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大流行過後的經濟是什麼樣子？
【新冠肺炎大流行席捲全球以來，多國經歷了數週的“封鎖”、死亡病例不斷攀升、全球經濟體大部分關停擺。描述這一歷史時刻的最佳方式或許是極端的不確定性。企業能復工嗎？就業機會能回來嗎？我們會再出去旅行嗎？政府和央行的刺激政策是否能阻擋一場深刻而持久的衰退？情況會否更糟？至少有一點能確定：大流行將導致政治和經濟權力永久性轉移，這種轉移只有等到未來回看才會變得明顯。日前，《外交政策》雜誌採訪了包括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內的9位學者，請他們預測疫後全球經濟和金融秩序的走向。觀察者網全文翻譯，以饗讀者。】
《外交政策》4月15日刊文《新冠肺炎大流行後的經濟會是怎樣》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我們需要在全球化和自力更生之間取得更好的平衡
經濟學家過去常常嘲笑呼籲各國採取糧食或能源安全政策的聲音。他們認為，在全球化的世界裏，國界無關緊要，如果我們本國發生了什麼事，我們總是可以求助於其他國家。如今，隨着各國緊緊抓住口罩和醫療設備，並拼盡全力採購物資，邊境突然變得重要起來。新冠病毒危機重重地敲響了警鐘：政治和經濟的基本單位仍然是民族國家。
為了建立我們看似有效的供應鏈，我們滿世界地為供應鏈每一個環節尋找成本最低的生產商。但我們之前目光太短淺，構建了一個顯然缺乏彈性、不夠多樣化、易被擾亂的體系。零庫存或低庫存的準時制生產和配送，可能足以解決一些小問題，但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整個體系被一場意外的騷亂擊垮了。
我們原本應該從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學習“抗壓能力”這門課。我們創造了一個相互關聯的金融體系，看似效率很高，或許善於消化小的衝擊，但就係統來説它是脆弱的。如果沒有政府的大規模救助，這個體系就會隨着房地產泡沫的破滅而崩潰。顯然，這門課超出了我們的認知範圍。
這次大流行之後，我們所構建的經濟體系必須少一些短視，多一些彈性，對經濟全球化遠遠超過政治全球化這一事實更加敏感。只要這種情況一直存在，各國就必須努力在利用全球化和必要程度的自力更生之間取得更好的平衡。
羅伯特•席勒：戰時氣氛為變化打開了一扇窗
這種同時講述苦難和英雄主義的氛圍正在隨着疾病蔓延。戰時狀態不僅讓一個國家內部團結，而且讓不同國家的人團結在一起，因為他們有着像病毒這樣的共同的敵人。生活在發達國家的人會對貧窮國家的人賦予更多的同情，因為眼下他們有着相似的經歷。流行病也讓人們在無數個Zoom軟件聊天室裏相聚。突然之間，世界似乎變小了，也更親密了。
我們也有理由希望，這場大流行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窗，讓我們能夠創造新的方式和機制來應對苦難，包括採取更有效的措施來阻止不平等加劇的趨勢。許多政府向個人發放的緊急救助金或許是實現全民基本收入的一條途徑。在美國，更好、更普遍的醫療保險可能剛剛被注入了新的動力。在這場戰爭中，我們都站在同一戰線，因而現在可能會找到動機建立新的國際制度，從而在各國之間更好地實現風險共擔。戰時氛圍會再次消退，但這些新的制度將會留存。
吉塔•戈皮納特：真正的風險在於政客們利用我們的恐懼
短短几周內，一系列戲劇性的事件——悲劇性的死亡、全球供應鏈的癱瘓、盟國之間醫療物資運輸被擾亂，以及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全球經濟萎縮——暴露了開放邊境的脆弱性。
如果説在新冠肺炎疫情來襲之前，全球經濟一體化得到的支持已經在下降，那麼這場大流行可能會加速人們對全球化成本和收益的重新評估。企業作為全球供應鏈的一部分，最先目睹了供應鏈關聯度的內生風險及供應鏈中斷所帶來的巨大損失。在未來，這些公司可能會更多地考慮尾部風險，使供應鏈更為本地化、更具活力，但全球化程度更低。
新興市場逐漸融入全球化包括對資本流動的穩步開放。隨着這些國家爭先恐後地保護本國不受經濟突然停擺帶來的破壞，我們有可能看到重新實施資本管制。
即使全球範圍內的隔離措施逐步解除，人們也可能會對個人風險進行評估並決定無限期減少旅行，這樣一來將扭轉半個世紀以來國際流動性不斷上升的趨勢。
然而，真正的風險在於這種由個人和企業自發的、以自我利益為目的的去全球化轉變，將會因為一些政策制定者利用對開放邊境的恐懼而愈演愈烈。他們會借自給自足的幌子來施行保護主義的貿易限制，同時以公共衞生為藉口限制人員流動。現在應該由全球領導人來避免這一結果，並維持50多年來支撐我們的國際團結精神。
卡門•萊因哈特：全球化的又一致命一擊
