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巴黎日記：封城靠警察，解封也要靠警察，法國是警察國家嗎？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2020年5月7日 星期四 晴

解封倒計時第四天！

隨着解封時間的臨近，我不但沒有感到放鬆，反而更感到緊張。法國已經經歷了疫情前的毫無準備，疫情爆發後的慌亂，進退失據，現在即將進入解封第三個階段。前兩個階段令人失望，第三個階段也無法讓人充滿期待。其實整個法國何嘗不是這樣想啊。對政府抗疫完全有信心的只有7%。

今天歐洲死亡人數繼續大幅上升，突破15萬。這氛圍怎麼也和解封的放鬆聯繫不起來。

和歐美相反，解封后的中國水波不驚，輸入型病例也得到有效控制。尤其令法國媒體眼熱的是中國的經濟復甦：四月份的出口已經出現正增長，而且是8.2%的高速度，貿易順差增長了2.5倍。《費加羅》報的標題是：儘管有疫情，但中國的出口絲毫不受影響。

繼打贏疫情之後，中國正在打贏經濟復甦戰，戰略優勢日積月累。歐盟正期待最晚9月份和中國達成國外投資保護協定。這份協定雙方已經談判了七年，事移時移，最終還是實力決定一切。

昨天素來以神通廣大爆料政治醜聞而著稱的《鴨鳴報》披露早在去年12月，法駐華大使羅梁（Laurent Bili）就向法國總統和外交部長髮出疫情報警，但均被漠視。事件已經過去四個多月，法國也即將解封，何以在這個時候泄露出去呢？

《鴨鳴報》在法國一向被視為諷刺幽默的小報，但其能量卻遠遠超出想象。2017年，法國大選如火如荼，一路領先的共和黨候選人、薩科奇總統時代的總理菲永突遭《鴨鳴報》毀滅性重擊：

先是曝光他聘用夫人擔任自己的國會議員助理，期間領高達近50萬歐元的乾薪（即不幹活，吃空餉）——很快又升級為100萬，並在《兩個世界雜誌》擔任虛職，獲10萬歐元薪酬。菲永又被指在2005-2007年期間，以法律助手的名義，給他兩個學法律但尚未獲得相關資格的子女，支付了8.4萬歐元税前工資。隨後菲永選情急轉直下，第一輪就被淘汰。馬克龍和他剛成立半年的政黨笑到最後。

曾競選法國總統的菲永（資料圖/中國新聞網）

這起事件顯示了《鴨鳴報》非同尋常的政治人脈：試想，誰能把一個擔任過總理而且正在競選總統的政治人物幾十年前從政的黑材料這麼詳細地挖出來？誰都知道放料人的目的是改變選舉結果，讓自己支持的人獲勝，絕非為了正義。否則，為什麼不幾十年前就曝光？為什麼不在菲永當總理時拋出來，非要等他選總統時？只是究竟是誰有這麼大的能量可以收集如此之多政治人物的黑材料，進而握有“生殺予奪”的權力？

我以前在日記裏説到西方制度選不出優秀的人才，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本來，西方這種選舉制度是希望通過公開的競爭，選出優秀能勝任的領導人。但在實踐中，這種方法卻變成了醜陋、殘酷、無底線的政治惡鬥。競爭各方不再進行政策比拼，也不是展示各自的能力，相反卻從道德上抹黑、政治上消滅對手。前國際貨幣基金總裁、曾是2012年聲望最高的政治人物卡恩，能力出眾。假如沒有發生在紐約的離奇強姦門事件，法國在他的領導之下，絕不會是奧朗德浪費和倒退的五年。

