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姆斯基、波林：為了從新冠疫情中痊癒，我們必須想象另一個不同的世界-諾姆·喬姆斯基、羅伯特·波林
【採訪者/C. J.波利克羅尼奧，受訪人/諾姆·喬姆斯基，羅伯特·波林，譯者/劉昭媛、張雨凡】
這場冠狀病毒（COVID-19）引起的疾病引起了世界措手不及。儘管最近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承諾，將向全球經濟注入5萬億美元以刺激經濟復甦，但這場流行病帶來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影響將是劇烈的。
但我們能從這場疫情大流行中學到什麼教訓呢？冠狀病毒危機會帶來一種新的社會組織方式嗎？也就是設想一個利潤不高於人民的社會和政治秩序？
在本期《真相》（Truth out）的獨家專訪中，哲學家諾姆•喬姆斯基和經濟學家羅伯特•波林回答了這些問題。
“為了從COVID-19中痊癒，我們必須想象一個不同的世界”，截圖來自《真相》
C. J.波利克羅尼奧：諾姆，我們能從由冠狀病毒引起的全球健康危機中得到哪些更深層次的教訓呢？
**諾姆·喬姆斯基：**科學家們預測流行病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特別是從2003年SARS大流行以來，那是由一種類似於COVID-19的冠狀病毒引起的。他們還預測，未來可能會有更嚴重的流行病。如果我們希望防止下一波災難的發生，我們應該問問這是如何發生的，並改正錯誤的地方。從災難根源到特定國家的具體問題，我們可以從許多層面得到教訓。我將把重點放在美國上，儘管這是一種誤導，因為它在應對危機的能力方面處於最底層。
基本因素一清二楚。這種損害源於巨大的市場失靈，而新自由主義時代的資本主義加劇了這一問題。從糟糕的醫療體系和脆弱的社會公正排名（在經合組織中幾乎墊底），到接管聯邦政府的“破壞球”，美國有其特殊性。
SARS肆虐時，導致SARS的病毒很快被發現。疫苗已經研製出來，但是還沒有通過臨牀試驗階段。製藥公司對此不感興趣，因為它們只對市場信號做出反應，而投入資源以避免某些預期中的災難也沒有什麼利潤可言。最嚴重、最緊迫的問題戲劇性地説明了這種普遍的失敗——缺乏呼吸機。這是一種致命的失敗，而這迫使醫生和護士做出讓誰死亡這樣痛苦的決定。
過去奧巴馬政府已經認識到了潛在的問題。它從一家小公司訂購了高質量、低成本的呼吸機，但這家小公司後來被一家大公司科維迪安（Covidien）收購。而科維迪安公司擱置了這個項目，顯然是因為這些產品可能會與其自己的高成本呼吸機競爭，隨後它通知政府，表示想要取消合同，因為沒有足夠的利潤。
到目前為止，這是正常的資本主義邏輯。但就在那時，新自由主義病理學（neoliberal pathology）又給了沉重的一擊。奧巴馬政府本可以對此施壓（step on），但這被羅納德·里根曾宣佈的執政原則所禁止：政府本身就是問題，而不是問題的解決方案。所以，當時的奧巴馬政府什麼也做不了。
我們應該暫停一下，考慮一下這個公式的意義。在實踐中，這意味着當人民的福利受到威脅時，政府不是解決方案，但它絕對是私人財富和企業權力問題的解決方案。自里根執政時起，這些記錄都是充分的，我們應該沒有必要去重新審視它。“政府不好”這句口頭禪與自吹自擂的“自由市場”類似，它很容易被扭曲，以適應過高的資本要求。
新自由主義理論也適用於私營部門。商業模式需要“效率”，這意味着為了獲取最大利潤，但結果是被破壞的。對私有化的醫療系統來説，這意味着它沒有多餘的能力，儘管擁有良好的資產負債表和豐厚的管理報酬，在正常情況下可以勉強維持，但即使如此還是一貧如洗，只是病人就要為此付出沉重代價，當意外發生時，只能説真倒黴。
這些標準的商業原則對整個經濟有很大影響，其中最嚴重的就是氣候危機，它的嚴重性超過了當前的病毒危機。化石燃料企業在經營中是為了實現利潤最大化，而不是為了讓人類社會生存下去，後者對於他們而言是一件無關緊要的事情。他們一直在尋找新的油田來開採，不會把資源浪費在可持續能源上，也不會放棄有利可圖的可持續能源項目，因為他們可以通過加快大規模破壞的速度來賺更多的錢。
