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庚：韓國產業佈局，文在寅不得不“硬核”抗疫的苦衷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長庚】
自韓國疫情爆發，到壓平曲線，再到確診數基本呈個案增長，近兩個月了。
就在這期間，韓國總統文在寅成功贏得國會大選——執政黨以180票的絕對優勢拿下了國會五分之三的議席。這是韓國自1987年民主化以來首次由單一政黨佔據國會五分之三議席。
韓國“新天地教”引爆疫情之後，政府推行大規模檢測，外界一直有很多疑惑，比如最初的為何不封城，為何不抄作業，為何文在寅如此“剛”等等；回頭來看，且不論文在寅內心是不是真的如此“剛”，韓國經濟格局的殘酷現實讓他有很多不得不“剛”的苦衷。
韓國總統文在寅和夫人金正淑為參加第21屆國會議員選舉投票 圖自路透社
討論這個問題，得從韓國地圖和經濟佈局説起。此次韓國疫情的最初爆點是在大邱，很多人説，大邱之於韓國，如同武漢之於中國，這個比喻不僅適用於疫情，也適用於城市在全國版圖中的地位。
大邱，是位於韓國東南部的一個廣域市（注：廣域市相當於直轄市），隸屬慶尚道，是繼首爾、釜山之後的韓國第三大城市。
歷史上，先後經歷二戰、朝鮮戰爭的朝鮮半島，在戰火剛平息時，都處於非常貧窮的狀態。日本侵佔時期，日本殖民者對整個朝鮮半島的產業佈局是“北工南農”，三八線以北主要發展工業，因為離偽滿洲比較近，方便給中國東北、華北地區的日軍提供補給，再加上當時受到蘇聯的影響；三八線以南以農業為主，在半島南部的西南側，沿着忠清道-全羅道一線往南，是比較廣闊的平原地區，適合種植農作物，從地形來看，北面以山地、高原為主，前幾年金正恩還開發馬息嶺滑雪場等等。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1950年開始朝鮮戰爭。1948年，金日成在北方蘇佔區成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時，甚至威脅李承晚在南方美佔區建立的大韓民國，聲稱中斷電力供應。因為當時南部是農業社會，電力需求量沒那麼大，在朝鮮宣佈對韓國斷電之後，美國就開了一艘航母停靠半島，一艘航母的供電量電已足夠全韓國使用。
朝鮮戰爭結束，南北分裂。1950年代，韓國就成了一個徹徹底底的農業社會。到1960年代，朴正熙軍政府上台，因為憑藉軍事政變上台，為了解決自己執政的正當性問題，朴正熙認為最好的方法就是發展經濟，大搞工業化。
當時朴正熙做了很多經濟調整，制定了類似於中國的五年計劃，就政策來看，確實也從蘇聯等大國得到不少啓發。不過，這個“五年計劃”本身並不是朴正熙時期提出來的，而是朴正熙的前任尹潽善（注：韓國第四任總統）、總理張勉以及美國顧問共同制定的計劃。只是沒想到，計劃草案出來後，朴正熙軍事政變上台。
又值美蘇冷戰，美國也很擔憂韓國倒向共產主義，在兩種因素共同作用下，雖然韓國不是“馬歇爾計劃”受惠國，但確實得到了不少美國的援助。與此同時，以軍事政變上台的朴正熙為了得到美國承認，決定向越南出兵，隨後美國為了表示感謝，向韓國提供巨大的經濟援助。這是第一個層面，來自美國的作用。
第二個層面，是來自日本。一方面，過去日本的對外政策比較依附美國，所以對韓態度與美國還算步調一致，另一方面，李承晚就任韓國首任總統時期，因為其本人是抗日出身，搞過獨立運動，所以對於和日本談和並不積極，反而向日本提出了一個很離譜的“賠償金價格”，以示拒絕。這一點，在去年日韓半導體糾紛時，曾詳細寫過，在此不做贅述。