第一次世界大戰和20世紀30年代初的全球經濟大蕭條導致了前一個全球化時代的終結。除了貿易壁壘和資本管制死灰復燃之外，導致這一終結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超過40%的國家主權債務違約，結果許多國家直到50年代或更晚才進入全球資本市場。二戰結束時，新的佈雷頓森林體系將國內金融抑制與資本流動的廣泛控制結合起來，與上一個全球貿易和金融時代幾乎沒有相似之處。
自2008-09年的金融危機以來，現代全球化週期遭遇了一系列打擊：歐洲債務危機、英國脱歐和中美貿易戰。許多國家民粹主義的興起進一步使天平向本土傾斜。
新冠肺炎大流行是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首個席捲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危機。它們的衰退可能是深刻而漫長的。與上世紀30年代一樣，主權債務違約可能會激增。呼籲限制貿易和資本流動的聲音在經濟困難時期找到了沃土。
即便等到大流行得到控制（這本身可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對新冠疫情爆發前的全球供應鏈和國際旅行安全性的疑慮，以及國家層面對必需品自給自足和抗壓能力的擔憂，都很可能持續下去。後疫情時代的金融架構或許不會把我們帶回到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全球化之前的時代，但它對國際貿易和金融的傷害可能是巨大和持久的。
亞當•波森：大流行讓原有的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
這一大流行會讓世界經濟原先存在的四個狀況更加惡化。如果做大手術，這些問題將可以治癒，但沒有這類干預治療的話，它們會變成慢性疾病且具有破壞力。第一個狀況是長期停滯——低生產率增長、缺乏私人投資回報和近乎通縮。在大流行之後，人們會保持規避風險，並會更多地儲蓄，這種停滯會加深，從而持續削弱需求和創新。
第二，富國（以及少數新興國家）與世界其他地區在抵禦危機能力方面的差距將進一步擴大。
第三，在一定程度上，由於人們紛紛轉向安全資產，發展中經濟體明顯存在風險，世界將繼續在融資和貿易方面過度依賴美元。儘管對美國進行投資的吸引力有所下降，但相對於世界其他大多數地區而言，美國吸引力仍將增強。這將導致持續的不滿。
最後，經濟民族主義將愈加導致各國政府將本國經濟與世界其它地區隔離開來。這永遠不會產生完全的自給自足，或基本的自給自足，但它將加強前兩點趨勢，並增加對第三點的怨恨。
埃斯瓦爾•普拉薩德：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期待央行行長的拯救
大流行造成的經濟和金融屠殺可能給世界經濟留下深深的傷痕。為了應對這一挑戰，各國央行紛紛拋棄了各自的規則，美聯儲已經通過購買資產提振金融市場，並向其他央行提供了美元流動性。歐洲央行已宣佈“不限制”對歐元的支持，並宣佈大規模購買政府和企業債券以及其它資產。英國央行正在直接為政府支出提供資金。連一些新興市場的中央銀行如印度儲備銀行，也在考慮採取非常措施——所有風險都見鬼去吧。
另一方面，事實已證明，政府的財政刺激方案在政治層面非常複雜，執行層面非常麻煩，而且往往難以瞄準需求最甚的地方。
一度被視為謹慎和保守的央行行長們已經證明，他們能夠在危急時刻靈活、大膽和富有創造力地採取行動。即使當政治領導人不願協調跨境政策時，央行行長們也可以採取一致行動。
從現在到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央行已成為抵禦經濟和金融危機的第一道和主要防線。他們可能會對這個巨大的新角色連同給他們帶來的不切實際的負擔和期望感到懊悔。
亞當•圖茲：經濟的常態永遠回不來了
剛開始“封鎖”時，第一個衝動就是找歷史上的類似事件——1914年、1929年還是1941年？自封城之後，人們越來越關注到我們當前所經歷的衝擊是史上未見的。陽光之下有了新鮮事。這很可怕。
它帶來的經濟後果是無法估量的。許多國家面臨着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嚴重、更殘酷的經濟衝擊。零售業等行業本就面臨來自線上競爭的巨大壓力，暫時的停業可能就是終點。許多商店不會再開張，員工永久地失業。數以百萬計的工人、小企業主和他們的家庭正面臨着災難。我們維持“封鎖”的時間越長，經濟創傷就越深，復甦也就越慢。
我們自以為的對經濟和金融的認知已被徹底打亂。自2008年金融危機的衝擊以來，人們一直在談論考慮極端不確定性的必要性。今天我們終於知道了什麼才是真正的極端不確定性。
我們正在目睹二戰以來比所有財政刺激聯合起來規模最大的一次，但很明顯，第一輪可能還不夠。人們對各國央行正在上演的史無前例的“雜技”幾乎不抱任何幻想。為了應對累積的債務，歷史給出了一些極端的替代方案，包括通貨膨脹的爆發或有組織的公共債務違約（如果它影響到央行持有的政府債務，就不會像聽起來那麼劇烈）。