白宮掌握在一羣匪幫手中，他們致力於最大限度地使用化石燃料，並廢除那些阻礙人們奔向他們引為驕傲的深淵的規定，無疑是火上澆油。
達沃斯與會者（他們被稱為“宇宙的主人”）的反應頗具啓發意義。他們不喜歡特朗普的粗俗，因為這玷污了他們想要展現的人文主義文明形象。但當特朗普以主旨發言人身份滔滔不絕地演講時，他們卻為他熱烈鼓掌，因為他們意識到，特朗普對如何填滿口袋有着清晰的理解。
這就是我們生活的時代，除非我們的方向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否則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只是對未來的初步體驗。
回到疫情大流行這一話題，有充分的證據表明它正在到來。特朗普已經以他特有的方式做出了回應。在他的任期內，與醫療相關的政府預算被大幅削減。“就在新型冠狀病毒被認為在中國武漢開始致命傳播的兩個月前，特朗普政府結束了一項2億美元的流行病預警項目，該項目旨在訓練中國及其他國家的科學家以發現和應對這樣的威脅”——這是特朗普煽動“黃禍”的前兆，以轉移人們對他災難性表現的注意力。
令人驚訝的是，在疫情大流行全面爆發之後，特朗普的撤資進程仍在繼續。2月10日，白宮發佈新預算，進一步削減了陷入困境的衞生保健系統（實際上任何可能受益人口）的支出，但“預算將促進美國化石燃料的能源繁榮之景，具體措施包括增加天然氣和原油的生產。”
也許有些話可以捕捉到這種徹底的惡意。但我沒有找到。
美國人民也是特朗普價值觀的目標。儘管美國國會和醫學界一再懇求，特朗普仍然沒有動用《國防生產法》以要求相關企業生產急需的設備，並聲稱此舉是一個“打破玻璃”的最後舉措，一旦這一行動普遍化會將這個國家變成委內瑞拉。但《紐約時報》指出，事實上《國防生產法》（Defense Production Act）“在特朗普執政期間被引用了數十萬次”。不知何故，這個國家挺過了這場對“自由企業制度”的攻擊。
不僅拒絕採取措施購買所需的醫療設備，白宮還“保證”醫療設備的庫存消耗。國會女議員凱蒂·波特（Katie Porter）對政府貿易數據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從1月到2月，美國呼吸機出口的總額增長了22.7%，而2020年2月，“美國口罩對華出口的總額比2019年月度平均水平高出1094個百分點。”
相關研究仍在繼續：
就在3月2日，特朗普政府還在鼓勵美國企業增加醫療用品的出口，尤其是對中國的出口。然而，在此期間，美國政府非常清楚地意識到COVID-19的危害，包括美國可能需要額外的專業防護口罩和一般口罩。
大衞·達延（David Dayen）在《美國瞭望》(The American Prospect)雜誌中評論道：“所以，製造商和中間商在今年頭兩個月把醫療用品運出國外，賺了錢，現在他們又在接下來的兩個月內把它們運回國內，賺了更多的錢。貿易失衡優先於自我滿足和恢復能力。”
毫無疑問，危險即將到來。2019年10月，一項高級別研究揭示了大流行威脅的性質。12月31日，中國向世界衞生組織通報爆發不明肺炎症狀；一週後，又報告稱，科學家已經確認是一種冠狀病毒，並對其基因組進行測序，又再次向公眾提供信息。此後數週，中國沒有明確説明危機的規模，後來又説明，防疫延誤是由於地方官員沒有通知中央政府；據悉，這一説法得到了美國分析人士的證實。
事實上，外界都知道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特別是美國情報部門，整個1月和2月，都在試圖聯繫總統。但這都無濟於事，總統不是在打高爾夫球，就是在電視上讚揚自己在遏制威脅方面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做得多。