朴正熙上台後，想發展工業化，大搞經濟開發，都需要大筆資金，錢從哪裏來？正好，一方面有美國援助，另一方面拿到日本的一筆大額賠償金。同時，朴正熙時期，韓國政府向西德派了一批工人過去，男性主要是礦工，女性主要是護理人員，相當於國家主導的海外勞工，通過這一途徑也賺了一筆錢。三者相加，朴正熙算是有了資本搞工業化（注：韓國也稱“產業化”）的第一桶金。
那麼，為什麼朴正熙開始工業化之路後，大邱成了一個很特殊的地方呢？
第一，大邱的周邊，也就是慶尚北道一帶是朴正熙的故鄉，朴正熙的籍貫就在慶尚北道，朴正熙的女兒朴槿惠就出生於大邱。
第二，如同前面提到，那個年代韓國還是一個農業社會，位於半島西南側的全羅道地區，適合農耕，整體情況、生活狀態要比慶尚道地區好很多。而慶尚道地區多山，盆地，除了在慶尚道東南角有韓國第二大城市、最大港口釜山，離日本相對較近，物流發達，但道其他地方還是一片落後山區。所以，韓國也有一個説法，為什麼慶尚道各地方言差異這麼大？因為山地隔開。
相比之下，全羅道比較一致。全羅道分全羅道南和全羅道北兩部分，雖然可能內部關係略有分歧，但從整個國家角度來看，當地政治立場比較統一，比如説這一屆支持文在寅，那麼全羅南、全羅北都是支持文在寅。但是，慶尚道就不是如此了，慶尚道也分慶尚南道和慶尚北道，兩地隔閡比較大，包括政治傾向，某種程度上和當地地形也有密切關係。
目前，韓國共有六個直轄市，其中三個位於慶尚道一帶，釜山、大邱、蔚山。蔚山起初是慶尚南道的一座工業城市，後來隨着工業產值上升，到上世紀90年代末才成為直轄市，從今天來看，蔚山是韓國人均GDP最高的城市。同時，慶尚南道的代表城市是釜山，慶尚北道的代表性城市就是大邱，這是當地的一個基本格局。
釜山憑藉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經濟發展較好，也成為日韓經濟往來的中轉地。比如樂天創始人辛格浩，是一名韓裔日僑，當年就是在釜山登陸，在韓國開始創業，頻繁往來日韓兩地。辛格浩當時有一個外號叫“大韓海峽的王子”。（注：釜山和日本長崎之間的海峽，韓國方面稱“大韓海峽”。）
有時，我們在韓國電影裏面，可以看到在釜山市場上出售很多洋貨。現在韓國人最喜歡的午餐肉“SPAM”，以前就是美軍戰爭時期的軍糧，但在韓國成了過節時相互贈送的東西，這一點即便很多美國人到了韓國也不能理解。
但是，慶尚北道的經濟就更加落後，以大邱為例，盆地多山，不靠海，只有幾條彎彎曲曲的小路與外界連接。大邱地區靠輕紡業起家，韓國剛建國時，當地的經濟支柱就是輕紡業等輕工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運輸條件落後，大型重工業企業根本沒法順利運送貨物設備，即便到現在大邱最出名的還是鏡框生產地。但在韓國工業化過程中，輕工業很快就被替代，因為只要找到比這裏生產成本更低的地方，生產線自然就轉移出去了，比如後來居上的中國、越南等。
朴正熙大刀闊斧推進工業計劃時，最關注的幾個地方，一是首都圈，即首爾周邊，二是慶尚道地區。前者作為首都，無疑需要現代產業支撐。從人口因素來看，目前韓國總人口的一半居住在首爾及周邊地區；朴正熙時期的狀況也相差不遠，1/3在全羅道，1/3在慶尚道，還有1/3在京畿道、忠清道、江原道等地，擁有全韓1/3人口慶尚道肯定需要支柱產業。再者，朴正熙以及之後上台的全斗煥，政治根基都在慶尚北道大邱一帶。所以，圍繞大邱，在大邱周邊形成了一個比較大的環形工業園區。
截圖自谷歌地圖
