得其他航空公司不可能迅速轉型，光是“兩單”就難有大航能夠做到。
時至今日，中國民航業和美國一樣，也走出了大航與廉航兩條涇渭分明又相互依存的發展道路，但無論哪條道路，終究只是航空公司的“術”。整個北美和歐盟人口超過100萬的城市有114個，而中國超過百萬人口的城市就有113個，顯然，“五環外”才應該是航空業最大的基本盤。
把更多的航線投放到二三四線城市，把握中國巨大的內需市場，才是中國民航業真正的“道”。
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消費行業的發展密碼，其實一直藏在人口分佈裏：在全國14億人口中，生活在一線城市的只有8000萬人。這注定了本土品牌的主戰場從來不在一線城市，而在廣袤的二三四線城市。無論消費主義給商品罩上多少層光環，都改變不了中國消費者最本質的需求——物美價廉。
中國民航業發展至今，收入和利潤大都貢獻給了石油、空客和波音。2019年，李迅雷一篇關於“10億人沒坐過飛機”的文章引發了大眾的激烈討論，所以交了無數學費的國內航司們應該明白：在頭等艙精緻的套餐、骨瓷杯和棉質拖鞋以外，還有更重要的事情值得去做。
誰能讓剩下的10億中國人坐上飛機，誰就是這個行業最後的贏家。
（本文原載於微信公眾號“遠川研究所”，觀察者網已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