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比吉特·班納吉、埃斯特·迪弗洛：經濟學，還能給世界開出藥方嗎？
【文/阿比吉特·班納吉、埃斯特·迪弗洛】
我們生活在一個兩極分化日益嚴重的時代。從匈牙利到印度，從菲律賓到美國，從英國到巴西，從印度尼西亞到意大利，左派和右派之間的公開交流已經越來越多地演變成高分貝的互相謾罵，雙方無所顧忌地互放狠話，根本不留任何迴旋餘地。
在我們生活和工作的美國，分裂投票處於歷史最低。在明確表明支持某一黨派的人當中，81%的人對另一方持否定態度。61%的民主黨人認為共和黨人都是種族主義者、性別歧視者或是偏執狂。54%的共和黨人聲稱民主黨人居心不良。三分之一的美國人會因為一位親密的家庭成員與來自對立黨派的人結婚而感到失望。
我們在法國和印度待了很長時間，政治權利的興起在我們所在的自由“開明”的精英世界被廣泛討論着，但討論的內容越來越多地出現千禧年主義措辭。一種清晰的感覺逐漸浮現：我們所熟知的、建立在民主和對話基礎上的文明正受到威脅。
作為社會科學家，我們的任務是向世人提供事實並予以説明，希望憑此能夠調解分歧，幫助分歧雙方理解彼此的話語，即使無法達成共識，也能夠理性地看待分歧。民主可以與異議共存，只要雙方彼此尊重，但尊重需要一些理解。
當前這種狀況尤其令人擔憂，因為這種對話的空間似乎在縮小。社會觀點似乎開始“部落化”，不只關於政治，還涉及主要社會問題及相應的處理方式。
一項大規模的民意調查發現，美國人對一系列廣泛問題所持的觀點，集合起來就像幾串葡萄串聯在一起。那些秉持相同核心信念的人，似乎對一系列問題都持相同的看法。比如説，同樣相信男女有別，或努力工作就能取得成功的人，不論是對移民、貿易、税收還是社會不平等，抑或是對政府的角色，他們的看法都趨於一致。相比收入、人口羣體或居住地，這些核心信念更能準確地預測他們的政治觀點。
這些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是政治話語的前沿和中心，而且不僅侷限於美國。移民、貿易、税收或政府角色這些問題在歐洲、印度、南非甚至越南同樣充滿爭議。但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往往完全取決於對特定個人價值觀的認同（“我支持移民，因為我是一個慷慨的人”“我反對移民，因為移民威脅到我們的民族認同”）。如果要問什麼支撐自己的觀點，他們給出的答案卻是編造的數字和對事實過分簡單的解讀。沒有人是自己認真思考過而得出結論的。
這種現象的確是災難性的，因為我們似乎陷入了艱難時期。全球經濟在貿易擴張和中國驚人的經濟成功推動下，迅猛增長，這樣的時代可能已經結束，因為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開始放緩，而貿易摩擦則在全球各地爆發。
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許多新興國家在這段上升的發展潮流中獲益匪淺，如今則開始擔心接下來將會面臨什麼樣的局面。當然，絕大多數富裕的西方國家對緩慢的經濟增長並不陌生。但讓人非常擔憂的是，我們看到在這些國家社會契約正以驚人的速度分崩離析。
我們似乎又回到了狄更斯筆下的艱難時世，貧富差距日益拉大，矛盾日趨尖鋭，日益不滿的窮人之間互相對峙，而目之所及，看不到任何解決方案。
當下危機的核心在於經濟和經濟政策出現了問題。
是否可以採取措施推動經濟增長？難道這也是富裕的西方世界的當務之急？還有別的需要優先考慮的嗎？世界各地急速加劇的社會不平等怎麼辦？國際貿易是引發危機的原因，還是解決危機的方案？它對不平等造成的影響是什麼？國際貿易的未來趨勢是怎樣的呢，勞動力成本更加低廉的國家能否吸引全球製造業離開中國？那麼人口遷移呢，真的有太多的低技術移民嗎？新技術怎麼樣？比如，我們應該擔心人工智能（AI）的興起還是應該讚美它？而或許最迫切的問題是，社會如何幫助所有那些被市場拋下的人？
這些問題絕不是隻靠一條推特就能解決的，因此人們有強烈的衝動要逃避這些問題。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各國對解決我們這個時代最緊迫的挑戰無所作為；這種不作為不斷地助長憤怒和不信任，使社會嚴重地撕裂並對立，我們越發難以共同對話和思考，採取行動改變現狀。這通常像是一個惡性循環。
