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之萊茵日記：德國在疫情中紀念“戰敗日”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75年前的今天（1945年5月8日），納粹德國在投降書上簽字，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區的戰事宣告結束。

對大部分德國人而言，5月8日不僅是“戰敗日”，也還是某種意義上的“解放日”。這幾天，忙於走出疫情限制的德國，並未忘記紀念這個給德意志民族打下深深烙印的歷史事件。

如今，能回憶起那場造成6000多萬人喪生的全球戰爭和滿目蒼夷貧困交加的戰後日子的，都是八十以上的老人。他們在二戰中劫後餘生，有些卻未能躲過眼下新冠病毒的衝擊。

生長在戰後的德國人，雖然未曾經歷過過狂轟濫炸、地窖生活和飢寒交迫，但是，這次疫情讓他們體驗到了此前從前輩們的口述中或書本上才瞭解到的“緊急狀態”（Notlage, Ausnahmezustände）以及這種狀態帶來的不安全感（Unsicherheit）和自由受限（Einschränkungen der individuellen Freiheit）。

這些天，愛思考的德國人開始討論新冠疫情與戰後狀態到底有什麼相同和不同之處。

斯大林格勒戰役前，納粹軍隊幾乎所向披靡，大部分德國人對希特勒勾勒的“千年帝國” 之夢充滿嚮往，堅信日耳曼民族的“不可戰勝性”。隨着戰線的不斷收縮和戰爭的最終失敗，德國人發現自己其實非常脆弱。

對這種“脆弱感”，疫情中的德國人再次有了切身的體會。正如德國總統施坦因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在“復活節”講話中所説的那樣：“這場世界大瘟疫告訴我們：是的，我們很脆弱。也許，我們長久以來都以為自己是無敵的，只會發展得更快，更高，更遠。但這是錯的。

還有一個體驗筆者也感同身受：疫情期間，如果不看媒體報道，或不去空空蕩蕩的市區，你幾乎感覺不到自己正身處一場大瘟疫中；在家讀書追劇，或去田間散步，絲毫不覺得這個世界與之前有何不同。

經歷過二戰的人也提及這樣的經歷：柏林或其他大中城市的居民幾乎每天都需要去地窖躲避轟炸，可鄉間的百姓卻聞不到任何槍炮聲，身在田園風光中的他們對那場曠世之戰毫無感覺。

德國剛施行限制措施的那幾天，曾出現過短暫的“搶購風”，麪粉、手紙等產品脱銷，這多少也讓人想到戰後生活的拮据或商店裏空空如也的貨架。

4月28日，在德國杜塞爾多夫一家快餐店，工作人員戴着口罩為顧客製作披薩

“一罩難求”等防護物資的短缺局面造成貿易常規被顛覆，黑市繁榮，醫療物資價格飆升，違規亂象頻發；雖然程度和範圍不同，但反應的都是身處“不安”之中的人會失去理性思考和行為的能力，現在這樣，二戰後亦如此。

當然，這次的信息透明度以及市場穩定性與戰後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語，但那種對未來不可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的節奏，以及緊急狀態造成的不安和不適，對生命無常的擔心和害怕，與戰後還是有一定的可比性。默克爾在疫情暴發後的第一次電視講話中説：“二戰後，我們的國家還未經歷過這樣絕對需要我們團結行動的挑戰。我們對常態、公共生活和社會共存的理解，前所未有地統統受到重新審視。”

在疫情的日子裏，還有一個問題也經常被提起：新冠瘟疫帶來的大規模生死體驗，程度不同地影響了人們的社交和生活方式，那麼疫後會不會和戰後一樣出現一個嶄新的體系（System）呢？

德國歷史學家黑瑟（Thorsten Heese）認為不會。他説：危機屬於“非常態”，面對這種突如其來的變化和打擊，當人們發現無處也無法躲避時，就會正視現實。經歷一段時間的恐慌之後，人們會本能地作出應急反應，並儘快適應新的狀態和環境。這個學習過程，無論是戰後還是疫情中都能明顯觀察到。但是，一旦恢復常態，人們還會迴歸此前的生活和思維方式，所謂“新體系”更多是權力結構的變化，但人們從小養成的和祖祖輩輩傳承下來的傳統習慣是很難從根本上被改變的。