在試圖喚醒白宮的過程中，還不僅僅是情報部門。正如《紐約時報》報道，“白宮高級顧問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明確警告過政府官員，1月下旬，美國冠狀病毒危機可能花費數萬億美元，並使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面臨感染或死亡的風險……根據中國已有的信息判斷，這會危及數百萬美國人的生活。”
然而一切無濟於事。幾個月過去了，這位“親愛的領袖”從一個故事翻到另一個故事——這是一個不祥的預兆，崇拜他的共和黨選民們為他的每一步歡呼雀躍。
當事實最終變得不可否認時，特朗普向世界保證，他是第一個發現新冠病毒大流行的人，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自始至終，他身邊的馬屁精和他在福克斯新聞的應聲蟲們，忠實地重複着他的表演，福克斯新聞似乎也是他信息和思想的來源。
這些都不是不可避免的。不僅是美國情報部門瞭解到中國提供的早期信息，中國周邊國家或地區在瞭解到這些信息後立即做出反應，那些舉措在中國台灣、韓國、香港地區和新加坡都非常有效。新西蘭立即封禁，幾乎消除了這種流行病。
雖然大多數歐洲人猶豫不決，但組織良好的社會仍做出了反應。德國報告的死亡率是世界最低的，這得益於他們儲備的閒置產能。挪威和其他國家似乎也是如此。富裕國家拒絕幫助別人，這暴露了歐盟的文明程度。但幸運的是，他們可以指望古巴來救援，古巴提供醫生，而中國提供醫療設備。
自始至終，有許多教訓值得我們學習，最重要的是，關於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的自殺特徵，以及新自由主義瘟疫所造成的額外損害。米爾頓·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其他知名人士曾援引穩定的經濟學定律解釋稱，這場危機讓人們看到，將決策權轉移到不負責任的私人機構所面臨的風險。私人機構只專注於其莊嚴的職責——貪婪。
對美國來説，還有一些特殊的教訓。如前所述，美國在經合組織（OECD）的社會公正指標中排名墊底。美國私有化營利性醫療保健體系所追隨的追求效率的商業模式是一場災難，其人均成本是同類可比性國家的兩倍，但有些結果是最糟糕的。我們沒有理由忍受這種情況。當然，現在是將我們的醫療保健體系提高到其他國家的水平，並建立一個人道、有效的全民保健制度的時候了。
美國還可以立即採取一些其他的簡單措施。企業再一次急着向“保姆國家”（譯註：指政府用一系列的保護性政策來鼓勵公民們改變他們在保健,財政和環境等方面的習慣）尋求救助。如果他們能得到批准，就應該設定嚴格的條件：在危機期間，不向工人發放獎金和薪酬；永久禁止股票回購和逃至避税天堂，這些行為對公眾的搶劫數高達數萬億美元，可不是小數目。這可行嗎？顯然不是。那是法律，是必須強制執行的，直到里根打開了閥門。他們還應該要求在管理層中設有工人代表，並堅持發放基本生活工資。這些條件很快就會浮現在我們腦海中。
還有許多進一步的短期措施是相當可行的，並有可能進一步發展。但除此之外，這場危機還提供了一個重新思考和重塑我們這個世界的機會。大師們正致力於這項任務，如果他們不被參與的民眾力量反擊和壓倒，否則我們將進入一個更醜陋的世界——一個可能不會長久存在的世界。
僱主們很不安，當農民們拿起乾草叉時，公司總部的調子也會改變。高層管理人員已經參與入進來，表明他們是非常好的人，如果繼續留在他們的關愛之手中，所有人的福祉和安全都將得到保障。他們宣稱，現在是時候讓企業文化和實踐變得更有富有愛心，不僅要關心股東的回報（大多是非常富有的人），還要關心利益相關者——員工和社區。這是今年1月達沃斯論壇的一個主要主題。
但是，他們沒有提醒的是，我們曾經聽過這種論調，在20世紀50年代，有一個短語叫“含情脈脈的公司”（the soulful corporation）；沒過多久我們就發現，這是多麼深情的説法。
C. J.波利克羅尼奧：“鮑勃，你能讓我們瞭解一下冠狀病毒帶來的經濟衝擊嗎？社會經濟影響會有多嚴重？誰可能受到的影響最大？”