經濟學家對這些重大問題有很多話要説。他們研究移民對薪資的影響，研究税收是否影響了企業的發展，研究再分配是否鼓勵了懶惰。他們思索各國間的貿易情況，並對哪一方可能從中獲利或是遭受損失做出有效的預測。他們努力研究為什麼有些國家能夠實現經濟增長，而其他國家不行，以及政府在經濟無法增長的情況下要採取何種措施改善局面。他們收集數據，研究是什麼讓人們變得慷慨、謹慎，是什麼讓人們離開家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社交媒體是如何助長人們的偏見的。
事實證明，最新的研究成果往往讓人驚奇不已，那些習慣於電視“經濟學家”和高中教科書給出的標準答案的人尤其會如此。這些新的研究成果將為那些爭論指明新的方向。
不幸的是，很少有人給予經濟學家足夠的信任，願意認真傾聽經濟學家給出的忠告。就在英國舉行脱歐公投前夕，我們的英國同行拼了命想要提醒公眾，英國脱歐將造成巨大的損失。但他們感到自己的警告沒有起到作用。結果證明他們是對的。沒有人對他們的警告給予太多關注。
2017年初，輿觀調查網（YouGov）在英國進行了一項民意調查，問題如下：“當下列幾種人就自己的專業領域發表言論時，你最相信哪種人的意見？”護士排在第一位，84%的人投票信任護士。政客排在最後，得票率只有5%（儘管地區議會成員被信賴的程度高一點，得票率有20%）。經濟學家的排名僅僅比政客高一位，得票率在25%。天氣預報員的信任度是經濟學家的兩倍。
2018年秋天，我們在美國做了同樣的調查（加上了其他幾個關於經濟議題的問題，其結果被我們用來支持本書中的各種觀點），訪問了1萬名美國人。結果再次顯示，只有25%的人相信經濟學家在其專業領域的見解，而政客的排名則比英國更低。
這種信任赤字和另一種現象互為鏡像，那就是經濟學家的專業共識（當它存在時）往往和普通民眾的意見截然不同。
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會定期向大約40名學院派經濟學家（被公認為各自專業帶頭人）詢問有關經濟的核心問題，在本書中我們將之稱為IGM布斯諮詢小組答案。我們挑選了10個IGM布斯諮詢小組接受的問題擺到我們的普通受訪者面前。
在大部分問題上，經濟學家和受訪者的回答完全不同。例如，所有IGM布斯商學院諮詢小組的成員都不同意“美國對鋼鐵和鋁新增關税將改善美國人民的福祉”；而調查受訪者當中只有三分之一多一點的人持同樣的觀點。
總的來説，我們的調查受訪者比經濟學家更悲觀：40%的經濟學家贊同“自2015年夏天開始湧入德國的難民將在未來10年為德國帶來經濟利益”這一主張，其餘人對此持不確定態度，或沒有發表意見（只有一人不同意）。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只有25%的調查受訪者對這一主張表示贊同，而35%的受訪者持反對意見。相比經濟學家，我們的調查受訪者更傾向相信機器人和人工智能的興起會導致大規模失業，基本不認為機器人和人工智能會創造足夠多的新財富來彌補那些被淘汰的人。
造成這種觀念差異的原因，不是因為經濟學家總是比世界上的其他人更加支持自由放任政策。
早前曾有一項研究,邀請經濟學家和1000名普通美國人回答相同的20個問題，然後比較兩者的差異。研究發現，經濟學家（很大程度上）更加支持提高聯邦税（97.4%的經濟學家贊成，相比之下66%的普通美國人贊成）。相比公眾，經濟學家對美國政府在2008年危機之後所採取的政策（銀行救助、刺激措施等）也更有信心。另一方面，67%的普通美國人認為大公司的首席執行官的薪資過高，而經濟學家中僅有39%的人持同樣觀點。
這項研究的重要發現是，總體而言，典型的學院派經濟學家和普通美國人的思考方式存在巨大差異。在所有20個問題中，針對某一特定説法，持肯定態度的經濟學家的人數和持同樣態度的普通美國人的人數相差35個百分點，反映出兩個羣體之間存在巨大分歧。
此外，即使將著名經濟學家對所提問題的看法告知普通受訪者，也不能改變他們的觀點。對專家和公眾明顯存在分歧的三個問題，研究人員採用了不同的提問方式。對一部分受訪者，研究人員會在正式提問之前以“幾乎所有專家都同意這一點……”為開場白，對另外一些人則直接提出問題。最終研究人員得到的答案沒有任何區別。