就如同德國的“民族主義”，在經歷了那麼多的失敗和挫折之後依然生生不息地存在着，雖然它在戰後、特別是戰勝國實施的“去納粹化”（Entnazifizierung）之後一度被認為徹底消失了。

籍此戰敗75週年紀念日，筆者以魏瑪和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為例，講講德國的民族主義以及野蠻與文明的“一步之遙”。

從魏瑪歷史看德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結

提到魏瑪，自然會讓人想起德意志歷史上第一個民主政體：魏瑪共和國。

對德意志來説，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與1918年的“十一月革命”互為因果。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及其兒子普魯士威廉王子（Prinz Wilhelm on Preußen）被遜位後，第二帝國壽終正寢。之所以説“被”遜位，因為此決定非德皇親自宣佈，而是由當時的宰相馬克西米連·馮·巴登（Prinz Maximilian von Baden）出面公佈的。箇中的原因非本文重點，在此省略。

1919年2月至9月，德意志制憲國民會議（Verfassunggebende Deutsche Nationalversammlung）在魏瑪舉行。

與“古典魏瑪”時期不同，這座優雅的小城這次偏離了其“文化首都”的傳統定位，在命運的捉弄下被動地成為決定德意志命運的政治中心。

魏瑪這次之所以被選作國民會議的會址，除了 “避開政治動亂之柏林，在安靜的環境下從容議政”的原因之外，還有更重要的因素：一戰失敗後，德意志對內對外都亟需一個新的開端、新的象徵。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德意志的政治精英們意欲打造一種代表共和新政的“魏瑪精神”，以此來取代此前象徵普魯士武力崛起的“波茨坦精神”。

魏瑪國民議會最困難的課題，並非在於制定憲法，而在於決定是否在苛刻的《凡爾賽和約》上簽字。如果籤，德國將被解除武裝、失去大片國土、支付鉅額賠款、放棄海外殖民地，這是朝野官民都很難接受的結果；如若不籤，戰事將繼續，最後德意志或許會從歐洲版圖上消失。面對這兩難抉擇，國民議會最後決定接受《凡爾賽和約》。就這樣，新生的魏瑪共和國雖然實現了民主共和，卻從一開始便難以得到民心。因此，有人將簽署《凡爾賽和約》稱之為魏瑪共和的“原罪”。

歷史上的魏瑪共和國（1919-1937）

15年之後，這個民主政體最終孕育出納粹這樣的獨裁政權：當時的德國人普遍認為自己正身處一個偉大的時代，相信希特勒及其納粹理念能使德意志民族再次偉大。這種強大的民意使希特勒能按照魏瑪憲法順利當選為德國總理，並很快收攏權力，取締反對黨，建立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領袖”的專制政權。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希特勒的“千年帝國”之夢比“魏瑪共和”更加短命，在“轟轟烈烈”存在了12年後便徹底破碎了。這讓筆者想起德國小説家維克多·克萊姆佩勒（Victor Klemperer）的那句話：“一切就如此輕而易舉地崩潰了”。

從某種意義上説，“魏瑪共和”生於原罪，死於民主。

縱觀當前世界上的選民政治，我們不難看到當年魏瑪的影子：土耳其的埃爾多安、俄羅斯的普京、匈牙利的奧爾班·維克多、菲律賓的杜特爾特、甚至還包括美利堅的川普，他們都是民選出來的領導人，均憑靠選票走入權力中心，可他們身上的專制特色絲毫不弱。我們雖然有理由相信民主體制的堅韌和強大，但“魏瑪共和”的歷史告訴我們，民主同樣可以孕育獨裁。

十七世紀及十八世紀的“啓蒙運動”（Aufklärung）強調理性和敢於求知；十八世紀晚期的“狂飆突進”運動（Sturm und Drang）主張個性解放和迴歸自然。歌德席勒代表的魏瑪古典主義（Weimarer Klassik）則試圖克服這兩場運動的極端因素，關注不同力量之間的和諧與平衡，追求恢復古希臘藝術中提倡的完美以及內容與形式的統一，推崇人道和寬容。