在大邱北邊的一個地方——龜尾，集中發展電子產業。這是從朴正熙、全斗煥一直到後來的繼任者延續下來的，因為畢竟已經形成一個產業鏈，再要進行大規模遷移就非常困難。在龜尾集聚了一批顯示屏、手機等生產企業，三星智能手機工廠就設在這裏。三星為了收益率，針對附加價值低、價格相對便宜、非最新技術的產品採用代工制，比如中低端智能手機、半導體、三星動力電池工廠設在中國；但對於高端智能手機，為了保證穩定品質和品牌形象，仍由自己生產，而這些高端智能手機最大的生產基地就在龜尾。此外，像LG顯示屏生產廠也在龜尾。
從大邱往東，有一個城市是浦項，雖然浦項靠海，但因為離釜山比較近，所以沒有特殊必要發展物流，況且當地本身的交通條件一直不怎麼好。
浦項的經濟產業主要是漁業，同時是韓國海軍陸戰隊的始發地，當地最有名的就是浦項制鐵廠（POSCO），地位相當於上海寶鋼，浦項制鐵廠是朴正熙一手推動的，工廠啓動資金就來自日本支付的戰後賠償金。朴正熙當時的考慮是，工業生產，鋼鐵是必需品，若過度依賴進口，本國產業鏈很可能會遭受變動。浦項制鐵廠建成後，浦項就成為韓國的一個鋼鐵城，後來韓國現代汽車創立的子公司——現代制鐵，也在浦項建立工廠。
再往東南角看，就是蔚山，這座城市是以現代汽車為核心的汽車城。
龜尾、浦項、蔚山都是相對比較老的工業城，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逐漸形成。現在，這些城市之間都通高鐵，只需20分鐘就能到達；過去沒有高鐵的時代，韓國第一條高速公路——京釜高速於上世紀60年代通車，從首爾到釜山。高速公路通了，物流自然也就通了，京釜高速正好將上述各工業園區連接起來，從首爾往南，先是龜尾，再到大邱，經過蔚山，最後到釜山；即便是高速公路，相互之間的車程也不到一小時。另外，差不多同時期，韓國第一輛國產汽車也正式下線，叫“始發汽車”（sibal），因為名字的韓文發音經常被笑話。
始發汽車
韓國經濟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在整個經濟架構中，95%的中小企業為5%的大企業打工，這些中小企業成為大企業的上下游，尤其是製造業，這一趨勢相當嚴重。汽車、電器、手機等等，都需要大量零部件、電子元件，這就牽涉到誰來製造的問題。
韓國曆史上也曾飽受技術封鎖之苦，現代汽車、三星芯片在剛起步時都吃過苦頭。有段時間，韓國尚未掌握髮動機制造技術，車企主要依賴於和日本的合作，比如韓國新進汽車曾跟日本三菱搞技術合作，但是當時國際社會發生了一個重大事件——中日建交。中日建交時，雙方達成一項協議，不允許跟“南朝鮮”、台灣地區有技術合作的日本企業進入中國市場，隨後日本三菱汽車就中斷和新進汽車的合作，最終導致新興汽車破產。
後來，這也促使現代汽車下定決心，必須自己開發發動機，自主掌握整個零部件體系。一直到現在，韓國車企仍有一個顯著特點，比如要在某地建廠，就要同時帶着一批韓國零部件工廠一起搬過來，像韓國起亞汽車在江蘇鹽城建立工廠——東風悦達起亞，以至於鹽城出現了一條韓國街。目前，中國90%以上的汽車零部件企業，都是跟着韓系車企工廠進入中國，現在是這樣，以前就更是如此。相類似的，韓國電子工業的零部件廠都建在大企業工廠的附近，目的也是為了加強綁定。
當然，隨着中韓之間交通物流運輸的便捷化，上述情況也逐漸出現變化，一些韓企把工廠設在中國，從韓國本土供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現代汽車停產的一個原因就是，零部件設備工廠建在山東，中國因為疫情停工、無法供貨。這也是從另一個角度體現了韓國的零部件企業與韓國整車廠之間的密切關係。
