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思偉等：西方應該在病毒面前醒來（一）-米思偉、阿德里安·伍爾德里奇

【文/美國彭博新聞社總編輯米思偉、英國《經濟學人》雜誌駐華盛頓記者阿德里安·伍爾徳裏奇】

1651年，曾坦言“我和恐懼感是一對雙胞胎”的頗有紳士風度的學者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推出了他的名著《利維坦》，這本書是迄今為止最為重要的政治學著作之一。在血腥的英國內戰（指1642年至1651年期間在英國議會派與保皇派之間發生的一系列武裝衝突及政治鬥爭——觀察者網注）時期，霍布斯曾逃往法國避難，而他在哲學層面最為關注的也是“人身安全”這個問題。

美國彭博新聞社總編輯米思偉、英國《經濟學人》雜誌駐華盛頓記者阿德里安·伍爾徳裏奇於2020年4月12日在美國彭博新聞網刊發評論文章：《西方應該在病毒面前醒來》。全文共分為三部分，本文是第一部分。

他在書中指出：自然狀態下的人生是“孤獨、貧困、污穢、野蠻而又短暫的”，因為人們總是處於相互爭鬥之中（life in a state of nature was“solitary,poor,nasty,brutish and short”because people were always fighting）。因此，他主張所有公民都應訂立契約把個人權利讓渡給一位統治者，由這位統治者向大家提供保護。在這種情況下，國家統治者的合法性取決於他是否能夠履行該契約並保障公民的人身安全。

霍布斯的這一觀點在當時是真正革命性的，因為當時英國的國王們（包括同樣曾流亡巴黎的霍布斯的學生查理二世）仍然認為自己的權力來自上帝。霍布斯曾經歷過1665年至1666年期間肆虐倫敦的大瘟疫，1679年去世時終年91歲。在霍布斯看來，我們之所以與“利維坦”（原指《聖經》中一種威力無比的海獸，霍布斯以它指代君主專制政體國家——觀察者網注）訂立契約，是因為它能夠確保我們的人身安全。

如果霍布斯今天仍然活着，他會更加相信上述觀點的正確性。如今恐懼感正在全球四處蔓延，為了免於受到新冠病毒的感染，我們願意在基本權利上作出妥協，我們甚至願意放棄個人行動自由每天待在家裏。新冠疫情再一次讓我們看到了政府的重要性。政府不僅變得更加強大（相較之下可以去看看那些曾經不可一世、如今搖尾乞憐的大公司），而且對每個人來説變得更加重要了：你的國家是否具備優質的醫療資源、高效的行政體系和強大的財政實力對於你來説可能意味着生與死的區別。

繞了一大圈，我們又回到了霍布斯的時代。在他寫作《利維坦》時，中國（而非歐洲）的政府治理是全世界的榜樣。當時的中國是全球最強大的國家，有着全球規模最為龐大的城市（北京的人口總數當時已超過了100萬），也有着全球最為強大的海上力量，而且中國還具備當時最先進成熟的行政體系，在廣袤國土上舉行的嚴苛的科舉考試為中國提供了大量學者型官員（scholar-mandarins）。

相較之下，當時的歐洲仍然是一個由幾大互相敵對的封建家族統治的地方，是一片血跡斑斑的戰場。在當時的歐洲，官位要麼由出身決定，要麼像商品一樣被公開售賣。隨着歷史的演進，歐洲諸多新出現的民族國家實現了對東方“中央王國”的趕超，原因在於這些民族國家都經歷了一系列革命，其中一些革命由國家對立所引發，另一些革命則受到政治理念（尤其是霍布斯所主張的政治理念）的推動。在掌握了政府治理能力（尤其是借鑑了中國的文官制度）之後，西方實現了對世界長達400年的主導。

如今，西方的政府治理優勢卻已備受質疑。諸位讀者完全可以捫心自問，此刻你在紐約、倫敦更有安全感，還是在新加坡、首爾更有安全感呢？在政府治理方面，亞洲正在趕超西方，一些較小的亞洲國家甚至已經完成了這種趕超。其原因在於，儒家文化圈在過去數十年裏一直非常重視政府治理，而西方卻在這方面日益僵化且無動於衷。

西方的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相比在效率和活力方面差距極大。列寧曾指出：“有時數十年過去，這個世界波瀾不驚；有時只是短短几周，一個新的時代卻已開啓”。眼下的新冠疫情便是這樣一個能夠讓歷史進程獲得加速的事件。如果西方國家的政府能夠創造性地應對這場危機，那麼他們還有可能逆轉數十年來不斷衰落的趨勢；如果在亞洲持續崛起的同時西方仍然猶豫不決，那麼一個由東方主導的全新的世界秩序就將變得越來越清晰可見。