歷史就是這樣一直在不斷的自我修正中螺旋式發展着。那麼，這樣的一個“古典魏瑪”最後怎麼會成為德意志民族主義的象徵呢？又怎麼會淪為極端種族主義的工具呢？

要回答這兩個問題，我們就不能不瞭解歌德席勒所處的時代：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爆發。代表自由主義的第三等級宣佈法蘭西新民族的誕生，並把貴族和教士等級排除在外。市民階層成為推動歷史的動力，並通過民族主義來動員農民、手工業者和產業工人。因此，法國民族意識的形成或重生從一開始便帶有濃重的階級色彩。

而此時的“神聖羅馬帝國”剛剛成為歷史，德意志內外交困前途渺茫；戰亂導致哀鴻遍野，經濟凋敝。資產階級力量相對薄弱，難以具有民族感召力。在這樣的背景下，語言和文化便成為鏈接德意志各邦的唯一紐帶，官僚和知識階層成為民族振興唯一可以指望的力量。

十九世紀初，強大的法國軍隊颶風般橫掃歐洲，包括散沙一盤的德意志各邦所在的中歐土地。1806年的10月27日，法蘭西帝國的皇帝拿破崙·波拿巴以征服者的身份進入柏林。十五年前由普魯士國王“胖威廉”（Friedrich Wilhelm II）為紀念致使對手法國衰落的“七年戰爭”勝利而建造的勃蘭登堡門，此刻見證了拿破崙的復仇和雪恥，門上的那尊駕車的勝利女神雕像也被拆下運往巴黎。

德意志當時的破落，與民族成型、帝國巍巍的法蘭西和大不列顛相比，形成很大的反差。這深深刺激了德意志的精英，興族強國的願望與日俱增（此情此景，讓筆者想起五四時期的中國）：詩人們用詩句探尋民族的未來，音樂家們用音符抒發抗爭的激情，哲學家們則用理念激發至高無上的國家崇拜。

因此，德國19世紀曆史的主要課題就是民族的統一和自由。回首當年，我們也可以説，德意志的民族主義其實是民族悲觀主義的產物。

在這樣的背景下，倍受德意志知識精英崇拜的“古典魏瑪”代表人物歌德和席勒被民族主義運動推為“偉大的旗手” 。用德國戲劇家海因裏希·勞勃（Heinrich Laube）的話説：兩位文豪秉性迥異，反應了德意志民族內在既矛盾又統一的特性；兩人珠聯璧合，體現了德意志最完美的組合。

與法國不同，德國的民族主義並非啓蒙運動的產物，而是浪漫主義的結果，所以它從一開始便帶有濃重的非理性情緒。國土淪喪滋長了人們對法國佔領者的仇恨，民族主義逐漸走上一條極端化和種族化的道路，最後甚至發展為宗教的替代品（Ersatzreligion）。

1806年，第四次反法同盟結成，對法戰爭爆發。哲學家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擔負起宣揚愛國主義的任務。1807年，他回到被法軍佔領的柏林，發表了著名的《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此外，在歷史學家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和有“體操之父”之稱的教育家亞恩（Friedrich Ludwig Jahn）等的作品中，也能找到納粹的思想理論根源。

德國古典哲學家費希特

這些帶有極端主義思潮的文人都喜歡引用古羅馬執政官塔西佗（Tacitus ）在其著作《日耳曼尼亞志》中對日耳曼人的溢美之詞：“我個人傾向於把日耳曼尼亞的居民視為未曾與異族通婚、因而依然還保持自己純淨血統的種族”。從這個意義上説，德意志民族主義從一開始就染有“種族主義”和“血統主義”（Blutrecht）的病毒。納粹開除猶太人國籍以及後來的大屠殺只不過是這些理論的可怕延續和具體落實而已。

筆者發現，關於這一時期的民族主義運動，人們習慣將其分為“積極的”和“消極的”。譬如，被壓迫民族爭取獨立、自治或平等的鬥爭屬於前者；而突出本民族的優越，鄙視和壓迫其他民族則屬於後者。放到德國的語境中，前期抗擊拿破崙佔領的民族主義被認為具有積極意義，而後期威廉時代的擴張式民族主義則具有消極意義。

