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遠：印度重新出口“羥基氯喹”，藥物外交成效幾何？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思遠】
4月7日，印度政府宣佈重新出口抗瘧疾藥物羥基氯喹，首批出口對象國包括美國、巴西、巴林、毛里求斯、多米尼加、德國、西班牙以及南盟國家尼泊爾、不丹、孟加拉國、馬爾代夫以及阿富汗。
新冠疫情的持續蔓延讓大眾對這款“抗疫神藥”充滿期待，重新出口意味着世界藥房印度似乎迎來了一個“藥物外交”的重大機遇，但能否把握機遇，物盡其用，卻充滿變數。
作為一種抗瘧疾藥物，羥基氯喹治療新冠肺炎的效果尚有爭議。但在疫情國際大流行，疫苗、特效藥尚缺的當下，該藥被賦予了“醫療奇蹟”的寄託。
世界衞生組織（WHO）已經表示，沒有確切證據顯示氯喹及其衍生產品羥基氯喹對新冠肺炎有效，但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則表示雖然關於羥基氯喹療效的證據有限，但其益處大於風險。
3月28日，FDA簽發了一項緊急使用授權，允許有條件使用羥基氯喹類藥物治療新冠肺炎患者。
特朗普更是多次表示，羥基氯喹對治療新冠有奇效，敦促FDA加快審批這兩類藥物，儘快將其用於新冠臨牀治療。
FDA前首席科學家盧西亞娜·博里奧（Luciana Borio）30日則在推特上説：“我很想知道是哪位FDA專員簽署了這項緊急使用授權，現在還缺乏科學依據證實氯喹和羥基氯喹對新冠治療有效？”
在印度，羥基氯喹也隨着國內疫情的蔓延逐步納入對於新冠肺炎的臨牀診療中。印度醫學研究委員會建立新冠肺炎國家工作組3月23日建議在其發佈的羥基氯喹的使用指南中寫道：“在實驗室研究和體內研究中發現羥基氯喹對冠狀病毒有效。”
工作組建議確診病例中的“無症狀醫護人員”和“無症狀家庭接觸者”使用該藥物，以遏制新冠肺炎大流行的進一步傳播。
3月29日，在印度新德里，志願者給一名青年發放食物。（新華網）
隨後，該建議得到了印度藥品管制總幹事的批准，羥基氯喹可在緊急情況下限制使用。為了保障國內用藥需求，3月26日，印度對外貿易總局在官網上發佈消息稱，禁止出口該藥物及其製劑，命令發佈後立即生效。
出口禁令一經生效便招致美國方面的不滿。4月5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致電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要求後者解除出口禁令，並在6日在白宮記者會上表示，如果印度拒絕出口，將考慮採取報復措施。
7日，印度政府宣佈，在滿足國內需求的背景下，向依賴印度出口的所有鄰國以及其他受疫情影響特別嚴重的國家提供適量撲熱息痛和羥基氯喹，同時禁止企業私自進行藥物出口。
印度政府將通過“先到先得”的原則對率先提出藥品申請的國家的需求進行了優先審查，並評估各國的需求性和對印度的影響後決定是否出口。
截止4月15日，印度已收到三十多個國家的求助申請，印度外交部表示，第一批約1380萬片抗瘧藥和13.5公噸原料藥將被髮運，第二批、第三批名單正在制訂中，印度外交部將與印度醫藥部、衞生部以及其它相關授權委員會決定提供多少出口。
保證國內需求和必要性將是政府的首要任務。而據印度媒體報道，在印度政府宣佈出口後，多國政要都在第一時間對印度表示了感謝。
為什麼印度會在美國請求後重新放開？印度外交部發言人表示是出於“人道主義考慮”。但保障美印關係大局可能才是印度更為現實的考量。
一方面，印度想維持自去年開始逐漸升温的美印關係，特別是在特朗普年初訪印後兩國關係升級為“全面全球夥伴關係”。雙方在安全國防，戰略融合等方面進展明顯，此時因藥物出口破壞兩國關係則頗不明智。
在特朗普致電莫迪要求開放出口並且公開威脅報復之後，莫迪隨即表示，將回應美國朋友的請求，在這一特殊時期印度將與美國團結一致，共同克服這場全球危機。雙方外交團隊也表示將全力保證藥物供應鏈通暢。