例如，關於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是否增加了普通人的福利（95%的經濟學家回答“是”），51%的受訪者在被告知經濟學家觀點的情況下回答“是”，沒有被告知的情況下則有46%的受訪者回答“是”。這充其量也只是一個很小的差異。由此可以看出，似乎很大一部分公眾已經徹底拒絕聽取經濟學家關於經濟的觀點。
我們從來都不認為，當經濟學家和公眾的看法不同時，經濟學家就一定是正確的。我們經濟學家經常太過沉湎於自己的模型和方法，有時會忘記科學有其侷限，思想體系有其伊始。我們回答政策問題時始終以假設為基礎，這種方式對我們來説已成為第二天性，因為這些假設是我們建立經濟模型的基本要素，但這並不意味着它們總是正確的。
然而，我們同樣掌握其他人所沒有的專業知識。《好的經濟學》的目標（保守而言）是向公眾傳授這方面的一些專業知識，並就我們這個時代最緊迫和最具分歧性的話題重新開啓對話。
為此，我們需要了解是什麼破壞了公眾對經濟學家的信任。部分原因是普通民眾周遭充斥着大量糟糕的經濟學。那些代表“經濟學家”出現在公共場合發表公開言論的人，通常和IGM布斯諮詢小組的成員不是同一批人。
除了一些重要的例外，那些在電視或媒體上自封的經濟學家——通常頂着X銀行或Y公司首席經濟學家頭銜，本質上都是其所在機構經濟利益的代言人，經常隨意忽略證據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他們更傾向於不惜一切代價對市場做出樂觀主義預測，而這正是普通公眾大致上能與經濟學家取得一致的地方。
不幸的是，從外表（穿着西裝，打着領帶）或説話的方式（夾雜着許多專業術語），以及電視上談話時的面部特寫看，你很難將他們和學院派的經濟學家區別開來。兩者之間最重要的區別可能在於這些電視經濟學家更加願意發表意見和預測，而不幸的是這讓他們在公眾眼裏更具權威性。但事實上他們的預測工作做得很糟糕，一部分原因是預測未來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大多數學院派經濟學家對未來學都敬而遠之。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一項工作是預測近期世界經濟的增長率。《經濟學人》雜誌曾經計算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00—2014年的預測誤差的平均值。從預測時間開始的兩年（比如2012年預測的2014年增長率），平均預測誤差為2.8個百分點。
也就是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學家做出的預測，比每年隨便從–2%到10%之間挑出一個數字要稍微準確一點。如果只是將連續增長假設為4%，那麼兩者誤差程度則不相上下。我們懷疑這事極大地助長了公眾對經濟學的普遍懷疑。
另一個造成信任差距的重要因素是，學院派經濟學家從未花時間來解釋他們那些更加微妙的結論背後通常極為複雜的推理過程。
他們是怎樣分析這些存在多種解讀可能的證據的？他們如何將這些來自不同領域的證據關聯起來，從而得出最合理的答案？得出合理答案的程度有多高？是值得我們據此採取行動，還是應該拭目以待？當今的媒體文化天然地排斥這類微妙或長篇大論的解釋。我們兩個人都曾不得不與電視主持人反覆爭辯，才能完整地講述我們的觀點（但通常在實際播出時會被剪輯掉）。
班納吉夫婦（資料圖/BBC新聞）
因此我們認識到學院派經濟學家通常不願承擔責任向公眾發聲的原因。向普通民眾準確地傳達觀點，需要花費巨大努力，並且伴隨各種風險，比如普通民眾會認為你的觀點聽來非常愚蠢，或者你小心謹慎選擇的措辭被媒體操弄，讓公眾誤解成截然不同的意思。
當然有些人會站出來發聲，但除了重大例外，這些人往往觀點極端，且對現代經濟學最優秀成果全無耐心加以研讀。其中有一部分人過於崇拜某些正統觀點，對任何與之不相符的事實視而不見，像唸咒語般地反覆宣揚舊的思想，即使這些思想早已被證偽。另外一部分人則對主流經濟學不屑一顧，當然有些時候這是主流經濟學應得的；但這通常意味着鄙視主流經濟學的人不太可能代表當今經濟學最傑出的研究。