**羅伯特·波林：**COVID-19所導致的經濟崩潰速度之快是史無前例的。
4月4日這周，660萬人首次申請失業保險。此前一週有690萬人提交了申請，再前一週有3.3萬人提交了申請。在這三週之前，申請失業救濟人數最多的時候是在1982年10月，當時羅納德·里根經歷了嚴重的雙底衰退（譯註：又稱“W型衰退”，指在全球經濟已經觸底逐漸回升時，經濟復甦可能失去動能，在不久的將來會再一次觸底。）。當時，索賠的人數達到創紀錄的65萬人。
即使考慮到今天美國勞動力與1982年相比的相對規模，1982年與今天的差距，仍令人瞠目。因此，在1982年，65萬失業保險索賠佔美國勞動力的0.6%。4月第一週申請失業救濟的人數為660萬，前一週為690萬，兩者均相當於美國勞動力的4%，因此從勞動力的百分比來看，每週申請失業救濟的人數是1982年的7倍。再加上過去三週的失業保險索賠，我們有1680萬新失業人口，佔美國勞動力的10%以上。預計這一數字在未來數週內還將繼續上升，可能將失業率推高至20%的區間，這是自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最嚴重時期以來從未出現過的數字。
大部分美國失業者通過其僱主取得健康險，但現在維繫於僱主的保險岌岌可危，因而目前失業者的狀況仍然堪憂。特朗普3月27日簽署的經濟刺激法令，並未涉及感染者的治療費用。彼得森·凱撒家庭基金會（The Peterson-Kaiser Family Foundation）認為治療約花費20000美元，甚至連享有健康險的居民也需自己額外支付1300美元。因此，在企業主導、極度不公平的美國醫保體系下，在數百萬人危弱之時，2019冠狀病毒所帶來的鉅額醫療費用無疑是雪上加霜。假若現下美國實行全民醫保，那麼人人都理所當然地在保障之內。
除了失業者的窘迫之外，我們還需關注抗疫一線關鍵行業的工作人員，他們為了工作而將生命置於危險之中。在經濟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的一份報告中，羅慧珍（Hye Jin Rho）、海莉·布朗（Hayley Brown）及肖恩·弗雷姆斯塔德（Shawn Fremstad）指出，超過三千萬美國工人（約佔美國勞動力的20%）從事於抗疫前線的六大行業，包括雜貨店職員、護士、清潔工、倉儲工人和公交司機等；女性在其中佔比65%，而其中低收入者與欠缺醫保者的比例更大。這些重要工人正將自己置於感染的高風險之中，一旦其受到感染，不但面臨健康危機，還會遭受經濟打擊。
新型冠狀病毒對非裔美國人更是毫不留情。在伊利諾斯州，超過二分之一的死亡病例為非裔美國人，但這個羣體僅佔當地總人口的14%。在路易斯安那州，總人口占30%的非裔美國人卻佔死亡病例的70%。其他州也有類似情況。這些數據揭示了一個簡單的事實：對低收入的非裔美國人來説，他們無法通過社交隔離與停業在家等手段保護自己。
儘管現在美國和其他發達經濟體情勢嚴峻，但隨着病毒傳播，情況似乎有所緩和。然而。在非洲、亞洲、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海等低收入國家和地區，必定會遭受災難性打擊。首先，社交隔離和自我隔離雖然在高收入國家相對有效地減緩了傳播速率，但在窮困地區（如德里、內羅畢和利馬）卻無法施行，原因在於當地居住空間大多狹小。此外，由於當地居民無法承擔停業在家的成本，很大程度上又依賴擁擠的公共交通出行和工作。
另外，他們的工作條件也使問題進一步複雜。在大多數低收入國家，約有70%的僱員為非正式工，這意味着工人無法獲得僱主提供的利益，包括帶薪病假。正如印度經濟學家C. P. 錢德拉塞卡（C. P. Chandrasekhar）與賈亞提•戈什（Jayati Ghosh）寫的：“在任何一次經濟衰退中，這些工人及其家庭無疑首當其衝，不堪一擊。在一場史無前例的公共健康災難之後，隨之而來的經濟低迷更是火上加油。”
印度孟買，戴着口罩、正在等火車的乘客。圖自美聯社
除此之外，大多數低收入國家的公共衞生預算極為有限。旅遊業崩潰以及出口收入與匯款的鋭減也給這些國家帶來了沉重打擊。因此，最近幾周，已有85個國家向國家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尋求短期緊急援助。這幾乎是2008年金融危機後請求數量的2倍，且情況可能很快會變得更糟。