但許多研究表明，這樣的區分法難免片面和簡單。民族主義其實一直象羅馬神話中的雙面門神（Januskopf），積極和消極因素存於一體，很難區分。至於民族主義最終究竟是“神性”還是“魔性”的抬頭，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當時的政治局勢。縱觀世界歷史和現實，被壓迫者變成壓迫者、受害者變成作俑者的例子比比皆是。究其原因，並不複雜，因為引領民族運動的精英本身就在不斷變化着。

德國的民族主義相當複雜：一次次失敗，一次次崛起；一代代人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也給周邊民族帶來了巨大的痛苦。多數時間裏，它與自卑、壓抑、失望和悲傷相伴，這反過來又助長了揚眉吐氣後的狂妄和輕慢。德國人以理性著稱，可似乎至今都沒有學會如何與自己的民族情感相處。

文明與野蠻，有時只有咫尺之遙

回到魏瑪這個雖然僅有六萬人口、卻是一種充滿歷史的文化古城：這裏不僅有各種各樣的博物館和地標建築，如，安娜-阿瑪麗亞-圖書館（Anna-Amalia Bibliothek）、市政廳（Rathaus）、魏瑪城市宮殿（Stadtschloss）、包豪斯博物館（Bauhaus-Museum）、德國國家劇院（Deutsches Nationaltheater）、聖彼得和保羅教堂（St. Peter und Paul） 等，還有許多名人故居，如，歌德故居、席勒故居、李斯特故居、尼采檔案館等。

魏瑪象一座“歷史有餘，現實不足”的城市。説它“歷史有餘”，是因為這裏的很多舊房別墅都有自己的故事：某某在此用過餐，某某在此住宿過，某某在此寫作過……名人的名字可以拾一籮筐：德國浪漫主義文學先驅讓·保羅（Jean Paul）、戲劇家奧古斯特·馮·科策波（August von Kotzebue），當然更有那些如雷貫耳的文化大師在此生活和創作過：歌德、席勒、李斯特、巴赫、尼采、瓦格納……這座城市在德國歷史上留下三個重重的印記：“古典魏瑪”（Klassik Weimar）、“魏瑪共和”（Weimarer Republik）和“布痕瓦爾德集中營”（KZ Buchenwald）。

説它“現實不足”，是因為魏瑪給自己的定位就是“對文化如痴如醉，對政治敬而遠之”。它很少因為現實中的重大事件進入人們的視野，前來魏瑪的人，絕大多數也都是因為它的歷史氛圍和文化傳統。

這裏的許多建築古色古香。就在你抬頭之際或轉身之間，就可能在某個房屋的牆上發現某句名人名言，如，“不渴而飲，不喜而學，不誠而祈，皆無用功也 / 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家鄉就是那個讓你不言而喻的地方”/ 德國哲學家約翰·戈特弗裏德·赫爾德、“假如你認識生活，請告訴我它的地址” / 法國小説家散文家儒勒·雷納爾、“面對沉默和咆哮，我發明了語言 / 墨西哥詩人奧克塔維奧·帕斯。

作為一座文化古城，魏瑪既保持着氣宇軒昂、風姿卓著的不凡氣質；又為古今的遷客騷人們提供着一份與世無爭的恬靜優雅。魏瑪之所以成為德國歷史上第一部民主憲法的誕生地，並非因為這裏是政治重鎮，而是因為當時的政治精英們想遠離明爭暗鬥暴力頻仍的首都柏林、需要一塊寧靜之地為德意志的未來勾畫藍圖。

兩德統一後，埃爾夫特（Erfurt）成為圖林根州的首府，而魏瑪卻默默地繼續扮演着它早已駕輕就熟的傳統角色——文化首都。

魏瑪接待着來自世界各地的客人。據説，美國人是慕“包豪斯”（Bauhaus）之名而來，吸引法國人的主要是哲學家尼采，日本人多來瞻仰歌德，而以色列人則會説：魏瑪？哦，就是布痕瓦爾德附近的那座小城。筆者今夏前來魏瑪，首先迷上的卻是那撲鼻而來的椴樹花香；當然，還帶着始終揮之不去的問題：一個享譽世界的文化名城，為何能孕育出令人髮指的人間地獄：布痕瓦爾德集中營。

