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巴黎日記：法國11月就已出現新冠感染者！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2020年5月8日星期五 晴
解封倒數第三天！
昨天法國一則新聞引爆輿論場：法國大東部大區科爾馬市一家醫院內早在去年11月16日便出現首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宣佈這一消息的科爾馬阿爾貝特·施韋澤醫院醫學影像科負責人Michel Schmitt，在對2019年11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的2456份胸部掃描進行重新分析後，發現早在去年11月中旬，首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就已經出現在院內。截至今年2月底，病毒的傳播都處於很低的水平，直到跨年活動和2月17日至21日米盧斯市舉辦的一場宗教活動後，病毒的傳播才猛然增強。目前，阿爾貝特·施韋澤醫院醫學影像科已宣佈與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展開合作。
看來，人類對新冠病毒的認知還真只是剛剛開始。這個病毒究竟什麼時候出現的？怎麼產生的？如何傳播的？怎樣才能有效應對？並不都有最終答案。
我非常非常佩服鍾南山院士，早在2月27日他就明確提出：“疫情首先出現在中國，但不一定發源在中國。”我真誠希望法國（各國）醫學界能夠擺脱政治因素，以嚴謹的科學態度面對人類的這一共同敵人，尋找對策。我也勸告歐美的政治人物和媒體在事關人類安全和健康的問題上能放棄私利和偏見，把精力放到抗擊疫情上來，不要再轉移視線，浪費人類寶貴的資源。
資料圖：中國新聞網
今天是歐洲二戰勝利日。很不同尋常的是，柏林第一次放假紀念這個德國投降的時刻。在病毒肆虐下迎來這個光榮時刻，歐洲並無心情紀念和慶祝。
歐洲要想重温從納粹統治解放出來的時刻，就要和當年一樣打敗病毒——英國首相約翰遜已經用二戰來比喻這場抗疫了。只是備感歷史弔詭的是，當年的盟友美國在今天面對共同敵人時卻放棄了自己的責任，而另一個盟友中國仍然和歐洲肩並肩。這會是新的歷史紀元的到來嗎？
當然，中國不僅僅是歐洲的盟友，今天海地這一距離中國如此遙遠的小國也收到了從中國訂購的醫療物資：從牀、呼吸機到口罩、護目鏡，一應俱全。總統和夫人、醫療專家親自到機場迎接。在隨後兩週，還有四架貨運飛機抵達，運來總計1800萬美元的物資。要知道，此時的海地只有108例，死亡12人。
中國向全世界高效提供抗擊人類共同敵人的物資的身影，將會永遠銘刻於歷史。
到5月11日，法國封城共計55天，那麼成效如何呢？不妨看看中國。中國從1月24號武漢宣佈封城到3月18號，共55天，已經實現了本土新增病例為零，只有少數境外輸入病例。但是現在的法國，每天新增病例還在一千左右的規模。顯然，雙方封城的效果還是非常懸殊的。法國封城，在經濟和社會層面付出了巨大代價，卻並沒有取得中國這樣的效果。
法國並非特例，已經於5月4日初步解封的德國今天新增1200例。意大利死亡人數突破三萬大關，成為繼英國之後第二個跨越這一門檻的歐洲國家。
原因當然有很多。首先就是政府能力不夠，既不能對所有感染者和無症狀者進行檢測、收治和隔離，密切接解者就更不用説，也不能讓大家都戴上口罩。執行封城措施的警察實際上也多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很多民眾在接受採訪時就説自己出門很多次，從來沒有被警察檢查過。許多華人也有同樣的經歷。
