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大片田地拋荒，中國糧食安全如何保證？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夏日】
在新冠疫情全球流行的背景下，一些國家暫停糧食出口，引起整個社會對糧食安全的普遍擔憂。
這種擔憂很大一部分原因來源於近些年農村普遍拋荒的現狀。但是從每年的統計數據來看，全國的糧食產量已實現十幾年的連增，可見中國的糧食生產能力還很強，糧食不是問題。
但是，如果農民都不種田，那問題可不小。筆者在H村觀察與訪談時發現，春耕進行時，村莊中農民較強的種田意願並沒有轉化為積極的種田行為。原因何在？
筆者試圖從產糧地位的歷史變遷與當前村民的買糧態度切入，分析其中的原因，並結合不同地區的調查經驗，思考農業前途與農業現代化之路。
一、產糧地位的轉變與當前村民的買糧態度
H村位於鄂東南地區，北靠海口湖，南倚幕布山脈，屬於典型的江南丘陵地貌。全村400户人家，户籍人口2300人，中老年人基本留守村莊，約佔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根據對幹部的訪談得知，H村種田户並不多，90%的村民成為買糧户，糧食主要依賴於市場供給。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村莊逐漸從糧食輸出地轉變為糧食輸入地。
在集體時期，按照當時的國家政策，村莊的糧食主要以輸出為主。當時水稻的產量約400斤/畝，每年水稻輸出約20萬斤，留下的部分非常有限。而村民生活艱苦，主糧是紅苕，處於一種“吃也吃不飽，餓也餓不死”的狀態。
1981年分田到户後，村民的生產積極性提高；隨着雜交水稻的推廣，水稻產量也從400斤/畝增加到550斤/畝。按照“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分配原則，沒過幾年，村民的温飽就基本上得到了解決。
1986年前後，村民進城務工的情況開始零星出現，但還是以在家務農為主。當時幾乎每家每户都種了田，拋荒很少見。依靠着人均不足0.5畝水田，村莊的糧食輸出也達到約十幾萬斤，農户基本上實現糧食自給自足，甚至有餘糧。
2003年前後，村民進城務工比較普遍，種糧户大大減少，開始出現大量差田拋荒和良田流轉的情況。此時水稻基本上沒有輸出了，甚至開始需要外面市場供應。買糧户就此大範圍出現，村莊小賣部抓住商機開始採購糧食銷售。
2010年，隨着土地的大範圍流轉，村莊種糧户進一步減少。目前村莊種糧户不超過15户，村民幾乎都成為買糧户，買糧吃早已在村莊中形成了共識。
由於新冠疫情的影響，外出務工或讀書的村民留守在村時間延長，為此出現過短暫的糧荒。據説村小買賣部運一車糧食回來，很快就銷售一空。不過村民説，“這只是特殊情況”，他們相信“真到沒有糧食吃的時候，商店不賣，國家也會管”。
二、水田的非糧化與村民無田可種
H村耕地約1300畝，其中水田約700畝，不過發展到今年，可供種植的水田面積不足100畝。全村目前只有十幾户種田户，且以中老年人為主，人均種植面積普遍在2~3畝之間，少量不足一畝，最多沒有超過10畝的。
那麼，剩餘的水田哪裏去了？我在調研後發現，大部分水田被用到4處地方：
一是水田拋荒或湖田變魚池（約有150畝）。
大躍進期間，毛澤東提出“以糧為綱，全面發展”的方針，農村掀起一波開荒種田的熱情。村莊以生產隊為單位到處圍湖種田，客觀上增加了水田面積。但在分田到户後，這些湖田因地勢低、種植條件差等原因被逐漸荒廢，有的在九十年代被私人化，挖成幾個大魚塘發展養殖業。
二是被大面積地用於建房（約有200畝）。