或許為這種制度辯護的人會認為，這種選舉時出現的扒糞現象是一種淨化和監督機制，可以給政治人物以警告，對之進行有效的約束。但事實上，年年選舉花相似，糞永遠扒不完。

1971年11月，媒體揭發競選總統的沙邦·戴爾馬從1967年至1970年間少交税或不交税。

1979年10月10日，《鴨鳴報》刊出新聞説，想再當選總統的德斯坦6年前曾經收過中非總統博卡薩30克拉的大鑽石。

1995年，前總理阿蘭·朱佩（曾和菲永一起參加黨內初選）被曝自己和兒子都住在巴黎市政府福利房中；前農業和經濟部長艾爾維·蓋馬爾被媒體爆出財政部給他們家支付1.44萬歐元的房費，而他自己的一幢巴黎公寓卻在出租，每月可得2300歐元房租。

2011年2月，正值阿拉伯之春的首發國突尼斯風雲四起之際，媒體爆料稱，曾經先後任國防、內政、司法和外交部長的阿利奧·瑪麗和丈夫不久前乘一個商人的飛機私訪突尼斯。她與丈夫和這名商人還有房產關係。這名商人正是被民眾推下台的本·阿里總統的密友。

雖然一旦曝光，政治人物的政治生命就被終結，但卻可謂前赴後繼，一浪高過一浪。其警示意義何在？監督效用何在？不過，這種“監督”在當事人菲永眼裏是這樣的：“不幸的是，我們不得不接受民主體制中的糟粕。”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一是人無完人，是人都有人性弱點，而且每一個從政之人也不是從一開始就能夠確立未來要選總統的目標，為此在從政之初就以總統的標準來要求自己。所以一些類似於聘用親屬而又未必真正工作的灰色地帶往往會出現。更何況，還有候選人來自如商界、藝術界等其他領域，其道德標準、私生活規範更和政治人物不同。一旦他們參與競選，就會被扒得體無完膚。

關於“扒糞”的諷刺漫畫

事實上，這種扒糞現象只有兩種效果：

一是令有能力的人望而卻步，放棄參選，結果出現劣幣淘汰良幣的現象。這就是為什麼法國能夠出現奧朗德如此平庸的領導人的原因。

二是醜陋的選舉嚴重毒害民眾對政治的信心，也嚴重毒化社會風氣。根據巴黎政治學院2016年的政治分析報告（Cevipof），近九成（89%）的民眾認為政治人物不代表民眾，認為政治人物誠實的只有23%，認為他們腐敗的則高達75%。對政治人物不信任、厭惡、煩感的高達78%。

這一次《鴨鳴報》再一次“替天行道”，根據經驗，又不知哪一路法力無邊的勢力不滿馬克龍的表現，要再度掀起一場政治大戰。

按説，民眾飽受疫情煎熬，素來熱愛自由的法國人民也已經禁足50多天，不滿和憤怒也日益升高。此時的爆料直指疫情爆發原因，應該引爆法國社會。但至少從目前看，恰恰相反，非常平靜，無人關注。所有的媒體、反對黨也都保持沉默，民眾也沒有跟進。

做一合理推測，一是政府強有力的護航，就如同前衞生部長比贊女士的爆料一樣，不允許任何人再討論。二是爆料者只是要給馬克龍一個嚴重的警告，並非真的要打倒他。

法國政治不透明，我們也就只能猜測或靜觀後續演變了。不管怎麼樣，西方媒體的監督能力和功效在下降，這是一個證據。如果説美國是因為互聯網和社會交媒體的原因——特朗普一個推特勝過《紐約時報》和CNN，歐洲則是因為政府的強有力管控。這點在這次疫情期間表現得十分突出。

像大家都十分關心的法國病毒源頭問題，參加武漢軍運會的隊員爆料也同樣未能引起各界足夠的重視。政府和醫學界都沒有人採取行動，唯一出面表態的是軍方，完全否認了這位隊員的説法。事實上，這位隊員的聲明很難證明也很難證偽，因為當時沒有檢測試劑，也無法做檢測，樣本也都沒有保留。現在幾個月過去了，再測試也沒有用了。但何以軍方就一口否定呢？