封城“首日”，在法國巴黎，警察在香街上盤查行人（圖/新華社）
另外，追蹤病毒傳播很有效的手機定位功能也由於政治正確不能採用。原來説追蹤系統一事要在4月28號在國會辯論和投票，後來又以技術原因推遲到5月底。按這個節奏，恐怕要用到第二波了。
第二就是民眾不配合。封城以來100多萬人違規出行——能查到的只是一部分，合理推測5百萬人也不為過。
儘管封城效果很不同，中國3月18日本土清零，但直到3周以後，也就是4月8號武漢才最後解封。而法國和其他歐美國家在疫情仍然處於高位的情況下就解封了。比如美國22個州疫情都在高速擴散，全國一天死亡超過2400例，累計死亡超過75000例，但已有40多個州宣佈放鬆限制。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國家在這種條件下解封能夠成功的。如果做個預測，應該有這麼幾種結局：
一是迅速發生第二波，疫情強勢反彈，只好再次封城。目前看，法國政府已經對此有心理準備，也有再封城的計劃。
二是他們嚴格執行社交安全距離和戴口罩的措施，疫情如同現在一樣緩慢下降。也就是説他們會長期和病毒共存，一直沒辦法實現清零。
第三種可能性就是慢慢地取得和中國一樣的效果，但是這種可能性，我覺得還是比較低的，感覺第二波的可能性更大。
大家或許奇怪，堂堂西方傳統大國法國難道就沒有一個明白人嗎？非也，非也。能人多的是，可惜政治人物根本不接受。
自3月10日以來，包括流行病學家、病毒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等在內的科學委員會14名成員，每天通過電話或視頻和總統馬克龍舉行一至兩次會議，為國家制定抗疫政策提供意見和建議。但過去幾周，雙方完全背道而馳。專家們建議“將託兒所、小學、初中、高中和大學關閉至9月”，但政府堅持從5月11日開始逐步開放學校。專家們建議，在5月11日之後對65歲或70歲以上的老年人繼續實施限制措施，但法國總理愛德華·菲利普7日重申，“我們相信脆弱羣體能夠保護自己。”
對於專家，這是醫學問題，對於政治人物，這是政治問題。學術和專業只能服務於政治。
像武漢封城這麼大的事，1月19日專家組首度提出這個建議，20號就被政府採納。要知道這封的可是我國超大城市、湖北省省會、中部和長江中游地區第一大城市，有“九省通衢”之稱的武漢是中部地區的政治、經濟、金融、商業、物流、科技、文化、教育中心及交通、通信樞紐，而且還恰逢春節期間，更是人類歷史上第一例，當時連經歷過無數次疫情的世衞組織都為此震撼！政治壓力想想會有多大？但尊重專業，尊重專家，科學決策奠定了中國的勝局。
西方疫情長期存在，對中國有利有弊。弊的一方面就是全球化下如果歐美遲遲沒辦法戰勝疫情，中國經濟的復甦也會受到影響。全球產業鏈中斷是有可能的。另外就是我們中國一直不能夠打開國門，實現人員必要的自由流動，影響到政治、經濟、文化、體育等各方面的交流。
對中國有利的地方就是西方對中國的依賴會長期存在，它們想對中國甩鍋也好，追責也好就不可能有機會去做。疫情持續越久，也就再一次顯示它們這個制度的無能和文明的弱點，越沒有資格指責中國，也更能反襯中國製度的優勢。
今天歐洲和美國還有兩則消息，值得討論。
一是西班牙馬德里衞生負責人因反對中央政府的解封措施而辭職。疫情發生以來，西方沒有一個官員被問責，卻有衞生官員因為不滿政府處理疫情的措施而辭職。這種官僚運作模式還是和中國大為不同。
美國則是宣佈經過試驗，治療瘧疾的藥物對新冠病毒沒有什麼作用。這不由得令人想起美國生物醫學高級研究和發展局前局長李特·布萊特的命運：他因為反對使用抗瘧疾藥物羥氯喹等關聯政治因素的藥物來抗擊新冠病毒而被降職，並被調任到美國國家衞生研究院的一個“限制更多且更不重要”的位置上。