1981年分田到户後，路邊的水田都被分給各家耕種。在集體時期，村民是不允許在水田上建房的。隨着人口的自然增長及生活水平的提高，村民的建房需求也快速增加。在土地管理部門缺位情況下，以2000年和2010年為時間節點，村莊掀起兩次建房高潮，村組級公路兩側建起了密密麻麻的居民宅。據老幹部講，這些宅基地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集體時期最好的水田。
三是被廉價出租給苗木基地老闆（約有300畝）。
出租方主要為兩類家庭，一是外出務工，家裏無勞動力的農户。他們認為與其拋荒或者免費流轉，不如出租給老闆，省事還能獲得租金——每年能獲得200元/畝的租金。二是想種卻無法種的農户。由於四周水田出租種植苗木，破壞相鄰水田的水利，導致部分村民無法繼續耕種，只能勉強出租。
水田被用於種植苗木（作者供圖）
四是部分水田被改為旱地種植（約50畝）。
由於水利體系的被破壞，以及糧食價格的低廉，如今種田不划算，甚至經常會虧本。於是農民就將田改為旱地，用於種植其他農作物，如油菜、芝麻、小麥等。
水田非糧化後，想要重新恢復，就比較困難：首先，姑且不論湖田私人化，一旦挖成魚池，想要恢復，成本很高；其次，水田被用來建房，已被嚴重破壞，不可能恢復；再次，種植苗木，既改變土壤性質，也破壞水利體系和田界，即使合同到期，短期內恢復如初也不容易；最後，水田改旱地容易，相反則難。
三、水利體系功能弱化與村民無法耕種
農業的命脈在水利，尤其是稻產區。“望天收”成為當地種糧户的口頭禪。
60年代以來，H村就有一套相對健全的水利體系，由泵站和堰塘兩部分構成。
泵站是水利體系的主體部分。它建於1965年，主要由大型抽水機、機房和主渠道三部分構成。前者主要由鄉鎮政府提供，後者由村莊自籌自建。由於地勢南高北低，相差約5米，採取了二級抽水設施。
一方面，土壤儲水能力不強。由於村莊位於山腳下，屬於丘陵地貌，水田大多是沙石地。土壤結構失衡，缺磷缺鉀，板結嚴重。
另一方面，田塊用水差異性巨大。由於受地勢南高北低的影響，田塊高低不平；而且分田到户後，田塊細碎化嚴重。即使風調雨順的年份，都要抽水抗旱，抗旱最長達一個月。泵站建成後就徹底解決了這個問題，其灌溉範圍覆蓋整個村莊所有生產隊，水路達到兩三里路。
泵站小屋有過修繕，然而水路變狹窄，大型鐵管生鏽（作者供圖）
堰塘是水利體系的重要部分。村莊大小堰塘約有20餘個，在解放前的堰塘的基礎上有過清淤與擴大。主要分為三種類型：
一是大型堰塘，面積通常達2—3畝，主要服務於指定的生產隊；
二是公共堰塘，面積最大有5畝，最小2畝，服務於附近大片兩個生產隊的水田；
三是小型堰塘，面積幾分到1畝之間，主要是應激性的，服務於鄰近兩三畝水田。
堰塘數量不少，再加上防止大旱時出現爭奪水源情況的地方性規範，使得H村水田有序用水成為可能。為了維持堰塘的蓄水能力，村組兩級每年都會組織勞動力清理塘泥，即水利冬修。
堰塘一方面用作直接灌溉的場所，另一方面可作為泵站水路的中轉站。如果是風調雨順的年份，堰塘的存水在滿足農田用水的同時，還能供村民個人自由使用；如果遇到乾旱年份，在泵站灌溉結束後能夠再次蓄水，應對持續的乾旱。
換而言之，堰塘不僅能夠減少泵站的使用，降低生產成本，而且能夠實現集體組織供水和個人自主供水的有效結合。
這套水利體系，保證了村莊農業生產30多年的穩定豐收，但在2000年其灌溉功能弱化，導致種田的水利條件不足。即使上級多次推行過水利項目，水利設施有過一定程度的修繕，但其功能卻始終沒有恢復到最初。
水田面積減少，長滿雜草（作者供圖）
從泵站方面看，據幹部介紹，2000年左右，泵站的使用頻率大大減少，可看成無意義的擺設，荒廢了十幾年。其中一方面是因為種田户大大減少，種田面積減少，灌溉面積相應減少；另一方面由於種田户田塊的細碎化和分散化，同時水田性質發生變化，原先灌溉的水路都不同程度被損壞。
最終導致的後果是，啓動泵站的成本太高。在村級無法提供費用補貼的背景下，農户的抽水費用在無形中增加，農户對此非常不滿。因此在這個過程中，泵站只是零星使用，大多時候廢棄不用，抽水機與泵管都閒置生鏽。
從堰塘方面看，其命運不外乎兩種：