今天法國最重要的事，是下午4時菲利普總理發佈解封詳細方案，涉及到衞生、學校、經濟、交通出行、工作幾個方面。基本上和此前討論的區別不大。我就談一下和中國解封的不同。

第一，法國不分疫情輕重，全都解封。而中國是根據疫情的實際程度一步步解封，像武漢是最後一個解封的城市。

第二，中國只是初中和高中的畢業班學生去上學，因為有中考和高考的需要，其他還都沒有開學。像山東小學也沒有開學，大學也沒有開學，還是要減少人的聚集。法國則是先讓小學和託兒所開學，涉及約100萬名學生和13萬老師。

法國這種做法的原因主要是未成年人不能自已呆在家裏，上一輩老人也不承擔照看孩子的責任。小學和託兒所不開學，父母就不能出去上班，社會也無法復工。其次，他們認為未成年人感染新冠的概率比較低，他們是從這個角度去思考問題和制定辦法的。

第三就是解封之後，有症狀的人都可以接受檢測了，如果是陽性就要在家隔離。這和中國的區別也很大，我們在一開始就要求和鼓勵有症狀的人都要做檢測，是陽性就全部隔離，包括密切接觸者也都要隔離。從這點來説，法國自疫情以來公佈的數據都是不準確的，是重症為主的數據。所以我就感覺很奇怪，為什麼法國媒體還覺得自己有資格質疑中國的數據不準確呢？

第四，就是中國的解封基本還是靠自律，法國必須要動用警察。比如乘公交要強制性戴口罩，法國的辦法又是運用警察和罰款：２萬名警察在地鐵等場所進行檢查 ，違規者罰款135歐。

報道截自：歐洲周聞

西方總是自誇自己有公民社會，並一直指責中國沒有公民社會。我不認為西方的指責有錯，中國確實沒有西方那樣的公民社會，但西方把公民社會的功能講錯了。

西方的公民社會在疫情期間除了助長病毒傳播（比如宗教聚會）、反對政府的隔離令（組織遊行抗議），沒有發揮過什麼正面作用。他們的所謂自治功能、自我管理功能也根本看不到，相反是西方各國不得不動用警察去執行政府的措施。

武漢解封，公交系統不過是增加了安全員（也是自己的員工），其作用就是在車廂內宣傳引導乘客下車、換乘時掃碼，全程佩戴好口罩，如發現同乘人員聚集、交談等情況，及時勸阻。更沒有罰款一説。事實上民眾違反規定的事情極少，表現出很強的自律性和責任感。

簡而言之，中國沒有西方的公民社會，但有自律和責任，有很強的自我管理能力，更識大體、顧大局。

國內不少學者，比如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的榮休教授王紹光，對西方所謂的公民社會早就有清醒的認識：

“公民社會是黑白好壞混在一塊的大雜燴，與民主並沒有必然的等號。”

“公民社會實際上是新自由主義編造的粗糙神話，它在概念上含混不清，它那些被吹得天花亂墜的神效未必存在。”

這一次，新冠疫情就把西方公民社會“吹得天花亂墜的神效”粉碎了。

今天和大家分享當代中國成功崛起的最後一個因素：運氣。

中國素來講究“天時地利人和”，以中國的歷史來看，國運和自然是有巧合的。像赤壁之戰，“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當年西夏頑強地抵抗成吉思汗天下無敵的蒙古大軍，而且史書上據信也擊傷了這位傳世英雄，併成為他的一個死因。然而一場突如其來的地震卻摧毀了軍民的士氣，出降國滅。當然從根本上講，以西夏的國力是不可能抵擋得住蒙古鐵騎的，根本的還是靠自己，運氣只是錦上添花，加速歷史進程，而不能逆轉。