埃特斯山（Ettersberg）海拔並不高，還不到五百米，但卻是圖林根盆地和魏瑪市的最高點。登高望遠，美麗優雅的魏瑪盡收眼底。

1933年5月納粹焚書

1706年，威廉·艾恩斯特（Wilhelm Ernst）公爵委託建築師約翰·米策（Johann Mützel）在原奧古斯丁修道院的殘垣根基上建一座簡約的狩獵行宮（Jagdschloss），耗時六年，具有巴洛克風格的新行宮（Corps de Logis）則完成於1740年。

公爵夫人安娜·阿瑪麗亞（Anna Amalia）在其子卡爾·奧古斯特（Carl August）上位後選擇埃特斯山行宮作為自己的夏宮。這裏曾經高朋滿座名人云集，如，大文豪歌德、哲學家約翰·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女歌唱家克洛娜·施略特（Corona Schröter）、作家翻譯家克里斯托托夫·馬丁·維蘭特（Christoph Martin Wieland）、匈牙利音樂家李斯特、丹麥童話家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s）、德國劇作家兼詩人弗里德里希·黑貝爾（Friedrich Hebbels）等。賓主聚集在此，或演奏、或讀誦、或跳舞、或相愛，或對同行的作品評頭論足，激烈辯論。

埃特斯山的這個藝術家圈子當年被譽為魏瑪的“繆斯庭院”（Musenhof Weimars）。安娜·阿瑪麗亞還讓人在舊宮的宴會廳裏建了劇場。歌德在此指導過《普龍德維勒年市》（Jahrmarktsfest zu Plundersweilern）、《在陶麗思的伊菲革尼亞》（Iphigenie auf Tauris）等劇目。多才多藝的歌德甚至親自擔綱俄瑞斯忒斯（Orest）一角，他的摯友克洛娜·施呂特出演伊菲革尼亞。

1800年，德國的另外一位大文豪席勒也慕名而來，並在此完成了他的作品《瑪麗·斯圖亞特》（Maria Stuart）。1808年，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和拿破崙來此參加盛大的狩獵活動。

由此向西，距離這個“繆斯庭院”不遠處，納粹在“古典魏瑪”一百多年之後用囚犯的血淚建起了一座人間地獄：布痕瓦爾德集中營。它一開始叫“埃斯特山集中營”（KL Ettersberg），由於這座山與歌德的名字密切相關（他的作品中多處都提到過它），所以，即便魏瑪屬於納粹重鎮，但這個名稱最後還是被否決掉了，改為後來為世人熟知的“布痕瓦爾德集中營”（KZ Buchenwald）。

著名的猶太流亡者、後來又回到德國的語言文學家理查德·阿爾温（Richard Alewyn）曾説過一句名言：我們與魏瑪之間橫卧着一個布痕瓦爾德（Zwischen uns und Weimar liegt Buchenwald.）。遊覽完“古典魏瑪”，再沿着那條當年的“血路”（Blutstrasse）來到集中營舊址，筆者真有從文化聖殿墜入人間地獄的感覺。

集中營入口處的鐵門上，用鐵血色鑲着三個赫然大字：JEDEM DAS SEINE。翻譯成中文就是“罪有應得”的意思。站在門外，看這三個字是反着的，只有站在門內，它們才是正的。很明顯，這句話是給囚犯們看的，是為了每天提醒他們清楚自己的處境，接受眼下的事實。

為了加深犯人的罪感，納粹還在鐵絲網外，用從囚犯們那裏搜刮來的金錢修建了一座小型動物園，一方面供黨衞軍“骷髏隊”（SS-Totenkopfverband）官兵們及其家屬消遣，一方面也是為了告誡囚犯：你們是一羣連動物都不如的“渣滓”。

德國人喜歡有條不紊井然有序，其享譽世界的“工匠精神”不僅體現在“德國製造”上，也反映在種族滅絕和消滅異己上。無論是折磨屠殺，還是消屍滅跡，他們樣樣都能做得近乎“完美”。魏瑪和“布營”證明了德國人可以把文明和野蠻雙雙落實到極致。

可是，高雅文化中怎麼會孵化出令人髮指的“獸行”？參觀完集中營，瞭解了魏瑪歷史，筆者不得不承認：偉大的創造力和巨大的破壞力的確可以並存；高雅文化對野蠻不僅沒有天然的免疫力，而且還有可能滋生野蠻。