而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希望可以通過特殊時期維持藥物供應獲取在印美貿易談判上更為有利的地位。特朗普訪印期間，兩國宣佈立即結束正在進行的貿易談判，並希望本輪談判能達成美印“全面雙邊貿易第一階段協議”。
當地時間2017年6月26日，美國華盛頓，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和印度總理莫迪見面，並在白宮與莫迪共進“工作晚宴”。（新華網）
但雙方在醫療設備和產品價格，農產品進口、數據本地化等問題上依然沒有達成共識。
印度前總理曼辛格就曾表示，展望未來，對美出口羥基氯喹可能為印度和美國提供一個機會，解決有關印度限制藥物和支架等醫療設備價格的問題，這些問題在兩國之間的貿易爭端中佔有重要地位。
從更加廣義的角度來看，印度有潛力和優勢推動“藥物外交”，博取國際聲望。從國際需求來看，隨着疫情“大流行”的蔓延，疫苗和有效藥物的缺乏，各國都逐步開始使用羥基氯喹進行臨牀治療。
印度是歷史上瘧疾流行率最高的國家，對羥基氯喹等抗瘧疾藥物需求旺盛，也會出口該藥至其他國家。直到今天，印度控制了羥基氯喹70%的全球市場。據統計，2019年，印度藥企生產的羥基氯喹佔據了美國國內47%的市場。
而從2019年4月至 2020年2月的11個月中，印度的藥品出口額同比增長 11.7％，至 191.5億美元。其中30％的藥品出口到北美、16％出口到歐洲、17％出口到非洲。
在出口禁令的作用下，印度政府壟斷了該藥物貿易，通過評估各國的需求和對印度的“影響”安排優先度，極大地提升了印度政府的議價權。
而從國際輿論上看，印度在國內新冠疫情逐步加重的背景下，依然堅持藥物出口，與揹負“源頭責任”，醫療物資充盈，疫情逐步穩定，生產能力強大的中國相比，更能夠博取西方輿論的同情和支持，轉移印度在國內抗疫中暴露出來諸如公共衞生資源不足等種種問題。
同時憑藉印度媒體優勢和與西方國家的良好關係，配合西方媒體鼓譟中國“口罩外交，生物武器”等議題，淡化中國在國際抗疫中做出的貢獻，並通過“藥物外交”進一步樹立其長久以來所宣揚的“災害第一響應者”、“世界藥房”的良好國際形象。
外交機遇在此，能否把握得住，既要看印度政府本身的主觀意願，也要看當下的客觀條件。即便印度政府此刻體現出來的意願十分強烈，印度所面臨的客觀現實也十分嚴峻。
截止4月20日，印度國內累積確認新冠病例17615例，看似不多，但是人口稠密、醫療資源有限、公共衞生條件差、檢測效率不足讓人對其病例潛在規模十分擔憂。
電影《我不是藥神》中的印度場景
而印度政府延長全國封鎖時限，導致公共交通停擺，幾百萬不得不跋涉千里，徒步回家的流動人口成為了令人擔憂的安全隱患。在這種背景下。儘管印度衞生部表示藥物庫存足以應付當下需求，印度製藥業也已顯著提高羥基氯喹的產量以滿足國內外需要。
但隨着疫情的進一步發展，印度政府如果不能及時遏制印度國內疫情蔓延，成為新的“震中”，羥基氯喹等藥物將不得不進一步向國內傾斜，從而拖累對外供應，70%的市場份額也將被中國等國家取代。
而更為重要的是，印度藥企生產羥基氯喹所需的藥物活性成分90%進口自中國。
中國藥物活性成分供應上的任何中斷，都會極大影響到印度藥企生產仿製藥供應本土市場和出口的能力。印度製藥協會會長阿肖克·馬丹接受英國廣播公司採訪時表示，中國的藥物活性成分一直“穩定地從海陸運輸而來”。
而擁有羥基氯喹製劑的國內獨家批文的上海醫藥表示，3月份以來，國內市場上的羥氯喹原料價格已經高得離譜，部分原料的增幅在400%-500%。
綜上，印度政府的“藥物”外交成效幾何一方面取決於自身國內疫情的走勢，另一方面取決於國際供應鏈能否暢通以及印度能否在疫情期間將其產業鏈完全本土化。
至於當下，印度所努力構建的“印度援助世界”裏最初的源點——中國正在遭受忽略、攻訐甚至污名化，而中國的供應，從某種意義上才是印度“藥物”外交的決定性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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