2014年，我們二人合寫了一本關於國家的書，名為《第四次革命：重塑國家的全球競賽》（The Fourth Revolution:The Global Race to Reinvent the State）。回首我們當年在書中闡述的觀點（尤其是考慮到當下各國在應對新冠疫情時的表現），必須承認那本書中的內容是對錯參半的。對的地方在於，我們指出政府治理是國家競爭優勢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來源（government was a vital source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而西方在這方面已經落後；錯的地方在於，我們當時認為，面對中國的崛起，西方國家將通過政府治理現代化、擱置一些瑣碎的爭議並效仿新加坡等更加精幹高效的國家給予回應（western countries would respond to China’s rise by modernizing their governments, putting aside petty squabbles and copying leaner countries like Singapore）。

然而西方竟然毫無作為，如果説西方的確做了一點什麼的話，那就是西方已經轉向了所謂的“大政府民族主義”（big-government nationalism），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和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當選；至於本該進行的改革，早已被人們拋諸腦後了。在歐洲大陸，情況也是如此，成功渡過了英國脱歐和歐元危機的歐盟在自身的改革方面同樣無所作為。

此次新冠疫情是否能夠推動上述局面發生改變呢？乍一看，情況並不那麼樂觀。無論你把目光投向哪一個西方國家，都會發現我們的“利維坦”已陷入於一個很糟糕的境地：低效的政府正在超負荷運轉，許多政府行為都是在恐懼感的支配下做出的，而不是按照預案按部就班進行的；西方的醫院正在以令人恐懼的速度達到其收治能力的上限，在紐約這個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中心，醫生們在戴着滑雪鏡而不是醫用護目鏡拯救生命，而身上套着肥大垃圾袋的護士們沒有防護服可穿；歐盟浪費了大量時間去討論該如何應對當前的經濟困境，結果如往常一樣，歐洲央行還是拿出了印鈔票的老辦法去解決問題；在匈牙利和波蘭，專制的領導人正在試圖攫取更多權力；只有提高病毒檢測能力才能夠發現所有感染者，然而在整個西方世界，檢測能力都是嚴重不足的。

不過當我們把鏡頭拉近並觀察當前局勢的一些細節時，我們也能夠發現一些積極的現象。諸如丹麥這樣具備反思能力的國家以及德國等有着長久良政傳統的國家在應對新冠疫情時不但比美國、意大利這些表現糟糕的西方國家更加出色，而且也比中國那種缺乏透明度的專制國家更勝一籌。

這場全球大流行病雖然令我們感到有些焦頭爛額，不過令人激動的創新成果已在各領域不斷湧現。西方擁有技術實力、管理知識和自由傳統，這些優勢能夠使我們的國家獲得重塑（the West possesses the technology, the managerial expertise and the liberal tradition to reinvent the state）。如今新冠病毒的致命威脅就在面前，這使得我們有了一個絕好的機會去重塑我們的國家。其實在西方歷史上，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情況是經常發生的。

當你回顧歷史，會發現西方曾經歷至少三次重大的政府治理革命，每一次革命都是在新思想、新技術乃至新威脅（new ideas, new technology and new threats）的驅動下進行的。

第一次革命是競爭性民族國家的誕生（the creation of the competitive nation state），霍布斯的思想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啓發作用。就在歐洲大陸上各君主制國家為了地位互相爭鬥的同時，他們在國內也在採取措施以規範各大封建貴族們。這是歐洲大陸上發生的一場以控制權為目標的鬥爭，其結果是西方的政府治理獲得了極大推動：歐洲的君主們掌握了技術創新成果（尤其是艦船和武器製造技術），並因此大大增加了自己在戰爭中生存的機會。當火藥最初在中國被髮明出來的時候，中國人用它去製造煙花，而當歐洲人獲得火藥之後，他們卻用這種新的技術發明去互相殺戮。當然，後來中國人也是敗在了掌握了火藥技術的歐洲人手下。

第二次革命發生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英國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和美國的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等思想家當時主張：應終結不道德的君主特權並由自由主義高效的政府治理取而代之（corrupt monarchical privilege should give way to liberal efficiency）。

鐵路以及後來出現的電報等新技術使得國家在運輸、通訊等領域大大提高了效率，而英國自由主義者的高效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來自各種税賦的總收入從1816年的略低於8000萬英鎊下降到了1846年不到6000萬英鎊的水平。為了彌補上述虧空，自由主義者們毫不留情地取消了許多閒職、開除了許多不能勝任工作的人、向有德能的人開放了公務員崗位並消滅了軍隊中長期存在的買官賣官現象。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英國人仍在使用那個維多利亞時代裏修建的學校、醫院和下水道系統。一個島國規模不大的政府通過攻伐、誘騙和殖民等手段竟然能夠成功佔領全球近四分之三的土地。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們（如當時的自由黨首相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曾認為，一個小政府也是能夠做成許多事情的（it was perfectly possible to make government more useful and smaller at the same time）。然而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今天的西方已經失去了這一信念。