如果企業和家庭的反應是規避風險和逃往安全資產，這將加劇停滯的力量。如果公眾對危機累積的債務的反應是節儉，那將使事情變得更糟。相反，呼籲一個更積極、更有遠見的政府來領導人們走出危機是有道理的。但問題當然是，將採取何種形式，由何種政治力量來控制。
勞拉•德安德里亞•泰森：失去的崗位永遠回不來了
大流行和隨後的復甦將加速正在進行的工作數字化和自動化趨勢，在過去二十年中，這一趨勢在侵蝕中等技能工作，同時增加了高技能工作，並導致工資中位數停滯不漲、收入不平等逐步加劇。許多低工資、低技能、面對面服務的工作，特別是那些由小公司提供的工作，將不會隨着經濟復甦而回歸。
需求的變化將改變未來GDP的構成，其中許多變化是由大流行造成的經濟混亂所加速的。服務業在經濟中的比重將繼續上升。但隨着數字化推動這些服務的組織和提供方式發生變化，在零售、酒店、旅遊、教育、醫療和政府等領域，面對面服務的比例將會下降。
許多低工資、低技能、面對面的服務工作，特別是小公司提供的工作，不會隨着最終的疫情康復而回歸。然而，對警察、消防、醫療、物流、公共交通和食品等基本服務的工人會有更大需求，這將創造新的就業機會，並增加在這些傳統低工資部門提高工資和改善福利的壓力。經濟衰退將加速非標準、不穩定就業崗位的增長，如兼職工人、零工和有多個僱主的工人，從而帶來新的移動式薪酬系統。這種系統隨工人一起移動，由此延展了僱主的定義。低成本、由數字傳輸的新培訓項目，將被要求提供新工作所需的技能。這麼多人突然依賴遠程辦公的能力在提醒我們，必須大規模、包容性地擴展無線網絡、寬帶和其它基礎設施，加速經濟活動的數字化。
馬凱碩：更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化
新冠肺炎大流行將加速已經開始的變化：從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化向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化進行轉變。
為什麼這種趨勢會持續下去？美國人對全球化和國際貿易已經失去了信心。不管有沒有美國特朗普，自由貿易協定都是有害的。相比之下，中國並沒有失去信心。為什麼沒有呢？還有更深層次的歷史原因。中國現在的領導人很清楚，1842年到1949年中國百年屈辱史是國家的自滿及其領導人試圖將其與世界隔絕的徒勞努力的結果。相比之下，過去幾十年的經濟復甦是全球參與的結果。中國人民也經歷了文化自信的大爆發。他們相信自己可以在任何地方競爭。
因此，正如我在新書《中國贏了嗎》（英文原名：Has China Won）中所寫的那樣，美國有兩個選擇。如果美國的首要目標是保持全球主導地位，它將不得不和中國在政治與經濟上進行零和地緣政治競爭。然而，如果美國的目標是提高美國人民的福祉——他們的社會狀況已經惡化，它就應該與中國合作。更明智的建議是：合作會是更好的選擇。然而，鑑於目前美國政治環境敵視中國，更明智的建議可能不會佔上風。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著有《人民、權力和利潤:不滿時代的進步資本主義》
羅伯特•席勒：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著有《敍事經濟學:故事如何傳播並推動重大經濟事件》
吉塔•戈皮納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首席經濟學家
卡門•萊因哈特：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國際金融學教授，與肯尼斯•羅格合著《這次將會有所不同：八個世紀的金融蠢行》
亞當•波森：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長
埃斯瓦爾•普拉薩德：康奈爾大學貿易政策教授、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著有《正在贏得一席之地的貨幣：人民幣的崛起》
亞當•圖茲：哥倫比亞大學歐洲研究所長、歷史學教授。他的最新著作《崩潰：十年的金融危機如何改變這個世界》，他目前正在撰寫一部氣候危機史
勞拉•德安德里亞•泰森：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學院教授，曾任克林頓政府時期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
馬凱碩：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所傑出學者，著有《中國贏了嗎？中國對美國主導地位的挑戰》
（觀察者網凱莉譯自《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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