一是由於長期未清淤，堰塘塞滿淤泥，蓄水能力減弱。在集體治理弱化與集體資源不足的背景下，村集體很難組織、發動羣眾建設清理堰塘，一直存在的冬修水利名存實亡。
二是堰塘的私人化或廢置。除了若干小型堰塘，大型堰塘基本私人化，用來發展養殖業，主要用於養魚養蝦。這一轉變使得H村在大旱時就會面臨養殖業與農業用水的矛盾。此外，公共塘基本廢置，無人清理，其灌溉功能也大不如前。
結果是種糧户只能依靠堰塘進行單户的自主灌溉。在面對大幹旱時，甚至出現爭奪水資源的情況。這種情況不僅增加種糧户的生產費用，而且極易導致糧食減產，降低種糧户的生產積極性。
如有位農户，2011年種植11畝水田，2013年碰到大旱，稻穀產量從1.2萬斤驟降到8000斤，而灌溉費用比以前高一倍，達2000元。本村8畝水田產量僅5000斤；鄰村4畝水田產量3000斤。
差異的根源在於鄰村80年代修建的水庫依舊發揮作用，而且僱傭該村一名村民進行管理，以村民組為單位，協調用水，農户按照灌溉面積交一定費用。很快2014年該村民退出本村的水田流轉，僅僅種自家的水田以及鄰村4畝水田。
四、農業的前途、糧食的安全與農業現代化
村中中老年人在訪談中透露，他們有很強的種田意願：
一是因為種田並不難。由於農業技術的進步，農民從繁重的農業勞動中解放出來，種田簡化。
二是收入不低。不算自身勞動力，除去成本，每年淨收入能達到600元/畝。
三是很有意義。種田已成為他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種田就像照顧小孩，一點也馬虎不得，田邊密密走，親戚朋友稀稀行。”
在疫情背景下，村民的種田意願也有所強化，但由於如今無田可種、無法種田，他們的種田行為受到限制。如今，買糧成為村莊的共識；若發生極端情況，村民更多寄託希望於國家。
雖然H村僅為個案，不一定具有普遍性，但我們仍可以反思：如果此類現象普遍化，糧食又由誰來供應？糧食安全如何保證？
從全國範圍看，7億小農户是當前農業生產的主體。細分下來，以中老年羣體為主的小農羣體佔據絕大多數，主要種自家的2畝水田；少數是以中青年為主的中農羣體，通過土地流轉成為適度規模經營主體。
根據筆者在多地的調查，與H村的經驗類似，他們的種田願意還是比較強的，但是種田行為卻受到不同的限制，如種田條件有限、糧食價格低和社會化服務不足等。也就説，不是農民不種田，而是種田的條件等不足。而在當前社會發展階段，一旦農民普遍不種田，糧食安全就難以保證。
有人説，既然農民不種田，讓資本來種不就可以解決問題？問題是，把關乎國計民生的農業寄託於資本，這方法可靠嗎？也有觀點認為小農生產是落後的，是阻礙農業現代化的，應該消滅。這種邏輯是站在資本角度上的，它忽視了廣大農村地區的實際條件，忽視了小農在農業現代化中的地位與作用。
根據筆者的調研經驗，資本的介入最終大多是失敗的，最後由於虧損而紛紛退出農業生產。即使成功，也多是得益於政府的農業再造，而不是資本的自我發展、自力更生。實際上，資本在進入農業的嘗試過程中，會面臨僱工監督管理、農業市場風險以及勞動成本增加等方面的挑戰。一旦不成功，就會“開着寶馬進來，開着拖拉機走”。
對於資本而言，逐利是首要目的，一旦進入農業，就會分享本身不多的農業剩餘，而邊緣化當前農業生產的主導主體，極可能導致社會的不穩定。而且小農生產在農業生產中具有獨特的優勢：一方面通過精細化的耕種與管理，能夠實現農業生產效率的最大化；另一方面，能夠根據農業發展階段，適度擴大規模，自主推動農業現代化的發展。
因此，當前農業現代化，不是通過行政手段或資本力量去消滅小農，而應實事求是，立足於三農的特點，繼續創造各方面的條件，實現小農户與現代農業發展的有機銜接，時刻將中國的飯碗端在我們自己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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