中國運氣主要有四：

一是1997年東南亞經濟危機爆發，不僅大幅提升中國在全球的重要性和地位，更對正在進行全方位改革的中國及時提了醒。正如經濟學家樊綱所總結的：

“這次的東南亞危機，相當於我們的一次‘免費授課’——我們沒有付出很大的代價，但卻受到了幾乎與我們自己遭遇金融危機一樣的深刻教訓。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沒有這次的東南亞危機，我們沒有對我們所存在的諸如國有企業、銀行體系、資本市場等問題的危害性及其嚴重後果的較深刻的認識，不存在現在開始有的那種‘危機意識’，而是相反，沿着過去的路子走下去，甚至進一步將日本、韓國的一些有問題的做法當作經驗來學習，到頭來我們的問題可能比東南亞各國更加嚴重，發生的危機可能更加慘重，付出的代價可能更大。”

事實上，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和進而演變成全球經濟危機也有類似的效果。不過那時中國經濟相對而言已經非常強大，抗衝擊力和承受犯錯的能力大大提升，和1997年不可同日而語。

二是2001年恐怖主義成為全球特別是西方的頭號挑戰，中國贏得新的發展機遇期。

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一方面由於冷戰結束，中國和西方結盟的歷史條件不復存在，中國反成為遏制對象。另一方面中國又是包括前蘇東集團在內的轉型國家中表現最為成功的，其發展勢頭引發了西方的高度擔憂。這就是為什麼小布什政府一建立，就把主要力量放到遏制中國身上。恰在此時9·11恐怖襲擊發生，美國再度和中國結盟共同反恐。

自由派學者丁學良在《辯論“中國模式”》一書中這樣評論此事件對中國的影響：“這實在是太幸運了”。事實上，美國的重大戰略失誤不僅給中國創造了機遇，更嚴重損害了它的軟硬實力。

三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政治效應。

阿拉伯之春迅速演變成殘酷、混亂的阿拉伯之冬，震驚了世界，也震醒了世界。它以軍事政變、內戰、無政府狀態、“伊斯蘭國”崛起和難民慘劇的活生生現實否定了西方民主的普世性，更印證了中國道路的正確性、合法性。

中國內部的意識形態分歧因此迅速縮小，傾向西方的羣體日益邊緣化，其挑戰國家發展道路的能力幾乎完全喪失。其實這個效應在2008年西方經濟危機的時候就已經出現了，也令2008年年底他們發起的最大規模向西方政治學習的舉動成為歷史鬧劇。

第四個運氣則是號稱西方最大黑天鵝事件的特朗普當選。

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的中國專家凱利·布朗（Kerry Brown）就認為，美國選出一個給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有更大空間施展影響力的特朗普總統，是中國的運氣。他寫道：

“美國選了一個每天都證明這個國家的信心和政治影響力都在走下坡的總統。特朗普對中國軟實力的貢獻，勝過中國花了億計金錢以及600家孔子學院所發揮的政治宣傳。特朗普對自由貿易、環保、多邊外交的態度，為中國敞開了幾年前所難以想像的空間，方便施展它的影響力。”

事實上布朗的點評並不到位，特朗普最大的貢獻是令全球質疑和反思為什麼西方的制度會有這樣的結果。類似的質疑還有：為什麼英國的公投是如此荒唐、既害人也害已的結果？

綜上觀之，中國改革開放取得前無古人的成就和奇蹟，固有偶然因素，但根本的還是自身雄厚積澱的文明與時代激發的結果。在競爭如此激烈、時機瞬息萬變的苛刻歷史條件下，中國這個古老文明仍然綻放出其強大、潛能難測的生命力。

總結歷史是為了更好地前行。雖然“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但行百里路半九十，曾經的參照都成為歷史，中國即將進入無人區。然而，這絲毫不影響中國的信心和前行的步伐。

作為挑戰的回應，中國產生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曾有法國朋友請教，希望我能用通俗易懂的一句話向他解釋，這是什麼思想？為什麼偉大？我微微笑道：“中國是偉大國家，民族復興是偉大事業，能讓偉大國家實現偉大復興的思想就是偉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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