除了韓國經濟結構的這個特點外，當地有一個先天條件：農村，多山，交通不暢，導致當地低價便宜，也有富餘勞動力，畢竟上世紀70年代，韓國人口還不像現在這樣高度集中到首爾周邊。所以，很多為大企業工廠提供零部件的小工廠就開始落户慶尚北道大邱周圍。不過，就整體格局來看，慶尚北道大量分佈着的還是農業地區，比如大邱北面的清道郡，也是此次韓國新冠肺炎確診人數僅次於大邱的，清道郡唯一的經濟產業就是蘋果。
圖自鋼材價格網（注：韓國“嶺南地區”，太白山脈以南地區，即慶尚南北道地區。）
正是這樣一種格局，大邱發展成了一個消費樞紐型城市，周邊工業城市裏面的人日常消費就去當地最大的城市大邱，距離近，車程大約半小時，吃喝玩樂的多樣性也不比首爾差，甚至有很多工業城市的上班族就選擇住在大邱。
大邱的經濟結構重心，逐漸從輕工業轉向服務業。不過，與此同時導致的另一個問題就是，大邱的人均GDP在韓國幾大直轄市中的排名最差，主要原因就是沒有支柱性產業，而周圍工業城市GDP都直接為慶尚北道或者鄰省做貢獻。
大邱過去也發展過金融業，但金融業規模很小，畢竟韓國地方就這麼大，尤其在互聯網興起之後，對地方金融機構的需求沒這麼大了，比如首爾的大型金融機構直接在地方設立分支就行。這個風潮其實是1980年代全斗煥執政時期推行起來的，簡單來説就是每個省都要有一個地方銀行，當然全斗煥這個政策背後目的是為了獲得地方支持。
大邱也正是在這一時期成立了大邱銀行，但大邱銀行的最大收入不是來自大邱，而是來自大邱周邊的幾個城市，當時有一個説法是，在大邱以及慶尚北道南部比如浦項、龜尾，大邱銀行的網點數量比當地居委會數量還多。
金泳三（左）和金大中 圖自韓聯社
自1980年代開始，經濟發展向慶尚道傾斜，引發了全羅道的不滿。因為當慶尚道搞產業開發的時候，全羅道還是農業地區，只有全羅南道靠海的一塊是稍微有些起勢的，像麗水、光洋主推化工業，附帶一些鋼鐵產業，但量不大，所以到現在為止這些地方的人跟全羅道其他地方的人關係並不親近。試想，全羅道內部尚且如此，更不要説全羅道如何看待慶尚道了？
第二，是韓國政治人物的紛爭。1987年全斗煥下台，當時韓國國內比較有影響力的是一批搞民主化運動的人士，所以也是產業化一代讓位給民主化一代。當時民主化人士中名望最大的是兩撥，一是金泳三，一是金大中。同時，右派勢力、產業化這一代，推舉出了盧泰愚，但從政策上來看，盧泰愚和全斗煥是拉開距離的，甚至可以説是反其道行之。
但是，金泳三和金大中之間存在誰先當總統之爭，挑動起了全羅道和慶尚道之間的矛盾——金大中是全羅道人，金泳三、盧泰愚是慶尚道人，其中金泳三是慶尚南道人，盧泰愚是慶尚北道人。
一方面盧泰愚和金泳三不斷挑動對對方的不滿，另一方面在盧泰愚執政時期，盧泰愚的政黨和金泳三的政黨合併，在韓國政治史上被稱為“三黨聯合”，這件事情説白了，就是以慶尚南道為地區根基的政黨、以慶尚北道為地區根基的政黨和以忠清道為地區根基的政黨，實現三黨合併，一起攻擊以全羅道地區為根基的政黨。這種政治格局和政治傾向，一直延續到今天的韓國政壇。
當然，慶尚北道對左派政黨的仇恨是大於慶尚南道的，尤其以大邱為首。大邱人心理上總覺得我們為產業化付出這麼多，為什麼我們還是這個樣子？這裏面是有不滿情緒的。前總統朴槿惠，從大邱起家，很好地瞄準了大邱市民的這種心態，曾在大邱三次連任議員。
所以，從政治光譜上來看，最右的也是慶尚北道，以大邱為中心。相對而言，慶尚南道右派勢力的歷史不是很長，因為很多人的政治立場跟隨金泳三。不過，這幾年，隨着慶尚北道工業區的轉型，成立了很多研發中心，比如龜尾，不少年輕人到這裏工作後，也讓右派氛圍有所減弱。
