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爾：美醫學期刊封面印清朝官服，這是赤裸裸的針對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保爾】
最近，在一本具有權威官方性質的美國醫學期刊封面，使用了清朝三品武官的補子圖案。這並非是為中國傳統文化做宣傳，而是通過這個圖案，描述傳播疾病的病原體。在當前的環境下，毫無疑問，這又是個影射“中國病毒”的操作。
自新冠疫情暴發以來，西方甩鍋、潑髒水已是家常便飯，並不奇怪。但這次用上清朝武將的官服圖案，估計很多中國人都不甚瞭解，外國人是怎麼想到的？如果只談歷史，清朝官員幹嘛要在衣服上繡繪這種看起來奇奇怪怪的動物圖案呢？圍繞這些問題，本文略做闡釋，並談談筆者個人的一些觀點。
《新發傳染病》5月刊封面圖
一、衣服上的動物世界
這次登上醫學期刊封面的圖案，較為專業的説法叫“補子”，也根據實際的使用稱作“胸背”或“背胸”，其用處是縫綴在官服的前胸和後背處，大小約為一尺見方，絲織製作，做工普遍精美。
通俗的説，就是在官老爺的衣服上，一前一後打了兩塊華麗的補丁。好好的官服，為什麼要打補丁？其實作用很簡單：區分級別。
古代區分官員級別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帽檐的長短，還有身上掛的裝飾，但最常見的還是服裝的顏色、款式。比如在唐代，衣服“紅的發紫”的是高官，低級別則只能“江州司馬青衫濕”。
一些文章認為，在官服上繡圖案、分級別的做法始於武則天，其實還要更早。唐代剛剛建立，天下征戰尚未結束，將軍們就已經有了裝飾不同的衣服，比如左右武衞將軍“服豹文襖子”，左右翊衞將軍“服瑞鷹文襖子”。真正把官服上的補子理順，訂立為嚴格制度的，則是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畫像
洪武元年，剛剛建國的大明王朝頒行冠服制度，按照不同的品級，規定了各種飛禽、花草的補子圖案。到洪武二十四年，花花草草又被飛禽走獸取代，形成了文官繡飛禽、武官繡走獸，風憲官繡獬豸的規範。清代照搬了明代的補子，又進一步完善。明代武官一品、二品都繡獅子；三品、四品都繡豹子，康熙年間細化為一品繡獅子，二品繡麒麟，三品豹子，四品老虎。此外，宗室親貴用圓形補子，與普通官員的方形補子相區別，以示出身。
在很多對服飾不甚考究的清宮戲裏，滿朝文武前胸後背的圖案都一模一樣，而且特別喜歡用仙鶴。其實，清代對於使用補子有嚴格的規定，特別禁止各級官員亂用補子。文官序列一品仙鶴、二品錦雞、三品孔雀、四品雲雁、五品白鷳、六品鷺鷥、七品鸂鶒、八品鵪鶉、九品練雀，不入流的用黃鸝。武官是一品麒麟，二品獅，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六品彪，七品、八品犀牛，九品海馬。掌管監察的風憲官，比如御史，仍然使用神獸獬豸做補子。
紅緞綴平金繡雲鶴紋方補官衣 圖自故宮博物院
乾隆四十五年內務府總管兼户部侍郎副都統金簡，因為身兼文武兩重官職，別出心裁得給自己搞了個“雙補”，在文官的錦雞邊上又繡了個獅子，結果被乾隆皇帝修理了一頓。所以，如果有朋友編寫、審核明清宮廷戲，千萬要注意前胸後背的圖案，可別再鬧出滿朝文武皆一品的笑話了。