羥氯喹和氯喹當時一直被特朗普推崇為神藥，但布萊特認為這兩種藥物對新冠病毒沒有效，還會引起心臟破裂等疾病。事實上，在被降職前，早在1月份時，布萊特就對新冠病毒發出了預警，卻遭到了包括美國衞生與公眾服務部（HHS）部長在內的多名高級官員充滿“敵意”的對待。這，就是美國一位吹哨人的命運。
歐美這兩位醫學專業人士的命運，既再次説明了學術和專業只能服務於政治，也説明了西方人才的逆向淘汰現象和人才不濟的原因。在今天的西方，要想講真話，是要付出巨大代價的。這可不是我的結論，而是美國前駐華大使馬克斯·鮑卡斯在CNN新聞節目中説的：
“如今特朗普政府針對中國的言辭如此強硬，彷彿重回麥卡錫主義時代——那個麥卡錫宣稱美國國務院被共產主義滲透的年代；也有點像1930年代希特勒時期的德國。”
“所有人都知道正在上演的一切是錯的，但沒有人站出來對此説些什麼。現在在美國，如果誰想説一些關於中國的理性言論，他/她就會感到恐懼，會害怕自己馬上會被拉出去砍頭。”
“有很多心懷責任感的美國人，都知道（特朗普政府）針對中國的攻擊是不負責任的。他們也知道如果繼續下去，我們會為此付出代價的，但他們卻不敢説出來，因為説出來就會遭到抨擊。”
CNN主播哈拉·戈拉尼（Hala Gorani）5月7日在其推特上傳了對鮑卡斯的採訪視頻
假如作家方方生活在美國，會是什麼樣的境況呢？
中國的李文亮醫生雖然發佈的信息並不完全準確，但被警方訓誡後工作並不受影響，後來訓誡被糾錯取消了。他在抗疫中犧牲之後，被國家衞健委、人社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追授為全國衞生健康系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進個人，國家也以最高規格褒獎和緬懷包括李文亮烈士在內的抗疫勇士。後來湖北省委書記應勇看望李文亮等多位烈士家屬，向遺像鞠躬致哀。李文亮醫生得到了政府和社會的全面肯定和敬仰。
現在美國的吹哨人李特·布萊特前局長已經被科學證明是正確的了，那麼他的平反什麼時候到來呢？很有意思的是，法國的吹哨人比贊女士也從前部長變為普通人了。只不過她變為普通人的過程令她有苦難言：她被總統臨時抱佛腳命令去選毫無希望的巴黎市長，不出意外敗選後也沒有任何補償式安排，哪怕是個政府高級顧問也行啊。
日記寫到今天，許多網友説最大的收穫之一是瞭解了真實的法國政治。確實，東西方几乎同時面對新冠肺炎的挑戰，意外地形成了制度對比，引發了全球的關注。不過在我看來，危機畢竟是特殊時期，還是應該結合這個制度日常運轉的情況。而最好的切入口，就是觀察這個國家領導人的表現。在這裏，我選擇前總統薩科奇：他的能力高於後來的奧朗德，再加上他有家庭，因此他的”事蹟“也更豐富。我分兩次從個人和工作兩個層面解讀。
薩科奇總統在執政兩年後，曾有一個民意調查，對他的活力認同率高達85%，對他的勇氣認同率高達75%、甚至認同他能夠採取困難決定的比例也高達66%，唯獨他的親民性，高達61%的法國人投了反對票。什麼原因呢？我們不妨看看。
薩科奇勝選當天，就攜妻帶子及隨從保鏢和“高大上”的財團朋友——工業鉅子、法國最富有的人之一文森·博洛雷——去馬耳他度假，其乘坐的長為60米的“帕洛馬”號豪華遊艇，僅租金就高達11萬歐元。面對批評，他的回答是：沒有花國庫一分錢。只是這樣的朋友為何邀請他而不是別人，難道他不明白箇中原因嗎？
他曾在出席巴黎農業展時，就因為一位農民拒絕與其握手，便在媒體羣集、眾目睽睽之下用極其粗鄙的語言破口大罵。好在農民一無所有，薩科奇也就只能罵罵解氣，其他人可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PPDA是法國老牌的主持人，就因為採訪薩科齊時暗諷其身材不高，事後薩科齊居然施壓，令其被開除；巴黎競賽報由於封面刊登其前妻與美國情人在一起的照片，無數主管紛紛被解職。曾在中法關係惡化中扮演過惡劣作用、令薩科奇極為惱火的“記者無境界”創始人、秘書長梅納爾，幾個月後也以健康原因辭職，無論左右，都認為是薩科奇施壓所致。