C. J. 波利克羅尼奧（C. J. Polychroniou）：此次冠狀病毒是否會破壞全球化？
**諾姆·喬姆斯基：**事實上，全球化某種程度上可以追溯到最早有歷史記載之時，甚至更早，並且它還會繼續。只是問題在於：以何種形式？例如，是否要將企業從印第安納州搬遷到墨西哥，但這樣就有問題了。誰來決定？是紐約的銀行家還是芝加哥的金融家？或許是勞動力和社區，亦或許是與墨西哥同行間的協調？其間出現了各式各樣的人際聯繫與利益紛爭，而這與地圖上的顏色分區並不一致。
當亟需合作以應對全球危機之時，各國卻出現相互競爭的醜相，顯示出我們有必要消解以利益為基礎的全球化，構建真正的國際主義，以圖求存。此次危機創造了機會——使我們從意識形態枷鎖中解放出來，展望新世紀，並付諸行動。
近年來構造的國際經濟以利益為導向，對其所造成的外部代價不屑一顧，如複雜供應鏈中的交易對環境造成的巨大破壞，更不必提對生命羣體的毀壞，但供應鏈本身卻極度脆弱，此次疫情可能促成其改變。似乎一切都將重塑，但此時又要回答一個問題：誰將引領改變？
推動國際主義由集權到服務的轉變，並非一蹴而就。雅尼斯·瓦魯法克斯（Yanis Varoufakis）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呼籲建立進步的國際主義以對抗特朗普政府建立的保守國際主義。
類似的努力也以不同形式存在着。工會至今仍被稱為“國際組織”，令人聯想到為其不懈奮鬥的夢想。不過，有時也並非如此。在國際團結運動中，港口工人拒絕卸載貨物。但在國家和民眾的國際團結運動中，仍有許多驚心動魄的故事。在國家層面，根據皮埃羅·葛雷吉塞斯（Piero Gleijeses）的深入描述，古巴的國際主義運動當屬第一：從古巴在南非解放運動中發揮的巨大作用，到古巴醫生2005年對巴基斯坦震後的貢獻，再到如今對歐盟施以援手。
古巴醫療隊緊急援助意大利 視頻截圖
就民眾而言，則當屬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人前往中美洲，幫助“里根恐怖主義戰爭”及其支持的“國家恐怖主義”的受害者（譯註：有學者認為里根所發動的戰爭惡果與恐怖主義別無二致，如尼加拉瓜戰爭）。他們來自於各行各業，而其中來自美國鄉村的宗教組織貢獻最多，效率最快。據我所知，類似的事情在以往帝國主義的歷史中從未出現。
全球聯繫與結合不拘泥於形式，種類繁多，不乏廣受讚譽、值得倡導的活動。
C. J. 波利克羅尼奧：各國政府都採取大規模刺激措施以應對冠狀病毒所帶來的經濟影響。在美國，經國會批准，特朗普政府已準備2萬億美元刺激經濟。該資金是否足夠？是否將觸碰到美國債務承擔的底線？
**羅伯特·波林：**特朗普3月簽署的刺激計劃，堪稱美國有史以來規模之最。2萬億美元約為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0%，政府則計劃在幾個月內將其快速分配。與之相對的是2009年奧巴馬的財政刺激計劃，其預算為2年8000億，約為這兩年內每年國內生產總值的3%。
儘管規模空前，但現有刺激計劃顯然不足以應對，甚至在許多重要領域收效甚微。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綜合來看，該刺激計劃為美國大企業和華爾街慷慨解囊，而這些人也同樣在11年前奧巴馬推出的財政刺激計劃和相應的華爾街救市計劃中獲益。
正如前文所提，刺激計劃並未向感染者提供醫保支持，也同樣並未對抗疫前線的醫院和各州地方政府提供太大幫助。隨着經濟持續衰退，州地方政府税收（所得税、營業税、財產税）將大幅度減少。在2007年至2009年的經濟大衰退中，州地方政府税收下降13%。而現在的下跌幅度至少也會與此相當。州政府缺乏聯邦政府的大規模資金注入，而這相當於目前刺激計劃所分配資金的3倍左右，因此州政府將不得不大規模削減預算，裁撤僱員。由於工資支出佔比大，因此教師，醫護人員及警察也包括在內。
甚至連特朗普政府似乎也意識到該刺激法案規模過小。特朗普和國會民主黨人士已經討論出台另一項2萬億美元的經濟刺激法案。美國的確有能力持續大量對外舉債。
