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紹光：加強深度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研究

【本文系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蘇世民書院特聘教授王紹光參加由華中科技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主辦的“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格局演變”視頻會議上發言整理而成】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後，很多人包括一些著名的學者把它比喻成一次黑天鵝事件，但是我的看法是，這次事件絕對不是一件黑天鵝事件，而是比黑天鵝事件更困難的事件，我把它稱之為“深度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

將確定性作為標準來劃分，公共決策可以分為四種情況：一是確定性，在確定的條件下進行公共決策，叫做已知的已知，比如前兩年比較火的一本書《灰犀牛》，實際上就是確定條件下的決策，灰犀牛的三個特徵概括為，可預見、大概率、影響巨大。

二是一般性的不確定，絕大部分的公共決策都有一定的不確定性，就是已知的未知，也是我們説的黑天鵝事件，黑天鵝事件也有三個特徵：出乎意料、影響巨大、事後可以解釋和預測，這是一般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這種情況下人們往往會採取經驗主義的做法，就是把以前已知的東西當成這次未知的因素，比如在這次疫情發生之初，很多人會把這次疫情看成另外一次非典。

三是深度不確定性條件下的公共決策，叫做未知之未知，就是未知的因素我們至今還不知道。

所以這次的事件既不是灰犀牛事件，也不是黑天鵝，我把它稱為“天外來物事件”，是我們即使回頭都解釋不了的東西，具有深度不確定性，最初決策者根本不知道應該怎麼決策。

圖片來源：華中大國研院

最近幾年，國際上有一些學者，包括美國蘭德公司的一些學者，對深度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做了一些研究，這些研究的初步成果還是有一定道理的。在這種條件下最好的策略就是“摸着石頭過河”，具體而言：一要儘快收集、分析關鍵信息，二要迅速做出決策，三要動態評估決策的代價和收益，四要及時調整決策以減少代價、增加收益。

這種決策有賴於政治體制的幾種能力：及時的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高效的組織動員能力，靈巧的監測評估能力和快速的調整轉換能力。儘管這件事情是未知的未知，如果一個體制有這四項能力，可能應對起來會比較得心應手，正如一句英文諺語“我們不能引導風向，但是我們可以調轉船帆”。

此外，還有一種情況是完全不確定性，完全的未知，不可知的未知。在這種情況下人類只有聽天由命了。

回到這次疫情，一開始面臨三大不確實性：

一是“是”還是“不是”，就是要確定是否出現了大流行的疫情，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的傳染力比非典高很多，要判斷它是不是新病毒，以及傳染性有多高、死亡率有多高和致命性有多強等。

二是封不封城，為了阻斷疫情要不要採取極端的措施。這次武漢封城在中國歷史上，甚至人類的歷史上，恐怕都是第一次這麼大規模以嚴峻的手段封城，所以這是極端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

三是決定復工還是不復工，中國、武漢包括全球都沒有經驗可供參考，所以前期中國的決策異常困難。

深度不確定條件下決策有多困難，可以從四個層面來看。

首先是一般的前線醫務人員，他們沒法做出判斷，比如所謂武漢最早的吹哨者，他們把這次疫情看成另外一次非典，實際上這是錯誤的。

第二，從疫情防控的專門部門來看，其實也沒有辦法知道，恐怕大家不一定記得在2012年到2013年也出現過一次新冠病毒的危機，就是後來的中東呼吸綜合徵，早期做出沒有人傳人或者不會大規模傳播是借鑑了那次的經驗，這是在深度不確定的條件下做出的判斷，實際上那次的傳染性確實不是很強，一直到2015年全球的感染及病亡人數也不是很多，中國是在廣東發現的第一例，沒有大規模流行起來。

第三從政策研究人員來看，在深度不確定的條件下做出的判斷經常都是錯誤的，2005年出版的《錯誤的警報——關於流行恐懼症的真相》，美國醫療政策專家指責本國疾控部門多次發出錯誤的信息，給國家造成巨大的損失。到2018年美國還有一檔節目叫《為什麼病毒難以轉化為致命流行病》，告它訴聽眾，病毒轉變為致命流行病的可能性並不是很高，所以不希望人們過度渲染病毒的可怕，這都是我們早期政策制定者面臨的條件。

最後是各國的決策制定者，他們要聽取前線的醫護人員、疾控部門和醫療政策專家的意見，這些人的意見都有不確定性，所以導致政策制定者不可能在早期做出非常正確的判斷。

回到此次疫情上來，中國早期做出判斷時，我們將其定義為“深度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這可以解釋為什麼早期開始的步伐慢了一點。湖北和武漢是在深度不確定條件下作出的決策，而其他各個省是在一般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所以除了湖北以外各個省的表現是比較好的。國外尤其是歐美各國的決策條件已經不是一般不確定性了，而是已知的已知了，是在確定性很大的條件下進行決策，但是仍舊做出錯誤的決策，表現出他們的決策水平是很差的，所以就決策條件來分析是一個很有説服力的説法。

實際上這次疫情給人類敲響了警鐘，可以預測的是在未來30年中，深度不確定性的情況可能會頻繁出現，尤其在國際領域，比如中美關係的脱鈎，我們當然不願意，但是這不完全取決於我們，會不會脱是不確定的。再如，全球的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的穩定性程度也具有不確定性。最近歐美媒體上討論會不會重新給中國拉起一道“鐵幕”，“鐵幕”會不會重新拉起也不是完全取決於我們自己的。又如我們熟知的氣候變化、能源結構、金融危機、自然災害、恐怖襲擊等，都屬於深度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這是一個理論性的問題，尤其值得公共政策研究者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