在韓國，出現過一些很奇特的現象，因為朴正熙的籍貫在龜尾，所以韓國人給龜尾起了一個外號叫“朴正熙格勒”，龜尾前任市長每年都會舉辦朴正熙誕辰節，公開演講時直呼“朴正熙大總統是半神半人的偉大存在”，以至於韓國政壇有了“半神半人”的梗。但是，就在龜尾這麼右的地方，上一次地方選舉中，選出了一個民主黨市長。這其中有兩方面的影響，一是龜尾的年輕人確實變多了，人口構成更復雜，二是上一任市長除了紀念朴正熙之外，民眾想不出其他做了什麼，任期表現實在太差；他可能願意拿100億韓元建一個朴正熙公園，卻連市政府公共廁所的手紙都供應不起。要知道，龜尾作為一個傳統工業城市，同時又轉型成功，不會缺預算，最後卻出現這樣的情況。
再比如，朴槿惠執政時期力推“創造經濟”政策，當然到現在也沒人知道“創造經濟”究竟是什麼；當時，政府還要求每個省都要設立孵化器，“創造經濟革新中心”，各省再找大企業撐腰。大邱就是韓國首個建立“創造經濟革新中心”的地方，背後大企業主是三星，三星為該中心拿出一塊土地，而這塊地就是三星第一代創業主李秉喆開辦三星商會的地方。李秉喆是慶尚北道人，最早創辦三星商會是做糧油生意。這也是為什麼朴槿惠“閨蜜干政門”爆發，三星也上了熱搜。原因就是，明明沒人知道創造經濟究竟是什麼，三星為何還如此大獻殷勤。
大邱“創造經濟革新中心”揭幕時，三星的李在鎔和朴槿惠一起參加開幕式，此間兩人單獨會面半小時。後來在“閨蜜干政”調查過程中，有國會議員問李在鎔到底和朴槿惠聊了什麼？李在鎔回答稱，朴槿惠是向他介紹創造經濟；這位議員説了一句話，令全場大笑，連李在鎔自己也忍不住笑了，“朴槿惠的腦子根本沒有辦法以創造經濟為話題談半個小時！”
韓國前總統朴槿惠和三星電子董事李在鎔 圖自韓民族日報
整體而言，慶尚北道、以大邱為中心這一帶，政治光譜仍然偏右，這是歷史淵源造成的。韓國的政治體制有幾個很明顯的特徵或者説弊端，前面提到的地方政治完全割裂，是其中一點；另一點則是有太多盲目崇拜的追隨者，無論是文在寅陣營還是朴槿惠陣營。在韓國，有一個政治口號，“腦袋被打碎了，也是文在寅。”起初是中性詞，，但隨着文在寅執政，很多政策出現爭議，這個標語也成為貶義詞，一些反對者以此嘲諷文在寅支持者是“腦碎文”。同理，“親樸”也是貶義詞。
所以，當初大邱成為韓國疫情震中時，很多人都在討論為什麼不能封城？我想，只要瞭解了上述情況，就能明白原因其實很簡單：一旦封鎖大邱，相當於把為周邊工業城市提供後勤保障的地方給封了，時間一長，足以導致韓國整體經濟出現大停滯。韓國無非就是四大支柱產業，芯片、電子、汽車、造船，最多再算上鋼鐵。除了造船業，主要分佈在靠海的慶尚南道以及蔚山一小部分，其他都在大邱附近。在這次疫情中也可以看到，雖然大邱出現大規模確診，但現代汽車蔚山工廠、LG龜尾工廠都出現停產；高鐵通車以後，這些城市之間，最快15分鐘就能達到，人員流動極其密集活躍。
另外，從工業技術角度來講，尤其是芯片行業很難停產。幾年前，三星在京畿道的一個工廠，因為臨時停電5分鐘，損失10億韓元，雖然芯片業主要是自動化生產，對人工依賴不大，但是一旦停產，損失就特別大，因為不只是停產本身帶來的損失，還包括復產之後的不良率提升，導致間接成本很高，所以企業不希望停工停產。
再者，如果大企業停產，上下游的中小企業怎麼辦？中小企業停產，很可能面臨生存難關，而大企業完全可以找到另一個供應商。所以這些企業都沒法停工，除非工廠出現確診患者，因為這是韓國政府有明確規定的。現代汽車就同時遇到兩種狀況：一是有供應商確診，零部件無法供應，導致其一部分生產線停產，二是蔚山工廠有員工確診，最終同一條生產線上的員工以及和他同時當班的其他生產線員工全部隔離。
此前，中國工廠逐步復工，對韓國本土的零部件供應有所緩和，但仍面臨交通物流管制問題，中韓之間的航班數量一度降至往常的20%，快遞物流速度也變慢。 所以，現代汽車曾四處面談，輾轉於中韓各部門，韓國的產業部，中國的商務部，中國駐韓使館經商處，中國地方政府等等，並自費給零部件供應商提供口罩等防疫物資，希望可以讓自己的工廠能夠早點恢復供應鏈。