正是因為明清五百多年官服上都有飛禽走獸，所以“衣冠禽獸”這個詞也被人賦予了更有深意的貶義。那麼，為什麼要把這些禽獸穿上身呢？首先，這些動物本身具有較好的寓意，文官用的飛禽典雅，武官用的走獸勇猛，風憲官用的獬豸則明辨忠奸、剛正不阿。
緙絲錦雞方補 圖自故宮博物院
其次，這樣一塊補子綴在身上，離老遠就能看清楚官員的級別。這在講究禮儀的時代，具有重大的意義。往小了説，下官見到上官，差一品的要“引馬側立”，差兩品以上的更是要“引馬側立”。有了這麼一個明顯的標識，官員們相見都方便。往大了説，補子的嚴格區分，能騎到“辨貴賤，明等威”的作用，在明朝就是“漢官威儀”，所以善於搞禮儀的嘉靖皇帝説：“治天下莫大於禮，禮莫明於服”。
要強調的是，並非官員的所有衣服都帶補子。以明代為例，嚴格意義上説，文武官員至少有朝服、祭服、公服、常服、燕服五種衣服，少數人還有恩賞得來的賜服。補子用在常服，朝服和祭服沒有補子，日常閒居的燕服一般也不會用上補子。此外，到了明代中後期，與整體社會風氣相符合，非官方場合的補子使用也出現了混亂。近年來考古就發現了墓主人使用超越品級的補子，這就要另當別論了。
二、外國人的刻板印象
補子不大，裏面的學問卻不少，加之相隔遙遠，很多中國人都搞不清楚。如果不是那些年一度火熱的清宮戲，恐怕都未必有多少人知道禽獸也能繡在官服上。然而，有趣的是，外國人很早就注意到了補子。早在1944年，美國學者卡曼就發表了論文“The Development of Madarin Squares”，對補子的歷史沿革做了研究。
在西方的許多博物館裏，也能看到各種品階的補子。究其原因，收藏愛好是重要的推動力。自晚清以來，西方人大量收藏中國的工藝品，官員們用的補子尺寸不大，是精美的織繡品，而且發行量很小，得到了外國人的青睞。這才出現了國內不在意，國外很重視，“牆裏開花牆外香”的情況。
既然是藝術品收藏，為什麼一本醫學期刊會用三品武官的補子當封面圖案，還以此代指中國呢？心理學有個詞叫“刻板效應”，指對一類人產生了比較固定的印象，西方人對中國，也存在類似的刻板印象。
儘管中西方交流的通道從未完全關閉，但晚清以前的文化交流事實上很有限，再加上《馬可波羅遊記》帶有誇張的描述，西方人對中國普遍存在美好的理想。其感情色彩，就如同今天少數中國人對西方一樣，比如伏爾泰説“中國人不像其他民族一樣，沒有任何迷信，任何可以自責的騙術”。然而，等大炮轟開了清朝的國門，西方人才發現中國竟是如此的落後。於是，中國又成了各種反面典型。
不用説各式各樣醜化、黑化，意在瓜分中國的政治圖畫，西方普通民眾對中國也難有好感。19世紀中期，來華的英國人通過拍攝照片、手工繪畫的方式，並配以簡單的文字説明，向西方民眾介紹當時的中國。
近年來這套書被翻譯成中文，名為《西洋鏡》，在其中官員的圖文裏，顯眼的補子、奇怪的辮子，還有長長的煙桿，成了標誌性的特點。作為風俗描述性的書籍，當年的英國編者並沒有明確的褒貶意向，卻也感慨中國人衣服的樣子“着實非常奇怪”。
《西洋鏡》中的補子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晚近以來“黃禍論”的流行與變種，更使得中國人，尤其是清朝人的形象變得撲朔迷離。1898年，一本名為《黃禍》的奇書出版。在這部小説中，主人公是日本貴族和清廷女性生的混血兒，由於具有天才的頭腦，所以可以把中國的李鴻章和日本的伊藤博文玩弄於股掌之間，還憑自己的計謀，引發了歐洲大亂。後來，他接替李鴻章成為“首相”，並與日本結盟進攻歐洲。這場入侵使得歐洲生靈塗炭，直到英國出現了一個天才兒童後，才將歐洲文明從這種黃禍的災難中拯救出來。（詳參羅福惠，《非常的東西文化碰撞》，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08—109頁。）