譬如，魏瑪並不是一個大城市，但當年納粹在此地的文化社團卻擁有三千會員，而且清一色的知識分子，不少還是頗有名望的歌德學家。直到今天，當地的文化精英們還在試圖把好的與壞的脱鈎。他們的慣用説法是：希特勒多次來魏瑪，但從未去過歌德故居。如果他了解歌德的思想，興許他的政策會是另外一個樣子。

如今，當年集中營的木板房（Holzbaracken）已不復存在，留下的只是一片發人深思的空曠地帶。當年的集中營“被服倉庫和犯人錢財保管處”（Kammergebäude）如今是介紹“布營”歷史的常設展覽觀。

展覽入口處不遠的大屏幕上，能讀到德國小説家政治家維克多·克萊姆佩勒（Victor Klemperer）的一句話：“再次驚訝一切就如此輕而易舉地崩潰了”（Wieder ist erstaunlich，wie wehrlos alles zusammenbricht）。這句話在提醒我們，無論是文化聖殿還是人間地獄，都有可能在瞬間坍塌斷裂，灰飛煙滅。

與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相比，今日之世界自然開明進步了許多，以至於我們似乎難以相信歷史的車輪還有可能會倒轉。但文明和進步有時候其實是相當脆弱的，倒退隨時都可能會發生。這也是魏瑪和“布營”給我們的重要啓示之一。

5月8日24時，在柏林卡爾斯霍爾斯特舉行了德國無條件投降儀式

1937年，為建立“布營”，許多樹木都被砍伐掉了，唯有一棵橡樹在營內保留了下來。傳統上，橡樹是力量和自由的象徵。納粹讓保留這棵樹，自然是想擇取其中“力量”這部分含義，但也因為另一個傳説：這棵蒼天古樹若倒，預示着一個朝代的滅亡。在囚徒們眼中，它卻象徵着自由和希望，也讓他們想到當年歌德在埃斯特山留下的足跡，故被親切地稱為“歌德橡樹”（Geothe Eiche）。1944年8月，它被盟軍的炸彈擊中，那個古老的傳説似乎被應驗了。

魏瑪是德國人的驕傲，“布營”卻是他們的心病。如果你對他們説要去魏瑪，他們會熱情地為你介紹這座文化古城的不同景點；如果你説還要去看布痕瓦爾德，他們的表情瞬間就會凝重起來。有些會在頃刻猶豫之後低聲説：“哦，應該去看看，那是我們歷史上黑暗的一頁”。在那一刻，你能感到他們內心揮之不去的恥感，也會察覺到他們非常不愛提及這個話題。

魏瑪和“布營”很形象地詮釋了何謂“善惡集於一身”。從這個意義上説，魏瑪是古典的，但更是啓蒙的。它告訴我們，文明和野蠻，有時候只有咫尺之遙。

下面回到眼下的德國疫情：

在疫情危機處理中，德國聯邦制的“會商精神”在戰勝第一波疫情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使德國成為世界抗疫的典範之一。

開始時，新冠病毒帶來的許多不確定和不可知，讓一向謹慎的德國人更加循規蹈矩。他們一切行動聽指揮，聯邦和各州的聯席會議作出的決議基本上得到了貫徹落實。現在，疫情出現持續緩解，如何解禁便成為政治角力的主要話題。這還真應了中國的一句老話：“上山容易下山難”。

為了趕緊收回疫情中被聯邦收攏的權力，各州開始比學趕超“開禁速度和廣度”。“兩週一議”的節奏被打亂：4月30日剛結束一輪聯席會議，5月6日又進行會商。

這次，聯邦向各州“投降”了。

默克爾宣佈，在防控措施得到基本保障的情況下，開禁措施將由各州自行決定。也就是説，德國恢復“新常態”的速度要比原先想象的來得更快。對企業和商家來説，這是個很大的好消息。

在禁足受限了數週後，人們太想回到過去的生活節奏中了。在這種情況下，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科學家的種種提醒，多數被淹沒在處處可聞的“復常”喧囂聲中。

但願第二波疫情離我們不是僅有“一步之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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