我們的感覺是，最好的經濟學往往是最不刺耳的。世界充滿着複雜和不確定，經濟學家必須與民眾分享的最寶貴的東西往往不是他們的結論，而是他們為了得出結論而選擇的道路——他們所知道的事實，他們解釋這些事實的方式，他們採取的推理步驟，他們仍然不確定的其他信息。這是因為經濟學家不是物理學家那種意義上的科學家，他們往往無法給出絕對意義上的確定性。
看過喜劇《生活大爆炸》的人都知道物理學家瞧不起工程師。物理學家思考深奧的理論，而工程師則擺弄各種材料，試圖在現實中證明這些理論（至少在這部劇裏是這樣呈現的）。假如有一部調侃經濟學家的電視劇，我們懷疑經濟學家的地位會比工程師還要低上好幾等，或者頂多也就和製造火箭的工程師相當。
與工程師（或者至少是《生活大爆炸》裏的那些人）不同，我們沒法依靠物理學家來準確地告訴我們火箭脱離地球引力需要的條件。經濟學家更像是水管工，我們將基於科學的直覺、基於經驗的猜測，以及一連串純粹的反覆試錯結合起來以解決問題。
這意味着經濟學家經常會犯錯。毫無疑問，我們在這本書中也會犯很多錯誤。不僅是預測增長率這種本身就毫無希望的動作，還有一些更有限的問題，比如徵收碳税對氣候變化有多大幫助，如果大幅提高税收對首席執行官的薪水有何影響，或者全民基本收入（UBI）會對就業結構產生什麼影響。
但經濟學家並不是唯一犯錯誤的人，每個人都會犯錯誤。犯錯誤並不危險，危險的是過於迷信某個人的觀點而置基本的事實於不顧。為了取得進步，我們必須不斷迴歸事實，承認我們的錯誤，並繼續前進。
除此之外，我們周圍有很多好的經濟學。好的經濟學從一些令人不安的現實入手，根據我們已經瞭解的人類行為和其他理論進行推測，利用數據來測試這些推測，根據新掌握的一系列現實來改進（或徹底地改變）自己的“進攻線路”，並最終在好運的加持下得到一個解決方案。
從這方面來看，我們的工作也很像醫學研究。經濟學家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和這本書中講述的情形非常相像。就像在醫學領域一樣，我們永遠不能確定我們已經掌握了真理。我們只是對一個答案有足夠的信心並將之付諸實踐，同時心裏清楚實踐之後可能不得不改變主意。和醫學一樣，基礎科學的完成和核心思想的建立，並不意味着我們的工作結束，在現實世界中實現這個想法也是我們工作的開端。
在某個層面上，大家可以將《好的經濟學》看作一份經濟學研究的“戰場報告”：當今最優秀的經濟學向我們指出現今社會正在努力解決的根本問題是什麼。我們在書中描述了當今最優秀的經濟學家是如何看待這個世界的，除了他們的結論，還有他們得出結論的思考過程，他們一直以來，都在試圖將現實和白日夢、勇敢的假設和可靠的結果、我們所希望的和我們所知道的區分開來。
重要的是，我們是在一個宏大的信念指引下投身這個項目之中，這個信念就是人類的願望以及美好生活的根源。也許經濟學家眼中的美好生活離不開金錢和物質，而我們所有人想要擁有的充實的生活，遠遠不止這些，它還包括：社會的尊重，家人和朋友的慰藉，尊嚴、輕鬆和愉悦。
只將重點放在收入上，不僅是一條便利的捷徑，還提供了一幅扭曲現實的鏡像，它會讓最聰明的經濟學家誤入歧途，讓政策制定者決策失誤，讓我們之中相當多的人都陷入不應有的困擾。
正因為對金錢或物質的執迷，讓我們如此之多的人相信整個世界正等着奪走我們的高薪工作；導致我們一門心思將重心放在讓西方國家重拾過去那段經濟快速增長的光輝歲月；使我們在同一時間對那些窮人的生存狀態也產生了深深的懷疑，並且害怕看到自己也淪落到和他們相同的境地。這個同樣的原因，也使得經濟增長與地球生態之間的平衡看起來更加嚴峻。
更有效的對話必須首先承認人類對尊嚴和人際交往的深切渴望，不要把它當作一種干擾，而是將其視為一種更好地理解彼此的方式，把我們從看似棘手的對立中解放出來。我們在本書中將證明，將人的尊嚴重新放在中心位置，會引發對經濟發展的優先事項與該怎樣關懷社會成員的深刻反思，尤其是在他們急需幫助的時候。
我們將在本書中討論的任何一個問題，或者也可能是所有的問題，你都可能會得出與我們不同的結論。我們並不希望説服你條件反射性地認同我們，而是希望你採用我們的部分方法，對我們的一部分希望和恐懼感同身受。也許到最後，我們會真正地與彼此交談。
（本文整理自：2019諾獎得主、《貧窮的本質》作者阿比吉特·班納吉、埃絲特·迪弗洛最新力作《好的經濟學》作者自序。原標題：“讓經濟學再次偉大”。）