當然，政治人物不爽記者也算是法國的傳統。法國前總統密特朗於1983年至1986年期間以反恐為由（多麼超前的理念啊），授意佈下電話監聽網絡，對記者、作家等人進行非法電話監聽。全案在密特朗卸任後多年才浮出水面，2005年結案，多人遭判刑。法官認定監聽行動是密特朗授意所做，但當時密特朗已不在人世，無法追責清算。
與對觸怒他的人睚眥必報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薩科齊對自己和自己的家族實在太好了。
薩科齊（資料圖/新華社）
身為總統，他實在什麼都不缺：擁有6所總統專有住處，總統府愛麗捨宮內有約1000名工作人員、365間屋子、一個電影院和大量美酒佳釀。他還有總統專機、一個直升機編隊和數架私人噴氣式飛機。而且無論住在哪裏，他的用餐都由四星級大廚提供，並且全部免費。
但是，他剛上台，就把自己的工資上漲了140%，也有計算説是200%——儘管百姓的生活水平日益下降。而且，為了這次漲工資，需要國會全體議員投票——由於當時他的黨佔國會多數，當然順利通過，只是在經濟危機已經衝擊法國的時候，全體議員卻要為總統漲工資單獨投票，其國家運作的成本可想而知。難道此時的法國沒有更重要的事情做了嗎？
提高了自己的工資水平之後，下一個隨之“昇天”（一人得道，眾人昇天）的便是他的小兒子。
當時年僅23歲、尚是一名法律系（功課極為繁忙）大三學生的兒子、但已是最富裕城市訥伊市議員的讓·薩科奇，要競選巴黎拉德方斯商業管理區機構EPAD的主席。此地是歐洲最大的商業區，寸土之地就包括許多跨國集團和大銀行總部在內的2500多家公司在此安營，佔全法總產值的一成。薩科奇成為總統前也曾在此擔任過重要職務。
薩科奇立即毫不猶豫地給予公開支持，還辯解説這根本不是裙帶，更不是腐敗。雖然對外聲稱這是他兒子自己的決定，但誰都知道，這是薩科奇總統的安排。他為了讓現任主席離職，修改規定，將擔任此職務的年齡從70歲降至65歲。由於要競選主席，就首先要成為董事會成員，於是，省議員、董事會第二把手馬賽便“很巧地”在今年7月被任命為法國經社理事會主席，他辭職後的空缺由總統之子“填補”。
只是一個沒有實際經驗又要上學的小夥子怎麼有時間、有能力管理全歐最大的商業區呢？面對反對黨、民意、媒體的壓力，薩科奇父子毫不讓步，稱民眾批評“毫無根據”，獲得舉薦完全是因能力所致，“合法性經得起考驗”。因為這是民主，是選票！
到了最後一刻，出現了戲劇性的變化：讓·薩科奇走進電視台，宣佈放棄競選此職，並“此地無銀三百兩”地聲稱這是他個人的決定。
當然不少人最後這樣辯護：是法國的民主制度最後終止了薩科奇的做法。可是本人倒有一問，如果這是制度優勢的話，這種事情根本不可能發生在中國——中共元老後代從政者也非個案，但都是從最基層開始，歷經數十年鍛鍊，久經考驗才能取得認可，怎麼可能一步登天——這算是什麼優勢？
由於薩科奇不只有一個兒子，所以才有了本人繼續寫下去的原材料。2012年是大選年，薩科奇一直落後於競爭對手。這時，他的另一個兒子在國外演出時突然病倒。愛子心切的薩科奇立即派總統專機將之接回。如此肆無忌憚，這可是處於競選時期啊！面對批評，他的説詞又是：沒花國庫一分錢，自己掏的腰包。只是平民家庭掏腰包，能指揮得動總統專機嗎？
明天我再和大家分享薩科奇總統在公權力領域又是如何表現法國政治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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