在文學藝術中，傅滿洲的例子更為典型。由於在那時的英國出現了一些華人犯罪的案件，於是恐華、排華情緒不斷上升。對此，傅滿洲系列小説的締造者薩克斯•洛莫爾直言：“到1912年，似乎一切條件都成熟了，可以為大眾文化市場創造一箇中國惡棍的形象。義和團暴亂引起的黃禍傳言依舊在坊間流行，不久前倫敦貧民區發生的謀殺事件，也使公眾的注意力轉向東方。”（詳參羅福惠，《非常的東西文化碰撞》，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15頁。）
傅滿洲
在當時的西方人眼中，中國人的裝扮、言行舉止很怪異，他們從事着低下的職業，沒有文明的頭腦，也缺乏法律意識。無論是長長的辮子，還是笨重的長袍，無不透露出落後、愚蠢的色彩。這些極具象徵性的圖案，長久以來形塑着西方世界裏的中國形象。
帶有濃厚中國色彩，又在西方博物館裏並不罕見的補子，再加上一些刻板偏見，如此一來，美國醫學期刊用清朝三品武官補子做封面其實也就不難理解了。
三、是歧視，還是玩笑？
西方世界裏常有“政治正確”的説法，比如種族歧視、男女平等，都是絕對不能碰的政治正確。然而，對於中國，乃至對亞裔羣體，類似“政治正確”的保護似乎並不多，甚至於非常有限。
如果這本醫學期刊用某種黑人元素作為封面，用來指代埃博拉、艾滋病，可能用不了多久，美國CDC的大門外就會擠滿抗議人羣。可用同樣的方式來説中國，即便有抗議聲音，也只是刪了社交網站的圖片而已。看起來，“黑中國”需要付出的代價真的不是那麼大。
針對這次事件引發的爭議，相關作者的解釋是背景圖案裏有蝙蝠，故而與新冠病毒有關。誠然，明清時期包括補服在內的許多服飾、圖畫，乃至建築雕刻中都不難找到蝙蝠的痕跡。但其中寓意絕非病毒，有以諧音作為祥瑞，也有“飛仙”的形象。自晚明以來，類似蝙蝠的圖案不斷翻新，從接近於自然界的蝙蝠，到人身蝙蝠翼，再到龍身蝙蝠翼，還有抽象化的蝙蝠圖。
但問題是，如果只是用蝙蝠來對應新冠病毒，為什麼不直接找一隻蝙蝠？哪怕用蝙蝠樣貌的織繡、蝙蝠紋飾、蝙蝠狀的雕刻，也都説得過去。何必大費周章，找出作為清代官員品階符號的補子，還只用其中的背景紋飾做寓意？如此複雜的思路，恐怕大部分讀者難以領會，反倒是“中國”、“官員”這兩個特徵，相當的突兀，但凡認識補子的人都能立刻想到。
也有一種聲音——這可能只是人家一時好奇而已，充其量算個玩笑，何必較真。
某社交網站曾經做過統計，很多人最不喜歡的一句話是“你怎麼開不起玩笑”。從意大利廣告裏的筷子，到瑞典辱華之後還覺得“中國人不懂幽默，不必道歉”，一而再再而三的背後，是根深蒂固的不尊重。西方人知道，不能對黑皮膚的人説Negro，因為這不是玩笑。可為什麼到了中國人這裏，什麼玩笑都可以開？實事求是地説，中國和中國人不需要，短期內也不可能得到西方世界的“政治正確”，但向外傳遞明確的態度卻是有必要的，如果真的是天賦人權，憑什麼只能你指責我，不准我為自己辯解？或許，‘‘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的真實翻譯本就不該是“人生而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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