此外，正如2007年至2009年經濟大衰退時期一樣，美國政府債券被公認為全球金融市場上最安全的資產；相比全球市場上其他信用工具，這將造成美國債券的溢價。在債務負擔過重時，美國聯邦儲備系統也能夠買入並有效回收政府債券。沒有任何國家，或者任何經濟實體可以擁有如此的金融特權。
而美聯儲則基於該特權，承諾提供美國企業和華爾街幾乎無限制、無條件的支持。事實上，僅在3月18日至31日之間，美聯儲就以每秒1百萬美元的速度購買了1.14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和公司債券。《金融時報》的報告中指出，照此趨勢，美聯儲持有資產在今年6月可達12萬億美元，相當於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60%。而在2007年至2009年金融危機中，美聯儲僅持有1萬億美元債券，期間這一數字最高飆升至2萬億美元，而這僅相當於美聯儲未來幾個月干預行動規模的五分之一。
當下，美國和全球經濟都需要鉅額資金援助，以保障無辜者免受疫情與經濟蕭條的雙重打擊。但該緊急援助需專注於向個體提供所需的醫療保障，維護其經濟狀況不受影響。
從更宏觀的結構角度來看，新自由主義系近四十年來美國乃至世界經濟生活的代名詞，但現在需停止濫用依此獲取的金融特權。過去11年來，美國政府兩次資金援助大型企業和華爾街，這意味着它有能力控制一些殭屍企業和逐利的私人企業。國家可以用全民醫保取代私營醫保產業。
未來三十年內，聯邦政府也可在化石燃料產業取得控股權。航空公司至少也應是實現部分國有化的目標之一。目前面臨困境的航空公司卻在過去十年中，揮擲其96%的資金來回購股份；而幫助設計此類金融操作的華爾街運營者，不僅需要面對嚴格的監管，還要應對來自其它可融資的大型公共開發銀行的競爭，如綠色新政。
總之，在當下危機中，美國經濟無法維持新自由主義現狀。顯而易見，經濟大衰退期間，如果美國龍頭企業和華爾街公司沒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將無法存續。而僅僅11年後，同樣的情景又再次上演，只不過這一次的規模更大。
四十年來，新自由主義理念縱容了大型企業和華爾街，使其相信公司社會主義（Corporate Socialism），任意囤取暴利，卻在必要時將風險轉嫁給民眾。尤其在此時，如果企業堅持利益至上，那麼聯邦政府則有必要切斷其生命線。進步人士也應為此原則而不懈奮鬥。
C. J. 波利克羅尼奧：在許多國家和地區，冠狀病毒似乎已引起普通民眾間的一致團結，甚至於激發全球公民意識。顯而易見，冠狀病毒自身不會擊敗新自由主義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生活原子化（譯註：為當下社會生活理念，強調個體，認為社會組成的前提與基礎是個人），但其是否會引發經濟政治思維的轉變，或者激發起社會本位國家？
**諾姆·喬姆斯基：**這令人想起在經濟大蕭條和反法西斯戰爭下席捲世界的激進民主浪潮，以及統治者或為維持、或為遏制而採取的措施。這段歷史至今仍有借鑑意義。
此次疫情應煥發人類對真正國際主義的認同，使人們意識到新自由主義所引發的混亂失序與病態社會，並更為徹底地重建社會秩序。
美國更應當直面社會公平體系之脆弱殘酷，但這並不容易，甚連當下極左翼的主流觀點，仍顯得十分怪異。例如伯尼·桑德斯倡導的計劃，對美國人來説仍“太過極端”，他提出的兩個主要項目——呼籲全民醫保和免費高等教育，其實不論在發達社會還是在較貧困地區都已普遍實現。
此次疫情應喚醒我們：在公正世界中，社會紐帶應取代社會束縛。此觀念追溯自啓蒙運動和古典自由主義，並已通過許多方式實現。醫療人員的非凡勇氣與無私是對人類精神的讚歌，各羣體守望互助，濟困解厄，幫扶老弱。
的確，目前“已引起普通民眾的一致團結，甚至激發了全球公民意識”，但挑戰也一目瞭然。人們能夠克服挑戰，值此危難時刻，人們也必定會克服挑戰，否則歷史將走入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