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帆：西方會學習中國的大數據抗疫經驗麼？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孔帆】

5月5日，蘋果公司上了推特法國的熱搜榜，排在了總統馬克龍、哈利波特之後，成為法國網友討論的熱點。這是因為，法國準備啓動手機跟蹤軟件，追蹤感染源阻止病毒蔓延。

蘋果公司因為法國準備啓動手機跟蹤軟件而登上了當地的推特熱搜。（推特截圖）

但是，法國政府認為，蘋果公司iOS系統中的一個技術障礙，阻礙了新冠病毒接觸者追蹤應用的正常工作。法國希望在5月11日之前部署該應用，並要求蘋果公司“解除目前受阻的技術障礙”。

主要的分歧是，當數據從設備移出時，蘋果會阻止接觸者跟蹤應用程序在後台運行藍牙。這是為了保護用户隱私而設計的，但是法國呼籲蘋果改變這項政策。但是，蘋果並沒有給予回應。法國政府現在已經宣佈開始獨立研發一款跟蹤軟件，將在6月份推出。

日前，法國數字國務秘書塞德里克·奧(Cedric O)接受法國《世界報》採訪時説，進行跟蹤項目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控制新冠病毒的傳播，尤其是期望在限足措施結束後避免疫情的再次爆發，為解除限足令之後做準備。

法國數字國務秘書塞德里克·奧(Cedric O)接受採訪，介紹將要使用的手機追蹤軟件（BFM視頻截圖）

打開蘋果公司這條熱推，閲讀網友留言，可以看到，有人支持保護個人隱私，有人支持抗疫為重。

不僅在法國，美國、西班牙、意大利、德國等，隨着新冠疫情趨穩，這些主要疫情國開始逐步解封。然而，擔心疫情再度爆發的警告也隨之而來。在缺乏特效藥和疫苗的情況下，很多國家開始“學習”中國和一些亞洲國家，都在考慮利用新科技追蹤感染源阻止病毒蔓延。

如同對口罩的態度一樣，歐美民眾對新科技、大數據追蹤感染源的措施，正在發生改變。在奧地利，政府就準備利用手機定位幫助抗疫以及擴大口罩強制令的適用範圍，可以説是口罩與定位“雙管齊下”。

日前，英國政府的科學顧問們在《科學》（Science）雜誌上刊發的研究報告認為，封城隔離措施造成巨大的經濟和社會影響，而推出追蹤新冠病毒感染源的手機應用程序App，能在減少破壞力的過程中發揮極為關鍵的作用。

在英國政府認真考慮這一想法的同時，歐盟內部也在研發類似的程序，奧地利、比利時、德國、法國、丹麥、意大利、瑞士和西班牙的各國科學家都參與了這一項目。

牛津大學的的克里斯多夫·弗雷澤（Christophe Fraser）説，在目前的封城隔離措施下，很多人的行動受到很大的限制。使用這款App的最實在和直接的好處就是，稍微多掌握一些信息就能使沒有受感染的人有更多的行動自由，而且還可以挽救很多人的生命。而解禁之後，跟蹤軟件所起的作用則更大。

美國疾病控制中心前主任湯姆·弗雷登（Tom Frieden）日前也表示，世界上的每個人都必須參與到抗疫戰爭中，需要互相學習最好的經驗和最有效的策略，共同開發最有效的工具。至於運用科技對人們隱私造成的侵犯，弗雷登説追蹤人們的社交接觸面是防控傳染疾病傳播的核心，人們需要在最基本層面做正確的事情。

此前，華爾街日報公佈了Harris Poll的一項民意調查結果顯示，60%的美國成年公民支持用手機位置信息追蹤病毒確診者，以防止更多人受到感染。

其實，在5月5日蘋果公司這條熱推下的議論也可以看得出來，大約有7成的留言支持手機追蹤。這畢竟是最有效的方式。

歐美在新技術抗疫問題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隱私大挑戰。而正是因為對公民隱私的尊重和保護，歐盟在2018年通過了數據保護條例（GDPR）。這一條例秉承個人信息是公民人格和人權一部分的宗旨，也被稱為最嚴個人隱私保護法。但是，在全球疫情之下，隱私與人命相比，孰輕孰重不言而喻。