韓國東大邱站 圖自維基百科
文章開頭提到，大邱之於韓國，就像武漢之於中國，這不僅體現在疫情爆發上，還體現在地理要道上。當初武漢疫情大規模擴散，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交通，大邱也是如此。在韓國高鐵體系中，70%的發車量集中在京釜線；在京釜高速上，大邱是一個重要的中轉站。再者韓國高鐵不像中國，中國太大了，在京滬高鐵線上的高鐵不一定跑完全程，但韓國所有高鐵幾乎都跑完全程，只是中間停靠車站可能不太一樣，但大邱是所有車輛都會停靠的地方；而且大邱又有分支線，中轉到其他地方，比如浦項；對幾大工業城市而言，大邱就是樞紐中轉地，一旦封鎖，這些城市怎麼辦？如果看過電影《釜山行》的話，大家應該會有印象，其中一個場景就是在“東大邱站”，車站非常大，停有很多備用列車。
圖自韓巢網
所以，且不論韓國政府從政策上能不能封，在現實層面上也不允許。韓國支柱產業對這些工業城市的依賴度高達七成，境內至少40%的汽車零部件廠在大邱周邊，大邱封城，就像韓國經濟大動脈被切斷，可能意味着韓國支柱產業的崩潰。
當然，文在寅政府不會輕易封城，還有一個政治因素，即4月15日的韓國國會大選，這對執政黨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當然，現在文在寅順利拿下此次大選。但是就選舉前，尤其是韓國確診人數急速上升時期，一些政治熱衷者已經拋出爭議話題——大邱疫情大規模爆發，到底是中央政府的責任還是大邱政府的責任？畢竟，大邱市政府、慶尚北道政府還是在野黨地盤。
這次新冠疫情爆發後，文在寅政府迅速進行檢測，確診人數直線上升，也讓外界感慨防疫如此硬剛。當年，朴槿惠時期，韓國經歷“MERS”，政府被抨擊的最大問題是不透明，所以現在文在寅要在最大程度上體現自己的行為準則和過去政府有所不同。
其中，頗受外界肯定的是，韓國部分地方政府自2月26日起，開通“得來速”（drive-throug）免下車快速病毒測試，幾個小時便可知檢測結果，擴大民間病毒檢測規模；截至4月8日，韓國進行了超過48萬次病毒檢測。同時，韓國政府利用大數據，收集病人及其密切接觸者的行蹤記錄進行流行病學追蹤，比如信用卡記錄、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時間及地點等等。這項措施的法律基礎是韓國政府在MERS之後修改的《傳染病防治法》，修法容許政府能夠在國家應對緊急危機時收集民眾手機號碼、信用卡等個人資料。
自2月最後一週的疫情高峯起，僅經過兩星期，韓國單日增加確診數字已回落至雙位數，3月14日韓國單日新增76人。
由於確診病人大都迅速隔離，全國醫院可以騰出足夠病牀數，讓重症病人得到治療，大大降低病死率，目前韓國的新冠肺炎病死率大約控制在1至2%。
文在寅政府在短短數週內轉危為機，同時又有歐美各國的“同行對比”，據Realmeter在3月26日公佈的民調顯示，文在寅的支持率回升至52.5%，創下2018年11月以來的最高紀錄。當然，不管文在寅當機立斷的舉措對錯與否，在他任內出現大規模感染，總歸是有責任的，問題只是在於多大。
眼下，全球疫情大流行仍無法看到盡頭，人們不知道還會持續多久，也不知道已經緩和下來的地方是否會面臨反撲。政治家們或是如履薄冰，或是全面甩鍋，一場疫情看盡人間百態。當然，除了疫情還有經濟，疫後時代世界潮流會走向何方，仍是未知。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