第三次革命發生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它為今天西方福利國家（the welfare states）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在這一次政府治理革命中，“安全”（security）成為了關鍵詞，不過這個“安全”並非戰爭、瘟疫所涉及的“人身安全”，而是指與社會頑疾、個人不幸以及不平等現象等概念相對立的“安全”（security against maladies, misfortunes and inequalities）。甚至美國第36任總統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的“偉大社會”（指1964年約翰遜總統發表演説宣稱：“美國不僅有機會走向一個富裕和強大地社會，而且有機會走向一個偉大的社會”。為實現這一目標，美國國會通過了包括“向貧困宣戰”、“保障民權”及醫療衞生等領域的立法400多項，將戰後美國的社會改革推到了新的高峯——觀察者網注），以及歐洲興起的社會民主主義也可以被視為這次政府治理革命的後續影響。

不過在100多年前這次革命剛剛開始的時候，其推動力量仍然是今天的我們十分熟悉的一種組合：新技術（工業化大生產的出現、蒸汽機的發明以及生產生活的電氣化）、新思想（即關乎社會公平正義的新“左派”觀點，其中最激進的如卡爾·馬克思的思想，不過在西方影響力更大的要數錫德尼·維伯及其夫人比阿特里斯·維伯等費邊主義學者的觀點）和新的威脅力量的出現（如剛剛統一不久雄心勃勃的德國）。其實，前首相温斯頓·丘吉爾等更加保守的人物就認為，大眾教育和醫療衞生服務對於現代福利國家來説是不可或缺的。曾在一戰時期擔任英國首相的大衞·勞合·喬治也指出：“你不可能靠三流的國民去打造出一個一流的國家”。

其實，即便在上世紀60年代，許多西方人仍然相信政府能夠為社會大眾帶來福祉：當時的美國政府正在忙於登月（他們的確成功做到了），而歐洲國家的政府則在忙於戰後重建。當時的人們都很信任專家，認為他們在問題面前是無往不利的。不過在越戰（正是美國最優秀、最智慧的人物發動了這場戰爭）和能源危機之後，西方人對政府的信任感開始逐漸崩塌了。

此後，西方國家的決策者們開始逐漸轉向了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哈耶克（F.A.Hayek）和米爾頓·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等自由派學者的觀點。這些學者相信市場（而非開明官僚體系）的力量，他們一直主張一種觀點：社會大眾向政府讓渡了太多個人自由權利，而以此換得的好處卻少得可憐。

在上世紀80年代，此類新自由主義觀點引發了半場革命（a half-revolution），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和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開始向福利國家發起挑戰。我們的“利維坦”於是在相當程度上實現了私有化，而政府也開始推行減税措施。不過，我們今天從統計數字中可以看出，“利維坦”當時只是暫時停下來消化一下腹中的積食，它並非真地在節食減肥（Leviathan was simply pausing to digest rather than going on a diet）。在今天的西方，政府消費了國內生產總值的40%，而上世紀之初，這個比例僅為10%。監管型國家（regulatory state）在大西洋兩岸都已遭遇嚴重困境：在美國加州，理髮師需要有職業資格證書才能進入這個行業；而在歐盟，布魯塞爾就像蜘蛛網上的一隻飛蟲，已經被僵化的官僚作風搞得動彈不得。

在今天的西方，國家就好像是一個性情暴躁、無人愛惜的矛盾體。向國家交税的人認為國家向社會索取的太多，而依靠國家為自己提供服務的人又認為國家為自己做的太少。國家向社會承諾的越多，它自身就越不堪重負，而它越不堪重負，我們就越充滿怨言。當國家對某個領域實施嚴格監管時，我們會抱怨；而當國家固執己見不知變通任由情況惡化時，我們的抱怨聲就會更大。在英國，國有經濟與活躍的私營經濟之間的鴻溝正變得越來越寬——英國國有經濟部門的生產率在1999年到2010年期間下降了1%，而同期英國私營經濟部門的生產率卻提高了14%。

與此同時，西方左右兩派政治力量都已經失去了初心。最初的費邊主義者主張大政府（a big state），而且認為大政府應該讓教師們承擔起對學生的嚴格考核監督之責，然而如今美國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英國的傑里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等左派人士卻與教師工會（而不是那些上不起學的窮人）站在了一起。今天右派的政治人物也背叛了弗裏德曼和哈耶克的理想，這些人表面上主張政府幹預越少越好，然而與此同時，他們卻在用本來屬於政府的錢向華爾街輸送利益。以所謂的“附帶權益”（carried interest）為例，它基本上可以被視為政府對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一種補貼。如果共和黨人真地喜歡“小政府”，那麼他們大可以帶着他們的“附帶權益”一起去剛果定居。

（觀察者網馬力譯自2020年4月12日美國彭博新聞網，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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