世界上的疫情國家已經看到，中國依靠“舉國體制”“大數據”抗疫，武漢、湖北乃至全國的新冠疫情竟在不長時間內得到有效控制。中國的經驗是不是值得借鑑，西方國家一直在糾結。舉國體制，西方想學也學不了，“大數據”抗疫，西方可以學，但是又有很多忌諱。

在浙江省杭州市富陽區上官鄉芳村檢查點，工作人員展示手機上的“疫情防控雲圖”的實時數據。（新華網）

西方國家最大的忌諱是，大數據控制不是極權主義的象徵嗎？對此，《紐約時報》4月29日的一篇文章説，新冠疫情向生命提出的挑戰，更是對大數據時代人類政治的挑戰。簡單的政治正確、粗糙的非黑即白是無法應對這個挑戰、無法理解當今世界的。人類的未來正在呼喚更健全、更復雜的政治哲學思維。

文章舉例説，剛宣佈武漢封城時，各地公安機構利用人口和信息監控系統，迅速查出從武漢到本地人員的詳細信息。現在，隨着疫情趨穩，武漢、北京等很多地方仍要求市民處處掃健康碼、做好信息登記，只有過去14天沒有與新冠確診者接觸，才可以進入各種公共場所。

這就是大數據的力量。新冠病毒作為傳染力極強的新型病毒，目前還沒有疫苗，唯一的辦法就是切斷傳染源和傳播渠道。大數據幫助政府定位感染人羣、感染路徑，也提醒每一個人遵守防疫規則，不可妄為。

病毒攻擊不分國籍、不分人種。就數字應用和公民隱私權之間的張力而言，目前的疫情正在挑戰民主社會的傳統概念：畢竟當肉體生命受到嚴酷的當下威脅時，保證其延續可能高於平時人們珍視的那些個人權利或精神價值。最近的一些美國民調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大部分受訪者願意犧牲部分隱私權換取生命、控制疫情，包括利用手機信號提供警示、實施安全隔離等。

其實，大數據不僅用於疫情信息監控，在“解封”之後的醫療物資調度分配、企業復工復產各項服務，它都能提供準確的服務。前不久，韓國國土交通部表示，針對疫情開發的大數據管理和分析平台是智慧城市建設的項目之一，為大數據在交通、能源、環境等領域應用提供新思路。國土交通部長官金賢美稱，期待未來更多相關技術應用於公共服務領域。

我們知道，大巴黎一些比較貧困的地區，疫情控制的特別差。但是，在中國邊遠地區的農村，疫情卻控制的很好。這也是很多西方專家感到疑惑，一些西方政客感到懷疑的地方。

最近，我的一位微博好友給我解了惑。這位微博名字為荷城城青雲的朋友是一位駐村扶貧的書記，他説，在脱貧考核時，國家脱貧考核組隨機（進入到村才告知名單，立刻到貧困户家核驗）抽查預脱貧户（當年度村委、鄉政府，縣政府，市政府，省政府四級評定認為達到脱貧標準的貧困户）手機，是否可以瀏覽互聯網。他説，這是考核的硬指標。至於一些西方媒體説的中國邊遠農村疫情統計數字有問題，那是根本不存在的。當然了，中國農村互聯網的普及，也為大數據抗疫提供了基礎條件。

而就在5月4日，公共賬務部長達馬南在接受採訪時説，復課是“迫切的社會需求”、是為了追求社會平等。他舉例説，一個家庭如果父母都是管理人員，住在“大公寓”裏、家裏有“很多書”，那遠程教學顯然要比“工人家庭”簡單得多。他堅稱，“平民家庭的孩子受停課影響最嚴重”，為了社會平等，學校必須復課。

為什麼平民家庭的孩子受停課影響最嚴重？他也解釋了，因為很多貧困家庭沒有互聯網和上網設備。前不久法國一個調查也表明，至少有四分之一人口是並沒有具備可下載該應用程序的智能手機。

《紐約時報》説，西方很多發達國家並非開發不出數字監控技術，而是擔心此類技術的應用侵犯人權和公民隱私。這也許還忘了一個技術問題，很多所謂“發達國家”的民眾，也許並沒有配套的網絡和設備。也可能是一些西方政客萬萬沒有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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